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2019 年法国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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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 @姬俊雅牙

一个法国导演,拍了一部法国电影,叫“悲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对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同名著作的翻拍。

去年,我有幸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先睹为快,大呼过瘾,立马给别人推荐了这部影片,却总得到这样的回应:害,那音乐剧嘛,好几年前就看过咯!

不不不,这片可与雨果的故事毫不相干。

说的是左边那部,不是右边的,右边是英国导演拍的

[悲惨世界]的背景置于当下,讲的是位于巴黎的93省街区,发生的一场警民冲突。

故事、背景毫不相干,那为何要取个一样的名字?莫不是要蹭名著的光?说不相干,但在主题上的确又有相似之处。具体是什么,等最后我们再揭晓。

影片的导演拉吉·利是个十足的新人,生于西非的马里,长于法国的巴黎。

导演分明是个嘻哈歌手!

[悲惨世界]是他的处女长片,源于他两年前拍摄的一部短片发展而来。

处女作就能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非常少见。可想而知,这部影片的质量是有多稳,才能入了戛纳选片评委的眼。不仅如此,拉吉·利还凭借此片在去年拿到了评审团奖,实在是一匹强劲的黑马。

导演与其他主创在戛纳电影节亮相

影片一开头,便极其抓人。

巴黎各地的人民从各个市郊地区,前往市中心,人山人海地涌上街头,集聚于凯旋门之下。原来,这是为了庆祝法国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而举行的狂欢游行。

那个夏天,一片祥和,一片喜庆。

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只因为一个简简单单的皮球,毫无顾虑地团结在一起,兴奋地呐喊、欢呼。

注意这个快乐的小男孩

“悲惨世界”的片名就在这时浮现而出,与眼前这番喧闹的庆祝场面极不协调,令人一阵愕然:

多幸福的国度啊!哪儿来的悲惨呢?

片名与喧嚣壮观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可你忘了吗?

现实中仅仅过了半年不到,人们就再次涌上街头。身着的不再是法国队球服,而是黄背心,引发了巴黎五十年来最大的骚乱“黄背心”运动

3月15日,在严重的疫情之下,法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黄背心”示威运动

当然,电影并没有呈现这场“黄背心”运动,而是讲述了巴黎郊区93省的一件“小”事。

引子一完,电影的主线戛然变调,生活归于平静,视角转向了一位乘坐地铁的平凡小哥。

生活归于平静,主角现身

他叫斯蒂凡·鲁兹,是巴黎93省圣德尼“反犯罪特种部队”的一员。这一天,是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将要与另外两位队友共同负责维护93省片区的治安。

93省号称是巴黎秩序最混乱的地区,毒贩横行,还盛产极端宗教分子,可谓臭名昭著。斯蒂凡心里清楚这份工作将会有多辛苦,但他没想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发现自己的两个同事,竟然那么不靠谱。

他们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警察,尤其是领头的克里斯,油腔滑调,管理粗暴,在辖区内为所欲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在斯蒂芬这个新人警察眼里,并没有解决矛盾问题,反而让警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克里斯利用职权骚扰女学生

第二件事,则是没想到第一天上任的他就遇到了难得一见的大麻烦。

这里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各方帮派剑拔弩张,常常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能互相开干,发生暴力冲突。而这次的导火索,则是马戏团丢了一只小狮崽。他们认定是一名黑人偷走的,差点要跟当地的非裔派大干起来。幸好警察及时赶到,阻止了这场冲突。

马戏团的猛男差点与非裔派干起架来,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为了避免冲突再次发生,三个警察这一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到这只小狮崽。

可这93省那么大,人员那么密集,到哪里去找这只小动物呢?

这时候,新人斯蒂凡就一脸懵逼了,但克里斯毕竟是老油条,经验还是老到,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手机翻社交网络

克里斯一语中的,不得不佩服他的思维敏捷

果然,一切都如克里斯所料,偷东西的人总免不了炫耀。

何况是偷了只狮子这样的“壮举”?

讲真,小狮崽还真是萌死人,你是不是也想来一只?

