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香港警察的精神分析 - 20200913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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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香港警察的精神分析

【明報專訊】上星期日(6日)九龍遊行,最矚目的是12歲少女逛街時無端被警察壓倒地上,又有巴士司機被指危險駕駛、藏有士巴拿這件「攻擊性武器」被捕。看着電視的我沒有大罵「黑警」,我不是怕國安法文字獄,我是真心覺得罵「黑警」是文不對題的。「黑警」指的是給中共收買了嗎?還是指心腸變黑?即使這些都是真的,但有需要在眾目睽睽下做這些莫名其妙、犯眾憎的暴力舉動嗎?我只有一個疑問:香港有沒有精神科醫生願意聯署,關心一下前線警察的精神健康?

去年底,在特朗普被彈劾期間,美國真的有350名精神科醫生致函國會,指總統的精神健康惡化,出現幻覺,自製各種陰謀論。我覺得,香港的精神科專業人士也是時候出來,救救香港及香港警察了。

暫時精神科醫生還沒有動作,我又沒有相關資歷,只好用一下我學過丁點粗淺的精神分析理論(與精神病學沒什麼關係),分析一下香港警察的集體心智。請不要誤會,我無意冒犯警察,說他們「黐咗線」,從精神分析角度看,你和我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徵狀的。

首來分析一下一哥。半年前,鄧炳強冒着新冠肺炎爆發,與明星足球隊飯聚,席間笑說學成龍做警察,「睇睇吓就識做」,他所指的應是成龍的《警察故事》系列。成龍在電影裏是個有正義感但非常衝動的前線警員,常不聽上司命令,不滿警隊的官僚制度,不愛法律規條的束縛。為了抓壞人,奮身肉搏之餘,無論是木屋區民居或新式商場都給他打個稀巴爛。有網民、議員、評論人說,一哥這樣說有失體統,警察怎可亂來!?但正如鄧炳強說,這只是一時戲言,不能認真對待;一本正經指他錯誤,的確捉錯用神。鄧炳強說「學成龍」,其實恰巧就是精神分析最喜歡研究的「說溜了嘴」(slip of tongue),固然荒誕不經,但我們應該視之為症候來閱讀,分析當中的欲望與無意識。

「無意識」按精神分析大師拉康(Jacques Lacan)的說法,是語言般的構成,充滿隱喻與換喻,電影是最好的文本。電影這類流行文化不是承載真實經驗,而是一個讓我們發現及撥弄自我認同的地方,這正是鄧處長在成龍電影身上「找到」自己的原因。

陳家駒與鄧炳強的「無意識」幻象

成龍演的《警察故事》系列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內裏的矛盾循環:成龍飾演的陳家駒,把「生命豁出去」,弄致自己遍體鱗傷,社會秩序大亂,甚至試過用槍要脅處長,但最後還是把犯法的壞蛋繩之於法,維持社會秩序與公義,這樣的公式,一集又一集地重複。當年銀幕前的觀眾固然因為刺激過癮,無視這些矛盾,一看再看;但就連政府及警察部門,也不介意陳家駒以執法之名,搞亂社會秩序,不守紀律,違抗上司命令,更沒發聲明抗議成龍破壞警察形象,電影對政府權威與官僚制度的犬儒式批判及嘲諷也視而不見。更妙的是,1990年代以來,警察部門還把成龍主唱的《英雄故事》當成《警訊》主題曲,觀眾有時弄不清,是電影還是警務處宣傳。

銀幕與現實世界的混和互通,種種內在矛盾恍如不存在,官民也好,警民也好,一起樂於活在1980年代開創的和諧之中;告別1960年代貪污黑警的集體記憶,連相隔不遠1977年警廉衝突中的惡警,也好像從沒存在過。即使市民於1989年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解放軍,傷心害怕之餘,想起「自己的」皇家警察只感到心安,沒多少人想像未來的特區警察是什麼模樣。

這種無意識,對今天的鄧炳強來說,仍是一個可欲的幻象,因為那是發源於殖民晚期香港警察文化的源頭,也是他成長及事業的起點。在幻象裏,市民與警察是合作無間的,小市民的正義感與法律的公義是相通的,破壞與維持秩序之間在警察身上矛盾而統一,如此動態及秩序井然的城市幻象,就是香港警察的軟實力所在,警務處甚至幻想警務就不過是一種專業服務而已。去年如水般的街頭抗爭對抗警察,令這個幻象一去不復返,「服務為本,精益求精」的口號用了20年,終於要換成「忠誠勇毅,心繫社會」。

