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新加坡大選日，總理李顯龍說，本屆大選是重大轉捩點。對執政黨而言，若然將往後國會大選的潛在變數亦考慮在內，這判斷可能仍然言之尚早。但對反對黨而言，這斷語卻算中肯。如果說2011年大選，是一場「分水嶺」選舉，那麼從反對黨角度看，「分水嶺」的一大意就在於反對黨的競選能力──不論是候選人質素、人數以及得票率──大增。而今屆大選，確實也是反對黨的重大轉捩點，不同的是，這個轉捩點，是指包括工人黨在內的反對黨輸得相當徹底──執政黨的得票率沒有再創歷史新低，反而增加近10%；工人黨連自己原來的票倉，支持率都在流失。事後，革新黨(Reform Party)的Kenneth Jeyaretnam，很酸溜溜地說了一句：「新加坡人得到他們值得擁有的政府。我不想再聽到任何投訴。」(Singaporeans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I don't want to hear any more complaints.)
如果要說，香港可從這場選舉學到甚麼，其中一點，就是進一步認識現實生活中選舉威權主義的具體操作──很多人可能認為，對執政黨有利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是選舉威權主義的一大魔鬼細節。但很可能這只是果，而非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大概在於選民的文化性格與取態。
選區劃分是果 選民性格才是因
論候選人質素，反對黨其實算能承接上屆的表現。今年八十四歲、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以及最早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資深傳媒人陳加昌，接受台灣《聯合報》訪問時說，「反對黨也有人才，他們都是新加坡的資產」。受訪期間，陳加昌更似是對反對黨的大選結果感到樂觀，說「這次選舉若是『分水嶺』，那代表巔覆了過去選民思維。這不代表否定過去，而是傳承以往的基礎，面對新的挑戰。」
大選結果公佈的那天晚上，認識的新加坡朋友都對結果感到很意外，甚至極為失望。畢竟，大選期間，不少媒體的buzzword，都是「新加坡國會競爭激烈」，不少焦點都放在工人黨的造勢大會規模如何比以往大、人數比執政黨的多，又或者缺席選舉十五年的新加坡民主黨徐順全，如何成功洗去昔日政府加諸的種種污名、「脫胎換骨」；徐順全在新加坡商業區，舉行午間造勢大會完結後數小時、仍有長長的人龍、等候索取他的簽名，也得到不少人注意。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在報導中寫道：「這兩周激烈的選情來看，不難發現新加坡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政治課題的討論比過去熱烈，也更敢於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不再對政治感到冷漠。」在這氛圍下，很容易會有種印象，就是形勢對反對黨有利，至少不至於會大敗。觀察新加坡政治的Derek da Cunha在文章Scenarios And Implications預測大選結果時，亦沒有預計工人黨保不住原有的三區。這大概解釋了不少新加坡友人都感到意外的原因。（註一：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導GE2015: 10 things many did not see coming on Polling Day，詳列了令人大跌眼鏡的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