没多久,他们就定位了偷小狮崽的非裔男孩伊萨,正是片头所出现的那个在人群中狂欢的小子。 然而,在抓伊萨的时候,警察们与伊萨身边的一帮孩子们起了冲突,结果警察格瓦达误发了一颗橡胶弹,伤到了伊萨。

而这一切又被一架无人机拍了下来。

失职被拍,警察慌得一批

这下可急坏了警察!

为了销毁失职的证据,又四处寻找无人机主巴滋

玩无人机的男孩巴滋

巴滋则因为害怕投奔了宗教首领萨拉赫,而帮派首领“市长”则在此时又想借机打起威胁警察的算盘。

冲突就这么一环接一环,产生了连锁反应。

幸好,温和老实的主人公斯蒂凡最终得到了萨拉赫的信任,成功拿回了存放证据的数据卡,平息了这次冲突。

就当人们以为一切平息的时候,可怕的暴乱才刚刚开始,警察陷入了真正的绝境。

警察们万万想不到,孩子的怒火是有多么的可怕

电影带有强烈的纪录片式风格,导演从小生活在巴黎东部的郊区,对于这个工人阶级为主的街区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们可以从银幕上真实地感受到那个从未见过的巴黎底层街区。电影的叙事风格和完成度十分惊艳,一度让人以为得到了杜琪峯的真传。街区里的几波势力,暗中角力,咄咄逼人,混战仿佛一触即发。多条线索在导演的手中,控制得有条不紊,以静制动,张力十足,简直与杜导当年的[PTU]、[黑社会]一脉相承。

亲警方的毒贩派
仇恨警察的“市长”派
虽是中立第三方,但却最不好惹的宗教派

影片对于每一个主要人物,也并非简单的脸谱式刻画。

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太阳落山,巴黎由昼转夜,人们回到各自的家庭中,褪去白天的身份、职务,成为普通平凡的一员。

克里斯回到家中,面对吵吵嚷嚷的两个女儿,没好气地督促她们上床睡觉。

格瓦达来到母亲面前,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情绪倾泻而出。

离异的斯蒂凡,则着急地与久未见面的儿子通电话。

回到家中情绪崩溃的格瓦达

帮派一方,市长收回了嚣张阴狠,牵着患有弱智的弟弟一起回家。

看透一切的宗教首领则孤独地坐在餐厅里,仿佛在忏悔着往日的罪过,忧愁着未来的世界。

正是这些私密的生活片段,丰富了角色的多面性,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

市长在弟弟身边温情、耐心的一面

至于影片为何取了名著的名字,观众应该能在结尾找到答案。

电影在最后引用了《悲惨世界》中的一句名言: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这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片尾的字幕终于将电影与这部名著的主题勾连了起来

其实,影片还有一处小细节值得注意。

当三个警察在93省巡逻时,就提到了维克多·雨果和《悲惨世界》。

如下图:

或许这正是导演将影片命名为“悲惨世界”的灵感所在

在导演看来,自这部名著发行一百多年以来,巴黎的现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警民之间依旧以一种水火不容的方式对立

只不过,电影所站立的角度却与雨果的小说截然相反。

后者想要印证,人类的善将会永恒地传递下去,与世间的残酷不断地斗争。

电影则呈现了,恶,是如何传递和蔓延的

曾经天真快乐的小男孩伊萨是如何变成一个令人胆寒的魔鬼?

伊萨其实是片中真正的主角,每一个人都用旁观的视角,展示了他是如何褪去纯真,走向可怕的暴力之路。

没有人天生是恶人

但对于像伊萨一样的孩子,从小生长在这样贫穷而又充满暴力的环境里,缺乏父母关爱,接连遭受警察和帮派的欺辱,他又如何避免心中的忿恨呢?

影片一开始,在警察局里我们已经看到伊萨父亲粗暴野蛮的管教方式

电影以一片街区微观的局势冲突,来映射法国当今宏观的政治困局,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令人拍手称绝。

它将矛头对准了法国社会的体制弊病和教育问题,锋锐而又激烈。

虽说这样的态度与大文豪雨果的博大情怀相去甚远,但却恰恰击中了当前法国平民最真实的心境。

这个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悲惨故事,与去年大热的[小丑]异曲同工

而在风格上,它反而显得更加贴近现实,更加令人惊颤。

[小丑]中所描绘的暴乱到底源自何处?

