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人如何？为什么历史上褒贬不一？如何正确评价？

负责任的说，作为中古史研究最复杂的历史问题之一，用几百个字勾勒出大概要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推一下书吧。

专著论文：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漆 侠 《王安石变法》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比较重要的反王派论文）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邓小南《祖宗之法》

。。。。。。（以下省略若干）

正史笔记：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最重要的史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之一）

《宋会要》（比较枯燥，可以当工具书）

《宋史》（大多数人了解宋史的首选，查阅也较方便，可惜夹带私货太多，了解可，深入研究注意甄别）

《东京梦华录》（记述东京风物，文笔不错）

《涑水纪闻》（严肃史学家司马光的另一面，不过顾忌立场问题，慎用）

《湘江野闻》，《邵氏见闻录》，《容斋随笔》，《梦溪笔谈》

求赞。。。。。

另外看到楼上不少同学答案里充斥着我认为，我觉得之类的感性描述，作为一个新人，俺只想说，貌似实事求是是知乎的政治正确吧

在肯定与否定中摇摆-王安石近代以来的遭遇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本人拟以代表性论文或著作为线索梳理一下。

第1波肯定：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梁启超《王荆公》—柯昌颐《王安石评传》

南宋以来否定王安石的言论，可看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在以上视王安石为小人奸臣的道德评价氛围中，蔡上翔依然沿用传统的道德评价标准，把王安石还原成“贤臣名相”，梁启超在蔡上翔编的年谱上把王安石塑造为政治家并把新法措施比附为现代政策，把原本具有贬义的“王安石变法”一词褒义化，柯昌颐继之。但第1波对王安石的肯定缺乏深入的史料辨析和研究。

对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的系统清理，直到1994年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才完成。对梁启超《王荆公》一书，无论是之后的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都不买账，可看漆侠《王安石变法》的代绪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的批判》。对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一书，邓广铭在 《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一文中甚至用劣滥形容（邓广铭和漆侠的两篇文章言辞激烈，有失学者平实）。

第1波否定：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由于出版较晚未能及时影响时风）

针对梁启超《王荆公》一书，蒙文通开篇即言：今悉弃爱憎之辞，而一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实效与结果，乃知宋之法不可以不变，而荆公之变尚未为得，温公、苏轼、韩、吕之流亦莫不主于变，乃计议无当与 荆公等，未可以蘧为优劣也。孤立王荆公于整个变法之外，而称之不已，治史当不宜如是也。这是近代以来第一篇从学术研究上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1主张用“熙丰变法”替换“王安石变法”概括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活动。这实际上牵扯到变法领导人问题。从变法实践上看，从王安石主政是在熙宁期间，元丰以后未参与，不足以概括整个变法活动。从皇权专制的背景看，以王安石变法为名忽视了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决策作用。从反对者者看，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措施不等于反对变法，变法和反变法都是在维护赵宋王朝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北宋变法论稿》虽写于1954-1957年之间，但迟至1995年《蒙文通文集》出版才公布。在写作与出版的长期沉没期间，其弟子胡昭曦先后在1965和1984年发文申论师说。

2主张从变法措施的实效和结果来评论新法成败。

3从主张从北宋晚期政争的角度来观察新法措施的演变及效果，不拘泥于神宗朝或王安石任相期间。

以上3点代表了试图把王安石变法的学术研究拉回正确方向的努力，后面还会提到。

第2波肯定：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

先说下邓广铭撰写王安石传记的版本：1953年版的《王安石》-1975年版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1979年版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1997年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953年的版本是普及著作，1975和1979年的版本受儒法斗争影响，1997年的版本受改革开始的时代氛围熏陶。4个版本最大的变化是书名，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邓就用作书名。但蒙文通的学生朱瑞熙在1986年写了《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对王安石的论述》考订列宁之说为无本之木。邓于是弃用了。

邓广铭对王安石的研究结论是：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的迫切需求的。在这样的结论下，邓广铭对王安石的肯定以下面几点为据：

1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尤其是“三不足精神”。

2王安石有“吞没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把失败归咎于宋神宗不改祖宗之法。

3王安石的理财措施是好的，即摧抑豪强兼并。

4后世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主要是因为《辨奸论》，指出其伪就可消除。

5把王安石变法被推翻归咎于司马光。

关于第1点，黄复山在1993年《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辨》一文辨其不能用了论著王安石的变法精神；关于第2点，他女儿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指出“祖宗之法”的含义不定、各说各话；关于第3点和第5点，后面说；关于第4点，引发了《辨奸论》真伪之争，王水照发表《再论〈辨奸化〉真伪之争》论证非伪。

