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大樓
*民粹主義─政治語言*
民粹主義（英語：populism），又譯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公民主義，意指平民論者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理念，是社會科學語彙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也可以被當成是一種政治哲學或是政治語言。學術界有關民粹的討論甚多，但是把它當成一個獨立學術概念來處理的卻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義呈現的樣貌過於豐富、難以捉摸。
民粹主義通常是菁英主義的反義詞。在古希臘城邦發明民主制度之後，對於應由菁英貴族還是一般大眾來掌握政治，出現了爭論。支持民粹主義者則訴求直接民主與草根民主，認為政治菁英（當下或未來）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決定政治事務。
民粹主義的字根源自拉丁語：populus，是人民或是群眾的意思，通常被用來與菁英主義、貴族制、共治主義或金權政治相對。在古羅馬，拉丁語：populus意指擁有公民權的羅馬公民。在羅馬共和時期，有一群被稱為平民派（拉丁語：Populares）的政治人物，包括提比略·格拉古等人，他們推動以羅馬公民舉行的公民大會，來替代由元老院，進行決策。與他們對抗的貴人派，則支持元老院統治的政治人物，強調菁英貴族才擁有統治的能力與智識。貴人派認為，人民缺少知識與統治能力，易受煽動，將權力交給人民，將會帶來暴民政治。
英國
在英國光榮革命後，民主制度逐漸推行。英國傳統的統治菁英與貴族，重新強調這個觀點，認為將權力交給人民是極為危險的。法國古斯塔夫·勒龐寫作《烏合之眾》，認為在從眾效應之下，一般人民會喪失思考能力。
2016年英國去留歐盟公投最終決定英國脫離歐盟的事件，亦被認為是公民對中東難民事件產生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結果。
俄國
在19世紀，俄國首度出現了民粹主義這個單字，特徵是抬舉民眾、蔑視精英。不過統治貴族以這個單字來稱呼包括自由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社會主義人士與無政府主義等。在這個脈絡下，這是一個有貶義的稱呼，這些人士通常都會否認這個稱呼。
民主制度逐步確立之後，舊有的貴族消失，新的統治菁英經由代議民主與官僚制度，控制了政府。民粹主義這個單字的意義又開始轉變。統治菁英以這個單字，來稱呼那些訴求直接民主與草根民主的人士。統治菁英認為，人民缺少做出決定的知識，易受感情影響，主張應該交給有能力做出決策的專家來決定政策。人民擁有的權力是選舉權，在決定出政治領袖之後，就不適宜再直接做出政治決定。
美洲
在美國，則是在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即進步主義時期，出現了許多民粹親農工政黨，像是人民黨（Populist Party）、美鈔黨（United States Greenback Party）、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單一稅（Single Tax）運動、進步黨（United States Progressive Party）、農工黨（Farmer-Labor Party）、脩義·龍（又譯輝·龍）（Huey Long）的「分享財富（Share Our Wealth）」運動、美利堅聯盟黨（United States Union Party），這些政黨反對托拉斯及共和黨的親大企業政策。一些早期的美國民粹主義政黨主張，包括爭取及保障農民利益、主張自由使用銀礦來鑄造貨幣、以及提倡政府管制壟斷現象等等，反對美國插手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但內容極為分歧且不一致，惟這些民粹主張後來被民主黨加入及吸收。
民粹主義不代表一定要採取激烈與暴力的手段，溫和的手段包括諸如演講、靜坐、絕食，而且近代採溫和手段抗議的成功率也較高。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的唐納·川普不少主張被認為是訴諸民粹主義，包括提出驅逐境內逾1100萬非法移民（不少來自墨西哥）、在墨西哥邊境修建圍牆、禁止境外穆斯林進入等主張，以爭取選民的支持。
歷史主義、後現代主義、政治暴力與人心封閉─王于漸 教授
為爭取在《基本法》框架下來屆政治選舉有較多民主，社會上不同組織的行動愈來愈富抗爭性，似勢成水火；立法會議事廳內的語言暴力、政府總部外以至街頭的肢體暴力，同樣逐步升級；各類新起及較新的政治團體表示不再排除以暴力（肢體及語言）作為政治鬥爭手段；政府於「佔領行動」開始即急於使用催淚彈。
歷來無論在任何政權下，成功的政治鬥爭鮮有不涉暴力者，此說雖不無道理，卻未可作為暴力抗爭符合道德原則的辯解，歷史上大部份哲學道統均認為同類相殘的行徑有違道德，向來予以嚴詞否定，即使在政治範疇也不例外。
文明的「社會契約」
