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致豪 ╳ 林立青──當我們討論死刑

整理／陳琡分

「你天天讓受刑人摺紙蓮花，摺二十年，就會變好人嗎？」

律師黃致豪在與作家林立青共同出席《死囚的最後時刻》座談會時，與現場來賓分享了這句話。「這是我的一個當事人，在他死（伏法）前、最後一次在最高法院所講的。」死囚自是罪無可逭，然這句話，或許也可看出台灣從政府、社會到民眾，對死囚議題的迴避與無視；同時也是黃林二人在閱讀《死囚的最後時刻》後，希望讀者能夠跳脫死刑存廢的爭論，進行更多層面的思考。

沉重的情緒勞動

那天黃致豪身上穿的T恤寫著「此人沒有教化可能性」。近年他所承接的案件，無論是鄭捷、王景玉、龔重安、陳伯謙等，在多數人的標準裡，每一個都呼應著黃致豪穿著的這句話，從他們犯下的罪行來看，判死刑還太便宜──而黃致豪就擔任這些人的辯護律師，也導致了他在大眾眼中的聲名狼藉。「對一個自己從事司法實務工作，同時也是研究司法行為科學和司法心理學的人來講，《死囚的最後時刻》這本書，是個很有趣的見證。」作者蜜雪兒．萊昂斯在美國監獄擔任死刑見證人，十二年來，親眼見證了近三百起死刑執行現場。同為從事死刑／死囚相關的第一線工作者，萊昂斯的情緒轉變，甚至最後的瀕臨崩潰，黃致豪都感同身受。

「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按：意指控管自身情緒，以表現出符合大眾要求的臉部表情與肢體語言），這一直是在各行各業都有的問題。但面對死刑這類沉重議題的第一線工作者，他們的情緒、勞動壓力，卻更少被看到。」台灣雖然沒有死刑見證制度，然死刑辯護律師、監獄工作者，乃至於死刑執行者、法醫等等，都承受著情緒勞動日積月累的影響。「對我來說，擔任死刑辯護律師，最難過的那一關，並不是你要如何在事實上、在證據上或法律上，去構築對於你的當事人的法律策略。而是你一方面必須盡全力為你的當事人謀求最大的法律和事實利益，這是你的工作；但當你無可避免地看到被害者的照片時，你內心的信念，勢必一再受到衝擊和拉扯。」

黃致豪深知自己經手的都不是大眾給予正面評價的案件。「最難過的那一關，不是面對媒體、面對社會的那一關，而是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把卷宗打開的瞬間，那是最難過的時候──你必須一個一個仔細地去檢視被害者的照片、生平、法醫勘驗報告、DNA報告等等。這個時候，情緒勞動的影響就會出現。」黃致豪或萊昂斯，面對的無非是職業上的長期凌遲，「這類案件或這本書所帶來的，除了對於死刑制度的反思，還讓人近身了解，在這個領域的實務工作者，其心態演變的過程。」特別是當台灣目前尚有死刑制度存在，我們除了要思考刑罰的意義，或許更該討論的是，圍繞在死刑周邊的實務工作者們所見證到的內容，是不是和其他在外圍的人所觀看的並不一樣？

透明的寫作策略

與萊昂斯同為紀實型的寫作者，林立青看到的，則是她「因透明而中立」的書寫手法。

「我認為中立、客觀是不存在的。你要把自己的歷程『透明』了，讓讀者知道為什麼有這些變化，才是真正的中立。」

或許讀者與林立青相同，剛開始閱讀時，都很好奇究竟作者本人對死刑到底是支持或反對。「但讀到最後你會覺得，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記者出身的萊昂斯，直到擔當死刑見證人、接觸到眾多死囚後，看見死囚們那些「人」的面向，立場逐漸動搖；及至她的繼女不幸身亡，她的世界與信念更是潰不成軍。「她到處與人爭論死刑是否應該存在──只要對方支持死刑，她就會舉那些身不由己的死囚案例；如果對方贊成廢死，她會指出某些被害人遭到姦殺分屍、令人髮指的案件。所有人遇到她，全部都無話可說，而她自己也愈來愈孤獨。」林立青看出萊昂斯的矛盾困境，「她的腦海裡永遠都是這些她想要忘記的檔案，但她忘不了。」

也正因為萊昂斯誠實地敘寫出這些困境，讓這本書更顯動人。「我不覺得我們需要馬上決定支持死刑與否。你可以把這本書想成這是某個人的故事，你看過這個人在監獄裡記錄下來的一切之後，你才能夠思考自己會怎麼去面對。當你看了更多細節，有的時候立場就不是那麼重要。」最後唯一能做的事，可能就像萊昂斯一樣：記錄。「我到底看到什麼？我到底記得什麼？我到底還能多出一些什麼，把第一線的感受傳遞給大家。」林立青認為，閱讀不見得是理解作者，更是理解自己，「理解自己在面對這種狀況時，第一時間有什麼感受？」這是非常珍貴、也值得細細討論品味的。

