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公民社會從爆發到沉寂的艱難之路

編者按：

5.12汶川地震災區從來沒有遠離人們的視野——逝者墳冢前，樹苗幾經枯榮，震後新生的嬰兒已長成學童，災後重建的校舍和城鎮拔地而起……但與肉眼能夠感知的變化相比，對社會變遷和制度層面的變革的考量與討論，也許更具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2008年，彼時的中國在迎接北京奧運，世界在期待一個更加文明開放、能與國際社會更好對話合作的中國。志願者、記者、救援人員、公民社會的組織機構、國際援助者和海外媒體，乃至全球華語地區都曾全力以赴關注這片被災難侵襲的土地。自地震災難降臨那一刻起，眾多遙遠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變。在他們的凝視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們在哪裏？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曾傾力關注的問題，在今日之中國，是否還有意義? 媒體人和社會活動人士試圖尋找的眾多真相可有答案？捐款和國際社會的援助可曾落到實處？ 一經喚醒便立刻達到最高點的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在「新時代」威權政治下，遭遇遏制、落至冰點亦或仍緩步前行？無數人當年的激情付出和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是否換來了今天更好的社會運轉機制？

汶川地震十年， BBC中文希望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冷靜的心態，退一步，寫一組關於這些「局外人」的故事，回顧反思十年間的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我們相信，在修復社會與人文精神建構的長路上，質疑、問責和反思才能激發出最好的進步力量，才是最具有普世精神的人類文明價值。

2008年5月底，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與一群香港志願者同赴汶川地震重災區，來到一個學校倒塌、兒童死傷嚴重的鄉鎮。

倖存下來卻痛失年幼子女的家長們，深陷絶望之中，瑟縮在臨時帳篷之內。滿手物資的志願者們一時不知如何幫助他們。

面對如此深重的苦難，這群具宗教背景的志願者決定唱聖詩 ── 但唱宗教歌似乎是禁區，於是他們不唱原詞，用「平安」兩字唱完全首。聖詩中的溫柔與關懷打動了災民，一個個陸續走出帳篷。

凝重悲愴的氛圍有所消解。就在此時，現場的當地黨委人士立即取過黨旗，插在顯眼處。

「如果出問題，他們隨時會把我們趕走，」陳健民說：「但一做出點效果，他們就出來『插旗』claim credit（領功）。」

這一幕，是當時中國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寫照。

據學者統計，當年有數以百計NGO、約100萬名志願者湧入四川。2008年也因此被稱作中國的「公民社會元年」。

汶川地震打開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缺口，令一直「潛伏」的民間動能得以串連、匯聚，走入主流社會視線；然而到了今時今日，中國卻已鮮有人再提起「公民社會」這個敏感詞。

這股因地震而噴發的民間動能，十年之間經歷了怎樣的曲折變化？

付出換來空間

地震後兩周，社會學者陳健民獲北京師範大學邀請參與專家團，進入地震災區視察；所到之處滿目瘡痍，路況驚險，只有政府車輛才獲放行。

但陳健民驚訝地發現，一些草根非政府組織（NGO）已先期進入，在當地展開救援、派發物資。

面對中共建政以來破壞力最強地震帶來的嚴重後果，災區的行政部門一時難以應對；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草根NGO，以及熱心的志願者，紛紛穿州過省、湧入四川。

「政府沒見過這麼多民間團體突然結集，無既定政策，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陳健民說。

時任香港紅十字會高級國際及賑災服務主任的林傳芃也記得，5月進入災區時，當地已有來自不同省市的義務「司機」，自告奮勇載救援者深入災區：「他們一心為賑災付出，行動力很強。」

志願者短時間大量湧入，自駕車一度擠塞了主要道路，令救護車無法進入。一些志願者不懂得體察災民最迫切的需要，自作主張把衣服等物資送給災民，結果一些援助物資成為需要清理的垃圾。

草根NGO與志願者們熱心有餘，知識、技巧、經驗不足。林傳芃說，但另一方面，紅十字會、樂施會等境外NGO規範化的工作模式、標凖，草根NGO們學習得很快，堪稱「進步神速」。

5.12地震對中國本土NGO而言，是一次實踐的好機會。

NGO的價值

2008年以前，中國各地，尤其北京、廣州、雲貴等地區，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 5.12震後，NGO深入多線工作，表現亮眼，令主流社會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國還有一股如此龐大的民間力量存在。

政府救災工作側重「硬件」，未必能細緻體察災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補足政府未能顧及的地區與服務，更能將中國民間的關注，有效轉化成促成改變的力量。

山東公益工作者寇延丁，選擇了到被劃為「極重災區」的青川縣展開服務。她記得，當時不同災區的志願者、物資分配極為不均：「有災區一間幼兒園，一個孩子收到六個書包……離成都十小時（交通）的青川，孩子一個書包都沒有。」

寇所在的機構服務青川百餘名因震傷殘青少年，支援孩子就學、治療，也安排全國各地的有心人擔任志願者，與孩子們建立關係、照顧其心理需要。

社會不缺乏資源供給以及關注問題的個體，但未必有完善的官方渠道讓他們參與到救助進程；在分配與協調上，NGO發揮重要作用。 「社會問題有『無限需求』，（民間）關注也有『無限供給』，」寇延丁說：「NGO正是將兩者對接的平台。」

