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奪感彌漫的資本主義未來

資本主義的世襲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失，產生一群弱勢的被剝奪者，主要體現在受限的社會權與工作新貧族（new working poor）或新無產階級。被剝奪者的反擊的方式之一就是社會抗議，抗議的議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所得分配不均、低薪，以及高房價等。本座談會由朱雲鵬教授主持策劃，在公與義的角度關懷弱勢與被剝奪者，集結長期關注學者專家對話與共商。

前言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去年基金會出版《承擔與試煉》，曾序言「世界怎麼了？」身處變動世界的每個人，面臨氣候變遷劇烈、貧富差距擴大、科技日新月異下的產業轉型，以及分崩離析的政治氛圍。近四十年來，世界在自由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走向，貿易自由化下的發展，而今全球化的表象，多國內部政府的重分配角色被削弱，所得稅率大幅降低，趨勢的演進已見生產力成長減緩、金融衝擊持續惡化、不平等差距環生等重大的問題，有智之士反思四起。這些問題範圍很大，很多國外大學已開課研究逐個議題。

在台灣，類似的問題和困難也陸續產生。低薪和房價，是年輕人心中的痛，未來財政的負擔和退休制度的可能破產，是他們心中所懼。人才培育面臨「學用落差」、「供需失衡」等問題，有待教育改革人才晉用。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關係著就業與產業結構轉型，以及財稅政策的平衡。資本主義面對社會分歧應當如何重塑，需要整合、對話及思索因應對策。

基金會公與義議題創始發起人朱雲鵬教授，長期關注所得分配與世代公平、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平衡。自早年於民國七十七年與陳昭南教授即合寫〈台灣所得分配變動趨勢的分析〉，探究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強調建立公平、合理、開放、競爭的經濟社會。三十多年來始終致力發展與分配的取捨平衡，首倡綠色國民所得。本座談會由朱雲鵬教授主持策劃，在公與義的角度關懷弱勢與被剝奪者，集結長期關注學者專家對話與共商。

被剝奪的反撲 反全球化運動的根源

朱雲鵬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系列召集人、台北醫學大學暨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反全球化肆虐崛起

在一九七Ｏ年代，我們無法想像未來全世界各地會爆發反全球化事件，當時我們只是認為有些國家的收入分配很不平均，例如巴西。然而，從一九八Ｏ年代以來，世界上有兩個趨勢在平行地進行，一個是全球化，另一個是所得分配不均度的提高。這兩股趨勢演進到現在，已產生重大的問題和反思。反全球化、反貧富差距的抗議在各地上演，而且愈來愈嚴重。從尾隨G二Ｏ會議的群眾抗議，到法國的黃背心，到各國反全球化民粹主義，展現許多人民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現狀而力求改變的心聲。

今年年初我出版了《中美貿易戰：一場沒有贏家的對決》這本書，書中指出，發生中美貿易戰的深層原因，在於一九八Ｏ年代開始崛起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同時發生的全球化趨勢，導致美國核心地帶（heartland）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惡化，甚至落入貧窮。針對美國貧富不均惡化的現象，美國總統參選人也相當重視。民主黨總統大選初選參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均提出抽富人稅。

改革稅制、房屋實價公開的吶喊

展望未來，針對縮減貧富不均，各學派的提議中；第一，應對資本交易課稅，一般叫做托賓稅(Tobin Tax）。第二，應提高所得稅。第三，目前國際洗錢條例之實施將掃蕩「免稅天堂」，或許可趁機簽訂提高所得/財富稅的國際協議。但在川普時代不可能同意。第四，在台灣也應走向實施實價公開，並實施超額房地產（依市價估算）持有稅。

