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核心思想有哪些？

20151211_头一次觉得认真答题会有人持续关注呢，谢谢各位厚爱！这个问题会持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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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3_查拉如斯特拉如是说

库哈斯早年随家庭满世界飘，漂泊不定。在学习建筑师以前是一个记者。库哈斯说：“我二十四岁才开始学习建筑，当时买的书都是大师作品，他们对于秩序太过着迷，而我一直喜欢令人惊讶或启发灵感的东西。”

“这些经历（记者经历）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最近看了不少库哈斯的东西，真心觉得，探寻库哈斯最根本的是探索他的视角，这也源自于他早年的记者的视角。确实，库哈斯的视角更接近记者，而不是学院派建筑师。

人们必须在心中怀着混乱，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舞动的新星。——《查拉如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库哈斯设计的几个特征：

1 着眼点“拥塞文化”。

库哈斯有一双鹰眼，敏锐异常，哦不，他就是一只鹰，最想要捕捉的就是”拥塞文化“

”拥塞文化“一词来源于龚书章先生对库哈斯的总结。库哈斯对于拥塞文化非常感兴趣，他很喜欢拥塞文化所诞生出的多样性，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大东西的原因之一。城纳百万人，有人城乃大！库哈斯相信每一座建筑中包含着这座城市的多样性！

在OMA的实践中，库哈斯确实擅长设计满足较多人使用的建筑，更高效化更符号化。除了本身建筑的使用特征，库哈斯很看重建筑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反思。在CCTV大楼建成后库哈斯很满意大家的“褒奖”。

12月11日 补充一组图片，选自库哈斯事务所的视频

视频中CCTV大楼看起来像是一种宣言，CCTV像是《2001太空漫游》里那块神秘石板，在脚下尺度相差甚远的建筑的对比下，在如此浩大拥塞混沌的北京城中，像是一个探索者……（PS：北京城有多大，相当于2.5个上海，虽然官方统计2000万人，但每天至少有5000万人在此活动……）

12月10日优酷首页新闻。随着时间推移，也许CCTV大楼也越来越显现似乎没有‘大裤衩’那么简单了……

2 “ 每一个建筑都是一个城市！”

由”拥塞“诞生出的多样性。库哈斯认为每个建筑都是某种规模的城市，而城市是某种规模的建筑。库哈斯渴望多样性的呈现。

满足足够拥塞的就是足够的大，当建筑大到一定程度，向一个城市，原有建筑的评判标准可能就不适用了，库哈斯认为建筑足够大后，面与面呈现出的片段效果要比单一某个面的比例尺度效果重要。

还是CCTV：

炸开后………………

3 人是有欲求的。

库哈斯设计建筑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考虑点是人们的欲求,而非清教徒式无欲无求的空间。他尊重每个人的欲求，认为人就是不完美的，也认为建筑也可以是不完美的。

4 科技之力。

不同于很多建筑师的 观念，库哈斯认为，科技是一种很好的空间问题解决手段。例如《波尔多住宅》，库哈斯设计的液压电梯和书房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新型的功能使用空间，满足对自然和书籍充满热忱的业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觉得库神脑洞开的也太大了，佩服啊）

如图（波尔多住宅）1998年《时代》杂志最佳设计，1999年被法国公众安全杂志（LeMoniteurdestravauxpublicsetdubâtiment）授予银角尺建筑奖（Prixdel'Équerred'Argent）。

（节选自百度百科）。

5 FREE SECTION.
在库哈斯从业的30多年的时间里，有样东西的影子一直存在在库哈斯的理念之中——柏林墙

墙的两侧居然可以完全不一样，不同的政体，不同的观念，生活天差地别，却只需要一墙之隔。

最开始库哈斯对柏林墙非常感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个话题很敏感，但是库哈斯被柏林墙背后的成因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深深的吸引。两道柏林墙完全间隔了两种形态观念，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墙两面人的生活却又天差地别，但如此差别之间，却又毫无过渡，除了两座墙。
在毕业设计之中，库哈斯也塑造了这一一个建筑，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区分人群。在后来库哈斯的工作的设计中，库哈斯完全容许不同的功能之间没有过渡的存在在一起,构成FREE SECTION

《志愿为建筑之囚徒》

库哈斯的视角更接近记者，而不是学院派建筑师。他对建筑与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的化学反应很感兴趣。

基于柏林墙，库哈斯设计了他的毕业设计，而此后他所有的设计都有他毕业设计的影子，之后所有力量和技巧的延伸拓展以及背叛都基于这一设计。.

