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龍應台：這樣的時代不可能有《野火集》，但會有《大武山下》

走遍全世界的龍應台，也有「棋逢敵手」的時候。

新書《大武山下》在屏東潮州金石堂書店辦簽書會。一位穿著紅色polo衫，長年在大太陽下工作，皮膚曬得黝黑的中年男子，穿著拖鞋，排著隊給她簽名。「你有讀我的書嗎？」也穿著紅襯衫的龍應台試探地問。

「我沒有，是我女兒叫我來的。我女兒在加拿大，」他無奈又直率，大剌剌又有點害羞地說，「她叫我來，我也沒辦法。」

在小鎮辦簽書會，對潮州或龍應台來說都是意義非凡的第一次。

新書見面會現場座無虛席，屏東縣長潘孟安也在座。

對開業10多年，服務鄰鄉麟洛、竹田、內埔等的金石堂潮州店說，年初本不敵網路與疫情衝擊，差點關閉。因龍應台「支持小店」的呼籲，才逐漸活絡。當晚，簽書會讓小店擠得水洩不通，少說400多人。路過的潮州鄉親，紛紛停下來好奇問道「發生什麼事」。

「彩券頭彩開在這嗎？」騎腳踏車經過的潮州鎮民停下來問道。

對龍應台來說，那夜除了她從美國、台北、南投趕來的忠實粉絲，更多是從市場收工就踩著拖鞋、抱著家裡初版的《野火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長地久》，手忙腳亂要來給「龍老師」簽名的在地鄉親，一如那位酷酷的紅衣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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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有些事情從來沒有變過，」36年前，龍應台寫《野火集》心中最掛念的讀者——菜市場裡賣菜的人、騎摩托車送貨的人、做工的人，那天晚上她在潮州小鎮重新遇到了。

遇見36年來，最記掛的讀者

不過她這次，寫的不是大眾熟悉她的家國散文，而是一部虛構、懸疑的「小說」。

今年68歲的龍應台，經歷攤開：大學教授，留美8年、旅歐13年、香港任教9年、首位台北市文化局長、首任文化部部長，位高識廣。

很多人都忘了她其實來自南方的漁村。「小時候牽著媽媽的裙子到菜市場，我用閩南語說話，賣菜的女人會說這個小孩好可愛，她講台灣話有一個腔，」龍應台回憶。父親是基層員警，每三年要換一個村子，她一直跟著浙江腔的媽媽上學、上市場，在鄉村生活直到18歲離家念大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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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她決定不只兩週回潮州看一次高齡9旬的母親，而要搬到潮州，這個屏東人口第二大的行政區。

她沒有太多都市俗的不適應，很快以大武山為座標，建立新的生活作息、學習興趣與交友圈，也催生第一部長篇小說。

她描述在潮州的日常：上午不是帶媽媽去市場，就是到東港溪慢走。起得更早的那些日子，她可能出門追日出，或空下一整天「巡山」。

巡山的日子，闖入每一條風景

因為原來的車曾發生在山路無法倒車的插曲，龍應台早已換了一台暱稱「大白」的白色吉普車。

3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馳騁在鄉野間，龍應台可以辨認哪一片是桃花心木林；哪一間廟口有早市，她知道聚集在早市的人們在煩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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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帶我們去萬金聖母聖殿，19世紀建成的天主聖堂，建築樣式竟與南美同時期的教堂有些相似，她最喜歡堂前無人看顧的良心攤位，帶包日曬麵線與時令瓜果回家。

她會突然停車在縣道185公路，接近36.5公里處，乍看平凡無奇的長堤邊。爬到頂時，忽然一片開闊，大武山巍峨在前，夏日的萬安溪礫石閃爍，綠草如茵綿延。

這個小說中暱稱為「綠野仙蹤」的取材地，就是她的發現。她興奮地描述著，5月整排黃金雨樹如何壯觀，凌晨5點，太陽從太平洋升起，第一道日光穿過大武山稜線，玫瑰色、金色，鋪撒在河谷田野間，那是有心等待的人，才能看到的光景。