希望新增收入能夠用於，提供都會區合理價格的公共住宅、補貼職業、技能訓練、改善低薪以及改善偏鄉教育。關於福利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丹麥學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在一九九Ｏ年(GostaEsping-Andersen)出版名著《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此書只有描述歐美，不涉及亞洲。當時德國跟歐洲南部的老年人、窮人照顧是靠家庭，美國、英國是靠市場，北歐是靠政府。此書主張要靠政府。但是後來北歐也發現，政府負擔生活照顧會有龐大的財源難題，所以需要改革，否則會破產。

年金改革改制 確定提撥 市場補長照不足

對台灣而言，年輕人的負擔會愈來愈重，需有年金改革，未來需從確定給付改為確定提撥，基金收益率需提高。針對老人照護問題，應善用市場機制補足長照之不足，尊重家庭選擇，不能貿然實施社會主義的長照。長照保險如果要實施的話，我個人主張符合失能標準時，給付應當是現金，由當事人或監護人決定是聘外籍看護、或是送機構、或是聘居家看護等，不能由政府人員決定要給哪種服務。可以鼓勵用本勞，但那是給額外誘因，絕對不能掩耳盜鈴，把目前長照的主力部隊—外籍看護排除在外。最後，必須重視人口危機，否則將步入日本的困境。

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窘境

林建甫教授（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

世襲資本主義的缺陷與詬病

二ＯＯ八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寫出《二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世襲的資本主義，具有重大的缺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他建議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資本持有稅。皮凱堤的書催生美國在二Ｏ一Ｏ年通過｢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簡稱｢肥咖條款｣，該條款要求全球金融機構向美國通報美國人海外帳戶資料。若不從，該銀行的美國來源所得，將就源扣繳三十%的懲罰稅率。此外，皮凱堤與其他學者出版二Ｏ一八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不均程度都在擴大，但速度快慢差異很大，這與各國的財稅制度及社會政策有明確關聯。

投資炒作 高房價 未落實漲價歸公

現今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與高房價問題相當嚴重。首先，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擴大，但是主計處的五等分位計算方式已難以反映所得分配的變化，必須在報告中增列十等分位，才能呈現真相。此外，用薪資所得來檢視所得分配情形其實有限，富人主要是靠資本所得、股票、租金收入等快速累積財富。其次，台灣的高房價問題相當嚴重。高房價的原因如下：第一，漲價歸公，沒有落實。第二，低持有成本、低交易成本。第三，投資客炒作。

規劃公共住宅須透明嚴格 新加坡是典範

解決高房價問題的建議如下：觀念上要強調居住正義；租稅上要提高持有成本、交易成本；政策上要推動社會住宅；建案上要做市場區隔，區分豪宅和普通宅，豪宅讓海內外有錢人珍藏，普通宅讓一般人民買得起。普通宅應放寬容積率、減少公設、建材一般化。全世界住房政策做得最好的國家是新加坡，現在已有約八二%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宅(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比例可謂世界第一，其特點為：一、HDB是出售九九年的租賃權；二、HDB的預售制度保障年輕人；三、首次購屋政府補貼二至三成；四、外地人跟房東同住；五、住商分離且生活便利。新加坡的豪宅價格隨市場波動，但是公宅價格受政府嚴格控制，公宅也會漲，可是政府的補貼也很多。最後，政府應做到房價透明、實價登錄到門牌地號，並且改革租稅政策。例如，不同地區給予差別稅率，熱門及擁擠的地區課較高稅率，郊區及人口稀少的地區則降低稅率。

追求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發展

李碧涵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失

一九八Ｏ年代，英國柴契爾政府與美國雷根政府共同提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策略（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trategy），造成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改變，但也出現負面影響：第一，貧富差距擴大：自一九八Ｏ年代各國政府採取供給面發展策略，提供企業減稅、免稅，及友善投資環境（尤其是低利融資、出口補貼或獎勵企業雇人）。此舉侵蝕國家稅基，政府只好向人民增稅，但企業藏富，未分配盈餘增加，卻又低薪雇用員工，造成勞資不對等分配。第二，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盛行：各國政府開放銀行與投資公司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但政府未加以監督，這些高風險、高獲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推高高所得者之獲利。第三，經濟不穩定（economic instability）：各國不斷開放市場，尤其金融市場自由化後，熱錢不斷攻擊各國股匯市和進入房地產。造成金融危機不斷和經濟不穩定，企業不願增加或長期聘雇員工，失業率居高不下，非典型就業劇增。