它使人深思,恶的源头到底来自于哪里?人世间为什么总是充斥着没完没了的仇恨、冲突?

这个事件发生的根源,到底是法国警察之过失,还是移民社区本身就混乱无救?是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获得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还是我们在处理矛盾时,总是缺乏恰当的方式?

法国社会今天的警民冲突到底该如何解决?

想起徐老怪电影里的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悲惨世界。或许,向这个世界播出怎样的种子,我们人人有责。

一粒好的播种人,能让偷东西的冉·阿让改过自新,去恶从善。

一粒坏的播种人,则能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小男孩伊萨,堕入罪恶的深渊。一百五十年前的《悲惨世界》并未过时,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它的启示更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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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暴力是无名者最后的利刃


对《悲惨世界》的讨论要纳入左翼电影复兴的浪潮中。从2008年经济大危机开始,世界电影就迎来了一波左翼电影热潮。它们关心阶级、性别、社会资源分配、平台资本主义与零工矛盾等问题,在一个总的社会不平等框架中,把镜头对准了被遮蔽的群像。

近年来左翼题材的代表作,是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奉俊昊的《寄生虫》、李沧东的《燃烧》、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和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等。导演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放弃温吞叙事,和一种中产知识分子常有的自上而下的怜悯,取而代之的是凌厉和决绝,把社会矛盾原原本本地撕开来看。

法国导演拉德·利的长篇处女作《悲惨世界》同样在这个谱系中。它有力而精准的叙事,比名声大噪的《小丑》更胜一筹。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虽然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贫富不均、阶层撕裂的问题,表现了边缘人对富人虚伪、麻木不仁的愤怒,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观念大于内容的故事,而小丑也被诠释成一个高度符号化、迎合市场趣味的孤狼式民粹分子,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没有就此展开,而是沦为一场快意恩仇的复仇奇观。

《悲惨世界》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奇观化展现。它以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开场,摄影机带领观众来到街头,入画的首先是几个热爱足球的黑人少年,他们谈论姆巴佩、马图伊迪、博格巴(这些人都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黑人成员),支持法国足球队的移民后代,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尔及利亚后裔。历史上,由于法国对非洲多个国家的殖民入侵,法语成为非洲多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地理和语言的亲近感,使得法国成为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选择。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为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悲惨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画,把镜头对准了法国社会被遮蔽的地带,那是一个不同于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缺乏资产阶级浪潮和文人情调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斗、小摊贩、偷渡客,警察在那里暴力执法,移民在那里苟且生存,人们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规范,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摄影机对移民社区主体性叙事的建立

尽管导演拉得·利知道怎样拍可以取悦巴黎的知识分子,但《悲惨世界》并没有把人物描绘成单一的受害者符号,摄影机把这些移民从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叙事,这个主题叙事建立在对移民社区的展现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中东移民过来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自发集结成了互助社区或团体,比如热爱足球的黑人孩子们形成的松散团体、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区,这些人的生活处在一个自治状态中,他们对外应对以警察执法为表现形式的外部管控压力,对内则根据自己的习惯、趣味,发出自己的社区文化,里面的氛围和中国人熟知的江湖、帮派文化有些共性,在这里,朋友间的义气成了人与人重要的联合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黑人小孩被暴力执法后,他的同伴们都敢于挺身相助。 正是因为社区内部的团结性,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妥协策略,他们对待黑人社区、穆斯林社区,并不是完全硬碰硬的方式,而是在暴力和协商之间徘回,因为他们不想多生事端,以至于丢了自己的饭碗。社区组织利用执法者在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来为自己的生存和突围找寻缝隙,这体现出底层在艰难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闪耀之处,也是《悲惨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体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统治集团反抗的艺术”。

