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混乱，公众就难于看到真相 -------《小崔考察转基因》的几个逻辑疑问
转基因是当下公众热议的话题，纪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见腾讯视频）本意肯定是针对争议中几个基本的和焦点的问题，通过实地考察采访，向公众传递事实和真相。但看后，感觉对该片中的几个主要叙述存在逻辑疑问，而这些疑问不澄清，则会降低该片向公众传递事实和真相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一、小鸟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讲述了一段小鸟吃玉米的情况，片中说，该片摄影师克里斯多夫·爱德华兹一年半前，出于好奇，拍摄了一部关于转基因的纪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把其中的一段剪辑进来，克里斯多夫把非转基因和转基因玉米分成两堆放在地上给小鸟吃，很快非转基因的被小鸟吃光了，而转基因的还剩了许多。片中没说，我们也看不出放入该片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只能猜测可能该片剪辑进这一段是要说明：转基因食物，鸟都不吃，至少鸟都不喜欢吃。仔细观看这段录像后发现的问题是，经过截图放大后发现，片中说被吃光了的非转基因玉米其实没有吃光，大约地面上剩有20粒左右，可能是散布和光线的原因使得原镜头上看上去被吃光了而已。同样经过放大截图数数后，转基因玉米剩有大约80粒左右。那么，它们原来有多少呢？经过对小鸟没有光顾前两堆玉米的粗略计数，转基因的大约是150粒左右，非转基因大约是110粒左右。这就是说，非转基因玉米被吃了90粒，而转基因玉米被吃了70粒，从粒数上讲这个差别不大，当然因为两种玉米的颗粒大小不同重量上差别还要大一些的。但从整个录像片段也可看出，其实不需关注数字，小鸟是吃了转基因玉米的，不说明转基因食物“鸟都不吃”。小鸟认识“GMO”三字吗？小鸟识别转基因作物吗？显然不！那么片中小鸟选择食物遵循什么逻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片中两堆食物是同一种食物呢？小鸟光顾后会所剩一样吗？片中没有这个对比，因而不能排除小鸟吃剩产生的差异在同种食物条件下也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片段中看的情况跟转不转基因可能没一点关系。就算片中的小鸟具有特别辨识转基因作物甚至转基因作物对它的危害的本领，也不能说明小鸟不选择的食物和那种食物含有对它的危害，就一定对人有危害。人和鸟的食物体系有重叠的部分但整体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人吃而鸟不吃，鸟吃而人不吃的东西都多了去。即是重叠部分，人吃和鸟吃的方式也不同，比如，鸟是生食人是熟食。至于喜欢不喜欢的选择依据就更加相当复杂，比如人类对食物的喜好，除了有没有毒，健不健康外，还跟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地域传统、个人口味、脾气、性格、情感等等等等相关，当然小鸟要简单得多，但也不是一个简单实验可以说明的。所以，以鸟都不吃、虫都不吃、鸡都不吃、猪都不吃等等拿来判断那种东西对人类就是有害，即没有科学，也没逻辑。
该片段还有一点令人困惑的东西，片段一开始展示的两只玉米棒子，没有标明那只是转基因的，那只是非转基因，而放在地上标明了的是非转基因的玉米粒的颜色和颗粒大小同那个大个玉米棒子接近，而转基因的玉米粒同那个小玉米棒子接近。也就是说似乎非转基因玉米明显比转基因的个大、粒大、颜色光亮，这有点出乎一般人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常识。片中也没有给出它们的品种名称，使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和证实。尽管我们并不想怀疑那个片段的真实性，也知道整个这个片段是出于“好奇”而拍摄的，不可能严谨，但把它放在这部考察求证的纪实片中，就应该考虑它的严谨性是否合用。作为纪录片，可以用一个形象的个案代表来说明某个事实、观念、道理，但至少要有符合逻辑的背景来支撑。
二、相关和因果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前部有相当时长是采访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斯·万森的，她研究了某些疾病与草甘膦之间的关系，片中她讲解了几种疾病与草甘膦的使用有极高的相关性，多数相关系数在0.95左右，有的达到0.98以上，她说道：虽然有相关性不代表两者一定有因果关系，但达到0.98以上相关系数就可以校准科学仪表了，达到1.0就是完美相关。从她叙述中，可以看出，她是相当倾向于草甘膦的使用引发了那些疾病的发生，并且引述了一个美国医生塞内夫对草甘膦阻碍肝脏分解脂肪而引发肥胖症的研究成果。斯万森教授的讲述很专业但也很含混，比如我们就不太明白“校准科学仪表”和“完美相关”的确切含义，但从她的整个讲话的意思中，她显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超过她研究范围的结论，但片中对这个采访的处理方式，却难免使观者容易将她的相关关系研究成果当成因果关系的结论。
