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即將在7月初慶祝成立100周年，屆時，它可以列舉自己取得的諸多成就：該黨掌管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勢頭持續，中國很快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高科技軍隊仍在擴張，並且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海軍；發達的現代城市林立，有著創業精神的龐大中產階級遍布；此外，一眾大學和研究中心正在爭取許多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技術對下一個世紀至關重要。在黨的內部，沒有跡象表明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權威受到挑戰，同時中共享有中國民眾的堅實支持。
不過，中國共產黨還是有所擔心，而且這種擔心不無理由。作為一個執政黨，它的自身利益與其為中國制定的長期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矛盾。中國共產黨已經宣布，到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它打算把中國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該黨面臨的兩難困境是，在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公民不大可能接受日益專制的政權管教孩子般控制他們。中國正在發生代際更替，傳統價值觀逐漸讓位於更趨自由的態度，這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前景。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欲看更多華爾街日報全文報導，請訂閱特別版華爾街日報VVIP方案，本方案僅風傳媒讀者專屬，以低於原價3折以下之全球最優惠價，即可無限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全部內容。
在其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並非沒有面臨過統治正當性危機。它曾多次徘徊在災難邊緣，每次都不得不尋找獲取公眾支持的新敘事。
1921年共產黨誕生時，這個國家飽受洪水、飢荒、軍閥主義和腐敗的蹂躪，在眾多相互競爭的政治力量中，共產主義看似最沒希望。建立該黨的12個人被全新的、還沒有多少人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吸引，由此，共產主義開始與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其他聲稱能讓中國重現偉大的主義爭奪影響力。
1927年，年輕的共產黨在上海發動工人起義，開始踐行馬克思主義學說。這次起義被迅速鎮壓：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處決了數百名罷工者，並在全國展開了對共產黨員的清洗。一位名叫毛澤東共產黨初級領導人決定嘗試一種不太正統的策略。他在上海西南方向超過950公里外的一個山區開始組織農民起義。沒過多久，蔣介石的軍隊包圍了毛澤東的部隊，逼迫他們離開革命根據地。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向遙遠的西北地區轉移，在前往延安的漫漫長征路上蒙受了巨大損失。
紅軍到達延安後，共產黨將自己定位為愛國民族主義力量，向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敞開懷抱。它通過減免地租、抵抗日軍獲得了該地區農民的支持。而許多知識分子由於對蔣介石政府日益嚴重的腐敗深惡痛絕，也投奔延安，接受毛澤東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培訓。
二戰結束後，隨著日本軍隊撤出中國，毛澤東的農民軍面臨在內戰中與蔣介石的軍隊對抗的處境，後者不但規模更大，而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幾無勝算。但蔣介石那支嚴重腐化、士氣低落的軍隊在戰鬥中分崩離析，從蘇聯那裡獲得一些幫助的紅軍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勝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中國人都熱情擁護共產黨的統治，哪怕只有極少數人相信、或僅僅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對大多數人來說，新政權帶來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和平和重建承諾。為了讓大多數都是文盲的民眾認同共產黨及其議程，新中國搞起了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將毛澤東視為推動中國走向自立和繁榮的偉大領袖。
但毛澤東將中國帶入了一系列災難。新中國成立僅一年後，他就派出疲憊不堪的軍隊介入北韓戰爭，中國軍人在這次戰場上死傷近百萬。1958年，他發動了大躍進，在這場史上最為嚴重的飢荒中，估計有3000萬至4000萬人死亡。1966年，他又啟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根據某估計）多達1億人在這次浩劫中失去工作、毀掉健康或丟掉性命，中共的黨組織也嚴重受損。
1976年4月，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比毛澤東更為務實的總理周恩來去世，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破產跡象由此乍現，隨後不久毛澤東去世，幾個月後，他的遺孀江青及三個政治盟友被捕，並最終被稱作「四人幫」接受審判。儘管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的，但「四人幫」被指為這場動亂的罪魁禍首，並遭定下「反革命」罪名。到了1978年至1979年，一場民主牆運動促使成千上萬人呼籲為毛澤東時期對諸多人犯下的錯誤進行「撥亂反正」，並要求放鬆對思想和言論的控制。
在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並不比日本入侵前的1930年代好。人們消費的最高期望就是買得起「三大件」——手錶、自行車和收音機。鄧小平在某次黨內官員參加的會議上說：「如果我們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那就不能顯示出我們制度的優越性。」
為了挽救黨，鄧小平將中共政權的使命敘述從階級鬥爭轉向現代化。1978年，他開啟了一個他稱為「改革開放」的時期，在最初10年裡，這場行動帶來了8.6%的年增長率。但自由化進程並未持續向前。鄧小平堅持維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允許任何人質疑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共產黨的領導。
鄧小平的經濟樂觀主義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在一段時間內恢復了黨的聲望。但到了1988年，改革導致通貨膨脹和腐敗增加，此外，對西方打開國門讓中國人接觸了西方政治價值觀。1989年，中國共產黨再次陷入困境。那年春天，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在全國300多個城市舉行民主示威，作為運動領導者的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但他們對自由的呼聲換來的僅僅是鎮壓，6月4日，北京數目不詳的人——可能是數百人——被殺，同時全國各地都展開了逮捕行動。