《悲惨世界》表现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并不因此回避移民群体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为了制造观众的感动而去美化黑人、穆斯林。在《悲惨世界》中不乏对受压迫群像暴力、自私一面的展示,当镜头对准巴黎郊区地带时,观众既看到了满口脏话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撕裂。《悲惨世界》没有美化边缘群像,它不像好莱坞的老太太们或者某些伪善老白男希望的那样,把边缘人写得善良天真、一脸无辜,然后惨遭上流社会的剥削。老太太们的希望或许是狭隘的善良,但上流社会某些老白男们如此行事,是通过对左翼电影生产的占领、扭曲,来瓦解其中暗含的危险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类型化加工中,左翼电影被矫饰成一包包爽身粉,用过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对社会成见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费主义对左翼议题的掠夺和“替代发言”,那是一种伪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压迫和被压迫叙事背后更复杂的问题,也就是思想家法农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发问——压迫从何而来?被压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在追溯法国左翼电影中非裔移民电影的线索中重点提及。

《悲惨世界》通过一场冲突浓缩了非裔移民群体在法国面临的矛盾,那就是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小狮子失踪案。警察答应马戏团老板寻找狮子,却在过程中误伤了黑人男孩,而这一幕被另一个孩子的小无人机拍到。事态升级,警察、仇警势力、黑人、穆斯林纷纷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冲突。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呈现的不是妥协,而是公正规则缺失后出现的暴力及其动机(不只是个人的愤怒,也包括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强化主体意识的手段),因为无论是警察还是黑帮,亦或者巴黎边缘街区的小孩子,他们都没有在捍卫正义,也谈不上对法国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这一问题。法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否就是移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道德?两种道德之间互相对立吗?这个问题可供读者思考),在这里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集体性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执法和对个人权威的迷恋。警察误伤孩子是暴力的,黑帮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为看不到正义的到来,社会底层才会选择孤注一掷的无政府式反抗。

整部电影犹如一个隐喻,好在导演没有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个人设计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可见导演的功力。他曾经也是被欺负、被压迫的一员,但在成为警察,一个国家机器授权的执法者后,他也不得不去实施暴力。影片中讽刺的一幕,也就是误伤底层男孩的那一枪,就是黑人警察射出的,而他在射击后的反应,其实夹杂着惊讶、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妥协于自己的身份,当他回家后面对母亲哭泣时,我们能看到这个警察不为人知的柔软和痛苦。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留有一丝余地的地方。

二:被遗忘的群体要传递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悲惨世界》的电影空间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打击黑帮和偷渡客,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黑帮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阶层审美中构建的脸谱划分中处于边缘的人(他们在日常话语中会被建构为添麻烦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无忌惮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从而引起社会主流人群的反感,进而被驱逐),也成了遭遇暴力执法的对象。然而暧昧的是,尽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舆论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他们的面孔也经常因为肤色、习惯、宗教信仰乃至生育问题而遭遇指责,但在这些舆论指控中经常忽略两类问题:第一类是谁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离乡的问题,谁在这个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压迫格局和鄙视链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这里不只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华裔等更多移民群体)对法所做出的贡献被遗忘的问题。那些白人不愿做的脏活累活、整个社会远转体系中的底层行业(被歧视却又不可或缺),它们在现实中依靠移民的劳动来支撑,移民并非是只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人,事实上,移民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

当上层精英根据他们的审美筛选社会的记忆,被压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们的审美,而是怎么在团结友邻之中保存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无论是《悲惨世界》这样的电影,还是上个世纪思想家法农呕心沥血的著作,本质上都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自我记忆的传递方式。

而在现实中,《悲惨世界》反映的问题已经爆发。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个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误入一所变电站,不幸触电丧生。这起意外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导致骚乱进一步扩大。这场骚乱蔓延法国300多个市镇,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被焚。当年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2005年巴黎骚乱刺激了导演拉得·利,那之后他决定拍摄一部呈现法国社会撕裂的电影。从2005年至今,法国相关事件持续发生,比如在2017年,22岁的黑人男子西奥在巴黎北郊欧奈苏布瓦被4名警察当街盘查,遭警察用警棍捅进下身,重伤入院接受手术。近年来,巴黎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加剧,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体,和警察的关系愈发紧张。所以法国人观看《悲惨世界》会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笔一划没有粉饰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区的真实生活,那是一个褪去世界著名景点外衣的巴黎,一个各民族聚居、骚乱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大都会。