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和对像问题，相关关系研究，是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现象与现象之间在空间、时间、数量、频率的相关性，从而筛选出相关度高的对象和对象群来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对象。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期研究，确定的是现象与现象间的数理联系，而不是现象与现象间的机理联系，即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研究是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因而尽管学科不同，但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而机理联系（即因果关系）研究，不同学科采用的却是不同的方法。譬如，某物质是否引起某疾病，是采用病理学的方法，某物质是否引起某金属特性改变，采用的是化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因而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尽管相联，因果关系包含相关关系，相关关系指向因果关系，但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高相关性得到的指认必须还要由机理研究得到验证，才能转变为因果关系，得不到肯定的，无论其相关系数多高都将就被排除。斯万森教授就是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者，她的成果除了她自己提到塞内夫医生有对应的机理研究成果外，片中再无其他验证，因而把她的成果拿来判定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好像仍然是美国加州大学玛廷娜教授所说的“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斯万森教授的研究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是指相关关系成果不能作为因果关系的结论。由于这方面有一定的专业性，一般观众难于厘清其中的关系和区别，对斯万森采访的运用又明显的是针对玛廷娜的那番表述，所以，如果《小崔考察转基因》没有清晰的表达，就容易造成观众被移花接木式的误导。
三、草甘膦的逻辑
草甘膦和Bt毒蛋白是该片提及最多的化学名称，从全片的叙述来看，它们几乎成了“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个设问的标靶。草甘膦在斯万森教授的讲述中我们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草甘膦是一种广谱除草剂，由于植入抗草甘膦基因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量的扩大，其使用量随之扩大，它在环境和作物体内的残留可能致使某些疾病的发生率提高，但很清楚斯万森教授没有说是转基因作物本身。该片的后部有一段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唐· 胡伯的讲座录像，一开始我们就听他说“我们不应该叫它们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叫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接着讲的是这些化学品和杀虫剂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从胡伯教授的话可以推论，含化学品和杀虫剂不是转基因作物的特性，无论什么作物，转基因也好非转基因也好只要你含化学品和杀虫剂就是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除非只有转基因作物含化学品和杀虫剂！他后面的讲座实际上也跟作物无关，而是讲化学品和杀虫剂的危害。当然我们清楚，那些化学品和杀虫剂的危害是因为我们种植作物要使用才造成的，如果我们不种植就不使用，不使用就不会有危害。但是我们可以不种植吗？我们可以不种植转基因但可以不种植非转基因吗？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没有危害吗？，如果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没有危害，那么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也不是可以没有危害吗？种植使用化学品和杀虫剂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事，普通人最有记忆的是DDT，它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广泛的使用于农作物，到60年代发现它有危害，70年代被全面禁止。我们全面禁止了DDT的使用，但我们没有全面禁止农作物的种植！这当然是句屁话，我们没有愚蠢到为了禁止DDT而禁止种植！而是经过努力找到新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所以不论是非转基因还是转基因作物种植中使用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有危害都应当归因于化学品和杀虫剂，不能归因于作物。解决的路径和方法也是改良或者替换化学品和杀虫剂，当然如果无法改良和替换或者改良替换的代价大于种植的收益，那我们才要另作打算！
