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香港时，英国从香港获得了什么？

• 获得一个离中国最近的深水港
• 获得一个和中国接壤的情报中心，而且靠近广州这个重要城市（广交会可是外国人能进入中国的罕见机会！），西方阵营只此一家

下图引用《GCHQ The Uncensored Story of Britain's Most Secret Intelligence Agency》，可见英国对中国的情报机关全部集中在香港，弹丸之地最高峰时有4个情报站同时存在，你说英国有了这个地方高兴不高兴啊?

小西湾曾经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对中国最大的监听中心，附近山头依然有天线杆遗留下来。现在小西湾满满都是住宅和运动场，不了解的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远东电子谍战的中心。

现在的小西湾

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点，过去是禁区，上面除了气象设施之外，也有监听站和军用雷达。

• 香港长时间只能购买英联邦重工业制品，英国公司获得不少商机，甚至限制解除了也依然有其优势。现在英国的巴士厂要是没有香港、新加坡的订单早就倒闭
• 培养了大量对英国有好感的、到英国留学过的中产阶层。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及其子女，还有中高级公务员，没有几个没有英国的学历的（除了我 ==）
• 获得中国人（不管是本土或者南来的移民/难民）作为基本劳动力，比缅甸、马来亚的土著好用勤劳又聪明多了

单单头两点已经够英国高兴好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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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在/未来潜在的利益，环顾亚洲唯有香港同时继承英国法制，又与中国内地距离足够近，而且高度开放，营商方便；加上一班在英治时期阶层上流的人对英国的好感，这些人不在少数，当今许多高官都是穷家子出身，靠政府奖学金读完大学，进入政府去英国深造；还没算其他专业人士的子女，出发留学的8月高峰，甚至能够影响港元兑英镑汇价，当然让英国念念不忘。

以下为一家之言。关于「英国从香江获得了什么」这一问题，本问题下的其他回答已经叙述的十分详尽。其实，当时就连香江人也清楚这一点，英文时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就谈到：

「大多數香江人相信英國從香江謀取利益，並認為香江政府是為倫敦賺錢的。不只苦力和小販抱有這種看法，就連相當高級的華人公務員也這樣想。重要的是這種看法為何會這樣普遍。」

不过，本文要论述的，其实主要是一个简中网路似乎很少注意到的点：英国（伦敦），与港英当局（总督府），之间是有着微妙的张力的。这种张力，可以达到一种程度：并非英国直接统治香江，而是港英当局统治香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江被日本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冲击了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在港统治模式。在战后，『香江新闻』如此描述当时人们的心态：

「多谢日本，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人，是塑造我们前途的人，以往有关肤色的问题已经死亡。」

种族隔离的二元制殖民地社会体制，终于缓慢地走向了终结，其标志之一，就是1946年7月港英当局撤销了华人在太平山与长洲置业的禁令——因为港英当局意识到，在战后的新情况下，如果其得不到华人的支持，其将无法继续统治。

到了1960年代，随着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英国对香江的直接管辖也逐渐减弱。随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独立，香江成为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个殖民地，英国在亚洲的部署与角色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到了1966年，殖民地办公室（Colonial Office）被取消，殖民地事务纳入大英联邦办公室（Commonwealth Office），到最后纳入了外交部（Foreign Office）。英国对殖民地内部管理事务也愈来愈缺乏兴趣，以往那种『帝国责任观』亦开始淡出。其次，殖民地要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自治，行政与财政权力自主性也因此提高，香江政府官员不须事事都向伦敦请示，可以多从本土利益出发订立政策。以往香江政府财政盈余是要购买英镑稳定英镑币值，但是随着香江的自主性增强，在1959-1968年这十年间，香江政府的财政已可自主地运作。财政上的自主，使香江进入一个以本土化为主的经济体系。」

甚至有传闻认为，当时的殖民地官员可以「不理想」或「不实际」为由，惯常地拒绝和无视来自英国的命令，而基于香江的特殊情况引入他们认为只适用于香江的一系列改革。

这种港督的执政情况，就在六七暴动中的一系列事件中显露无疑。面对与幽都关系不浅的爱国左翼发动的六七暴动，主张出重拳、强力维护港英当局殖民权威与执政地位的港督戴麟趾，就与身在幽都、主张避免刺激革命形势高涨的契丹的、英国驻契代办处，常常发生意见冲突。虽然意见冲突最终是由伦敦方面裁定，但是港督意见占主导的情况也不少。戴麟趾不失明智地认为，幽都无意收回香江，六七暴动只是本地左派「揣摩上意」的举动，如果真的放任局势继续混乱，反而会导致「革命胜利在望」，让幽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支持暴动。从事后来看，他确实赌赢了。

比如1967年5月，伦敦问过戴麟趾，如何在最坏情况下撤出关键人员——其实也就是准备从香江撤退的计划。然而戴麟趾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觉得假如这种撤退方案走漏任何风声，会港英当局的权威登时破产，社会当即大乱，最终伦敦方面表示认可他的意见。另外一件事，就是针对不断高唱反英抗暴调子的爱国左翼报刊，戴麟趾坚决主张铁拳出击，英国驻契代办处却反对，最终伦敦还是支持港督对左翼报刊铁拳出击，造成了「三报事件」。

更能体现这种港督地位的事情，就发生在六七暴动之后。暴动中港英当局一共让2077个示威者遭到法庭判罪，但形式稳定下来以后，伦敦还是不希望跟契丹关系闹的太僵，要求港英当局尽快把这批人放了。但戴麟趾却以暴乱可能死灰复燃、这样做是侮辱本地司法制度为由，对此坚决抵制，结果导致港英当局与伦敦关系闹得很僵。等到1971年契丹重返联合国前，伦敦意识到契丹马上要回到国际舞台了，便强烈要求港英当局立刻释放一切囚犯——尽管如此，戴麟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拒绝释放部分重犯。等到1971年麦理浩上任后，问题才得到解决：到1973年前，所有在六七暴动中被判刑的人，都提前假释或刑满出狱。

同时，在英国本土实行凯恩斯主义时，港英当局却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两代财政司司长郭伯伟和夏鼎基都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香江大规模推行福利制度建设，要等到1970年代才开始。

以上です。

参考文献：

『香江关键词：想象新未来』（朱耀伟主编）

『贫而无怨难：香江民生福利发展史』（冯可立）

「An Epoch of social movements:The Traject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