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的疫情中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注者
213
被浏览
197,912

22 个回答

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中西抗击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中西面对新冠疫情应对方式的不同,主要还不是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从几千年前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奠定了。

这说法很有趣,虽不全面,但确实可以从中看一下这两个故事怎么奠定了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差异。

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

诺亚方舟是《圣经.创世纪》里的故事,创造世界的上帝见到人类渐渐变得邪恶,彼此尔虞我诈,大地上充满败坏、强暴的行为,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和整个世界。但他同时也发现,人类中还有一位叫诺亚的好人,于是他就指示诺亚提前建造一艘方舟,大洪水来临之时,带着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媳妇,还有所有的动物,牲畜,虫类,飞鸟等,必须包括雄性与雌性,上了方舟。诺亚他们登舟之后,上帝降下了大洪水,连续下了四十昼夜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除了诺亚方舟内的生灵,所有的其它人类和生物都死亡殆尽。等大洪水结束后,诺亚带着一家人和所有的动物,牲畜,虫类和飞鸟出了方舟,按照上帝的旨意,生养子孙,繁衍后代。诺亚带着感恩的心,向上帝献供了祭品。上帝欣慰地表示,将不再会毁灭世界,并以彩虹为证。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都有,最早的是《山海经》。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当时的部落领袖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大禹结婚四天就离开家去治水,此后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带领着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他采取了“疏”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退却了洪水,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有研究表明,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故事可能说的是同一场大洪水,可能是距今1万年上下的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冰河消融运动。在面对这样的灭世级别的洪水灾难时,中国和西方的应对态度和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中国是以积极有为的方式,人定胜天,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自然灾难,赢得了生存和发展。而西方呢,是通过对神的信仰,靠神的怜悯而获得拯救。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是牺牲了少数人,比如大禹的父亲鲧,大禹自身也三过家门而不入,完全牺牲了个人幸福,而拯救了大多数人。诺亚方舟呢,除了诺亚一家没啥牺牲,所有的其他人都牺牲了,整个世界都被上帝毁灭了,诺亚是在毁灭的世界上按上帝的指示重生和重建了一个新世界。

对大禹治水的理解,我们是太自然不过了,面对灾难,我们的方式总是要抗争,要不惜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总结中国的各种神话故事,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都是反映了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这已经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信仰的一部分。这种精神,远的不说,从这20来年历次的救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98年的特大洪水,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这次的新冠疫情。

对于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一个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思维,是难以理解的。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会觉得非常荒谬。靠对神的信仰,神的怜悯来获得拯救?除了男主一家世界上其他人全都毁灭,然后再建造一个新世界?怎么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像邪教?

中国人和基督教的精神世界差异

确实,基督教传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离得太远了。我们可以从一个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差异。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文明的概念,被认定的四个轴心文明,希伯来-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分别在自己的诞生时期产生了所谓“超越突破”,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关怀。超越突破和终极关怀解释起来比较费劲,简单来说,就是这四个文明都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终极意义,从此以后,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文化的火种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而没有这种超越突破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消亡了。那么这四种轴心文明各自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经过研究,人们发现他们正好对应四种类型。

中国上古的各种神话,就反应了中国人依靠自身的抗争精神。而到了孔子这里,完成了超越突破,为中国人奠定的终极价值观就是,将道德作为终极价值,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而与此相对的,希伯来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终极价值观是,依靠外部神的力量,追求来世灵魂的救赎。古希腊的终极价值观是,以理性追求知识,认识自然。印度宗教的终极价值观是,依靠自己的修炼,获得来世的解脱。我们这里重点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

西方可以认为是基督教世界,其心灵是希伯来宗教类型的,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其终极价值是灵魂的救赎,而实现的手段是依靠神的救赎。传统的基督教认为,现实世界毫无意义,人的意义就在于死后灵魂的救赎。而灵魂的救赎的方式就是依靠上帝,依靠对上帝的信仰。所以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诺亚一家的获救,靠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如果不怜悯,就像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被毁灭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接受。这里,道德不道德不是第一位的,对上帝的信仰是第一位的。当然,道德高尚可以令上帝愉悦。诺亚就是因为正直和道德高尚,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拯救了他一家。但是,在基督教精神世界中,信仰上帝是第一,道德是上帝的一种训诫,是从信仰上帝推出来的。我们看《旧约》,上帝的很多行为都谈不上很道德。比如上帝为了考验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用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一点没犹豫,把儿子带上山,准备杀了他献祭,最后一刻才被上帝阻止。中国人看这个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基督教中,亚伯拉罕体现了绝对的信仰,道德与否并非考量的重点。在基督教的观念里,世界最终是要毁灭的,最后的审批一定会到来。中世纪基督教最虔诚的时代,人们普遍对现实世界没有兴趣,唯一重要的是死后灵魂的救赎。所以从根本上说,西方人对死亡,对世界毁灭,并不是十分畏惧,他们的终极价值在彼岸。