《小崔考察转基因》首先设问“转基因是否安全？”后，没有对草甘膦和抗草甘膦基因、转基因作物种植和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区别关联做任何逻辑对接，就直接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草甘膦危害，就极易使观众要么自然地把草甘膦这种化学品的危害和转基因作物甚至转基因技术的危害等同起来，要么就认为转基因因草甘膦而被躺枪。
四、金丝雀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片中采访了美国高级手术医师伊拉卡斯，从人体基因敏感性的角度阐述了她对基因产品安全性的担心。她发现有的人的基因（特质）会让他更容易受到环境中的毒素影响，包括杀虫剂、除草剂和转基因作物所含成分，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影响，她认为这是一种“金丝雀现象”。所谓“金丝雀现象”，就是早先煤矿工人会在井下养一些金丝雀鸟，如果金丝雀发生死亡，就说明那里有毒气，提醒工人撤离上井。她说的无疑是个事实，但把人体基因对毒物的敏感性差异类比为煤矿的“金丝雀现象”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肯定不合适的是接下来崔永元的总结性论语：“当我们涉及到生命安全领域问题出现时，我们要以最脆弱的样本作为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当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对基因敏感的人群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它对人类是安全的”。
表面上看这个结论很正确，但细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逻辑谬误。
首先，这句话的背景故事中的金丝雀就不一定是对矿井毒气敏感的最脆弱的样本。矿工之所以养金丝雀而不是别的鸟用于毒气预报，一定是金丝雀对毒气的敏感反映对应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毒气浓度特征数值，而这个特征值恰好符合他们预警的需要。如果别的鸟对矿井毒气敏感度相对于这个值不够脆弱，则矿工将遭受毒气危害，如果太过脆弱，则矿工不敢下井，生产不能进行。过去没有科学的测量仪器，所以用金丝雀代之，现在我们用的是更精准的测量仪器，它测出的就是一个确切的数值，对于这个确切数值我们可以确信有其它的鸟比金丝雀更敏感。用金丝雀来预报毒气，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探索寻找出来的一种方法，我们猜测当初人们肯定是通过饲养了若干种动物，最后筛选出金丝雀的，其它那些肯定不都是由于敏感度高于金丝雀被放弃，而是因为金丝雀最恰当。当然，金丝雀的脆弱性一般地是低于人类的，但在矿井预报这个事上，也只能说它低于那些下井的正常的工人群，而非整个人群，比如婴幼儿或者患病的矿工。所以它是相对脆弱的样本而非最脆弱的样本。这说明，用金丝雀来预报矿井毒气并非实行的是“最脆弱样本”原则，而是实行的是“相对脆弱但恰当的样本”原则。从“金丝雀现象”不能也不应该推论出，对于安全我们应该采用“以最脆弱样本判断的标准”！
其次“最脆弱样本”理论上根本就不存在！人类个体与个体间（相应包括群体与群体间）的基因敏感性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一个人都与别人不同，这是绝对的。相应，我们周围环境的每一种毒素（广义的说应该叫因素）总会在人类某个个体或群体中在某种条件下产生作用，产生敏感，只考虑负面即危害的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皆有毒，出门皆风险，这也是绝对的。显然，在这个绝对的命题下，没有“最脆弱的样本”，只有更脆弱的样本！从数理逻辑上讲，最脆弱样本是一个无法达到的极限值，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标定的确定值。
万物皆有毒，我们何以食之？出门皆风险，我们何以行之？
人类经过进步和发展，对面临的各种危害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广泛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庞大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明白，但它依照的基本逻辑和原则是简单而清晰的。那就是，不安全是绝对的，所以安全就是相对的，对于不安全这个绝对命题，人类要获得安全就只能采用相对的对应。因此，我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条件做出不同的安全定义，按照不同的定义做出不同的安全标准，按照不同的标准采取不同的安全措施，来解决我们的食行之问。这个不同包括了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时空等等因素。
