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舉人梁啟超拜師秀才康有為

梁啟超不拘科名高低，與康有為竟日長談，認定康有為學深識高，執弟子禮而拜師，即著名的「舉人倒拜秀才」。

廣東新會農家子弟梁啟超（1873-1929），17歲鄉試中式，正副考官爭著為家中閨秀招婿，一時少年春風。年長十五歲的康有為（1858-1927），此時還是老秀才，四入舉場不售，一次因狂名被黜，三次因文采不足落榜。

秀才、舉人主要考文采詞章，重點不在見識義理，故以義理見長的康有為很吃虧。梁啟超不拘科名高低，與康有為竟日長談，認定康有為學深識高，執弟子禮而拜師，即著名的「舉人倒拜秀才」。後康有為中了舉人，1895年師徒攜手入京會試，演出那場名垂青史的「公車上書」。

康梁走上政治舞台

清代會試向設四位總裁，每人平均握持錄取名額，零餘為公用機動，相沿數百年之慣例。1895年乙未會試，主考官徐桐（1820-1900），副考官啟秀、李文田、唐景崇。第一場由探花出身的李文田（1834-1895）出題，內容為西北地理學，取自《西遊記》。滿場考生皆不知出處，惟梁啟超條對甚詳。李文田細閱梁卷，十分滿意，但不知此為何人，想要錄入，手上名額已滿，於是邀唐景崇一起去見徐桐，求撥機動名額。但第二場考經義，梁啟超在卷中認為唐人孔穎達（574-648）的注疏多值商榷，徐桐十分嫌惡，認為桀傲悖逆，少繩失範，不肯撥調公用名額錄取。李文田不敢相爭，唐景崇則提議從自己名額中裁去一人，轉錄梁啟超。

本來，唐景崇的提議已得通過，五鼓漏盡之時，徐桐致書唐景崇，用詞甚嚴：「頃所見粵東卷文字甚背繩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鄉，不避嫌。」唐景崇無奈，將徐桐之書出示李文田，李文田（廣東順德人）默然無語，抽出梁啟超卷子，尾處批下唐人張籍名聯：「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梁啟超後創辦《時務報》，痛詆科舉，意見與諸多科舉出身者相左。談及這次會試被黜，有人認為梁啟超牽引古義，過於勉強，且有逆尊之語，就該按例擯黜不錄，沒什麼可抱怨。

乙未會試，康有為倒是一考即中。進士考策問，重在認識、貴在辨析，擅長分析事理的康有為因而得中。錄取康有為的伯樂，也是李文田。康有為中進士後，立授工部主事，因參與維新，未到職。也有人說康有為廷試後未得館選，漸萌異志鼓吹維新云云。同科進士、吏部主事、御史胡思敬（1869-1922）：

康有為自以才名在文（廷式）、張（謇）上，乙未（1895）舉進士，昂然望大魁（狀元）。榜發，竟不得入翰林，於是抑鬱牢愁，百計簧鼓，未幾而有戊戌政變。

指說康有為進士及第後，殿試翹望狀元，直入中樞翰林，因未入翰林，所以才發動維新運動。這當然是胡思敬一己推測，將偌大戊戌政變歸為康有為的不滿發洩。無論如何，正是這次乙未會試將康梁師徒送上政治舞台，徐徐拉開維新運動大幕。

梁啟超十歲應童子試即獲神童之名，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23歲與老師康有為掀聳公車上書，1898年「百日維新」，名滿天下。不過，據學者統計，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後凡「十變」，重大轉變計三次。這在一向尊崇「從一而終」的中國，譏多讚少，落下詬病：「流質易變」。

梁漱溟〈紀念梁啟超先生〉：「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1934年2月2-6日《申報‧自由談》，〈梁任公在湖南》〉一文尾處：「說起來真可笑。『戊戌』前後，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後，梁任公又舊了；『五四』前後，梁任公「跟著後生跑」，還趕不上；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真有點捉弄人。」

甲午至戊戌時期（1894-1898），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以老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張本，托古改制，搖撼舊法，倡平等、主民權，籲立憲，維新派赫赫大頭領。

準備放棄保皇立場

梁啟超第一次重大轉變於戊戌政變次年，即戊戌至癸卯（1898-1903）亡命東瀛時期。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留徒梁啟超、韓文舉（1864-1944）等人於日本，在橫濱發行旬刊《清議報》。是年春夏間，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1855-1932）於早稻田私邸宴請孫中山（1866-1925）、陳少白（1869-1934）、梁啟超等，特為孫梁二人介紹，欲聯合孫康二派，共任國是。

梁啟超與孫中山一番接談，傾倒孫論，相見恨晚。此後，梁啟超等人與孫中山、陳少白、楊衢雲（1861-1901）等時相往還，「一時孫康合作之聲，轟傳於東京橫濱之間。」梁啟超在日本與孫中山交往密切，漸有贊成革命之意，認識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無進步之望矣」（〈致康有為書〉1902年5月），準備放棄保皇立場，撮合孫康兩黨合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