被剝奪者的形成

在世界和台灣，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而產生的被剝奪者，主要體現在受限的社會權與工作新貧族（new working poor）或新無產階級。被剝奪者的反擊的方式之一就是社會抗議。一九九Ｏ年代迄今，全球反新自由主義不公不義的抗議行動風起雲湧。抗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造成剝削勞工與失業、貧窮、社會不平等、政商勾結，以及環境破壞等諸多重大問題。

改革重在經濟成長雨露均霑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可以從三方面加以改革：第一，經濟成長的果實要具有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全民雨露均霑、社會共同分享，而非只是少數人高度獲利而已。第二，經濟成長要能創造就業並解決失業問題，而非失業型復甦（jobless growth）。第三，經濟成長是要全面且持續性的，而非只是由金融資本主義所帶動的短期不穩定成長。各國政府應有的改革內容包括：一、監管過度的市場化，穩定經濟和社會，維護勞工的工作權並提供社會保障。二、提供公共財（教育和健保等），促成資源和機會均等。三、所得重分配，實行累進所得稅率以達賦稅公平。四、各國必須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社會權，開放市場的同時也要平衡社會發展，才能達成資本主義的永續發展。

時代所趨 國家轉型 教育技能 法規必要

陳添枝教授（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由低薪的本質談起

今天談低薪的本質、人工智慧的衝擊，以及解決對策。

所得分配不均日益嚴重，全球皆然，主因有二：第一，薪資(勞力)所得相對資本所得的變少。富豪大都靠資本賺錢而非靠勞力，其財產累積速度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累積。第二，薪資所得本身分配的不均。高薪資的人數減少，但其薪資占比卻越來越高；低薪資的人數增加，但其薪資占比卻越來越少，形成中產階級萎縮。簡言之，這是薪資的庸俗化。

技術變遷 生產全球化 挑戰加劇

薪資的庸俗化起因於技術的變遷和生產的全球化，而技術的變遷主要呈現在大量生產上。大量生產跟全球化的關係，會讓一般傳統的工作技能，在市場上的價值越來越低，形成薪資或技能的庸俗化。技能庸俗化後，勞工的薪資都趨近於純勞力的報酬，只足以活口(subsistence wage)。在全球化下，移動能力較強的人有較大的談判權。資本的移動力高於勞工，而勞工中技能越高者移動力越強。全球化使高低技能的報酬差距擴大。一旦勞工要求較高酬勞，企業家可以選擇到較低工資的國家設廠，資本的移動使各國的庸俗化技能報酬都向下沉淪(race to the bottom)，而且各國報酬趨於均等。

高技術與低技術的優劣 勢態轉變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時代的來臨，薪資不均的問題會改善嗎? 還是會惡化?人工智慧將取代某些工作，但也激發技能的轉型。AI現在可以進行醫療診斷、法律諮詢、財務顧問等，所以相關服務的技能可能庸俗化。AI也使得服務業的全球化生產變得可能，將造成服務業技能或辦公室工作的報酬減少。但AI有助於翻轉大量生產的趨勢，產品的差異化和客製化的需求增加，生產端可以和消費端更貼近，小眾市場的機會增加。AI也降低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大型企業的優勢喪失(大資本的優勢喪失)，人們可以選擇為自己工作(自雇)，或為多個雇主工作。在製造業中，機器和高技術勞工的互補性較高，和低技術勞工的互補性較低，因此機器的導入使薪資分配惡化。AI正相反，AI的導入有利於低技術勞工，不利於高技術勞工(professionals)，因此可以改善薪資分配。