從天安門事件到習近平崛起，這期間中國的經濟強勁增長，同時意識形態鬆懈，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在增加。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發現黨再次面臨危機。他在黨代會上說：「黨內存在著許多極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
習近平依靠新舊策略的相結合，重新確立了黨的統治。首先，他推動官僚機構證明該政權能夠提供卓有成效的治理。他的反腐運動減少了官員的不當行為，而幹部晉升制度激勵大多數地方官員著重於經濟發展、「綠化」城市並擴大社會福利計劃。儘管中國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應對不力，但中共很快控制住了危機，官方報告的全國死亡人數不到5000人。中國得以在2020年3月就開始重啟經濟，並將2021年的增長目標設定在6%——這是一個看似合理的目標。
民族主義是該政權的另一個支持之源。即便是對中國共產黨態度冷淡的中國人也為自己國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許多人認為，美國和其他地方越來越多地談論「中國威脅論」，是要試圖阻止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雖然該政權沒有任何西方意義上的民主，但它與公民的互動比大多數外人了解的要多。地方政府設有網路意見箱，公民可以投訴服務問題或匿名舉報官員腐敗或濫用職權的情況。當拖欠薪資或強徵土地等問題引發小規模示威活動時，官員們往往以學者鄧燕華和歐博文（Kevin J. O'Brien）所說的「關係型鎮壓」來回應。他們動員示威者所尊重的人，勸說他們讓步。在農村地區，官員們經常依靠家族中有威望的人或當地宗祠的領導人，讓村民為開發計劃放棄土地，遵守不受歡迎的規定，或對官方的妄為保持沉默。
同時，習近平政府恢復了毛澤東的某些舊策略，即建立圍繞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紀律。中國人必須接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中國夢」、「四個自信」、「四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等內容。在大量宣傳中，習近平被描述為無所不知、親切、總是面帶微笑的偉人，他準確無誤地指引著中國走向必然的歷史性偉大。黨員們參與理論學習活動，認真記錄習近平的談話，複述他著作中的金句。學術界在教學中必須遵從黨的路線，而媒體則熱衷於宣傳官方的意識形態。
儘管網路和社交媒體興起，數百萬中國人能夠出國旅行或學習，但中共仍然牢牢控制著資訊。今天的大多數年輕人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了什麼事。人們接受了各級學校和所有媒體宣傳的毛澤東時代的美好景象。對新中國「前30年」歷史的批評被習近平稱作「歷史虛無主義」而受到禁止。人們被告知，因為習近平倡導「以合作和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以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全世界受到廣泛尊重。
可能相信這些理念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甚至並不理解這些說法。但很少有人會愚蠢到去質疑它們。每一個思考政治問題的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去想）都知道挑戰中共政權有多麼危險。現在更為危險的是，當局已經開始部署精密的技術控制手段，比如臉部識別和用於跟蹤公民日常行為的「社會信用體系」。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確保國內沒有可以視為替代選項的政治組織，因此許多中國人認為，黨的崩塌代表動亂，回想中國歷史，亂世可能比政權本身更為可怕。
這套組合策略似乎已經奏效。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比較了亞洲14個國家的公眾態度，發現中國公民與越南和新加坡公民一樣，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度最高。哈佛大學阿什中心（Ash Center at Harvard）從2003年到2016年進行的八輪調查報告顯示，公民對中國各行政級別政府的表現滿意度都很高。其他研究人員也報告了類似結果。
那麼，為什麼習近平的政權要如此嚴厲地打擊維權律師、女權主義者、勞工活動人士、獨立民間社會組織、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發表批評意見的人、在政府控制的教堂外做禮拜的基督徒，以及像馬雲這樣似乎認為自己比黨更聰明的私營企業家？為什麼它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新理論，讓法律制度完全服從於黨的控制？
在習近平治下，司法變得越來越嚴厲和專斷，其所依靠的做法包括法外拘禁、在調查和監禁期間施以酷刑，以及侵犯人們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員們面對越來越高的紀律要求，必須服從中央權威，否則就會被以腐敗為由清洗。
正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這種「新毛派」反映了一個在維持公眾支持方面如此成功的政府有著驚人的危機感。中共似乎認為，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漢族人的忠誠也是脆弱的，更不用說藏族人、維吾爾人和香港居民。只要專制制度能夠帶來繁榮和民族自豪感，中產階級，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和黨員本身，都會支持黨。但很少有人真正認同黨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不合時宜的個人崇拜。
今天，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秉持尊重權威的傳統態度，在評價他們的政府時，更多的是看它實現經濟增長和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去看它如何對待思想和言論自由。但調查顯示，年輕的城鎮居民、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越來越希望擁有更多自由和一個更順應民心的政府。
在有數據可查的最近一次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於2014至2016年在中國進行）中，21%的受訪者自稱是這類城市居民：至少受過一些中等教育，有足夠的家庭收入來滿足日常需求並且有些積蓄。與非中產階級受訪者相比，這些中國人對政治制度運作方式表達不滿的可能性幾乎是後者的兩倍（32.5%對17.2%），他們對司法獨立和權力分立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比例是後者的兩倍以上（47.4%對20.4%）。而這樣的態度在中產階級年輕成員中更加明顯。
中國共產黨覺察到這些趨勢。它認為相當多中國人容易受到西方「敵對勢力 」意識形態的影響。目前，中共的解決方案是更嚴厲地打擊，將任何異議的跡象視為顛覆的苗頭，即使它仍在致力推動造成這種情況的社會和經濟變革。
自上個王朝滅亡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演進了一個多世紀，而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這個制度何時以及將如何轉變，我們無從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僅僅依靠壓制無法讓中國人民永遠保持沉默。
（本文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和《東亞人如何看待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