中国没有类似西方上帝一样的人格神信仰,而是以道德为终极价值,其上再无更高的价值了。而实现道德理想是依靠自己的修养和努力。大禹治水中,抗击洪水,拯救部族是崇高的道德实践目标,实现手段就是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和努力。如果把中国人的思想代入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诺亚应该会苦苦请求上帝改变主意,放过人类和世界。如果上帝不同意,诺亚应该会号召大家一起来造方舟,一起度过难关,而断不会一家人躲进方舟,任由世界灭亡。

中西社会对待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


从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我们就发现西方人对待疫情的反应和中国人差异很大。其中有体制,历史,意识形态等差异,这里不做具体分析,但文化的差异也是根本差异之一。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1%,中国人看到这个数字可能会感觉很恐怖,太高了,比流感高十几倍。西方人看到了可能会舒一口气,还好,比较接近流感了。对同一个事实,两边人的反应迥然不同。英国政府前段时间抛出了“群体免疫”概念,我们认为简直是惊世骇俗,在我们这里,别说公开说,就是想都不敢这么想。但在英国内部,根据民调,有一半左右的人对此表示理解。这是比英国政府抛出“群体免疫”还要令人困惑的事。瑞典的同学说,瑞典人大多接受最终60%-70%的人都会感染。德国默克尔也公开说,最后可能会有70%的德国人会感染。在欧美,有一大堆政坛高层,社会名流中招,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看起来相当淡然,依然开会,聚集,也没戴口罩,民众也是一样。随着疫情的发展,欧美社会也开始紧张,在家上班,停学停课,封城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和中国相比,这些措施和执行的严格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世界,面对这类自然灾害,似乎比我们中国人态度要消极得多,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要像我们这样,不惜一切去控制疫情,如果自身感染甚至去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有无数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警察等,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病人,抗击疫情,保障民众安全。其实那是两回事。我们有很多人冒着自身的危险,去挽救他人,去保障民众,那是因为道德感召。正如上面所说,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是道德价值,为此是可以冒着生命危险甚至舍弃生命的,这是高于生死的。而对于普通人,在没有道德义务时,中国人对个人生命是极其看重的。除死无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类似的人间格言充满了我们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其终极价值是在彼岸的,相对而言,对死会淡漠很多,对生离死别也会比我们寡情得多。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在西方语境下,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自由是在上帝信仰下推出来的,其地位至少不会比生命本身低。在我们这里,主流意识形态中,道德是第一的,个人生命第二,其他与此相比都不太重要。西方人,信仰第一,自由,道德,人权这些排第二梯队,个人生命能不能排进第二梯队还不一定。由此可见,中西方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差异是非常大的。

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


这里完全没有谁优谁劣的比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优与劣。在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西方人宗教信仰是极其重要的事,所以对此极为较真。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连绵不绝,因为宗教信仰而造成的仇怨比比皆是。比如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中世纪持续两百多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结下了千年仇恨,其影响至今还在。而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矛盾,基督教世界的反犹主义持续千年,到了希特勒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酿成了一系列的欧洲内战,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冲突,后果都极其严重。当然,美国的建立也是由于很多欧洲人为了宗教信仰逃到了新大陆。

中国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虽有三武一宗四次所谓”灭佛“运动,其实多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而不是真正的宗教问题。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也一点都不少,不但不少,而且后果比欧洲只有更严重。因为我们以道德为终极价值,道德之争就是善恶之争,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所谓忠臣奸臣之争,奸臣误国,红颜祸水,汉奸卖国等等,都是从道德上进行批判。欧洲人在同一个上帝下,终极价值在彼岸,在一番争斗之后,最后大多是走向宽容,彼此容忍。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几乎没有调停余地,善恶不两立,几乎都是要以消灭对方肉体为结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特别残酷,失败一方基本是要被灭门灭族的。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代价也特别大,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每次改朝换代基本都要损失一半人口,令人触目惊心。而中国人的以道德价值观和依靠自己的抗争精神,又在一次一次地民族危难之际能不断崛起。周而复始,剥极而复。

这次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影响深远。不同的体制和文化,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文化只是一个角度,文化比较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但在历史性事件的冲击下,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审视,更了解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本文比较长,我按照章节梳理文化差异。

第一章:病毒刚开始爆发时,各国文化差异,已经决定了密集爆发国家的排名。

儒家文化圈,中日韩三国的表现与其文化成因。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一枝独秀?