新時代數據應用與法規俱進 教育與學習養成

解決低薪問題的建議如下：首先，教育體系應教導學生謀生技能。有價值的技能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的訓練和養成，而且可能須和企業結合。其次，政府提供機會，讓技能被取代而失去營生能力者，獲得社會救助和重新學習的機會。第三，思惟轉型，未來應加強知識累積與鼓勵小型和個人化的生產。第四，稅制改革，固定資產(如房地產)持有的多寡影響所得分配很大，應重新思考財產課稅vs.所得課稅。第五，政府與民企法規應與時俱進，應速建立數據管理和應用的相關法制，並防止壟斷數據的廠商(平台)剝削勞工。

新國際經濟情勢下 台灣產業前景

史欽泰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

首先，產業在全球化下要追求最有效的供應鏈，全球佈局最有效的生產方式。因中美貿易戰爭，迫使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重組不只大傾軋，小交惡也能影響，比如日韓交惡，很多供應鏈立刻受影響。再則，機器的可自行學習，包括資料處理及運算，將長遠影響所有的產業，我叫它大解構，原產業解構變成新產業組合。產業鏈重組，生態系創新，供應商、產業、需求面的上下游生態系進行跨域整合。以前的產業鏈訴求降低生產成本、提升效率，如今，產業鏈不再只以生產者的價格、成本、效率為優先，新價值必須滿足提供對象，必須幫消費者做到有效結合。

餅做大牽涉分配加減乘除 人工智慧是機會考驗

未來，產業勢必面臨創新轉換的課題。然面對人工智慧應用趨勢，要怎麼去看產業?答案是跟進，把餅做大。可是餅不是隨便就會做大，牽涉到分配問題。分配很難且不一定公平，如家產既要分家又追求擴充，這涉及科技產業的全球布局及管理中的加減乘除，加倍效益，創新競爭，如何加，是否減，怎麼乘，除最難。

再談人工智慧提供產業的新機會。第一，營運效率大提昇。第二，服務模式大創新：AI能快速蒐集大量資訊掌握消費者行為。第三，產業競爭大翻轉。台灣工廠製造的精確data，產品、設備、組裝、生產過程，是獨特珍貴掌握的資訊。資訊將廠房裡就各種不同sensor，蒐集再加應用AI，應是台灣ＡI市場的獨有機會。此外，運用AI大數據，生產、資料檢測、與經營判斷的整合，可推動台灣與世界一流的醫療與農業技術並進，並可結合IOT網際網路延伸，發展精準醫療、智慧農業。要注意的是，智慧醫療必須要用到很多sensor，資料蒐集牽涉信任累進與分際，需考量安全與隱私。

政府協助跨域布局轉型 教育、產業思維演進

最後，新科技發展對產業的影響，要考慮就業問題。應關心如何培力與迎接新的工作，科技效力提升，需要的人才與知識會不同於以往。台灣將來最關鍵的是提升服務業附加價值。台灣較幸運的是有強而有力的核心科技叫做半導體，產業不管怎麼變，預測半導體需求將持續成長。簡單總結，必須打造硬體為基礎的新科技服務，創新服務，注意跨領域的異業結盟。要有長期思維，從觀念、教育、產業結構的改變，進而在制度、立法上細密的轉軌，需要跨界、跨國、政府跟民間的合作。它是一個多領域的，創造價值不是只講求效率。Investing human resource 運用科技解決人類與自然的未來，而不是為了科技而科技。

減輕文憑主義 淺談學以致用

葛自祥校長（龍華科技大學校長）

少子化必須面對 學用落差、升學主義

少子化下欲維持GDP不變有兩個方法，一是檢討移民政策，引入境外人力。二是產業升級，提高產能，讓機器取代人力，史教授提到發展AI、IOT技術，將產能效能提升是可行的。但提升效能的實務人才在哪？專業人力培訓要跟上時代需求，同時投資人資單位。