SEA TERMIANL没有建成，但整体风格非常的库哈斯（或者说柏林墙）！建筑由下向上是几个功能的堆叠，毫无过渡，建筑的开窗只于建筑功能有关，而库哈斯本人并不在意整体的建筑外立面统一效果。可以看到此项目中库哈斯的设计动机非常纯粹干净。由下向上是，海底通道，港口，公路，旅馆，公园，就是这样的排列在一个建筑中，外立面也是功能的对应。

(图片选自库哈斯作品集)

6 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跟我谈论形式！”

在库哈斯的眼中，建筑的本质，是功能，是意向，是符号，但唯独不是单一纯粹形式表达，形式的呈现必定是某种社会作用，而形式 没有多大份额，尽管拉斐尔·莫奈奥早期非常喜欢 库哈斯的形式。库哈斯在立面形式的研究更偏向连续的电影的片段化而不是古典建筑研究图片化的比例。

7 超现实表达

早年库哈斯受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和超现实主义导演费里尼的影响很重，在库哈斯的学生时代和OMA早起都一直使用剪报式风格的分析图，太极一样的借力打力，籍由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力表达现实。

图片选自《S,M,L,XL》

从库哈斯的毕业设计就开始了这种苗头。两个农民形象来自《晚祷》。

（在我个人眼中，库哈斯的分析图是最有艺术感的！艺术家用谎言表达真理！）

库哈斯非常喜欢反重力的意向，在“SEA TERMINAL”中，库哈斯原本试图设计一个高空中底部透明的游泳池，试图用漂浮的人类的意向来表达反重力情节。

王骏阳：我更愿意将库哈斯视为建筑界的福柯，而不是当今的柯布

《皮拉内西、库哈斯与场所概念的颠覆》(“Piranesi，Kool-haas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Place”)一文发表的时候，我已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当时库哈斯在国内建筑界还是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对《小、中、大、特大》这本书的认知和讨论了。一眨眼 20 年过去了，一切皆今非昔比。

首先，库哈斯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界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 @ELcroquis建筑素描 专辑成为年轻建筑师和学子学习乃至追捧的对象。其次，不仅《突变》(Mutations)和《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都是库哈斯带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学生研究珠江三角洲当代城市化的成果。当然，他也完成了《购物指南》(Guide to Shopping)、《满溢》(Content)、《拉各斯》(Lagos)等看似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著作。由于出版时间的原因，本文没有可能涉及后面这些著作，然而本文讨论的库哈斯思想的某些特质仍然清晰地贯穿在这些著作之中：全球视野(世界城市之旅)、偏执批判方法、接受现实的主张、对主流建筑学思想的挑战以及改造，等等。

在所有这些特质中，最具争议性的、当然也是库哈斯思想中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无疑是接受(甚至是所谓“无条件”接受)现实的主张。但是，正如本文最后指出的，鉴于当代文明和世界发展的诸多问题以及它的不确定性未来，也鉴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处理必然充满价值判断(如果不说意识形态的话)，库哈斯的“不抵抗策略”必然会遭到反对和抵抗。事实上，就在库哈斯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亚洲的世界城市之旅进一步发展至非洲，并在拉各斯极端混乱的城市状况的记录中找到表达之时，琼·奥克曼(Joan Ockman)曾经这样尖锐地写道：“这座地球上最地狱般的尼日利亚城市，面对这本关于它的病态混乱的审美化相册中所呈现的景象，人们不得不畏缩。”

另一方面，大约在 2000 年前后，原本还是在库哈斯的思想和写作中若隐若现的对“批判性建筑学”(critical architecture)的质疑和批判被演化为一场以美国东海岸主要建筑学院为阵地的“批评”与“后批评”(post-critical)或者说“批判性建筑学”与“投射性建筑学”(projective architecture)的争论，以及《时代建筑》杂志对这场争论的代表性文献的系列翻译和介绍。库哈斯并非这场争论的主角，但是诚如乔治·贝尔德(George Baird)所言，库哈斯在 1994 年加拿大建筑中心的ANY 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就已经显示了这场争论的“前兆”。“当前建筑批评中的一个问题”，库哈斯在发言中指出，“就是没有认识到，建筑最深层的动机中包含有非批评的东西”，而这个“非批评”的“深层动机”大概就是奥克曼引述的库哈斯名言“只有面对现实，我们才能够采取行动”所要表达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认识到库哈斯的“非批评的建筑学深层动机”说对这场争论的“前兆”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批判性建筑学”统治地位的溃败，但是贝尔德也敏锐地意识到库哈斯是“强劲的批评活动”的参与者，比如对大面积迪士尼化而导致曼哈顿 42 号大街独特街区文化的破坏的批评，或者对中国权威机构的批评，指责他们允许对北京大片历史居住区的破坏是可悲的、过分实用主义的立场，等等。

2004 年 ,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中语出惊人：自米兰普拉达基金部总部(Fondazione Prada)改造项目以来，“保护正在成为我们的压倒性关切”(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2016年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年会之际，库哈斯在与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的最近访谈中这样表明自己对“保护”(preservation)问题的关注:

保护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从已经存在的事物开始，因此也是从当地的事物开始。从定义上讲，保护性工程是对早期文化和状态的一种致敬，同时你为之增加新的维度、新的功能、新的美或者说感染力。各种信号都表明，需要对全球化重新思考并进行调整。