新教国家为什么走极端?英国+德国+美国精英群体

印度以及亚非拉萨满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表现如何?

第二章:现阶段疫情严重程度排名

截止至2020年4月5日,昨日新增确诊国家TOP10排名。

海外主要疫情国家——每百万人确诊数。

各国确诊人数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第三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优劣之辨

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繁荣。

第四章:中西方文化适合什么环境呢?

中国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比较能够抗风险

西方适合太平年景,倡导个人主义,发展研究。

结语:国家实力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


第一章:病毒刚开始爆发时,各国文化差异,已经决定了密集爆发国家的排名。

在这次疫情刚开始在中国爆发的时候,病毒在国外也开始了肆虐,当时我就对比这各国感染的人数,参照文化本源做出了评价。下图是我2020年3月1日发布的内容,当时的全球除去中国以外的数据不到1万人感染。我根据他们的国家,在截图上附上了他们的主流文化本源。

3月1日的截图

对各个国家的文化主体进行区分,结果如下:

韩国:基督教之新教+萨满文化+儒家文化圈之形式主义

意大利:基督教之天主教

伊朗:伊斯兰什叶派

日本:儒家文化圈之忍与求真

德国:基督教之新教

新加坡:儒家文化圈之形式主义与求真

法国:基督教之天主教

美国:核心精英阶层是比例第一的英德移民新教教徒+数量庞大的大量意大利法国天主教,以及少数亚裔

西班牙:被伊斯兰教殖民经历的天主教国家

泰国:佛教国家

印度: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以上国家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中日韩儒家文化圈

第二基督教旗下天主教、新教国家,

第三印度、墨西哥、非洲诸国。


中日韩文化圈之韩国:

韩国疫情期间最荒谬的是——邪教顶风出来办活动,韩国之所以会有邪教,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萨满文化+儒家文化的mix,萨满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多神崇拜,当基督教传入朝鲜韩国地区的时候,基督教就成了升级版本的萨满文化,完成了从多神到一神的升级,于是很自然的韩国,一半人口都信基督教,同时二战战后韩国积极拥抱西方,基督教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总统也多是基督教徒,积极推行基督教。

基督教的一个门徒一个宗教,还允许有第二个、第三个门徒,所以韩国邪教林立,纷纷自称是脱胎自基督教,且由于混合东北亚萨满文化,所以韩国邪教极为发达。

所谓东北亚萨满文化,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你想一下东北鬼故事、猫脸老太太、黄皮子坟、还有跳大神就知道了,这就是东北亚萨满文化的根基,一样的,东北亚萨满文化在朝鲜半岛极为盛行。韩国把儒家文化的教条主义学习的非常到位,以至于韩国精神分裂多,压力也大。

————果不其然,疫情到来,萨满文化导致韩国基督教旗下的邪教横行,无数“上帝”主持婚姻,追求同男子、女子“净化”身体,邪教活动主理人抵抗韩国政府,人间荒诞的真相,让我们瞠目结舌。但是呢,韩国政府抄中国作业,抄的还是很好的,比如在高速路口用热成像仪探测过往车辆的驾驶人体温等等,毕竟是骨子里就带着儒家文化的教条主义的国家,看到成功经验,学起来很到位。

中日韩文化圈之日本

日本在儒家文化圈里,学习到儒家文化圈忍的文化,加上国民自身岛国的缩小意识,所以日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能忍能甩锅。

日本二战后,在东京奥运会前是一个破碎的国家,童年时代的安倍晋三目睹了奥运会的开幕,奥运会后日本经济就开始真正的腾飞,昭和男儿雄起,一顿高速发展,日本半导体吊打美国,威胁到了美国半导体产业,于是美国和日本等国签署了广场协议,日本经济泡沫到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到来,为了重振日本经济,安倍晋三以及无数的日本昭和男儿们潜意识里都对日本奥运会有一种执念,对于疫情心照不宣,忍了、甩锅!