實務人才培育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產業界經常抱怨畢業生實作能力差，學校所學與業界需求明顯有落差。第二，專科普遍升格為大學有其需要，但是，升格條件太偏重於論文數等學術性指標，導致技職學術化發展，而與產業需求漸行漸遠。第三，大學窄門變寬及升學主義導向。

務實人才培育 避免產學脫節 龍華經驗

問題發生後如何改進，今就龍華經驗，提出對學校、政府，及社會的具體建議。首要檢討學校，學校必須有明確定位、建立自信。例如龍華科大是一所定位為培養實務人才的應用型大學，重心不在學術論文產量，而是培育企業樂用的人才，以及幫企業解決實務問題。要達成這樣的教育目標，師資的實務能力必須不斷加強。老師必須具有產學合作的能力，確保教學內容不與產業脫節。現技職教育法要求老師每任教六年要到業界研習或服務半年，避免與產業脫節，亦是這樣的精神。此外，課程也是關鍵，課程架構應思考學生畢業後就業所需要的能力、知識與技能，以學生就業競爭力提升為主要考量。學校的實訓設施，亦應得趕得上產業的現況與需求。更重要的是制度面，如龍華要求老師升等時必須達成產學績效門檻，如未達成，即使年產百篇SCI或SSCI論文，亦不能提出升等。總之，師資、課程、設施、制度，都要與學校的定位及教育目標一致。

破社會價值觀框柩 政策引導 培育適性發展

給政府的建議：第一，應投入更多資源於技職教育。第二，政府應以政策引導，使技職校院科系設置與產業人才需求呼應。第三，應創造誘因吸引企業與學校共同培養人才，建議由政府審核適宜企業，給予稅賦優惠、融資優惠等配套，吸引企業願意一起與學校合作培訓學生。第四，建構跨部會合作平台，加速產教融合。第五，加強行銷技職體系。

對社會有四個建議：第一，減輕文憑主義，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第二，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第三，產業應協助培育所需人才，而非將實習生視為替代勞力。第四，媒體應多關心技職教育。

解析財稅政策 所得分配再思考

曾巨威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講座教授）

今從財稅角度來談所得分配不均的解決，包括三個部分：國際資本移動下的資本課稅限制、改善低薪，以及「勞動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

全球化下海外逃漏稅與「肥咖條款」的故事

全球化下無法避免國際資本移動，因此，政府必須做兩件事：第一，防止稅基侵蝕，因為國際資本流動可能逃避政府課稅，產生課稅不公平，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第二，進行結構性稅制改革。國外已制訂國際性協議防堵國際資本逃漏稅，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制定「共同申報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CRS呼籲各國家從其金融機構獲取信息，並與其他國家每年進行信息交換。此外，美國的「肥咖條款」亦防堵美國公民利用海外帳戶逃漏稅。台灣也有與國際接軌的因應措施，財政部於二Ｏ一七年發佈「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並且修正稅捐稽徵法，政府可以提供民眾的課稅資料與相關國家做資訊交流，且不違反個人資訊保護法。

資本市場和政治權力從特權和企業所得的不平等加劇，肥貓薪水與紅利狂飆是犧牲企業投資、生產力成長代價所換得。資金本身的結構也可能產生課稅問題。資金的來源可分為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用錢賺錢，政府不易掌控；用人賺錢，較易掌控，以至於用錢賺錢的所得免稅，而以勞力賺取的薪資所得卻成為綜合所得稅之最大稅基，導致課稅不公平。然而，欲解決此不公平現象，若針對資本利得課稅，例如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房屋交易按實價課稅，會面臨到資金外流的問題，這叫做國際資本流動下所產生的對資本所得課稅的為難。對此，租稅結構改革應從更根本的制度跟結構面的改變來著力，建議對勞動與資本用雙元課稅，兩類所得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適度提高資本稅負，降低勞動稅負。