当人们把目光对准在巴黎和伦敦的富丽堂皇、非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乱象,当人们看到偷渡者们在欧洲的丑陋行径、战乱国人民文化程度的缺乏,人们应当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是谁,让第三世界的难民背井离乡来到欧洲?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劳动力和淘汰低端产能,欧洲的资产阶级,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夺和技术革命缔造了他们的辉煌,却也遗留了被殖民国家到如今都无法化解的伤痕。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存在的移民问题,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质的问题、暴力执法的问题,根源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当宗主国的人们通过殖民掠夺获得暴利,又通过移民得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他们不能一边享用福利,一边抱怨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就是他们的掠夺,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必然面对的问题。

三:一个第三世界的幽灵

《悲惨世界》对法国族群撕裂的刻画,既可以让人想起《寄生虫》《小丑》等国际电影,也能勾起人们对法国左翼电影的记忆。法国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气氛浓厚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知识分子们就一次次通过书籍、报纸和电影等媒介发出他们的声音。新浪潮运动时期,法国左翼电影达到一个高潮,电影人不但把艺术作为技艺的探索,也更重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载体。在关于电影《中国姑娘》(1967年)的访谈中,戈达尔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这一现实的过程。”

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电影(其实也包括非洲法语区导演拍摄的电影)包括的一条支线,就是反映法国移民族群的电影制作。这其中既包括了呈现法国殖民霸旁落、整个社会面临价值观重塑的电,也包括了以移民者为主人公展开主体性叙事的创作,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后一种电影主要呈现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国受到的压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尔有一部电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个从非洲迁徙到法国,为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会,但流动的盛宴不属于她,她背井离乡、遭受歧视,肤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让她如同下等人,在异乡饱受冷眼和剥削。这个黑女孩是当时法国非裔移民者的一个象征,她流落社会底层,充当法国的低价劳动力,几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琐碎的家务,终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伤害后,选择割腕自杀。

法国曾经在非洲建立殖民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衰落,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寻求独立,法国或非洲法语区左翼电影人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尔及利亚之战》(1966年),从被压迫者争取独立的角度歌颂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与牺牲。戈达尔的《小兵》(1963年)同样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之战,但它采用的是一个个体化叙事。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国知识界的敏感话题,萨特、加缪等一众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戈达尔目睹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知识界撕裂,还有法国在那一历史时期经历的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权衰弱,他选择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视角,来呈现逃兵布鲁诺·福雷斯特在战争中的遭遇。这部电影既讽刺左派,也讽刺右派,戈达尔延续胡闹本色,展现了既有秩序的荒诞,又深入刻画了布鲁诺这个小人物在战争中的身不由己。影片中有一幕很有趣:当主人公布鲁诺要经历一场刑罚,刑罚者不愿在他身上留下拷打痕迹,于是,他们把拷打变成了一场游戏,一会儿用打火机烧布鲁诺的手掌,一会儿把他的头淹没进浴缸,甚至在虐待他的时候,安排一个女秘书给他读左派读物,其中一本就是《毛泽东选集》。

千禧年后,反映法国移民问题的电影也不少。比如喜剧片《岳父岳母真难当》,讲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四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2009年,导演雅克·欧迪亚的《寓言者》,设计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国监狱的情节。在这些片子中,我们会看到移民问题被商业化、类型化,一方面成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却也在粗浅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写中消解了移民议题的痛感,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的意义所在。

多年以前,在大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雨果写下这一番话,是通过荨麻隐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冉阿让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他出身底层,品性淳朴,可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和压迫一点一点改变他的行动,他有一次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忍不住去偷面包给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他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从监狱出来后,冉阿让到处遭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当他被压抑到社会的最黑暗处,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向这个社会复仇。所以伟大的雨果其实早在小说一开始,就用一株荨麻隐喻了冉阿让的命运。而在今天,当一部叫做《悲惨世界》的同名电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只是让观众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这句嘱咐:

“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