蒙昧不清的台灣死刑制度

林立青也因為這本書，實際走訪台灣的監獄。獄中的教悔師非常認真地展示受刑人們的花燈、書法和手工藝品給參觀者，表示書寫、閱讀都可以對人產生教化。「但當你問到死囚問題，他們就完全不回應，然後用其他方式迴避掉。」從第一線工作者的態度，足以判斷出台灣目前還沒有辦法誠實面對死囚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受刑人人數、學歷分布、性別比例、犯罪種類等。但如果談到死囚，他們什麼都不會說。」以致於死囚狀況在台灣各面向都模糊不明，徒留臆測。

「所以我們該怎麼看待這本書和我們的關係？第一，我們必須誠實面對：我們目前沒有能力寫出這樣的作品，我們沒有辦法記錄。再者，我們可能還無法光明正大地將監所內部公開，也沒有記者能像萊昂斯這麼直接、近距離地接觸到現場。」

廢死議題爭論不休，「如果我們真的想廢死，我們要先了解為什麼要廢死？我們真的有辦法去矯正、去教化嗎？真的有方法讓這些受刑人回歸社會不再犯罪，而社會也能接受嗎？如果我們選擇支持死刑，我們可以整理出這個死刑犯行為的各種前因後果嗎？」

林立青坦言自己也尚且未能得出結論，「很可能我們現在所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開始記錄、開始思考，把這些記錄思考的過程，留給之後的人，讓更多人知道。」要認真看待一項議題，應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書寫。

書寫這些多數人欲除之而後快的重大刑犯，有什麼意義嗎？黃致豪強調，這是需要整個社會一起注視的黑洞。「死囚是弱中之弱。他們的脈絡如果可以拉出來檢視，我認為對於更多人會有進一步討論或反省的空間。」

「當我們討論死刑的時候，我們討論的並不是『死』，而是『人』。」拒絕討論死刑存在，甚至拒絕討論「死」，是社會共同拒絕對人的凝視和檢討。何況死刑在台灣單從制度面審視，幾乎一片空白。「整個死刑的執行程序，你不知道『誰』在『什麼時候』會被挑去執行死刑；你不知道死刑審議小組，依據死刑執行要點的審議內容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四十二個待決的死囚在監獄裡。你不知道哪一天的什麼時候、是誰會在早上八點時，透過法務部長召開會議，決定在當天下午五點來執行死刑。」黃致豪說。

於是這討論到死囚的基本人權。在死刑尚未廢止的時代，死囚或許該死，但在等死的時候，其他權利該被剝奪到什麼程度？是否還需要受「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我」的精神折磨？ 「若我們暫不討論死刑存廢，也不爭論這些罪人應該受到什麼處罰。如果他們被判的是死刑，應該不包含『長期無止盡地用不確定的方式去折磨心智』這種殘酷不人道的手段吧？」會否古代那種「推出午門斬首」的斬立決，才是死刑的合理執行方式？

「我們是不是在把死囚的最後一滴的價值、最後一點人性尊嚴，都全面抹煞掉，反正最後有死刑劃上句點？」黃致豪不忘提醒，在台灣，死刑幾乎專屬中下階層貧病者，來自上流社會的人，很少會面對死刑的威脅。「在這樣的狀況下，你更不由得會去思考：死刑除了程序問題需要討論，是否也反映了某種社會經濟地位的階級衝突？」在目前社會尚有死刑存在、多數人同意犯下某些重大罪行需要受到嚴厲處罰的兩大前提之下，背後有著這樣的經濟與階級衝突，難道公民和國家不該設法盡可能縮小差距？「死刑制度本身的涵義，是公民社會的自我思考與進步的其中一點，而不是單純的支持或反對。」

所有的論辯，重點都在於如何關照「人」這個角色。「死刑議題是所有社會議題到最後的簡化版。它涉及了階級、教育、經濟、精神障礙、所謂的公平正義、司法正當程序、所謂法官養成和刻板印象；它涉及了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各種你想得到的議題，都在死刑裡面。」死刑所帶來的疲累與沉重，非三言兩語可以釐清。而當我們基於各種理由呼籲廢死，我們的社會是否成熟到足以負擔？「如果我們期待這個人被關個五年十年，或二三十年之後，有一天終究要回到你我身邊，而且無法被識別──為了那天，你決定做出什麼樣的準備？」

當這些問號一個個被丟出，也讓人對於萊昂斯或黃致豪身處第一線的壓力，更能感同身受；林立青的切入角度，則成為閱讀時的提醒。透過萊昂斯個人生命歷程的披露，《死囚的最後時刻》並非專指廢死是高尚、執行死刑才是正義的觀念。而是不斷掙扎、不斷自我翻來覆去。對兩位與談者來說，每一個人的脈絡，就是在翻來覆去中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