蔣經國權力路上的政治特質

2020年2月，蔣經國私人日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在台灣，懷念他的百姓，感念寶島在其領導下，安然度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至今屹立不搖，特別是他在七○年代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邁向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工程，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對他懷有敵意者，視其為早年台灣「白色恐怖」主使者與執行者，主導情治工作，以國家安全之名，行破壞民主與人權之實，並要他為重大政治案件負起責任。海峽另一端的中國大陸，在過去一段時間民間輿論也曾出現一股「蔣經國熱」，小蔣在台灣的治理經驗是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的一面鏡子，頗引起討論與關注。

本書作者林孝庭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經國私人日記、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揭示七○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本書以十個章節的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

【精彩書摘】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之途，時間上可約略以一九七○年前後、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出現劇烈變化之際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全球冷戰的邊界穿越了台灣海峽，把台灣劃入「自由世界」陣營裡；拜東、西方冷戰對抗之賜，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基本上獲得以美國為首全球反共陣營的支持與認可。外交上，國府退守海島一隅，卻得以維持著「聯合國五強」的虛幻表象；內政上，在強人體制運作下，蔣介石把中國傳統「皇朝經驗」與「家天下」概念，由大陸帶到海島來，有限度的民主機制運作，僅是維持「自由中國」所需的點綴品。這段時期蔣經國在父親的庇蔭與栽培下，得以在國安情報、大陸工作、退除役官兵輔導、外交與國防等各領域獲得歷練，甚至被允許有出差錯的空間，一九五七年「劉自然事件」與六○年代初期屢試屢敗的敵後工作，即是鮮明的例子。

到了七○年代之後，情況出現了大逆轉。華府與北京所發表的《上海公報》，把台灣視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而在本質上卻已隱然否定「台北代表全中國」此一命題，美政府逐步放棄國府並改承認北京，成為既定目標。就在此時，蔣經國取代老邁的父親開始主導國政，不論內政或外交，他主政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二十年截然不同的景象，面對內外艱困挑戰，不論蔣經國本人喜歡與否，他在心態上與實際作為進行大幅度調整，不但迫切而且必要。

對於一位成長且受惠於黨國威權體制的政治人物而言，蔣經國主政後在心理與決策上的轉折，注定是一段苦澀的經歷。吾人無法全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君不見古今中外多少獨裁或者威權統治者，因無法適應內外局勢轉變，而進行必要之轉型，最終走向被推翻或者自我毀滅之路。那麼蔣經國的政治性格從何而來，又如何轉變？耶魯大學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曾評論，蔣介石領導北伐完成國家初步統一，率領軍民進行八年對日艱苦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在他一生中各個時期，他總是必須不斷說服自己「我本人就是中國」（Chiang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he was China），若非如此，在國家遭逢內憂外患、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他恐怕難以撐到最後一刻。文安立認為老蔣在這方面政治性格的展現，與二次大戰領導「自由法國運動」對抗納粹德軍的戴高樂，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或可解釋，蔣介石縱橫馳騁於中國政壇沙場數十載，在黯然敗退來到台灣彈丸之地後，心態上仍將自己視為至高無上領袖，擁有最尊貴的威望與最絕對的權力，無法容忍任何人挑戰其地位，遑論實踐民主化。

然而，蔣經國雖貴為「太子」，卻毫無父親在大陸時期各種顯赫的黨政軍經歷，來台之後甚至無法與推行土地改革有功、深受台灣本省人愛戴的陳誠相比。儘管權力之路上有蔣介石庇蔭，然他不但無法將父親身上的威望全盤吸收，直接轉化為個人的政治養分，其特殊身分反倒是一種累贅，讓他不時成為海內外政敵與外國政府攻擊的人形箭靶，動輒得咎，加諸於其身上的名號，從「潛在的獨裁者」、「台灣人的劊子手」到「阿里山之虎」，無奇不有。小蔣自己也很清楚他所面臨的難題，一九五八年農曆過年前在一封給父親的家書裡，他寫道：「今日所處環境為大人所深知，恐難分大人之憂勞，而適成大人之累贅，且彼輩以『家天下』一詞眩惑視聽、鼓動暗潮者，已有相當影響，更恐以兒而累及大人之盛望。」他稟告父親，此時如退避政治上應負的責任，良心將感到不安，然如參與其中，則心中苦痛，「反覆思維，真不知如何自處？」 小蔣的日記內容也顯示，七○年代接任閣揆之前，在國民黨內講究排序論輩的官僚體制下，他不但在各項重要議題上須聽命於蔣介石最終的裁決，還不時受制於父執輩黨國大老們的意見，遑論隨時要面對黨、政、軍不同派系人馬、「黨外」人士、以及包括美國與對岸中共等境外勢力對他明批暗鬥，令他內心痛苦萬分。