日本有一个民谣讲的是小次郎推着独轮车,往森林走去,走着走着,他开始兴奋地跑了起来,然后他开始害怕了,丢了独轮车,丢了货物,哭着往回跑,害怕回不了家。

日本民谣暗含的心理,正是日本二战时的心理,一开始偷袭珍珠港,吊打美国,赌国运,正是民谣里“向未知的森林走去,兴奋的跑了起来”后来就开始害怕了,接连判断失误,只好丢了独轮车,丢了太平洋舰队,丢了海军,哭着断臂求生,一心只想回岛国。

对于疫情,为了办奥运,日本也是如此态度,投资250亿美元建设奥运会,也是为了赌国运,并且放走钻石公主号乘客,对于检测疾病、预防疾病是日本比较“能忍”、能甩锅的,日本各方面都坚定表示:奥运会不会有任何替代方案,绝不停办。

同样的日本天皇寿宴如期举行、裸祭如期举行、然后多地爆发路径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口罩炒到了300元一只、纳豆、花岗岩都被认为是可以抗疫的神器,花岗岩卖到了300人民币,而且还卖脱销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忍了,不做大规模检测,所以迄今为止,日本感染情况仍旧保持着数据上的“良好”。

中日韩文化圈之中国

中国是大而全面的儒家文化为主体民众的国家,大而全面的好处是有大局观,中国自上而下统治力强,新中国基础建设、群众基层工作被街道大妈、挨家挨户走街串巷的居委会团结的很好,也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凝聚力。

作为一个有史以来的多民族国家,大而全面,历史上是为了应对多民族入侵问题,当对方民族跟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会虚与委蛇的施展障眼法,让对方无法摸清出我们的实力,力求生存。但坏处是会导致爱撒谎,爱吹牛逼,常有一句玩笑话:中华民族联欢晚会,五十六个民族里,五十五个载歌载舞,就你那个民族吹牛逼。直到尼格买提当了主持人,才改变了这一面貌。

“真善美”在文化潜意识中,我们第一要求是美,第二是善,第三才是真,大而全面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是美,一家人整整齐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师生和谐,父慈子孝,父亲恩爱,尊老爱幼,秩序井然,是为传统美,但是人都有个性,意外总有突发,宏观的秩序,势必压制真实,压制个性与真相。

不过我国幸好互联网设施完善,有自媒体这一发声利器,李文亮医生发现了疾病,被大而全面的美按照谣言接受处罚,但!人心雪亮地为李文亮医生讨回了公道!这次武汉疫情爆发,以红十字会官僚为首,集中爆发了中国文化中的大而全面的虚伪作假,幸好有舆论监督,不然又落入文化中大而虚假的纷乱内耗,国民就真的遭殃了。

大而全面的美的好处,让我们秩序凛然,民众按照秩序生活在相同的文化系统中,我们凝聚力强大、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上有国家、下有街道大妈大爷,14亿人口啊,就这么瞬间从市面上消失、主动隔离了长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大陆体系下儒家文化系统的强大优势。

意大利华人社区0感染

在大陆儒家文化系统下的国人,就算去了国外,在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意大利的中国人社区,尽管有足足5万人,我们依旧0感染,这不得不说是全球现当代社会中的奇迹。

基督教文化之天主教国家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巴西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果然不负众望,是疫情是最为严重的国家,事实上天主教国家一直就这样,自由涣散,比新教国家缺少约束,在这次疫情中表现的很差,没有担当。二战结束后,文盲也一大堆,自由奔放,热爱不负责,由于自由奔放,不爱读书,就盛产一两个自然主义思想家、艺术家,比如卢梭、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

意大利1871年人口普查表示,61.9%的人是文盲,意大利有75.7%的妇女是文盲。文盲率远高于同一时间的西欧国家,是欧洲强国中识字率最低的国家,没有之一。

2012年法国文盲率仍然有7%,约250万人,有研究甚至表明法国文盲率高达10%。

1965年西班牙青少年的中学入学率仅有38%,大大低于西欧国家60%的平均水平,而女性入学率只有29%。

2018功能性文盲指数(Inaf)显示,15至64岁的巴西人中有29%为功能性文盲。此外,巴西男性的各项教育指标都不如女性。男性中的文盲率是7%,女性则为6.6%;半数女性都接受了完整的中等教育,在男性中这一比例为45%。巴西东北部地区的文盲率高达13.9%,全国文盲水平平均为6.8%。

天主教国家文盲率高是一方面,功能性文盲就更多了,他们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无法阅读,无法评价,甚至无法处理稍微复杂的信息,面对疫情,他们熟视无睹,无知无察,也造就了天主教国家们如今超高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率与病死率。