胡蘿蔔與棍子並行 改善低薪 提高實質工作誘因

改善低薪問題，建議建立租稅「獎懲並用」機制，包括延長加薪減稅期間、加薪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加薪減「保留盈餘稅」(若公司保留盈餘是為了加薪或實質投資，則不再加徵五％稅率)。除了設置獎勵加薪，也設置懲罰措施，不加薪就加稅。

台灣若要一勞永逸解決分配不均問題，應該要實施「勞動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EITC係利用納稅人每年申報的資料，只要符合標準，即可請領所得稅額的扣抵或補貼，其幫助的對象以「貧窮的工作家庭」為主。這套制度的基本的精神，乃幫助低薪者在不同的薪水階段，透過政府的協助讓他提高工作努力的誘因與實質工作報酬。

邁出社會福利政策的財源負擔

施世駿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普惠式的社會福利政策

台灣隨著所面臨之新、舊挑戰日益增加，社會福利政策不斷精進。以社會保險為例，台灣在一九五Ｏ年實施勞工保險，一九五八年創辦公務人員保險，勞保與公保是早期最主要的社會保險。台灣民主化之後，社會保險涵蓋面進一步擴張，一九九五年實施的全民健保是社會福利發展的里程碑，因為它是普惠式的保險。

政治考量下 福利擴張與財稅分配的糾葛

但是隨著社會福利的擴張，財稅的收支與分配卻呈現出不平衡。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加稅就是選票毒藥。因此，在財稅沒有增加太多的情況下，政府透過增加社會安全捐(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來支撐社會福利政策。舉例而言，我們的薪水單除了扣掉所得稅外，還會扣掉健保費、勞保費等，這些就是社會安全捐。依據我國勞工保險費率負擔比例，勞工負擔二成、企業主負擔七成，政府負擔一成。費率的結構設計看起來對勞工有利，可是對資方卻是沉重的負擔，因此社會保險實施上容易衍生問題。例如企業規避社會保險的負擔，在勞保部分採取高薪低報的方式；抑或壓低員工的本薪，將薪水加到紅利項目，藉此降低保費負擔。進一步而言，社會保險的財務結構，對於企業調整員工薪資結構形成非常大的制約，企業常以勞動成本逐年增加的理由抗拒調薪。

加增消費稅 改善社會福利財源

台灣在民主化後，社會安全捐大幅增加，但是賦稅收入佔整體GDP並沒有成長太多。這在稅負結構上有一個問題，即社會福利擴張的大部分成本是放在社會保險，尤其在勞保中企業已負擔七成金額。在金融全球化與台灣民主政治現實中，政府並不容易在政策上推動增稅。然而，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社會福利政策亟需改善與擴張，社會福利政策的資金來源將是一大難題。對此，我們可以參考日本的解決方法。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挽救日漸滑落的生育率，推出新一波社福政策，喊出「十六歲以下的小孩，國家幫你養」口號，政府除負擔學費、醫療費，每月家戶補助更超過一萬元日幣。但這樣大舉補助，財源從何而來？就是全民一起加增值稅(Value-Added Tax，VAT)，在日本稱作消費稅，是指提供商品和服務時所徵收的稅款，藉由增加消費稅來支付擴張的社會福利政策，此應是可行的解決對策。

迴響

陳添枝Q：年金改革是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的差異為何?

