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課室中，老師仍舊在講書，看似一切如常，但老師們心知，一切都不一樣了：學生課桌上的筆記，有些內容已經悄悄刪去；老師口中的每一句話，都要先在腦內掙扎一番才敢吐出。陰霾下，老師人人自危，尤其是多年來處於風眼的通識科老師。
劉Sir（化名）及羅Sir（化名）都教了高中通識科約十年。十年前，二人都是20歲出頭的熱血青年。他們說，當初選教通識科，是因為這科讓學生不只讀死書，而是可以透過此科與社會接軌，教他們批判思維、熱愛社會。
但十年後的今天，劉Sir形容，由準備教材到進入課室教書，心態都是「如履薄冰」，生怕誤觸不知隱藏在何處的紅線。當初一腔熱血的小伙子，在這個日漸陰暗的城市，燃燒得愈見吃力。
看不到的紅線的厲害之處，在於人只能惶恐中慎行，自我約束。劉Sir直言感到無力又無奈：「最初教呢科，係想幫到同學仔諗嘢、熱愛社會。但而家好似係，教佢哋諗嘢、教佢哋熱愛呢個社會，係犯法。」
烏雲密佈
壓力其實自去年就漸漸浮現。在這短短一年多，羅Sir感覺到，學校裡的氣氛不一樣了。以往在教員室中，老師們可以大大聲討論時政，但自從去年出現教師投訴潮後，情景不再，同事都不敢再在教員室討論政治，擔心會否被哪個同事投訴，同事間開始互相猜忌。
自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不時有老師FB的私人言論被截圖，放到網上公審，甚至被投訴。一向有在FB分享時政意見的劉Sir，以往反國教、傘運時期，都會在FB表態，一度將頭像轉為黃絲帶。去年，他仔細地將自己FB過往十多年的帖文清理一番，所有稍為敏感的，都無得留低。現在他網上發言前，都要考慮會否有機會被「篤灰」。「呢方面我條線退得好保守，稍為畀人覺得反政府嘅，我都唔會Post了，個FB變成飲飲食食。以往完全唔會有呢個考慮，最多考慮有粗口咪唔Share。」
又自從今年7月公共圖書館以覆檢為由，將9本政治人物書籍下架後，兩個老師都聽聞校內亦開始了「圖書館戰爭」，檢查圖書館有何敏感書籍，要將敏感書籍下架，並追蹤由哪個老師決定買入。
到暑假期間，烏雲開始聚在學校上空。先是7月港區國安法通過，老師們開始擔憂，課堂上所說的話可能要謹慎一點；再來是通識教科書修訂，包括一些普遍認同的論述被推翻，例如香港有三權分立。老師們開始疑惑：「究竟還有甚麼不能說？再說的話，會否有機會違法？」
直至本月初爆出宣小老師被釘牌事件，猶如一記響雷，震撼整個教育界。
「唔知條線喺邊。我去睇宣小張工作紙，唔認為同提倡港獨有關，但原來咁都可以出事嘅時候，究竟將來啲教材要點Set呢？」劉Sir說。
更甚的是，宣小事件中除了編寫教材的老師，就連校長及有份使用教材的老師等另外5人都受牽連，分別收到教局的譴責信及書面警告。「一個人出事，可以牽連到咁多人出事嘅時候，呢個係好大壓力。科主任可能以後每份筆記、每份測驗都要睇；校長不嬲一般都唔睇，咁以後係咪都要睇呢？我諗對學校嚟講係好大衝擊。」
涉事老師被處以最嚴重的釘牌處分，劉Sir覺得是當局希望殺雞儆猴，「大家以後講嘢、用教材，要諗清楚，可能會累到好多人。」
暗黑摸索
劉Sir觀察，很多學校都尚未完全消化宣小事件，但神經已經緊張起來。有學校校長叮囑科主任要「睇實」，亦有聽聞有學校打算製作一份約章給全校老師簽署，內容大約是要盡量平衡觀點，不要違法，盡量避免一旦出事要學校負責任。
劉Sir說，學校都沒有給予教師甚麼指引應對，「你叫我去諗點樣寫份指引畀同事，點避免出有問題嘅教材，其實真係唔知點指引。除咗話唔好犯法、觀點立場要平衡之外，都唔係幾諗到。但呢啲又係咪真係有用呢？唔知。」科主任最多跟他說「小心啲」，但要如何小心，都是靠自己心領神會。
現時高中通識課程共有六大單元，其中最易「出事」的，是「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這亦是通識教科書修訂中改動得最多的兩個單元。
劉Sir舉例，在「今日香港」單元，如講及香港政治方面的生活素質，很多時會引用市民對政府評價、新聞自由指數、法治指數等，「大多數見到嘅指數都係跌緊，咁用唔用呢？就算你話想做平衡觀點，但又真係好難可以搵到Positive去講香港呢兩樣嘢有幾好。」
又例如以往教授此單元時，必然會講及身份認同，劉Sir的學校今年仍在商討，是否還要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趨勢正上升，還是純粹教有甚麼因素影響身份認同。在旁的羅Sir想起，有老師曾因分析有何因素令香港人身份認同增強，被家長認為是提及中國負面事情、講港人如何建立本土意識，遭受家長投訴。