成龍的《警察故事》系列固然拍不下去,在重重政治突變中,現實裏警察執法更不停受到質疑。鄧炳強靠私人飯局,與成龍等過氣明星稱兄道弟(不知有沒有高歌《英雄故事》?),重溫舊夢,我們這些外人只感到好老套及時空錯亂。看着這一幕,黃色的群眾固然憤怒,但不知街頭的防暴警察又有何感覺?同樣興奮?還是更加失落?妒恨?抑或莫名憤怒?其實都不必太在意,即使是鄧炳強自己,飯醉後,也要面對現實的殘酷與荒涼。

失原慾客體 化焦慮為發泄

鄧炳強不能抱着成龍來治港,要補償他的失落,除了依靠權威,中央、國安法等,便只能訴諸在法治包裝下的越軌暴力。這種暴力的意義不止於制服反抗者,或恐嚇大眾,還是一種前線警察時刻被誘發的衝動。情况就如兒童精神分析學家克萊恩(Melanie Klein)解釋,幾歲大小男孩的暴力必然指向母親,因為,這是伊底帕斯戀母情結後的症候。母親既是原慾客體,又標記着原慾的失去;小孩既渴望但又無法回到母體,還受到愈來愈多的管教以至責打,焦慮只能以咬、打、吐口水、屎尿屁等成人無法理解的方式表現,發泄在母體身上。

這便能解釋許多警察看似不可理解的行為,都是男性/雄性的焦慮反應。例如,對示威者或甚至一般市民作不必要的言語挑釁(去年6月在商場門外的「自由×」叫罵是為經典),胡椒及催淚彈亂噴(太有性暗示了),街上所有人都是可惡可怕的「曱甴」。因此,一名12歲並無示威裝束的女孩疾跑,又或者一輛車速稍快稍為貼近警察兼響號的巴士,便足夠令警察情緒大爆發。這些都提示他們,警察失去了控制這個城市的能力。整個城市由以前貼貼服服,突然被想像為時刻暴動的現場。幾天前,一名指揮水炮車的警長上庭作供,描述去年8.31的街頭狀况時,反問律師:「暴動現場怎會有市民?!」事實上,當時灣仔真的有大量市民圍觀警方這新武器。

自感「被納粹逼害」 莫名痛楚下的瘋言

如果電影中的陳家駒是違抗上司、本土味十足的皇家警察,如今的特區警察則太需要北京的權威,才能繼續當個好的特區警察。因為,警察單靠專業執法也好,失控暴力也好,不足以自救。去年的汽油彈、磚塊、弓箭多的是,能令警察暫時忘卻一切,名正言順地沉溺於以暴制暴的循環之中(當然,部分示威者亦如是)。但是,如今抗爭者已少有武器,沒有黑衣軍團上前線的大場面,於是,警察的街頭衝撞愈來愈像怪異的獨腳戲,卻又停不下來,荒誕可笑。他們的「果敢」執法,無法消除卻只會加強他們的失落感,很難一勞永逸地「雄」起來。正如打母親的男孩,自己的暴力只會反過來不斷提醒自己,的確失去了原慾客體,愈失落,便愈要不受節制的打下去。同時,我也經常看到警察雖然不再會落單「被圍」,但如雨般及來自四方八面的膠水樽與「黑警」叫罵,還是會落在他們頭上;一時間,胡椒噴霧也不知該向誰噴,場面有點狼狽。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何以三年前,警察竟荒唐地以「被納粹德軍逼害的猶太人」自居,這不是缺乏歷史常識所致,而是痛楚莫名下的瘋言或夢囈。

靠權威震懾 國家榮光下自毁

於是,崇拜權威是唯一出路。正如鄧炳強高度讚揚國安法的震懾力,令社會暴力事件減少,甚至令反對派變乖,重燃他對香港的希望及幻象。但在新幻象裏,他只能跟成龍喝酒唱歌懷舊,卻不能再讓多少香港人乖乖在戲院裏看成龍表演,他們不會在電視機前看《警訊》而不講粗口,更沒有人聽着一樣的《英雄故事》會覺得香港「繁榮安定」。一哥的手足兄弟也只會繼續在街頭忘情失控,在國家的榮光及偉大同志的腳下,讓警隊走上自毁之路。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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