疫情期间,法国3459人蓝精灵化妆聚会

法国疫情前正在举行史上最长最大的罢工,疫情到来,法国感染者秒速破千,小镇聚集3500名“蓝精灵”,坚决不戴口罩,他们说:我们不怕病毒,我们是精灵。然后砍掉了进口口罩的百万订单。巴黎取消半程马拉松赛事,马拉松选手自发聚集进行跑步,这跑的不是马拉松,跑的根本就是黄泉路。

意大利政府下令禁止接吻,意大利民众接受采访,我要接吻,我不怕死,就算对方死了,我也要接吻。

西班牙下令封城,但可以遛狗,于是西班牙的狗被人轮流借出去遛,有人假扮自己是狗、还有人遛玩具狗,溜假狗和租狗都是有风险的,已经有民众因牵假狗“遛狗”被罚款,而且违反出行禁令的民众将被罚款600欧元到6万欧元,但是民众仍旧乐此不疲。

意大利感染疾病后的死亡率甚至一度高达3%,就是因为传播媒介易得性太高,张文宏医生说:为什么死亡率高?就是因为瞎混。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识字率稍微再高点、功能性文盲再少点,就不会对疫情置若罔闻,也就不会因为传播媒介的易得性,增大病毒的毒性,将死亡率推升至3%了。中国目前的病毒毒性传播能力甚至低于1,就是因为隔离、阻断、禁行、戴口罩、出门防护、擦酒精等等原因,让传播媒介易得性下降了,导致毒性下降、传播能力也下降,中国才控制住了疫情。

基督教国家之新教国家

英国、德国、美国、瑞典、是新教为主体民众的国家,热爱工作,守时,识字率高,热衷以自己的方式奋斗,但是呢,一战二战之前,他们由于科学信仰问题都太自信了,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被算计的,历史的齿轮严密精确的转动,他们确实创造了辉煌的人类科学文明,创造了残酷但绚丽的资本主义社会。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新教改革的核心教义是反对教会垄断信仰、反对教会垄断知识,不要听信教廷的控制。新教强调基督徒要自己研读《圣经》,自己跟上帝对话,《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那么,如果不能读书识字,怎么能读《圣经》、跟上帝对话呢?

所以接受了新教的地方会大举办学扫盲,发展教育。

以瑞典为例,那里的路德派教会从16世纪后期开始,发起多次扫盲运动,也鼓励办学。尤其是当时在瑞典,不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出资,而是家庭自己开展扫盲。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到1700年左右,80%以上的瑞典人都能读书识字,人力资本空前提高。

新教欧洲视书籍为个人解放者,而天主教欧洲视书籍为猛兽、挑战者,开始怀疑所有书籍。于是南部欧洲的天主教徒甚至发展到对《圣经》也不相信了,原因在于《圣经》也是书,罗马教廷不希望人们读到。

到1851年的欧洲,新教徒比例越高的国家,文盲率就明显越低。苏格兰、瑞典、英格兰新教徒超过90%,文盲率都低于30%;德国一多半是新教徒,文盲率也在20%左右。

但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基本上没有新教徒,是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文盲率将近80%,西班牙文盲率72%,法国45%。

根据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引用的历史研究,从公元800年到1600年间,西方25%-40%的科技发明都是意大利做出的;可是,从1726年到如今,意大利的贡献降到3%左右。而新教国家的科技发明却因为识字率的提高、文化、科技、经济迅速发展,为西方世界贡献了超7成。

新教国家的精英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但是一二战结束后,新教精英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终于意识到上帝死了,价值观分崩离析了,于是诞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白左,这些白左违反常识地让黑人饰演美人鱼,这些白左甚至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的二氧化碳,有些白左不顾文化宗教的差异性,去难民营安慰难民,结果惨遭杀害,有些白左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对女性灌输白左女权,冲击原有的传统家庭价值观,以至于二战后艾滋病高发,死亡无数,还有些白左把白左当韭菜来割,利用白左政治对主流精英进行舆论攻击、利用白左文化输出商业文化,收割财富,闷声发大财。

在这次疫情中,欧洲白左、美国白左完全都不把我们中国对世界的呼吁和呐喊当回事,完全都没有把我们对疫情的恐慌放在心上,欧洲白左、美国白左以其特有的傲慢,借疫情大做文章,恐吓其他国家,有的指责我们中国,说中国威胁论,把病毒命名为chinese virus,特地污名化中国,不仅如此,欧洲白左、美国白左还利用疫情在他们的国内互相甩锅,推脱责任,互相攻击,把疫情问题,当作匕首刺向不同意见政客的心脏,他们像跳梁小丑一样互相攻击,完全没有在意人民的死活。