他們擔心，以早前修訂教科書為例，當現時官方提出一套官方版本的論述時，如果與民間既定的一套知識有出入，老師隨時會被局方認為是「教錯書」。羅Sir舉例，最新修訂將香港冬季空氣差的其中一個原因「跨境污染」刪去，「呢個係常識，點解要刪呢？係基於政治，定係全新嘅認知？如果老師再教，會唔會被教育局官員覺得你教錯書？」
即使是公共衛生的單元，以後又可否講沙士爆發是因為廣東省政府隱瞞疫情？過多數年後，到底武漢肺炎（兩位老師課堂上都要提醒自己說「新冠肺炎」）的爆發，中國有否隱瞞疫情又應如何講？
「原來官方而家有套新嘅知識，而民間係未掌握，於是教書時會問，到底我哋而家教嘅知識，符唔符合官方嗰套？會唔會過去覺得係合理嘅觀點，現在喺官方認知入面係冇呢回事？」
疫情之下，老師還有特別擔憂。劉Sir任教的學校有跨境生，有同事反映，在ZOOM上課的時候，不知應否教某些議題，「佢話驚，唔夠膽教，因為唔知國內會唔會錄音。」
拘束前行
看不到的紅線的厲害之處，在於人只能惶恐中慎行，自我約束。
「我哋會諗，咩嘢係紅線、會唔會稍為負面都唔講得？呢個係準備教材或者教書時一個好大困難。」
劉Sir說，傘運時期，已有個別老師被起底，當時已感到社會壓力，但課堂上仍會提及敏感議題，不過在今年初開始，不少老師乾脆自動避開敏感議題。以三權分立論的例子，劉Sir說，過去很多學校一向都會說香港是有三權分立，但現時他的學校已經乾脆不會再提。
通識科老師很多時會製作校本教材，附以教科書一併使用。劉Sir說，在製作校本教材時，取用哪份報紙作為材料，可能都要考慮，「會唔會用《蘋果日報》都有問題呢？依家有同事好主動地搵多好多《大公》、《文匯》擺落筆記。」
為求穩陣，老師現在會較為倚重教科書，「教科書係教育局睇過，如果到時出咗事可以賴教育局，但校本嘅話冇(得賴)。」例如教科書以往仍會提及的傘運，今年有教科書已刪走，劉Sir今年也因此沒有放進校本筆記中，「整校本教材嘅時候會諗，通識書都冇，咁仲用唔用？用咗會唔會出事？」
很多老師索性連稍為敏感的議題，都避開不教，因為即使是出一條問及香港生活質素的問題，不知道學生會寫甚麼答案，到時要如何處理，如何改卷，又是另一個難題。
教書可以備課，但面對學生的提問，要即場解答，更是一大挑戰。「如果老師講緊偏向政府嘅，可能受學生質問，或者被學生將佢嘅說話擺上IG、FB公討；但講得偏向反政府嘅，都會有擔心。」
劉Sir的處理是會「打官腔」，講門面說話，「例如話：香港政府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咁，但變咗學生未必咁滿意。」當老師被迫以官腔教書時，也無法帶著學生深入思考。
劉Sir擔心，就算老師怕敏感而不討論，學生也會用自己方式了解事件。「冇老師幫佢哋一齊討論，釐清某些謬誤時，可能會令佢哋想法愈諗愈差，咁會失去機會幫佢哋更正確了解社會上發生嘅事，我反而更擔心呢樣，長遠對青少年對社會誤解愈深，而冇人發現。」
劉Sir舉例，過去一年，關於社會事件及疫情上都充斥很多假資訊，老師在課堂上有機會與學生討論，例如第三波疫情的爆發，有些學生覺得是因為政府不封關，但其實亦有很多專家指出，源頭傾向是船員豁免檢疫的問題。
無力絕望
作為一個通識科老師，要這樣教書，有何感受？劉Sir靜默了一會：「……好無奈、無力，最初教呢科，係想幫到同學仔諗嘢、熱愛社會。但而家好似係，教佢哋諗嘢、教佢哋熱愛呢個社會，係犯法。」
同埋會感到一種絕望。今時今日教書都好有一種無力感，年年準備教材嗰陣，都要update咩指數又跌，好似冇好嘢可以講。當我哋打開本書講咩叫法治嘅時候……自己都覺得香港冇；講咩叫新聞自由、點樣限制政府，都覺得係冇，但我哋都要教，有種好絕望嘅感覺。而班小朋友其實比我哋更加啟悟到嗰樣嘢。
羅Sir形容，繼續教下去的心態，就像找鋼線「走盞」，他會嘗試抽取認為是重要的價值觀及重要的概念，建立教學重心，例如是平等、民主、人權等，再以議題貫穿，希望仍能讓學生學習重要的價值觀。
做老師，一向被視為是一份穩定職業。羅Sir說，本打算會一直教書直至退休，但如今他有種感覺，也許做不到退休了，也不知道教書生涯還剩下多少年。在業內一向敢言的他，覺得被投訴是遲早的事。
羅Sir說，對他而言，老師除了是一份職業，也是一個身份，賦予他在社會的價值，以及他的人生意義，如果日後不能再教通識，甚至不能再教書，都是很大衝擊。「當呢科殺咗，要轉教其他科，飯碗係冇問題呀，但入行嘅原因冇咗，對教育嘅信念，係冇辦法實踐到。或者當失去教師呢個崗位，你係可以搵其他飯食呀，但一直建立嘅自我價值同人生意義係摧毀咗。想像到萬一有日發生的話，對教師嚟講衝擊好大。」
「近來感受好深，記得最初入行嘅時候，教到呢科我覺得係『正！』，但到而家好似『唉……』。」劉Sir最後黯然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