总体上看，邓的研究依然延续着蒙文通在《北宋变法论稿》论稿中批评的肯定派缺点，即坚持用王安石变法来指代神宗朝改革；忽视神宗的主导作用；对变法措施的分析止于神宗一朝。 夸大一些变法措施的作用。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对立化。

而漆侠的《王安石变法》， 避免了邓广铭研究的一些缺点，认为：要想统观变法的全局，就必须紧紧抓住贯穿变法全局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线索。他把王安石和司马光个人的政见之争上升为变法派和保守派之争。同时将王安石变法定性为地主阶级自救的改良运动。

总体来看，第2波肯定王安石的学术研究，以阶级史观为分析方法、受时代影响严重，对变法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归类简单化，对变法的起因和失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非但没有认真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反而在阶级史观的笼罩下模糊其面目。台湾学者帅鸿勋所著《王安石新法研述》一书虽无阶级史观，但在肯定王安石变法上，大体与邓漆二人相同。

第2波否定：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

王曾瑜在1980年发表的《王安石变法简论》重提蒙文通在《北宋变法论稿》中的观点并细化，主张以行动而非言论、以结果而非动机来评价王安石变法，剑锋直指其老师邓广铭和师兄漆侠。未点名批评其老师夸大方田均税法的作用、批评其师兄划分大地主和小地主的标准。着重探讨了王安石新法的主要措施的利弊，同《北宋变法论稿》相比，本文仍沿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术语，没提宋神宗的主导作用。而叶坦在1991《熙丰富国之法的枣核形-析王安石新法的阶级利益趋向》一文中，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使用熙丰变法而不是王安石变法，在1996年出版的《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正式肯定了宋神宗在变法中的主导作用。

第3波肯定：周良霄《王安石变法纵探》-谷霁光《试论王安石的历史观与其经济改革》

第3波肯定的特点是开始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分析王安石变法并把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标准从宋朝引向整个传统中国。就前一个方面来说，第3波肯定又回到了梁启超的原点，后一方面才是他们真正的特色。王安石变法就历史实际来说，主要是北宋后期到南宋。把它扩大范围来评价，在没有弄清楚这些具体措施的实际运行和变化之前，是没有意义的。

第3波否定：赵益《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

赵益在《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一书中，对第2波和第3波肯定做了系统的批评。准确地把王安石变法定位为：王安石变法的变法核心，是传统思想中法家取向者修正时弊、坚定君主本位、加强集权国家力量而采取的行动。王安石是一位典型法家取向的传统儒家，在个人遭遇及独特学养的催化下，成为激进的改革者。这样定性之后，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趋向点状，不同学者在不同的领域研究王安石新法的各项措施。这样的研究在这几波肯定与否定学术范式中也存在，只是不如近年来多。

综上，以王安石变法为核心观察宋神宗在位带来的学术讨论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只停留在王安石主政期间的若干变法措施，而忽略了熙宁元丰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与对外政策。像张复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这样的著作很少。同时，学者们热衷于评价是非而忽略了对基本史料的整理。关于王安石全集系统整理，直到2016年才出版；关于王安石的年谱，直到2018年才出现，即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在这些基本研究没有前进的基础上讨论，结论终究是沙滩上的城堡。

第1波平视：刘子健《宋代中国的变法》-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所谓平视，就是先弄清楚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变化、试图在当时的政局中把握其变法思想与措施，进而分析其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实质影响。这是一条被大陆学者忽视并重新捡起的线索。刘子健这本《宋代中国的变法》同漆侠的《王安石变法》同年出版，都是1959年。由于是用英文写作且其时学术交流中断，并未影响大陆学者。学者对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虽然超出了传统的君子小人之争，但仍陷入变法与守旧的二元思维框架，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殊不知刘子健已经开拓出了新的分析框架。方诚峰2015年出版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从哲宗朝写起，没有涉及王安石及其新法内容，对新法的分析不多，更多的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这虽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想摆脱新法措施影响来谈“后变法时代”，仍谈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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