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黄郛？

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人物。

剑胆文心，山高水长，是带着春秋古越地精神的，门客，幕僚，儒侠类的人物。

助兄长，挽危局，救天下，忍辱负重，击云搏浪。达则卧龙出山，担中枢重任，戎装上马，仗剑北国，收拾山河，隐则退居莫干，做神仙眷侣，一身布衣，躬行农耕，关怀乡梓。可以说是典型的国士了。

今天的莫干，还有黄郛路，纪念他为民国乡村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当年的乡亲父老，都还是记得他的；华北对日外交，尽管民间误解颇深，但是熟悉了即知道，黄为此是尽心尽力，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的。

黄长期不是kmt员，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遵循传统儒家价值，为了救国救民而甘愿付出；也带有浓重的江湖侠义之风，是出于对盟弟蒋介石的结拜情谊，私人感情而去协助他。

黄一生从事军旅，外交，参加过民初的光复敢死队，也身处过济南惨案的危难险境，退隐莫干山后，则又专门关注农村经济建设，还会写文章，著书立言，在那个危机四伏，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他是不愧为一个艰苦卓绝，呕心沥血的旧式gm者形象的。

黄的作为也能让人感到儒家价值的真正接续，而不是如明清东南读书人一样，只文不武，费拉不堪，带着始终软弱妥协，清高倨傲，脱离生产的毛病。后者产生了像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最终走向历史的反面。

说起黄郛（fu）我想未必有人认识，早年的一些影視劇和還有現在的互聯網，長期流傳黃郛是什麼親日投降派，老漢奸這些。然鵝，事實上黃郛對前期對抗戰的貢獻一樣不小，談判不等於投降，更何況民國那個時候中國弱小的環境，那麽下面就說說黃郛的談判貢獻

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 。原名绍麟，字膺白 。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加入同盟会 。留日期间结识蔣中正、张群。后參與二次革命，失敗後被北洋政府通緝和孫中山逃亡日本，北伐戰爭期間負責外交事物。

北伐戰爭期間，日本妄圖趁機侵略中國，當時許多國民黨將領要求停止北伐，先抗日。但是蔣校長此時不那麽想，因為中國如今的局面沒有統一，軍閥割據混亂，貿然開戰只能做無謂的犧牲，於是黃郛臨危受命，開始對日外交。換取時間統一中國然後擴軍備戰。黄郛指导蔣校長，當前應該力图与日本田中内阁达成某种协议，希望日本能在中国的权力争斗中保持中立的政策，以避免日本出兵干涉阻止北伐。

不久寧漢分裂，然後再合流。蔣校長準備第二次北伐，1928年3月8日，蒋在上海接见日本记者时，首先表示，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黄郛也代表蒋向日本政府表明希望能在北伐军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日本使馆代理武官的佐佐木到一，亲自向蔣校長转达首相田中義一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

有此口传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不會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田中主动表态，给蔣校長，黄郛造成很大的误判；这也显示了蔣校長，黄郛不了解日本政府真实情况。

最後濟南慘案的悲劇還是發生了，和日本谈判无望，濟南慘案后，蔣校長与第1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表示：“为铲除主义障碍计，为缩短革命过程计，惟有一面北伐，一面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并要求“对于各友邦领事及侨民生命财产，仍应保护，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讲，尤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忿而乱大谋”，仅在济南保留少数部队，

并由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外相田中义一发出抗议，与此同时，通电国民政府表示“对此侵略，决不屈服”，准备将日军暴行“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并希望“后方民众，仍以持镇静态度为宜”。濟南慘案其實不能全怪黃郛和蔣，日本人的性格就是如此，兩面三刀，人前一套，背後一套。各種迷惑黃郛和蔣，而且當時中國局面混亂國力弱小，那也沒辦法。黃郛也是盡力和日本據理力爭，奈何日寇狼子野心。

1933年長城抗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和西北軍浴血抗戰，最終失敗，長城抗戰事實上也不是網傳的什麼不抵抗詳細可以看看抗戰史記的這篇文章

蔣無奈之下再次和日談判。這回日本更加過分，逼迫南京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溏沽協定》1933年5月31日，黄郛建议蔣委座；以地方政府的名義签字，中央拒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的办法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最终使《塘沽协定》变成一张废纸。而日本政府遂暂停了对中国的全面军事行动，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建立亲日伪政府。

史學家吴相湘先生认为：“《塘沽协定》避免了中国更大的损失，为中国对日备战赢得了四年宝贵时间；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黄郛实为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

簽約後，黄郛背负“着汉奸”“亲日”骂名被迫辞去外交部長；1936年，黄郛先生带着一生屈辱含恨离逝。死前拒絕服用日本藥品醫病。

為了紀念黃郛先生的偉大壯舉：國民黨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國府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黄郛先生赢得了国士的美誉。

1933年6月3日蔣委座在日记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6月5日，日记又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为日后抗战做整顿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