英国发生了几起暴力事件,有民众为了阻止疫情,自发破坏移动通讯基站,认为5G手机基站导致了病毒的传播。英国不愧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源国,直接宣布群体免疫,所有人都感染,然后等待死亡,等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美国右派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民主党的阴谋”,说根本就没有病毒,有的只有fake news。

特朗普我都怀疑他是一个逼fu大v,因为对于他来说:“没有人比我更懂新冠病毒”

美国纽约州长治下,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初期痊愈,自行离开医院,州长说这个病可以自愈,完全不必担心,紧接着州长弟弟感染疾病,州长哭了,大骂川普。

疫情之初,美国救好了一例患者,说中国疫情爆发都是因为中国医疗系统太差,医疗水平太低,等到美国疫情大爆发时,美国又改口说中国死亡率低,是因为中国瞒报死亡人数,并从中国5g转网,中国移动少了几百万人,展开推测说中国其实死亡上千万人。

德国抢了n个国家的口罩后,表示心满意足,甚至拦截了美国的3M公司的口罩,二战操作,再次上演,闪电狙击口罩的战争。

于是欧洲白左、美国白左把中国为世界留下一个月的绝佳防疫时机,给白白浪费了,在那一个月里,白左们就知道、只知道辱骂中国、只知道攻击敌对政客。

竟然为疫情啥实事儿也没干,我是给完全气笑了。

印度、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

印度宗教文化极为发达,从公元前就是世界宗教的净出口国,他们把牛当做神,把恒河当作母亲河,当作神的河流,印度文盲率高达26%,而且印度的文盲是这么界定的,就是看你是否会写你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是文盲,扩大来看印度文盲人口高达85%,而中国清朝文盲率高达90%,民国时高达80%,建国后文盲人口经过9年义务教育,仅剩下4.1%。


所以印度为了防疫,牛尿聚会,百人同饮,牛粪里集体打滚,用牛粪刷牙,参加聚会的普拉卡什说:“我们已经喝了21年的牛尿,我们还在牛粪里洗澡,我们从来不需要吃药。”


印度人由于文盲,他们喝恒河水,用粉笔画地,保持社交距离,住在树上抗疫情,印度人们甚至混淆了新型冠状病毒与禽流感的区别,以至于印度鸡蛋价格暴跌,价值5800万卢比的鸡蛋与小鸡因此被损毁,官员甚至说练习瑜伽可以抗疫。

4月1日,意识到不妙的印度人民,展开了大逃亡模式,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4月4日,印度政府,向国际法庭起诉中国,声称中国秘密研发大规模生物杀伤性武器。

作为全世界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印度的抗疫操作,让我看呆了。

印度作为除了中国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此多的文盲,让印度成为全世界一点就炸的毒药桶。

亚非拉国家萨满文化盛行,多神论和外来宗教在亚非拉根深蒂固,又因为文盲过多,识字率极低,抗疫的操作水平和印度基本无差别,有的认为穷人对疾病免疫,因为医院给出的报告都是富人患了疾病,其实是因为穷人去不起医院。有人认为神棍徒手抓病毒,就可以让病人痊愈,顺理成章的神棍也被感染了。

在非洲,人类的巫术思维非常发达:


只能寄希望于非洲高温炎热的赤道环境,不适宜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才能免于这场灾难。

第二章:现阶段疫情严重程度排名

截止至2020年4月5日,昨日新增确诊国家TOP10排名:

美国名列前茅:右派特朗普和白左媒体,他们为了政治选票互相攻击,不相信一切的傲慢,拖延了战机,作为一切。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位列第二、第三、第四,加上比利时、巴西前十名里天主教文化国家占了一半,文盲多、识字率低、半文盲、功能性文盲、以及其自由、散漫、缺乏通识教育,质疑权威、怀疑一切的思想,把新增确诊国家TOP10排名占了一半。

海外主要疫情国家——每百万人确诊数

卢森堡、西班牙、瑞士(天主教为主)、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都是天主教文化为主体,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文化特质,海外主要疫情国家——每百万人确诊数前十名,天主教文化国家占了8席,仅有德国、冰岛是非天主教国家。

通过比较文化学分析,天主教文化圈的国家,与先前的文盲率一样,成为感染新增、百万人确诊数最严重的国家。

海外疫情累计确认人数排名如下:

累计确诊人数前十一名的国家里,美国、英国、德国、作为当前最强的西方文化国家,作为识字率最高、文盲率最低的西方国家,却因为政治问题乱了阵脚、延误了最佳的防疫时间、因为对疫情问题傲慢处理,无知对待而疫情严重。

其他天主教国家因其国民集体文化原因纷纷上榜。

总结一句话:西方国家里,有些国家信奉天主教,功能性文盲太多,导致疫情严重,有些国家信奉新教,文盲少,科技发达,但是政见攻击,小聪明太多,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疫情严重。儒家文化圈里,中日韩三国,中国以其大而全面和人民的监察,目前控制住了疫情肆虐,韩国刚摆平跳大神的邪教,继续学习我国,稍微维持了局面,日本忍着不检查,准备赌一把国运。

第三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优劣之辨

其实在中世纪时,欧洲爆发黑死病,罗马教廷就就像现在这样了,那时候科技不发达,医疗条件落后,但教廷会用黑死病来打击异端,说黑猫是撒旦的使者,于是人们大规模屠杀猫咪、说异教徒犹太人传播疾病,于是把犹太人抓起来用火烤、说疾病是巫婆研究出来的巫术,于是把上了年纪的老弱妇孺抓起来拷打投入监狱,告诉信徒,给了钱就可以免于疾病死亡,然而无论是贵族、富商、市民或者穷人,在黑死病面前人人平等,残酷黑暗的中世纪人尽皆知。

欧洲人口因为黑死病肆虐,死亡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国家甚至死亡了一半以上的人口。黑死病的肆虐,动摇了信仰上帝的根基,动摇了教会的权威。在死亡面前,人们不再奉行教会的禁欲主义,开始注重现世,热衷于享乐主义——人文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宗教改革拉开序幕,基督教从天主教,部分转向基督教新教等派别,诞生了英国、德国、瑞典等新教国家,他们重视人的现世价值,热衷于解放思想,研读属于自己的《圣经》。

由于欧洲经历了黑死病,劳动力匮乏,商人们寻找新技术代替劳动力,于是产生了新技术。

一些人放弃了信仰安慰,转而研究医学,混沌的医学发展出雏形,开始参与社会生活。

新教研读自己的《圣经》,提高了识字率、以家庭单位组织扫盲、由于识字率提高,档案学完善,无数伟人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由于新教支持个人的信仰,于是解放了个人价值,当拥有独特思想的人们,投身于各行各业,促进了科学技术、医疗水平迅速提高。

以英国为首的新教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小小的农夫都有梦想,在新教教义的支持下,人们乐于做自己,发展自身的文化特质,每个人都憧憬着未来,档案学、医学、文化、科学、快速发展。

接下来西方世界创造出辉煌的文明,由于每个人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圣经》,新教鼓励信仰,西方拥有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国家,扫盲教育空前繁荣,1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特质,10个人,就是十个人的文化特质,100个人,就有一百个人的文化特质,文化系统繁荣,文化的多样性保证了西方文明的生态系统稳定。

而在同时期的清朝,中国除了皇帝以外,等于只有——士、工、农、商、四个人,文化多样性的特质稀缺,识字率低于10%,导致同时代的中国普通民众思想同质化严重。

所以当中西方文明碰撞之时,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正规军80万人,英军只有7000人,而后英军增兵到2万人,结果清军败了。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并不意外:

清军尽管有80万人,实则只有一人,

英军虽然只有7000人到2万人,其实却有7000种到2万种文化多样性。

简单来讲,就是2万英国人,在单方面吊打清军一个人。

那么只有4个人的清朝,在面对列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文化多样性时,

只有单方面被侵略、被侮辱,这一种答案。

在一战、二战时,西方文化一流,因其具备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更加解放生产力,

中国因为士工农商学兵,就这么几种人,缺乏多样性,无法解放生产力。

所以长期以来,尽管西方往往不断作死,仍然是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碾压中国。

一个缺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是有崩溃的危险的。

所以中国尊重文化多样性,就很有必要了。


1910年东北鼠疫图像

当时落后的旧中国,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著名西医博士伍连德,通过火葬、焚烧结束了这一场瘟疫,当时还有很多奋不顾身、悬壶济世的中医前往哈尔滨,但是因为缺乏病毒传播的知识,只是为国白白捐躯。

那一战,由于中国具备了西医文化,成就了自身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最终为东北鼠疫6万人的死亡画上了句号。

尽管西方具备显著的文化多样性,但是我们人类,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看,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在疫情肆虐中,病毒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出发,对人类进行攻击,全人类都难逃病毒的魔掌。

中国在新中国发展过后,文化多样性逐渐丰富,又由于文化圈中天然系统的保有着多层次、大而全面的高度统一,所以可以通过文化,我们成功的阻止了病毒肆虐。

但西方因为文化的丰富多样,天赋人权,注重自由、隐私、怀疑一切、反智主义倾向严重、个性太过于强烈,给了他们在疾病面前忽视一切、反抗一切、怀疑一切、攻击一切的理由。

第四章:中西方文化适合什么环境呢?