朱雲鵬A：「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DB）是現行退撫基金所採用，由員工在職時和政府共同提撥費用一同存入退撫基金，退休時再從基金支應退休金。「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DC）是現行勞工退休金及私校退撫離職儲金所採用，員工在職時就設立個人帳戶，雇主和員工每月提撥一定數額之費用至個人帳戶，交由管理單位運用收益再分配回個人帳戶，員工在退休時領取個人帳戶本金和孳息。

吳榮泉(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 Q：學者們都主張房地產的持有稅跟交易稅要提高，地價稅是地方的，中央稅是中央政府的，如何把稅的來源跟地方的財政結合在一起，解決方式為何？

林建甫A：稅的來源有中央稅與地方稅，例如近期財政部擬廢除印花稅，多數縣市憂心將衝擊地方財政。建議應思考比較公平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讓地方跟中央都能夠信服。

Q3：新加坡的公宅提供數量遠大於台灣，台灣是否能模仿新加坡大力推動社會公宅政策？

林建甫A：台灣不可能完全學新加坡，因為一個經濟體發展久了，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太大，很難貿然改變。但是，台灣的國民住宅仍可學習新加坡的一些特點，例如公宅提供九九年的租賃權、公平的抽籤過程、種族融合的居住區規劃等。

黃志遠(史丹福學術基金會會長)Q：假設柴契爾的自由主義未成功，英國維持原來的社會主義傾向，今天英國經濟會如何？

施世駿A：學界工作通常只能解釋事件發生原因，很難預測未來，我僅能說明她的改革政策是否達到所聲稱之目的。柴契爾的重要改革之一是年金改革，將「確定給付制」變成「確定提撥制」，並且實施「年金私有化」，結果英國的年金改革愈改愈混亂。我認為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健全制度反而更顯重要。

總結

朱雲鵬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系列召集人）

檢視資本主義的未來，幾位教授其實要強調一個觀念，不論是資本主義或是市場經濟，都存在其限制，有市場失敗時，還是需要政府出面適度補救。政府的功能不應該是全面的，但也不應該毫無作為，全部交給市場。

政府創造「隔離」市場 建立社會安全網

其次，關於未來的福利資本主義，政府至少在兩處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如果個別市場結果是不為一般人民所接受，政府可以自創另一「隔離」市場。例如，新加坡政府提供與管理的公共住宅是極佳示範。當然，其他國家不一定適用，因為其他國家可能有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需要。第二，政府必須在設立社會安全網時，進行重分配方面扮演要角。資本主義競賽結果，一定有人被遺落，成為弱勢者或被剝奪者。政府必須出面照顧民眾基本需求，包括社會安全、年金改革、勞保改革，以及產業轉型中對勞工的協助。

推動超額房地產持有稅 促進產業發展

但是政府扮演角色必須要有錢，不論曾教授、施教授都已經提出，台灣政府要加稅很困難。台灣的稅比北歐、日本、南韓都低很多，但我猜想台灣不可能再增加營業稅。至於企業負擔方面，現在有一個名稱叫做十八％，不是指軍公教十八％優存，而是雇用勞工要負擔的額外費用，包括勞退提撥六％、勞健保等是十二％，加起來就是十八％，這叫做新十八％。未來如果還要再增加企業的勞動成本，非常困難。所以，政府增加財源的方式，可以考慮推動超額房地產持有稅。政府有效提供協助促進產業發展，把餅做大，在做大的過程中，能夠得到正常的稅收。

加強競爭力 培養一技之長

知識與時代磨合，價值與思維要建立於學習與培力中。關於低薪問題，個人有兩點建議：第一，加強技職體系學生的英文與電腦能力。第二，培養一技之長。已故企業家溫世仁先生提出「最後一哩」觀念，倡導「畢業即就業」的技職教育改造工程。我們的教育，包括技職教育，缺乏的就是「最後一哩」，亦即學生沒有實際上可以被企業所需求、所重視的技能。因此，技職教育教學的架構及內涵必須能夠與企業求才、用才、育才的結構相銜接。當個人具備真正的技能時，沒有低薪問題。所以我們用「最後一哩」來期待所有年輕人能夠在教育的過程中，獲得基本素養與良好的職能訓練，進入職場迎接時代，創造自信與快樂人生。

承擔與試煉是不斷地考驗，願年輕世代與我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