不只隨意停車，她還隨意闖入185縣道每一條岔路。退休在鄉間與丈夫經營果園的劉日和，和她相識，就是因為她帶朋友開車兜風，看劉家植物漂亮就登門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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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從外面冒出來，我說『妳是龍應台』，就這樣加了Line，」劉日和回憶。現在劉日和被她稱為「植物老師」，也是幫龍應台蓋雞寮的朋友。

龍應台的簽書會上，她的屏東好友——文心蘭、蓮霧、香瓜、芒果大王全都來了。結果，「你們送我的水果，我都吃了，我送給你們的書，你們怎麼只讀一頁——有你們名字那頁呢？」不改教授嚴厲本色的龍應台又氣又笑。

隔幾日，幾位水果大王在群組傳來他們遊山玩水，不忘共同朗讀《大武山下》的影片。這是江湖義氣。

問龍應台做一輩子文化人，在鄉下，既沒美術館、電影院，也沒藝文活動，不無聊嗎？

她反問，你知道含羞草會開花，而且它開的花是粉紅色的嗎？大自然那麼多有趣的事物，她一一探查、請教專家，甚至自己一筆一筆練習描繪都來不及了，怎麼會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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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州，她的代步電動車「小白」早已小有名氣，去美容院、吃湯飯、麵線，老闆娘與客人聊著鎮上大小事，她聽得津津有味。

郵差偶爾看到收件地址「東港溪畔菜市場粉麵館，龍教授收，拜託了，謝謝，不好意思」，會心一笑，使命必達。

「我寫這本書的心情是非常明亮、愉快的，」龍應台說，《大武山下》400頁，前3分之2她常常一邊寫、一邊笑。

難得微笑書寫，帶著兒時暖亮情感

作為1949年逃難來台的難民之女，18歲以前，龍應台不管到哪個村子、換哪個學校，永遠是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然而，被善待的溫暖跟明亮的感覺，一直記在她心裡，以致小說前半部，有人說慢，但每一篇章登場的人物、每一細細描繪的荒野角落，都有她長年的注視與情感。

「以前是我告訴你，現在我不想說服了，我用文學的方法，帶你像看電影一樣，看到我看見什麼，自己下結論，」本次出書，一律只談小說，不談自己的龍應台說。

新書選擇以小說寫作，一方面是作家的自我挑戰，另一方面龍應台落定小鎮三年，散文已無法替她說話。

無論到美容院、按摩店或吃飯，那些在都市會被當成非理性的怪力亂神、鄉野奇談，無時無刻在上演。

即便受過嚴謹學術訓練，又特別喜愛科學，龍應台也從震驚到理解，「信仰不是選擇相信或不相信，它就是你的生活。」

抽離台北的政治漩渦，人在大武山下，有機會與存在對質，過往糾結的理性、邏輯、正義不再那麼絕對——至少台北、輿論不再是宇宙的核心，龍應台也反省，「憑什麼覺得我的知識是最正確的？」

龍應台1952年出生於高雄大寮鄉。曾任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客座教授，首屆台北市文化局長、文化部部長。2005年成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著有《野火集》、《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大武山下》等。

悉心的讀者統計，龍應台在書中至少描繪156種植物、108種動物。她一律用「他」來指示，挑戰以人為本位的慣性認定。

小說書名，她一度考慮過「南方」相關的詞語，試圖顛覆「北方」主流認定的價值意義。

然而，在小鎮安居、安頓身心，並不是搬到鄉下的必然。尤其潮州不是龍應台的故鄉，她只是為了陪伴母親。是8年前離開香港那場慘痛的教訓，讓她一搬到潮州，便毫不遲疑種菜、養雞、種花，安定下來。

永久的暫時

2003年，龍應台離開台北市，旋赴香港城市大學教書，原來只計劃待一年。後來，又應香港大學邀請竟然待了8年。當時，大兒子安德烈剛好高中畢業，也從德國轉到香港，母子就住在面海的教授宿舍。

2012年，龍應台決定回台北，接任文化部長（時為文建會）。當她在牛排館告訴安德烈她的決定，兒子不可置信的表情，她才突然醒悟，母子此後、此生在同一個屋簷下的生活，從此結束了。