我们大家都知道，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中的大肠杆菌数有一个确定的值，当水中的菌落数超过这个值，我们判定这个水为不安全，反之就是安全。这个菌数对应的是我们人类中正常健康人群对大肠杆菌的免疫能力，这个免疫能力的表征值是一个确定数值，一般地讲是一个均值加概率保证的调整，而非“最低值”。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对所有人安全。在某些环境、时期和特别因素作用下，某些人的大肠杆菌免疫能力可能暂时性或永久性的损坏跌落于表征值之下，因而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也会导致其生病或产生生命安全的影响。怎么办？这就产生出我们人类另两个安全保证体系：医疗和隔离。医疗的作用就是将我们人类损坏跌落的免疫能力（或其他能力）修复治疗回正常的表征值之上；而隔离就是通过另行制定安全标准和实行指引、许可等措施，使那些某种能力天生低下或者无法修复治疗的人群，与正常人群所处的环境在技术上分开，比如我们针对婴幼儿建立的食品用品安全标准，针对糖尿病患者医师做出的饮食指引、针对行车安全实行的驾驶证许可和交通规则等等。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就看到了存在着许多这些人能吃，另些人不能吃，这些人能用，另些人不能用，这些人能干，另些人不能干的食物、用品和行为！但这恰好不能说明因为另些人不能，而判断那些实物、用品和行为对人类是不安全的！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采访了不少因为某种疾病或基因敏感可能受到转基因产品危害的案例，但他们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究竟有什么群落代表特征和代表意义？它与我们现行普遍的安全定义逻辑和应对逻辑有何关联？没有深究，反而直接由其推论出“当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对基因敏感的人群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它对人类是安全的”的结论。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上面我们现行普遍的安全定义逻辑和应对逻辑。当然,如果你非要把人类作为一个在健康安全上不可分的整体，而以“人类安全”这个绝对概念来作安全的定义基础，则我们永远找不到可实行的安全标准和措施，因此也就毫无意义。
崔永元的上述总结性论语，其实是整个《小崔考察转基因》的核心观点，即是该片设问的起点也是该片求答的终点。所以它对全片的逻辑至关重要。
转基因问题是当下超乎了科技领域而最具争议也最具热度的话题，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对待新技术我们需要质疑、需要追问！但在逻辑混淆的情况下，公众就无法看到《小崔考察转基因》的真正表达，无法看到《小崔考察转基因》的说服力，更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
最后，套用该片的结束语：
这就是我们的疑问，对不对？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一、小鸟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讲述了一段小鸟吃玉米的情况，片中说，该片摄影师克里斯多夫·爱德华兹一年半前，出于好奇，拍摄了一部关于转基因的纪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把其中的一段剪辑进来，克里斯多夫把非转基因和转基因玉米分成两堆放在地上给小鸟吃，很快非转基因的被小鸟吃光了，而转基因的还剩了许多。片中没说，我们也看不出放入该片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只能猜测可能该片剪辑进这一段是要说明：转基因食物，鸟都不吃，至少鸟都不喜欢吃。仔细观看这段录像后发现的问题是，经过截图放大后发现，片中说被吃光了的非转基因玉米其实没有吃光，大约地面上剩有20粒左右，可能是散布和光线的原因使得原镜头上看上去被吃光了而已。同样经过放大截图数数后，转基因玉米剩有大约80粒左右。那么，它们原来有多少呢？经过对小鸟没有光顾前两堆玉米的粗略计数，转基因的大约是150粒左右，非转基因大约是110粒左右。这就是说，非转基因玉米被吃了90粒，而转基因玉米被吃了70粒，从粒数上讲这个差别不大，当然因为两种玉米的颗粒大小不同重量上差别还要大一些的。但从整个录像片段也可看出，其实不需关注数字，小鸟是吃了转基因玉米的，不说明转基因食物“鸟都不吃”。小鸟认识“GMO”三字吗？小鸟识别转基因作物吗？显然不！那么片中小鸟选择食物遵循什么逻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片中两堆食物是同一种食物呢？小鸟光顾后会所剩一样吗？片中没有这个对比，因而不能排除小鸟吃剩产生的差异在同种食物条件下也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片段中看的情况跟转不转基因可能没一点关系。就算片中的小鸟具有特别辨识转基因作物甚至转基因作物对它的危害的本领，也不能说明小鸟不选择的食物和那种食物含有对它的危害，就一定对人有危害。人和鸟的食物体系有重叠的部分但整体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人吃而鸟不吃，鸟吃而人不吃的东西都多了去。即是重叠部分，人吃和鸟吃的方式也不同，比如，鸟是生食人是熟食。至于喜欢不喜欢的选择依据就更加相当复杂，比如人类对食物的喜好，除了有没有毒，健不健康外，还跟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地域传统、个人口味、脾气、性格、情感等等等等相关，当然小鸟要简单得多，但也不是一个简单实验可以说明的。所以，以鸟都不吃、虫都不吃、鸡都不吃、猪都不吃等等拿来判断那种东西对人类就是有害，即没有科学，也没逻辑。
