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理想的中國：敬悼余英時先生（陳復）

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不幸於8月1日過世，享耆壽91歲。余先生一生從思想史的角度關注中華文化的重建議題，他中英文著作近60本，對海內外的華人知識分子影響甚鉅。他善於結合歐美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思想史議題，諸如拿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觀點來討論傳統儒釋道思想對明清商業發展帶來的正面效益，闡釋資本主義並不是必須的階段與三教無負於商業的觀點，寫出《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鉅著，其將韋伯的新教倫理轉換成儒釋道三教，藉此反駁馬克斯（Karl Marx）唯物史觀揭示歷史五大階段適用於全部人類的普遍規律，就發掘中國傳統與其原始經典所呈現的內在理路來說，余英時先生的確有巨大貢獻。

晚年，余英時先生寫出《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這本書，其引用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到的「軸心突破」這套說法，再借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社會進化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幾個關鍵發展階段，尤其針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突破，他視其天人關係的轉向起源於個人精神的覺醒和解放，尤其有一大群「士階層」對殷商時期的「巫傳統」構築的知識體系出現反動，從而產生思想的突破，關鍵在於將「道」替換掉本來巫者信奉的「神」，再將「心」的變化替換掉溝通天人的神秘機能，其軸心突破的關鍵在於拿「心學」取代「神學」，奠立中華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這著實是余先生替中華思想存在於世間的價值，提供的一大精神資產。

然而，終其一生，余英時先生帶著中國傳統的士人氣息，常在書齋中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後期則對於發生在台灣或香港的各種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現對抗中共的聲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場都不是從憲政秩序的角度出發來檢視公民肩負的權利與義務，從中檢視自由的深度與限度，而只是基於對中共政權的刻板印象出發，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現象，儘管他說自己對於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這些時論從未自我檢視是否具有政治學的理論依據，只是憑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胸懷，就發出巨人般的聲量，且往往激起學術圈的千堆雪，進而產生撼動政局的能量，甚至大陸人社學者都常對他表示支持，藉此指桑罵槐，其間的心理與效益，正印證著他畢生關注的反智主義現象。

總結余英時先生的論學與議政，敝人有兩點看法：其一，就論學層面而言，余先生結合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歷史，別開史學探討的生面，雖然依舊不脫乾嘉考據學的遺風，但已屬文史學術極上乘的表現，但他未曾運用自己豐厚的傳統素養展開理論的創發與架構，從而引領史學研究前行，並拓展出華人自身的本土社會科學，這實屬一大遺憾。其二，就論政層面而言，余英時先生從六四事件後，就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未曾認識到其正在往回歸中華文化的路上大幅調整，更拒絕從中西文明正面臨衝突的視野中，給予建設性的忠告。任何討論如果只是帶著敵意來批評，不可能促成任何深層改變。余英時先生已完成他的人生，但如何從思想與學術層面開創出他理想的中國，這尚有賴後人來持續耕耘。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