中方:

中国儒家文化圈大而全面,人们凝聚力强,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比较能够抗风险。

但是缺点是缺乏个性,缺乏对个人主义的尊重,对解放个人思想,解放个人生产力缺少照顾。

想必你也曾经听说过种种忽视文化多样性的言论,比如“不要和别人不一样”、“保持一致”、“毕业了就去考公务员”、“你一个女孩子家上大学读个师范类、当个老师多好!”、“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别做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小小年纪你要搞特殊呢?”、“毕业了就找份安稳工作”、“你别给我谈理想,你就老老实实的干好你的事就行。”、“这个工作好找对象、这个职业好嫁人”、“人活一辈子,不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已经长大了,需要吃饭,不需要理想”。

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繁荣丰富,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多样性得到长足发展,但依然有许多人无法实现理想、无法做自己、无法解放自己的生产力、创造力,无法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增加自己的文化特质,我们也缺乏保护理想、缺乏保护个人文化特质的尊重与支持。

不得不说,这是我们大而全面的文化体系中的缺点。

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诞生出数不清的发明创造,但却被认为是劳动人民的“奇淫巧技”。

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没有受到尊重,科学知识没有被传承积累,没有被数学化、逻辑化、系统化,以至于中国在近代一度落后于西方数百年。

如果14亿人,在中国文化的大框架下,不忘本的前提下,能够恰如其分的做自己,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我们尊重理想,尊重个人所承载的文化特质,不再粗暴的对待个人文化特质,那么14亿人将会是14亿种文化,中国在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将会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

其实力上善若水般和平崛起,将不输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不输于整个西方文明。

大而全面的文化体系,让我们在疫情刚发生时,其中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大而全面的稳定,手忙脚乱的将“吹哨人”以散播谣言的罪名“绳之以法”,在李文亮医生受难时,封禁他的言论,在疫情刚开始爆发时,信息不透明,延误了约一星期的时间。

疫情还没有结束,媒体上便充斥着“自豪”、“强大”、“疫情后中国经济将登顶世界第一”等等缺乏反思的言论。

大而全面的文化体系,让我们在国内疫情平静的尾声,开始细数我们抗疫的功绩,有些人对比国外,已经开始沾沾自喜,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不应该忘记他们身上特有的文化特质,不应该忘记钟南山先生、陈薇少将、李兰娟女士、不应该忘记我国文化体系中大而全面之恶,过度美化,甚至文过饰非,是我们应该反思的真正问题。

西方:

西方天主教、新教文化圈,不适合疫情条件下的历史岁月,他们不适合战争,不适合冲突,可偏偏他们是极具侵略性的文化,他们更适合太平年景里,倡导个人主义,保护个人理想、保护发展研究的日子。

西方文明在稍微和平的年代里,催生出数学、几何、逻辑学、哲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演化、分子生物学、互联网科学、经济、金融、等等构筑现代文明的基础。

但在混乱面前,西方文明一触即溃,黑死病让信徒崩溃、凡尔登绞肉机让上帝崩溃、二战让西方失去信仰。

在疫情到来的这三个月里、他们如同复读机一般,重复着历史的错误、罗马教廷之于黑死病、一战爆发之于西班牙流感、二战德国闪电战突袭之于现今德国闪电扣押多方医疗物资、复习历史课本,英国犹豫不决、法国放弃抵抗、德国闪电战、意大利左右横跳、摇摆不定、脱亚入欧的日本赌上国运、美国国内冲突不断、西方文明如同复读机,一遍一遍重复着——“天底下没有新鲜事”的陈词老调。

结语:国家实力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仍需开放、专注、努力。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是作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而存在与地球之上,无论是中西方哪一个文明受到伤害,我们都会被波及,我们不要寄希望于疫情能够改变世界格局,国家实力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不忘本的前提下,尊重个人理想,尊重文化多样性,解放个人文化特质,解放科技并提升科技实力,成为超级大国,就要为人类创造灿烂的精神财产、创造辉煌的科学技术与物质财富,这依然是我们现阶段需要不懈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