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被称为大学者,除了《围城》外,还有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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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之前一直没有人读到过原稿,直到201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晓宇出于对民国那代学者“脚踏东西文化典范”的存疑,带着求证的好奇心给博德利图书馆写信,才第一次看到了钱锺书的毕业论文原稿。那时钱锺书使用的还是威玛氏注音,原稿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线装本。面对这样一个宏大得在今天几乎难以成立的论文题目,钱锺书开始了浩瀚的文献考证,而且还从英语之外的欧洲大陆语言文献中去寻找。晓宇记录道:“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20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和关键词搜索的时代,他是看了多少书。”
论文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钱锺书考证了17世纪英国文献记载上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安东尼·伍德的生活与时代》这本书里,他读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在1687年的对话记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沿着伍德和海德的书稿找下去,钱锺书查到了这位中国人,还考证出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中国围棋和骰子。钱锺书考证的这些文献,都是拉丁语所写的。这篇论文的英语不乏行云流水的长句和排比句,词汇的使用不仅复杂高级,而且也有文采,闪烁着他的幽默感。 ——三联生活周刊(钱钟书: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学问高的人,毕业论文就是高水准,例如钱钟书的这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再例如周一良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唐代之密宗》,再例如福柯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学术上的三岁见老,大概就说的这种。

钱钟书之所以不愿意写专著,是因为专著必然是成系统的,而钱钟书不相信大的系统,他觉得大系统就像《庄子》的浑沌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死。所以他只写写传统的札记式的自我小系统的书。

他不是写不出学术文章,而是认为没意义。他的《管锥编》里面能出的文章多了,稍微拾掇拾掇就是,不信你去看杨绛后来的一些学术文章,有不少就直接利用钱钟书的札记,只不过她没有注明罢了。

钱钟书才大如海,这是共识,很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钱钟书事迹,其实是真的。例如钱钟书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他就真的横扫了,在几十年后,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在《穿林书简》中就感慨到:

看书也有怅然若失的时候,我当时重点看宋人文集,自以为看得前无古人地多,但当年北大图书馆所藏很多宋人文集的借书签上,却都签有“钱锺书”三个字,也许是当年他做《宋诗选注》时的记录,这让我仿佛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直到翻得一册没有钱先生题字的书,才嘘出一口气,好像发现一部钱先生没有看过的宋人文集,也仿佛是一个大发现似的。不过,这种发现似乎不太多,这时才体会到前辈学者读书范围的广大

但是也有人不太喜欢钱钟书,这种不喜欢并不是觉得他学问不行,而是觉得其有刻意做名士的嫌疑。例如在扬之水新出的《读书十年》日记中,就记载到她和金克木闲谈的时候,金克木先生对钱钟书就比较不屑,认为其是装出来的名士。

当然,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并不能说明什么。傅斯年还觉得陈寅恪不爱带学生很自私呢。

说到读书札记这个体裁,联想到了几个人:顾炎武、钱钟书、周一良。

钱钟书和顾炎武很像,都将一生的寄托放在了读书札记之中,顾炎武说自己一生心血都在《日知录》里面,而钱钟书的一生心血也在其读书笔记之中。同样的,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也是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学术著作,例如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两位权威是已经退休的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和还在任上的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忠夫。有一次,请日本学者撰文推荐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名著各一种,吉川忠夫先生推荐的,古代经典是《世说新语》,而现代名著,就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很多札记都是名著,因为札记没有吾道一以贯之的系统,却无所不包。最考验一个人的博与精。

很多人的几篇文章,还真的就不如钱钟书《管锥编》中的几条札记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知识。

《围城》只能算钱钟书的游戏笔墨,在他的学术成就里,别说优秀了,恐怕连成就都算不上。

立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基础看,《围城》也很难说是什么一流作品,只不过是话题性比较强,作者本人是圈儿里人,写得是知识分子圈儿里的事儿(参照儒林外史),文风又比较轻松幽默,还拍成了电视剧,传播度就上来了。

单纯讲作品的文学性,围城做得很潦草,从人物到行文到结构再到文艺品味上,都服从于一件事儿,就是抖机灵。

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为了抛几句作者的机灵话(“人生感悟”),特地因文设人。有写得成功的段落,也不少流于油滑因此可算是失败的地方。