活躍於17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 Hobbes 與 Locke 提出國家的社會契約論，認為人類脫離以自然的生存狀態（state of nature）而邁進文明世界，正是認同摒棄暴力、尊重法治之舉，兩位哲人的主張並不把使用暴力視為合乎情理或足以取信的手段。現代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種種研究同樣證明，自然的生存狀態傾向暴力，的確與事實相符，以往部落處於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的生存方式，其暴力程度確實遠高於其後發展的人類歷史。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書作者 Henry Thoreau 曾針對美國政府在憲法中明文將奴隸制立法化，拒絕納稅以示抗議，因而被監禁一天。此舉雖抵觸法律，卻非暴力行為， 但 Locke 和 John Stuart Mill 等自由派，都不會贊同他的違法行徑。後來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發起政治抗爭運動，為民請命，但兩位都採取和平示威而非暴力行動為其抗爭手段，都是受到 Thoreau 這種公民抗命思想的影響。
作為一種政治理想，「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從未為但求理想、不惜訴諸暴力的行為提供任何道德理據。縱使自由民主制的誕生歷程並非不涉任何暴力，問題卻繫於暴力行為在道德層面是否站得住腳。
暴力歪風所以既不應縱容，亦絕不可在法理上予以確立，箇中原因清晰可見：以暴力推翻一個高壓政權之後，取而代之者會否成為另一個高壓政權？若推翻暴政毋須暴力的想法被視作天真，然則相信以暴奪權者不會為保權位而濫施暴力的，難道不是同樣異想天開嗎？暴力既已招來，也就不易請走，暴力的惡性循環更由此而生。
謬誤的「歷史主義」
歷史主義（historicism）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都曾被用作為暴力行動開脫，我對這兩種思想傳統深深不以為然。
首先，歷史主義這套思想方式所強調的是特定背景，例如歷史時代、地理位置、地方文化等等，論點在於要了解一個人的為人，必先了解其所處社會；要了解其所處社會，則須了解其歷史以及種種影響其發展的源流。
歷史主義思維模式源於浪漫主義。浪漫主義為17、18世紀在歐洲大陸出現的知識傳統，在文學、歷史、文化、藝術、音樂方面產生影響，主要盛行於德國思想界。至於英語世界中，浪漫主義在文學及哲學方面較具影響力，歷史主義卻備受忽略。其後黑格爾（Georg Hegel；1770–1831）的唯心史觀及辯證法令歷史主義更得以發展完備。
對於歷史主義，從來就有不同演繹。
黑格爾右派（Right Hegelians）着眼於黑格爾對人類社會的歷史先決性質，認為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為不同族群（national group）各有特殊命運的理據，以及國家乃是在體現族群命運上的關鍵角色。黑格爾視國家為大於其個體成員的實體，此一概念為19世紀追求德國統一（德意志統一大業終在1870年由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完成）的浪漫民族抱負，以及20世紀納粹德國種族滅絕暴行的起動力。
相反，年輕黑格爾派則視黑格爾的社會學說為社會矛盾和社會進步的信條，馬克思的歷史必然性及歷史唯物觀，正是對黑格爾思想中此一部份的最具影響力回應。根據馬克思的革命論，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勢將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根本矛盾異化而遭喚醒，而資本主義必會被新興無產階級推翻的必然性。
Karl Popper 對歷史主義和被他視為歷史主義基礎的決定論（determinism）及整全觀（holism）大加撻伐；他在著作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中指出歷史主義與「歷史命運的無情定律」等量齊觀，任何有關人類命運無可逆轉的觀點，都可化為暴力鬥爭的理據，既可藉以推翻高壓政權，亦可用來壓制人民，以順應命運。右翼法西斯主義、左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均屬此類。
Popper 指出，歷史主義的基本謬誤在於人類歷史既非預先決定，因而無從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勢將受新發現的知識影響，但未來將發現何種新知亦無從預知。
暴力的感性動力
其次，作為20世紀的哲學運動，後現代主義發軔於歐洲大陸，以法國為重鎮，對語言學、藝術、建築、文學影響深遠，最顯著的效果，則在於令人懷疑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皆可能客觀存在和認識。
後現代主義可以被理解為兩個多世紀以來哲學界不斷揚棄理性和現實的結果，最後得出的顛撲不破論說。雖然後現代主義者以反形而上學兼反知識論者的姿態出現，但其中卻包含形而上反現實主義（metaphysical antirealism）、知識論主觀性（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ty）、以感性為一切價值根源的觀念，以及由此而起的知識兼價值相對主義，與科學企業貶值甚或負值現象。
