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紀錄片的潮流是兩極分化，要麼就是MICHAEL MOORE式、以「大嘴巴」洗腦式的「看圖識字」反政府政策說明書形紀錄片，要麼就是把紀錄片拍成劇情片的人物故事劇情片，台灣近年有兩部這類優秀作品《乘著光影旅行》及《街舞狂潮》面世，在香港這個人民對鏡頭敏感度那麼高的城市，也生產出《音樂人生》這部成功故事紀錄片作品。《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令我看到了一條可敬的紀錄片中間路線傳統、簡單、求真、敘述式，雖仍有粗糙感，卻不帶浮躁感，沒想到，製作人竟是一名80後年青紀錄片導演陳浩倫。
問：翁子光
答：陳浩倫（年青紀錄片製作人，《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導演）
翁子光：請描述一下《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的拍攝動機及內容。
陳浩倫：《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2009年12月18日第一次包圍立法會，2010年1月16日第三次包圍立法會當天，財委會通過了高鐵撥款）是在反高鐵大聯盟號召民眾包圍立法會後大概九個月拍好的，那時我正準備2010年11月的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放映這部片子。
反高鐵的運動雖然到現在還有一些地區性抗爭，但論及全港性反對行動大概在三次包園立會後就靜下來。製作紀錄片時我在想，要紀錄一件曾經令社會撕裂的社會事件時，除了行動者、政黨、政府官員這些處於衝突中心的群體，還有哪些重要的角色？當事件推至萬人連繼一個月包圍立法會，所有大眾媒體把它當成焦點時，代表整個社會都撕裂了。記得當時公眾對於669億公共資源應如何使用展開激烈辯論。政府要蓋如此浩大的跨境基建工程前，否解答影鬌民眾生活的眾多技術疑慮，甚至涉及非常敏感的一地兩檢，一國兩制的清關問題日以繼夜的在立會外的廣場討論。
民眾就把心裡的疑問從手機，MSN和電話傳給民選議員追問，大家立會外直播屏幕上看著政府官員多次啞口無言的畫面，很有興趣大眾傳媒會如何報道事態發展？從行動者的角度想，報道很重要。因它很影響運動效果。但從資訊生產者的角度來說，要報道在撥款前一刻也得不到社會共識，民眾天天都能發挖新問題的高鐵事件非常困難，特別是在官員、媒體老闆的壓力下，記者怎樣專業地完成他們的工作？
拍紀錄片時除了重看了電視、電台峰煙（PHONE IN）節目，及香港獨立媒體網這些開放給公眾的平台。我透過當記者的女朋友的FACEBOOK看到一段半私人領域討論，有前線記者直接表達反高鐵的行動者是一批「盲毛」，在抗爭現場唱的歌都是聽不懂的，說他們行動決定飄忽，害她們捉不到現場採訪焦點，重點是曠日持久的抗爭，害她們不能準時下班。也有記者表示，香港一定要蓋高鐵，跟大陸經濟接軌，否則香港就會淪陷。反對建高鐵的記者意見也不少了，很認真說出理據，在此不詳談了。
這群資訊生產者，每天收集不同資料咀嚼，民眾就吃他們吐出來的東西。但當記者群體如此分歧，如何保持專業性？難得記者也捲入了這場社會爭論，我覺得留在FACEBOOK太可惜了。當民眾，甚至記者看電視，報章不爽時，除了是當個被動的消費者，我有沒有權去問、質疑，甚至自己去撕開記者這塊面紗I嗎？我就用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打去報館，電梘台去問了。我覺得每個人也有權去做的，說到尾我們都是公民。
翁子光：你認為拍攝《高》片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嗎？拍攝這部片有沒有讓你對事件有了不同的視覺和理解？
陳浩倫：《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自己都變成一個小型的社會活動了，片子拍好之後，我一直努力在大學校園放映，特別很想跟未畢業的新聞系學生分享，到現在已放映二十多次了 ，片子還去過台灣搞了五次放映，片子連結了不少兩岸有志媒體改革的朋友了。
跑來跑去的目的是讓片子呈現學院裡的新聞學敎育，跟真實媒體圏操作上的落差。當同學談及政府、老闆這些體制的干預，以及記者本身價值觀會如何影響他們給公眾發佈的資訊時，現場除了有針鋒相對的討論外，記者，同學也學會謙虛了。特別是面對尖鋭的社會事件時，要先走入持不同價值觀的人的處境，才漫漫決定自己應持什麼立場去報道，有一次我邀請一位前線記者來映後座談，一位有參與反高鐵運動的同學說，媒體老闆太喜歡報道肢體衝突的畫面。有一天同學吃飯時想跟媽媽討論「高鐵事件」，媽媽看完新聞說立法會門外的都是暴民，不准她再參加。記者親身聽過同學很用力說出來的感受後，說明白報道只是一份工作，也不該只顧老闆的考慮，當報道入屋了，最直接影響的是民眾的生活，對別人行為的價值判斷，如果反高鐵事件是因不同意見令社會撕裂，多製造討論是很好的實踐；但如果只是一些畫面印象令社會撕裂，記者應負上責任了。