该片段还有一点令人困惑的东西，片段一开始展示的两只玉米棒子，没有标明那只是转基因的，那只是非转基因，而放在地上标明了的是非转基因的玉米粒的颜色和颗粒大小同那个大个玉米棒子接近，而转基因的玉米粒同那个小玉米棒子接近。也就是说似乎非转基因玉米明显比转基因的个大、粒大、颜色光亮，这有点出乎一般人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常识。片中也没有给出它们的品种名称，使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和证实。尽管我们并不想怀疑那个片段的真实性，也知道整个这个片段是出于“好奇”而拍摄的，不可能严谨，但把它放在这部考察求证的纪实片中，就应该考虑它的严谨性是否合用。作为纪录片，可以用一个形象的个案代表来说明某个事实、观念、道理，但至少要有符合逻辑的背景来支撑。
二、相关和因果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前部有相当时长是采访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斯·万森的，她研究了某些疾病与草甘膦之间的关系，片中她讲解了几种疾病与草甘膦的使用有极高的相关性，多数相关系数在0.95左右，有的达到0.98以上，她说道：虽然有相关性不代表两者一定有因果关系，但达到0.98以上相关系数就可以校准科学仪表了，达到1.0就是完美相关。从她叙述中，可以看出，她是相当倾向于草甘膦的使用引发了那些疾病的发生，并且引述了一个美国医生塞内夫对草甘膦阻碍肝脏分解脂肪而引发肥胖症的研究成果。斯万森教授的讲述很专业但也很含混，比如我们就不太明白“校准科学仪表”和“完美相关”的确切含义，但从她的整个讲话的意思中，她显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超过她研究范围的结论，但片中对这个采访的处理方式，却难免使观者容易将她的相关关系研究成果当成因果关系的结论。
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和对像问题，相关关系研究，是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现象与现象之间在空间、时间、数量、频率的相关性，从而筛选出相关度高的对象和对象群来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对象。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期研究，确定的是现象与现象间的数理联系，而不是现象与现象间的机理联系，即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研究是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因而尽管学科不同，但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而机理联系（即因果关系）研究，不同学科采用的却是不同的方法。譬如，某物质是否引起某疾病，是采用病理学的方法，某物质是否引起某金属特性改变，采用的是化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因而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尽管相联，因果关系包含相关关系，相关关系指向因果关系，但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高相关性得到的指认必须还要由机理研究得到验证，才能转变为因果关系，得不到肯定的，无论其相关系数多高都将就被排除。斯万森教授就是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者，她的成果除了她自己提到塞内夫医生有对应的机理研究成果外，片中再无其他验证，因而把她的成果拿来判定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好像仍然是美国加州大学玛廷娜教授所说的“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斯万森教授的研究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是指相关关系成果不能作为因果关系的结论。由于这方面有一定的专业性，一般观众难于厘清其中的关系和区别，对斯万森采访的运用又明显的是针对玛廷娜的那番表述，所以，如果《小崔考察转基因》没有清晰的表达，就容易造成观众被移花接木式的误导。
三、草甘膦的逻辑