好就好在,钱钟书本人是大学者,再玩文字游戏趣闻轶事,人家能够罩得住,毕竟人生阅历和阅读经历在哪摆着。到了后面一位著名80后赛车手的早年习文经验这里,就法乎中而仅得其下了,拽文抖包袱经常很露怯,恐怕作者自己再看都觉得尴尬。


钱钟书本人的成就,在于谈艺。也就是文艺学方面。


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管锥编》。

《管锥编》关注了中国古典文学里的重要文本,诸如《周易》、《诗经》、《道德经》、《左传》、《楚辞》、《史记》等,在这些文本基础上,选择对应的主流注疏研究成果比如《周易正义》、《老子王弼注》等,来进行文艺学的探讨。

钱老选取的作品,在古代未必尽为文学作品,比如易和诗属于经学,左传和史记属于史学,老子属于子学、道家重要文献、哲学,但在我国特有的学术传统之下,这些文本又都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性。

因此钱钟书便仅就文艺学这一角度,运用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和宽广的西学视野,把这些作品的“文学艺术性”给析出来,做专门研究。

钱钟书活动的年代,从神州西化,到后来新中国的一系列动荡,可以说旧式的语言文学传统处于一种内外两方面都被低估的阶段。时人学习西方新文化,打倒旧时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在颠覆“旧文化”的话语权,连带效应就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艺的存在价值进行重估。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钟书如此激情地谈艺,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高度自信。

事实也证明了,中国文学只有植根于中国、特别是植根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扬发,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一味跟着别人亦步亦趋。管锥编里钱钟书用大量的中西文学文本、文论及分析证明了:1.中国语言文学不比西方差;2.中国语言及文学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风格,是极有赏学的价值的。

关于管锥编此前我在知乎上有回答,贴过来供参考,不赘述。



然后是《谈艺录》

和管锥编相比,谈艺录更具有系统性。管锥编属于一种比较古典趣味的读书札记,《谈艺录》更有现代感,属于专题性的讲学。

在方法上,谈艺录仍旧还是中西合璧,旁征博引,到今天读来,仍旧大有裨益。书里对李贺、黄庭坚、江西诗派、以及几位宋诗作者的赏鉴,洞烛幽微,令人不禁击节叹赏。

学术功底尚在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展现出作者本人极高的审美品味。这个是最大的。

咏春拳里有一种说法,叫做连削带打。钱老在文艺学方面,七进七出,游刃有余,从研究到赏鉴到抖包袱到显露个性,可以说是一样不落,行云流水,是真正的连削带打。

相信我,等你领会了谈艺录里的幽默感,就围城那点机灵话压根不够看的……

不过如果对中国文学没有一定了解,不建议看这本书,否则可能连谁是谁谁干了啥都对不上。



再然后是《宋诗选注》

受咱们这儿教育影响,大部分读者光知道唐诗,或者光知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宋代的文学就直接默认为宋词,对宋诗则关注不多。实际上宋诗是极富个性,并且可以跟唐诗分庭抗礼的。

钱老在谈艺录里讲过诗分唐宋,言唐和宋实则为两种风格,未必唐人写诗就不能宋,或宋人写诗就不能唐。那么宋诗到底是什么风格呢?简言之就是比较长于深思,富思辨性。

唐诗在感发和兴味方面做得很好,比如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或者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读起来都特有生气,非常饱满。宋诗的风格不是这样,它是带有哲理味,总似要揭露事物背后的理,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表面上说的是山是水塘子,但诗人想讲的完全是其它的一些东西。

钱钟书是很喜欢宋诗的,喜欢那种长于哲思的调调。他个人的气质也是学者气远大于创作者气。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讲起宋诗来总是能够特别顺手。



再然后是散文、以及其它散见的文艺论文。

这些散文和论文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旁征博引,中西贯通,语言幽默,个性突出。这部分不展开说了,反正也比较好懂。感兴趣的可以弄本《写在人生边上》,或者《七缀集》,自己看了就知道了。要是把看围城的时间腾出来看这些个,说不定收获还更大。



另外,再给对钱钟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位老先生,周振甫。对于钱老作品的编辑校订,他做了很大工作。

钱老在管锥编的序里就表示:

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所以,如果你感觉不太能看得懂钱钟书,可以看看周振甫对钱钟书的研究工作,这个就比较容易了。中学语文水平的读者就可以流畅阅读。

书大概长下面这个样子,但是不太推荐购买,因为这价格太贵了,可能是断版缘故。

各位去找找淘宝上有没有,或者其它更便宜乃至不要钱的版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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