翁子光：我認為《高》片可愛的正是那種「正規地敘事」的氣質，因為紀錄片在香港，很長時間都被人認為只要是多點訪問及資料性，還有四平八穩的順理敘事風格，就會是像「香港電台」的「鏗鏘集」，甚至成為了「沒創意」的代名詞，可是你的片子用了簡單的敘事，更重用了當然紀錄片不太倚重的「大頭訪問」（TALKING HEAD）的片段，感覺你是一個很虚心敘事的製作人，你怎麼看你自己的風格？
陳浩倫：哈哈，你這個問題很弔詭，我就是06年大學畢業後在香港電台工作才學會拍片的。
記得我在07年時去了日本北海道洞爺湖，參加了八大工業國高峰會的抗爭運動，拍了第一部紀錄片《洞爺外傳之祝君安好》，一次映後討論時有朋友說：「很喜歡這部片，真的很像香港電台的製作，那次真的很尷尬。有些影片正是要用現場畫面說故事，但使用訪問很多是新聞性影片「當時人現身說法」的呈現手法，片裡盡量不要曝露太多導演的想法，是新聞的處理，我的紀錄片也很有這個影子，「大頭訪問」也是現場，不過是反高鐵「事後」的現場，找一般不會露面的記者回憶一年前的東西，除了他們說話的內容，邀請一些很少露面的人出來講話，他們說話的面部表情、語氣、動作也是另一層次的表達。
拍《反》時覺得，花了很多力氣游說記者出來現身說法，再用介入性不太強烈的導演手法把討論的焦點分類，已完成本片的任務了。後來我再問自己，拍片的關懷只是要整理一些觀點，還是追求媒體的轉變？如果是前者的話，那片子也算拍得清楚；如果是後者的話，我對片子的評價就是「乏力」了。如果說媒體是個政治跟資本的「黑箱」，那拍片作為行動追求更的資訊透明度，是整理討論能達到嗎？還是需要更多強烈介入調查的導演手法，才配合心中追求？我覺得，拍這部片的反思將會非常影響我拍下一部片時的風格。
翁子光：如果紀錄片成為了「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當然就不能再發揮出其文化及藝術意義，但如果片子成為了純粹「反政府」的面具，那也必然變得單向淺薄，成為了另一面向的PROPAGANDA ，那你會怎麼平衡自己作品中的單一取向？怎樣讓你的作品保持著「反不公義」而不是「反政府」的清醒？
陳浩倫：我們是要先搞清楚PROPAGANDA這個字的意思。英文PROPAGANDA指涉的通常是國家權力製造出來的藝術作品，所以我們會討論LENI RIEFENSTAHL替納粹拍攝的《意志的勝利》存在的種種問題，這種作品通常會誇張觀眾對國家感到榮耀，抹黑國家想要打壓的群體製造集體認同。然而，製作「反不公義」的影片時，用精準的段落針對國家權力隱沒的真相是首要目標，而這些影片的主人公通常是社會最被忽視的群體，最沒有資源、平台表達自己的群體，其次，影片通常也是講社會上沒甚資源的群體，例如社區民眾、獨立藝術工作者調查建制如何運動權力的真相。我覺得從製作者的身份去定義PROPAGANDA和你說的「反不公義」電影是最好不過的，雖然兩者拍攝動機也帶有強烈的政治味道，但拍片是要鞏固既有的偏見，還是破除偏見建構新的真相，正是PROPAGANDA和「反不公義」電影的差別。
翁子光：你的作品中有受訪者提到「新聞片」中「減法的藝術」，其實是諷刺新聞片選擇性地表現事實的局部，這一點，你可以詳述一下你片中受訪人的看法，還有你的看法嗎？
陳浩倫：「減法的藝術」其實是針對大眾媒介選擇性呈現「暴力」畫面，把現場正在發生有關應否蓋高鐵的重要討論畫面都放棄了。為什麽大眾傳媒會有這種選擇？有記者說，自從2005年世貿之後，有媒體機構開始認為，原來將集會現場當成打鬥場面是可能的，甚至有攝影記者也無時無刻在等待這些畫面發生。「打得未呀？快啲衝吖」變成了一些攝影在集會現場交頭接耳的「口頭禪」了 ，有抗爭的新聞的呈現手法轉變，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關「減法的藝術」，除了是剪接編輯取捨外，還可以說是「鏡頭取捨的藝術」，我想說一段未公開過的調查。我在反高鐵集會現場觀察到，多家電視台選擇用吊臂攝影機呈現反高鐵集會，我不太明白於是主動去問。一位不願露面新聞部的高層說，因為東會現場很窄，找不到高空攝影的位置，而且預計現場民眾會有激烈動作，所以選擇以吊臂攝影機，保護前線新聞人員。奇怪的是，吊臂攝影機只有八九年跑馬地「六四集會」、03年後兩次過十萬的上街遊行使用過，為何新聞機構要用吊臂攝影機呈現一個只有一萬人的集會？如何定義集會人數的多與少？新聞部的高層說只想拍出「多人」的感覺，以及前線人員的安全問題。我再追問吊臂攝影機是新聞部專買來拍新聞的嗎？他說不是，攝影機是前幾年買來給廠景拍攝世界杯嘉年華節目用的。原來如此，明白了。
翁子光：最後，想知道有什麼紀錄片是影響你很深的？為什麼？
陳浩倫：紀錄片有荷索的《沉默與黑暗的世界》和《白鑽石》，拍片者呈現自己跟被拍者每天關係的變化、反思，是再走前一步的呈現影片本身的真相。
劇情片有堅盧治的《BREAD AND ROSES》，《CARLA'S SONG》、《MY NAME IS JOE》，從反不公義電影中拍出人的處境，呈現抗爭者的世界不只嘶吼到力量，抗爭者的愛、快樂、痛、寂寞也是我很想拍出來的，跟我參與社會抗爭的背景很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