草甘膦和Bt毒蛋白是该片提及最多的化学名称，从全片的叙述来看，它们几乎成了“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个设问的标靶。草甘膦在斯万森教授的讲述中我们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草甘膦是一种广谱除草剂，由于植入抗草甘膦基因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量的扩大，其使用量随之扩大，它在环境和作物体内的残留可能致使某些疾病的发生率提高，但很清楚斯万森教授没有说是转基因作物本身。该片的后部有一段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唐· 胡伯的讲座录像，一开始我们就听他说“我们不应该叫它们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叫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接着讲的是这些化学品和杀虫剂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从胡伯教授的话可以推论，含化学品和杀虫剂不是转基因作物的特性，无论什么作物，转基因也好非转基因也好只要你含化学品和杀虫剂就是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除非只有转基因作物含化学品和杀虫剂！他后面的讲座实际上也跟作物无关，而是讲化学品和杀虫剂的危害。当然我们清楚，那些化学品和杀虫剂的危害是因为我们种植作物要使用才造成的，如果我们不种植就不使用，不使用就不会有危害。但是我们可以不种植吗？我们可以不种植转基因但可以不种植非转基因吗？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没有危害吗？，如果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没有危害，那么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化学品和杀虫剂也不是可以没有危害吗？种植使用化学品和杀虫剂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事，普通人最有记忆的是DDT，它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广泛的使用于农作物，到60年代发现它有危害，70年代被全面禁止。我们全面禁止了DDT的使用，但我们没有全面禁止农作物的种植！这当然是句屁话，我们没有愚蠢到为了禁止DDT而禁止种植！而是经过努力找到新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所以不论是非转基因还是转基因作物种植中使用的化学品和杀虫剂有危害都应当归因于化学品和杀虫剂，不能归因于作物。解决的路径和方法也是改良或者替换化学品和杀虫剂，当然如果无法改良和替换或者改良替换的代价大于种植的收益，那我们才要另作打算！
《小崔考察转基因》首先设问“转基因是否安全？”后，没有对草甘膦和抗草甘膦基因、转基因作物种植和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区别关联做任何逻辑对接，就直接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草甘膦危害，就极易使观众要么自然地把草甘膦这种化学品的危害和转基因作物甚至转基因技术的危害等同起来，要么就认为转基因因草甘膦而被躺枪。
四、金丝雀的逻辑
《小崔考察转基因》片中采访了美国高级手术医师伊拉卡斯，从人体基因敏感性的角度阐述了她对基因产品安全性的担心。她发现有的人的基因（特质）会让他更容易受到环境中的毒素影响，包括杀虫剂、除草剂和转基因作物所含成分，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影响，她认为这是一种“金丝雀现象”。所谓“金丝雀现象”，就是早先煤矿工人会在井下养一些金丝雀鸟，如果金丝雀发生死亡，就说明那里有毒气，提醒工人撤离上井。她说的无疑是个事实，但把人体基因对毒物的敏感性差异类比为煤矿的“金丝雀现象”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肯定不合适的是接下来崔永元的总结性论语：“当我们涉及到生命安全领域问题出现时，我们要以最脆弱的样本作为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当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对基因敏感的人群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它对人类是安全的”。
表面上看这个结论很正确，但细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逻辑谬误。
首先，这句话的背景故事中的金丝雀就不一定是对矿井毒气敏感的最脆弱的样本。矿工之所以养金丝雀而不是别的鸟用于毒气预报，一定是金丝雀对毒气的敏感反映对应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毒气浓度特征数值，而这个特征值恰好符合他们预警的需要。如果别的鸟对矿井毒气敏感度相对于这个值不够脆弱，则矿工将遭受毒气危害，如果太过脆弱，则矿工不敢下井，生产不能进行。过去没有科学的测量仪器，所以用金丝雀代之，现在我们用的是更精准的测量仪器，它测出的就是一个确切的数值，对于这个确切数值我们可以确信有其它的鸟比金丝雀更敏感。用金丝雀来预报毒气，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探索寻找出来的一种方法，我们猜测当初人们肯定是通过饲养了若干种动物，最后筛选出金丝雀的，其它那些肯定不都是由于敏感度高于金丝雀被放弃，而是因为金丝雀最恰当。当然，金丝雀的脆弱性一般地是低于人类的，但在矿井预报这个事上，也只能说它低于那些下井的正常的工人群，而非整个人群，比如婴幼儿或者患病的矿工。所以它是相对脆弱的样本而非最脆弱的样本。这说明，用金丝雀来预报矿井毒气并非实行的是“最脆弱样本”原则，而是实行的是“相对脆弱但恰当的样本”原则。从“金丝雀现象”不能也不应该推论出，对于安全我们应该采用“以最脆弱样本判断的标准”！