除了需求與供給的對接，組織之間的合作亦至為關鍵。 5.12災情之巨，政府難以做到全面即時應對，救災的迫切性闢出一片特殊的空間，令在中國高度敏感的「組織」一度被允許出現。

震後12小時之內，由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四川開明學者主導的「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以及逾40個草根NGO聯合的「四川NGO救災聯合辦公室」分別設立，集結不同的民間組織的力量，協調救援工作；據陳健民觀察，這是中國民間首度出現的大型組織聯盟。

「連結」（或曰「串連」）是中國政府當局的大忌，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發展的根本。

5.12地震後迸發出的民間力量，擴散至全國，影響深遠，因此才有了「公民社會元年」的說法；往後數年，「公民社會」、「公益」、「NGO」等成為熱詞。境外基金會熱切尋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國本地商家籌組的民間基金會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間、又有資源，民間力量得以長足發展，草根組織的意識亦越來越開放、進步，它們開始走向追求自主與賦權的方向。

陳健民認為，後來NGO價值得以廣泛倡導、傳播，汶川經驗是重要一環。

「很多NGO在汶川實踐的過程中，具體地感受到自己的服務受限，是與政策、法律環境有關，」陳健民解釋：「他們看到了更宏觀的問題，思維也從專注服務，慢慢轉化為關注政策和法律。」

反思政府控制

在中國，「民間力量」隨時處於當局的監視與控制當中，「發展」是一個與官方周旋、拉踞的過程。 NGO最重要的自主性與獨立性，隨著政治局勢演變，不斷在突破與妥協之間搖擺。

在四川，從一開始「不知所措」的狀態中穩定下來後，政府開始收回空間。

根據清華大學學者鄧國勝的研究，在震後一年之內，政府當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設立的庇護設施與社區重建項目。

一些地方官員開始認為外來志願者的存在是「搞局」。隨著校舍倒塌演變成豆腐渣工程醜聞，有服務遇難兒童家長的志願者，因掌握死亡學生名單等「敏感資料」，工作被中止。

在青川進行因震致殘兒童救助工作的寇延丁，就靠保持低調、與「敏感」人士劃清距離來維持工作空間。 2009年，藝術家艾未未發起收集死難學生名單，了解青川災情的寇延丁拒絶了網友的相關詢問。

2010年，一份中國教育部向中國高校發出的通知流出，當中批評深度參與512災後工作的香港樂施會「與『維權』組織合作…向內地滲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該會招募大學生志願者。樂施會向當局作出解釋後，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會的理念中，NGO與權利倡導不可分割；但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下，NGO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鋼絲上，在當局時松時緊的掌控中求存。

艱難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民間社會中言論、新聞、網絡空間持續收窄，承載著民間動能的NGO亦遭整頓。大批中國大陸NGO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遭到打壓，重要公益組織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當局帶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遭當局關押，被逼在央視鏡頭前認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組織（INGO）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針對境外基金會、NGO及慈善團體實施嚴格限制。

種種跡象均顯示，中國大陸的NGO生存空間正在不斷縮減。但陳建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直觀。

他指出，中國當局一方面嚴格限制境外組織活動，另一方面則鼓勵政治上較「安全」的本土組織發展。目前，政府願意購買服務、本地基金會亦願意撥款，給予NGO的資源多了；專注服務、獨立意識欠缺的組織不斷擴展，但有公民參與意識的團體很難生存。

在中國大陸經營多年的國際組織樂施會，目前仍在中國大陸開展工作。樂施會中國部總監廖洪濤說，雖然工作計劃要調整、程序上要適應，但「境外NGO法」對該組織影響不大，樂施會不會放棄價值觀，仍在推進賦權。

廖洪濤認為，NGO始終強調獨立、專業性，但需要與政府互動，而樂施會的目的不單是物質上的直接援助，而希望幫助中國本土的NGO提升能力。「讓NGO得以持續發展，比直接服務更加重要。」

5.12十年之後，「公民社會」在中國已成敏感詞。但在限制重重的空間中，仍有全國性民間組織聯盟在持續運作 ── 這也是5.12的遺產。

近年多宗災害中，較官方救援隊更早到達災區、裝備甚至較解放軍更佳的「聯合救災」平台，是承傳自當年「四川NGO救災聯合辦公室」的產物，由獨立於官方的中國民間基金會支持，裝備精良，工作更從救災拓展至防災、備災。 2013年雅安蘆山地震後，「聯合救災」成員配備帳篷進入災區，解放軍戰士進入首日則要露天過夜。

同樣在蘆山地震中出現的，還有一群青川殘疾志願者的身影。五年過去，寇延丁的組織救助的青川因震傷殘青少年已經長成大人，自發地前往雅安協助災民。

2015年2月中旬，寇延丁被關押128日後獲釋。她焦急地與NGO伙伴們聯絡，擔心自己被捕一事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你知道我們青川的孩子們新年假期去哪了嗎？」伙伴對她說：「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又回訪雅安了呢。」

「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的，就是自我組織能力。這才是『公民社會』。」寇延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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