也许，人们不会对贝尔德所谓的库哈斯的“强劲的批判活动”感到惊奇，因为正如本文能够展现的，批判思维历来是库哈斯建筑思想的核心，而这个“非批评的建筑学深层动机”本身就是对在建筑学界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批判建筑学”的批评 / 批判。但是，如果库哈斯对曼哈顿 42 号大街迪士尼化的批评完全符合他的一贯立场，就如人们在《小、中、大、 特大》中能够看到的他对在鹿特丹或者柏林出现的“欧洲城市重建”的质疑一样，那么他对破坏北京大片历史居住区的批评以及他近来在“保护”问题上的高调姿态则确实与“大”“去 XX 的文脉”“重温白板策略”的主张相去甚远。

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矛盾?很容易将库哈斯视为玩世不恭，阴柔巧妙，浑水摸鱼，欺世盗名的化身。事实上，在过去的 20 年间，对库哈斯的这类批评比比皆是，而且情况在国内更甚。特别是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因为《满溢》最后的几张图片而被冠以所谓“色情门”事件之后，对库哈斯的谴责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几乎使他成为全民公敌。不同于这种理解，本文仍然将库哈斯视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当然这样做绝不应该意味着对他的“迷信”。事实上，“严肃的思想者”常常充满矛盾——柯布、福柯，无不如此。但是，如果柯布和福柯与库哈斯是可比的，那么我更愿意将库哈斯视为建筑界的福柯，而不是当今的柯布。这是因为，在柯布的思想中“永恒”仍然不可或缺，而与福柯一样，库哈斯的建筑思想则体现了一种对“确信”的绝对否定。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特质导致了库哈斯思想的流动、多变甚至是对立。

也许，人们可以将库哈斯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总是在既有(常常是主导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之外寻求新的可能，而这往往与库哈斯提出的观点所针对的语境紧密相关。“大”“去XX的文脉”“重温白板策略” 针对的是这些论点提出之时在欧美建筑学盛行的后现代历史主义思想和实践。在这方面，或许没有什么比库哈斯对鹿特丹和柏林中心重建的后现代历史主义策略的质疑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文脉——就此而言，自米兰普拉达基金会总部改造项目以来库哈斯在“保护”问题上的策略与他对历史文脉的态度并没有本质不同。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比一个完全假设性的“重温白板策略”的拉德方斯改造方案更能体现库哈斯在欧洲城市更新的主导模式中寻求其他可能的渴望。同样，亚特兰大、新加坡、拉各斯、“广普城市”的研究试图展现的无疑也是“另类”城市实际甚至虚构存在的可能。

然而，在经历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城市以政府大规模卖地和拆迁为主导模式的改造历程之后，任何一个具有批判思考的建筑师 / 非建筑师大概都不会对这样的主导模式熟视无睹而不产生质疑，而库哈斯对破坏北京大片历史居住区的批评则可以作为这种质疑的一部分。它涉及的基本问题无疑是，中国的城市更新难道就只有这一条道路而没有其他可能吗? 在这样的意义上，库哈斯的“新加坡”以及以此为雏形的“广普城市”既是一种印证，也是一种反讽。作为印证，它在太多方面呈现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国家主导下的“白纸策略”、大拆大建、城市生活由街道转向购物中心包罗万象的室内空间、物质性历史遗产破坏后的假古董和迪士尼化的猖獗盛行、以历史文化身份和物质福利压制现代化对真正自由的诉求，等等。作为反讽，它也说明，在一种语境(欧洲语境)中看似“离经叛道”“奇特别致”的“另类”发展之路，在另一种语境中却是亟待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在后一个方面，除了奥克曼指出的道德悖论之外，库哈斯的城市研究和城市思维的不足之处也许还在于它们常常过于“大叙事”(如果不能说“宏大叙事”的话)。应该看到，作为城市研究，他的“偏执批判之旅”尽管不乏睿智的观点和灵光一现的洞见，但也常常有失于浮光掠影，甚至有猎奇之嫌，“亚特兰大”“新加坡”“拉各斯”如此，《突变》和《大跃进》也不能幸免。

无论我们可以在什么层面保持对库哈斯城市话语的质疑，以“广谱城市”的“偏执批判之旅”为载体的库哈斯式的理论思维以及作为其集大成者的《小、中、大、特大》的力量仍然在于其巨大的批判性质疑所体现的反思能力。或许，我们可以采用迈克尔·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的术语，将这种反思能力称为“智慧”(intelligence)。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智慧”使库哈斯一直处在当代建筑思想既充满争议又不无突破的地带。同样，也是这种“智慧”使库哈斯的城市研究与他的建筑实践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换言之，与其将库哈斯的城市之旅视为道德沦丧之地，或者以更为肯定的眼光将其视为建筑设计概念的生成器(比如从下城体育俱乐部的剖面到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方案总平面的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不如作为铸就“智慧”能力的演练场。正是这种“智慧”能力(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设计概念)为库哈斯的设计提供了滋养的资源。也许，这就是库哈斯自己所言“在我所写和我所做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谨慎的、我认为是健康的出入”(There is an enormous, deliberate, and – I think – healthy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I write and what I do)的含义吧。与此同时，在“参数化”和“算法主义” (algorism)大行其道的今天，也许正是这样的“智慧”可以为建筑学抵抗这一趋势的一统天下保留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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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光明城新书《理论·历史·批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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