其次“最脆弱样本”理论上根本就不存在！人类个体与个体间（相应包括群体与群体间）的基因敏感性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一个人都与别人不同，这是绝对的。相应，我们周围环境的每一种毒素（广义的说应该叫因素）总会在人类某个个体或群体中在某种条件下产生作用，产生敏感，只考虑负面即危害的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皆有毒，出门皆风险，这也是绝对的。显然，在这个绝对的命题下，没有“最脆弱的样本”，只有更脆弱的样本！从数理逻辑上讲，最脆弱样本是一个无法达到的极限值，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标定的确定值。
万物皆有毒，我们何以食之？出门皆风险，我们何以行之？
人类经过进步和发展，对面临的各种危害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广泛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庞大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明白，但它依照的基本逻辑和原则是简单而清晰的。那就是，不安全是绝对的，所以安全就是相对的，对于不安全这个绝对命题，人类要获得安全就只能采用相对的对应。因此，我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条件做出不同的安全定义，按照不同的定义做出不同的安全标准，按照不同的标准采取不同的安全措施，来解决我们的食行之问。这个不同包括了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时空等等因素。
我们大家都知道，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中的大肠杆菌数有一个确定的值，当水中的菌落数超过这个值，我们判定这个水为不安全，反之就是安全。这个菌数对应的是我们人类中正常健康人群对大肠杆菌的免疫能力，这个免疫能力的表征值是一个确定数值，一般地讲是一个均值加概率保证的调整，而非“最低值”。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对所有人安全。在某些环境、时期和特别因素作用下，某些人的大肠杆菌免疫能力可能暂时性或永久性的损坏跌落于表征值之下，因而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也会导致其生病或产生生命安全的影响。怎么办？这就产生出我们人类另两个安全保证体系：医疗和隔离。医疗的作用就是将我们人类损坏跌落的免疫能力（或其他能力）修复治疗回正常的表征值之上；而隔离就是通过另行制定安全标准和实行指引、许可等措施，使那些某种能力天生低下或者无法修复治疗的人群，与正常人群所处的环境在技术上分开，比如我们针对婴幼儿建立的食品用品安全标准，针对糖尿病患者医师做出的饮食指引、针对行车安全实行的驾驶证许可和交通规则等等。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就看到了存在着许多这些人能吃，另些人不能吃，这些人能用，另些人不能用，这些人能干，另些人不能干的食物、用品和行为！但这恰好不能说明因为另些人不能，而判断那些实物、用品和行为对人类是不安全的！
《小崔考察转基因》中采访了不少因为某种疾病或基因敏感可能受到转基因产品危害的案例，但他们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究竟有什么群落代表特征和代表意义？它与我们现行普遍的安全定义逻辑和应对逻辑有何关联？没有深究，反而直接由其推论出“当转基因产品可能威胁到对基因敏感的人群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它对人类是安全的”的结论。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上面我们现行普遍的安全定义逻辑和应对逻辑。当然,如果你非要把人类作为一个在健康安全上不可分的整体，而以“人类安全”这个绝对概念来作安全的定义基础，则我们永远找不到可实行的安全标准和措施，因此也就毫无意义。
崔永元的上述总结性论语，其实是整个《小崔考察转基因》的核心观点，即是该片设问的起点也是该片求答的终点。所以它对全片的逻辑至关重要。
转基因问题是当下超乎了科技领域而最具争议也最具热度的话题，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对待新技术我们需要质疑、需要追问！但在逻辑混淆的情况下，公众就无法看到《小崔考察转基因》的真正表达，无法看到《小崔考察转基因》的说服力，更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
最后，套用该片的结束语：
这就是我们的疑问，对不对？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