後現代主義亦包含對啟蒙（Enlightenment）理性的徹底否定，真實性與價值不再絕對而客觀，反成相對而主觀，這也正是17世紀末始於德國的反啟蒙（Counter Enlightenment）運動產物，以致幾乎陷20世紀哲學思想中理性思維於絕境。
Heidegger 排斥邏輯和理性，為感性開路。Jacques Derrida 解構語言，化為美學表演工具，目的是要暴露一切可以言詮的事物都存在矛盾性，讓其一一表露無遺。Richard Rorty 總結現實主義與客觀性傳統的種種失誤，而 Michel Foucault 則把知識化為社會權力的表達方式。
撇除真實性和理性，我們還有何依靠？保守派自當主張以所屬團體的傳統為依據；另一方面，若從後現代主義觀點出發，則隨心而為、感性主導。
今人若撫心自問，究竟核心感覺何在，自然會與20世紀主流哲學家有關人性的答案產生共鳴。從 Kierkegaard 和 Heidegger 的學說中，我們學到感性核心在於深重的恐懼感和罪咎感；馬克思學說則針對深刻的異化、受迫害、震怒之感；從尼采（Nietzsche）的學說中，可發現人類對權力的渴求；佛洛伊德（Freud）則揭示人類內心深處深沉而帶攻擊性的慾念。由此可見，人類內心的憤怒、權力慾、罪咎感、肉慾、恐懼，都是構成後現代主義感性宇宙的核心元素。
至於人類感性核心究竟取決於生理抑或社會因素，後現代主義者則有不同見解，無論如何，個人根本無從主宰感性，而個人身份實來自其團體身份，而團體身份及其「真實性」則為由其所屬團體所主觀決定的「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既然不同團體所形成的體驗各異，其中包括經濟、性別、種族等因素，根本沒有共通的經驗框架。
現時不少大學的人文學課程都以教授「民族中心真理」的所謂「多元文化論述」為主，而忽略了種種經典及啟蒙時代思想。Allan Bloom 在其所著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1987） 即指出，現時所謂的博雅教育知性貧乏，實在誤人子弟，而20世紀美國的社政危機，其實是一場知性危機。
當人失去觀點和感性方面的客觀標準，亦未能訴諸理性的仲裁，團體的命運自會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和碎片化，不斷衝突是必然的結果。
討厭的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氾濫（例如第三身主語捨「he」不用，一律變為「s／he」或「he and／or she」），變成理所當然的政治手段。既已否定理性，自然不要求自己或別人理性行事；既已慣於感情用事，在處事和反應上自然不假思索，即興而為可也；既已喪失個人身份，自會尋求從屬於團體的身份；既然不同團體毫無共通之處，何妨互相敵視；既已放棄理性和客觀標準，暴力競爭看來更為實際；既已放棄和平地解決紛爭，自會為求自保而不擇手段。
魯莽的條件反射
對於粗暴的後現代社會秩序，後現代主義的應對方式，不外三種：Foucault，Derrida，或 Rorty，視乎那種盛行而已。
Foucault 將知識化作社會權力的表達方式，鼓吹人人參與政治角力遊戲，代弱者出頭。Derrida 解構語言，隱身其中，與外界絕緣。Rorty 放棄客觀性，希望同一族群成員能夠達成「民族中心契約」，彼此和平共存。
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的取態要不是劍拔弩張、戰鬥到底，就是自絕於外界，或但求龜縮避亂。若採取 Foucault 式應對，語言及肢體暴力將被視為戰爭武器而已，只講理性實難望調解紛爭。
香港的年輕人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無異，受後現代主義意念沐浴，容易受歷史主義的空想家左右，單以此輩所創的本土主義論說觀點，詮釋香港的社經及政治困境；此等觀點的賣點全靠包裝與想像，並不看重理性與實證。
在某程度上，新一代年輕人在知性方面的成長之路，確實有別於其祖父母及父母輩。對他們而言，理性與實證已非化解分歧的可行標準，一旦面對價值或觀念上的矛盾，往往從是否有損「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出發，而決定跟隨Foucault，Derrida，或 Rorty 式那一種應對手段。
負責制訂「抗貧戰爭」（War on Poverty）政策的美國自由民主派從政者兼社會學家 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說：「意見大可自由，事實不容曲解。」後現代主義者大概會如此回應：「沒有既定的事實，一切盡皆意見，而事實未可知，意見不同即非同道。」隨即斷定彼此是敵是友。
但凡發表過博客貼文的都會發覺，絕大多數表達意見者，只談立場，而無討論。這也正是後現代主義的遺產之一。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所煉成的藥汁，對自由主義未來的發展不會是好兆頭。
王于漸 教授─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
王于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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