台灣時期陳誠與蔣經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未曾歇止，陳誠多次在公開場合嚴厲批評小蔣所負責的軍隊政工、救國團與國安情報業務，讓小蔣恨得牙癢癢，私下把父親的二把手視為「做人不應當這樣做」的反面教材。 兩人之間乃至兩派人馬彼此的衝突與矛盾，在一九五四年陳誠被選為副總統之後，出現一波高峰，陳在海內外普遍被視為六年後蔣介石的接班人，小蔣的政治行情則一度被嚴重看扁，令其追隨者焦慮萬分。雙方的權鬥在一九六○年老蔣準備打破憲法規定競選三連任前後，達到最高點，此後情況依然鮮有改善。一九六二年夏天，老蔣因身體出狀況臥病在床時，最放不下的仍是兒子與副手的不睦：「昨發熱至卅九度二時，乃覺生死莫卜，對國對民未盡職責，最感不安外，對政府之處理，甚望辭修與經國能為我之容忍，彼此互諒互助，徹底合作，亦能為我與他二人者，則余之反攻復國事業，仍可繼續完成也。」 直到翌年秋天陳誠因肝病惡化辭去行政院長兼職後，彼此之間的權力槓桿才明顯傾向於小蔣這一端。

早年在中國與蘇聯的生活與學習經驗，讓蔣經國成了傳統儒家文化與馬列社會主義的怪異綜合體。成年後他回到中國，開始學習擁抱三民主義與黨國體制，對於西方民主、法治與人權等概念，似乎也僅是一知半解，這樣一種特質，加上一九四九年後權力接班過程中，同時面對具有無上威嚴的父親，以及來自黨內黨外諸多挑戰，讓小蔣必須在黨國教條主義與意識型態，以及以「績效」為取向的實用主義，兩端之間求取平衡；而在政治性格上所展現出來的，則是彈性、務實與技巧。在信奉黨國與反共教條之餘，他也相信為了顧及國家利益與達到最後目的，必須注重現實，不可偏向理論與各種抽象的想法，甚至自責在處理大事時「不夠現實」，提醒自己「今天不是講道義的時代，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世界。」 微妙的是，小蔣此種意識型態與務實傾向相互鎔鑄的政治特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讓海內外觀察家視他為一號「謎樣人物」，令人難測。且看一九六八年秋天美國務院一份機密備忘錄，是如何描繪蔣經國：

圍繞著蔣經國的爭議總是不斷地發生，他可以同時被視為一名「共產黨員」（communist）、「親共人物」（pro-communist）或者「狂熱反共者」（fanatically anti-communist）；他在組織策略上可以採納蘇聯共產黨極具效率的手腕，而不必然被劃歸為「親蘇份子」；他可以利用完全不符合「民主」概念的手段來處理內政事務，而不必然被貼上「反民主」標籤。他可能而且可以同時展現「親蘇」與「反蘇」，或者「親美」與「反美」。他深知中華民國在軍事、經濟與外交上倚賴美國援助甚深，然而他又和父親蔣介石一樣，對於美國不願真心支持反攻大陸而感到不快。他內心深處對美國有諸多怨言，但同時卻能夠和許多美政府要員，維持真誠友誼。

因為務實，所以往往呈現出多重樣貌；因為走實用主義，所以可以暫時擱置意識型態的堅持，調整內外政策與步伐。這讓台灣時期的蔣經國同時經歷著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不同業務；他可以同時處理台灣與美國、亞洲各鄰邦乃至敵對陣營蘇聯之間相關事務，在主導對抗中共的敵後工作之餘，也可以涉及兩岸之間似有若無的秘密接觸。依照此種邏輯，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治理格局，到了蔣經國當家、風起雲湧的七○年代，本土化政治工程、民主化運動、各項重大經濟建設，乃至八○年代兩岸關係的融冰，皆成為他口袋裡的可能選項。

吾人必須理解，遷台初期蔣經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今日實大不相同；直到九○年代全球冷戰結束之前，民主、自由與人權等觀念在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角落，仍未形成普世價值。當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相互對峙之時，雙方各自陣營裡在意識型態與外交路線上所反映出來的「政治正確」，往往更勝於盟邦內部究竟是否推行民主或者在乎人權；一九五七年初，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掌握一份情報，顯示過去一年來約有一百三十名政治犯遭國府當局處決，另有七百九十五名遭監禁，美方內部評估後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此一數字屬於正常」（the figures are “normal” for the situation）。 這或許可以解釋，當蔣經國以台灣安全為最優先考量來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時，同時又無從參照今日普世價值的條件情況下，他發自內心真正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當吾人回顧與評價過往歷史時，如何避免以今日之價值觀，想當然耳般地投射到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時空情境，確實值得進一步深思。

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在美國協防的保護傘下，成為亞太地區對抗共產黨的前哨站，這使得蔣介石得以利用威權手段穩定對台治理，執政地位鮮少因內外挑戰而被撼動，也讓日後接班的蔣經國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儘管如此，當冷戰走向盡頭，而民主與法治逐漸成為核心價值時，已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啟民主化進程，著實需要一番智慧與勇氣。國府失去美國外交與軍事協防承諾之後，雖然在《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繼續得到來自華府有限度支持，但若無台灣自身經濟的耀眼發展與啟動政治革新，讓這塊土地的存在、成長與茁壯，在地球公民村的發展脈絡下依然有其價值，或許台灣早已被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那股懷有高度期待憧憬的巨大洪流所淹沒。直至今日，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屹立不搖，蔣經國【作者簡介】

林孝庭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主要論著有《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現代中國的民族邊界：西方之旅》（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等中、英文專著，以及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會議論文、百科全書詞條與書評等百餘篇的功勞無可抹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