這時，她才意識到，在香港一起生活的7、8年間，她牆上沒有掛上任何一幅畫，陽台沒有種一棵樹，「因為我覺得這是暫時的，我馬上要走，只要有這種想法，你就不會做任何的事情。」

「等眼淚掉在牛排上，你才發現，都過去了，你以為的暫時，變成8年，然後那個8年，一輩子不會再回來，」認知到自己的錯過多麼不可原諒，當龍應台再帶著兩隻貓到大武山下，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種菜，「把暫時當永久，就是我現在的態度。」

《大武山下》的小鬼，不停在追問時間，小說中的師父，留給身心脫臼的敘事者十個字：「世間所有塵，一一塵中見。」龍應台第一部長篇小說，最核心的命題也是時間。

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什麼？時間就是生命。我們的生命除了時間還有什麼，不就是時間嗎？但你在都市環境的生存狀態，你的眼睛，整顆心不是在看生命的時間，而是在看浮在表面、非常快速運轉的事情。」

台北分享會上，她笑著澄清，不是鼓勵大家搬到潮州、搬到田園，就能看到生命的本質，重要的是看待生命的態度。

「珍惜當下、珍愛身邊的人，當然都是真的，可是我覺得那些還是末端，真正重要的其實是佛家說的『覺』，」龍應台進一步解釋，帶著覺走在時間之河，看見所有恩怨、愛恨情仇、悲歡離合，都是我們短暫人生，一道陽光中滾動的塵，「才會知道自己真愛、要抓住的是什麼。」

《大武山下》雖然是一本在任何階段對於自己該何去何從感到困惑的人都適合看的療癒旅程、成長小說。但偶爾還是能瞥見「龍氏關懷」。

比方說，她將書中靈魂人物「小鬼」設定為14歲鄉下長大的普通女孩，「你不覺得這本書本身就想離開正統大歷史、都市政經中心、高階知識份子的論述？」

她也不喜歡「愛台灣」這三個字作為意識形態搖旗吶喊。所以她用博物學家等級的考據，描繪156種植物、108種動物。

作為漢字純粹主義者，她用漢字勾勒屬於這塊土地，每一種生命的印象。所以她寫「黃金雨樹」，而不是譯名阿勃勒；絲棉樹，而不是吉貝木棉林。她寫「狐蝠」，一種台灣綠島快要絕種的獨特物種，也寫台灣鐵杉下，開著白色鐘形小花的台灣原生種「溲疏」。

「這種事有人知道嗎？有人在乎嗎？你什麼都不在乎，高喊著愛台灣，那是什麼愛呢？那是另外一種政治表態，意義不大。」

高喊愛台灣，不如謙卑了解土地

「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小時候不了解台灣這塊土地是政治原因，」龍應台說，當年課本教的是長江、黃河，自然不認識濁水溪、高屏溪。民主化之後，本土化如火如荼進行，某個程度，愛台灣變成共識，但仍舊是政治態度，並沒有轉化為面對鄉土跟人物的謙卑與了解。

「大家都去墾丁，去墾丁幹什麼？拍照，離開。去過墾丁的人有來過屏東嗎？其實沒有，都是路過，自己的人民只是路過自己的鄉土而已，」她認為，面對自己的環境，我們可以更謙卑。

小說後記，龍應台如此寫道：「這個世界突然變得非常喧嘩。語言成為辯論的工具，而且辯論的舞台，不熄燈，不謝幕，不關機。在這無止盡的喧嘩中，我坐在水一樣的溶溶月光裡，納悶：語言，怎麼只有一種用途呢？生命明明不是只有辯論。」

她用小說找回語言，用她最擅長、最美的文字，譜寫一段追尋成長、穿越時空的旅程，傳達她對土地的愛，希望讀者也自己走一遭。

問龍應台現在是否還能寫出《野火集》？她很快回應，不可能，寫不出，「寫《野火集》需要相當大量的天真感，台灣社會過去40年的發展，其實是一種天真的失落，我們都不再天真。」

當黑與白不再那麼絕對，社會再沒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信仰， 「在這樣的時代裡頭，是不可能有《野火集》的，」所以會有什麼？「會有《大武山下》。」

（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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