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相信這些理念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甚至並不理解這些說法。但很少有人會愚蠢到去質疑它們。每一個思考政治問題的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去想）都知道挑戰中共政權有多麼危險。現在更為危險的是，當局已經開始部署精密的技術控制手段，比如臉部識別和用於跟蹤公民日常行為的「社會信用體系」。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確保國內沒有可以視為替代選項的政治組織，因此許多中國人認為，黨的崩塌代表動亂，回想中國歷史，亂世可能比政權本身更為可怕。
這套組合策略似乎已經奏效。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比較了亞洲14個國家的公眾態度，發現中國公民與越南和新加坡公民一樣，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度最高。哈佛大學阿什中心（Ash Center at Harvard）從2003年到2016年進行的八輪調查報告顯示，公民對中國各行政級別政府的表現滿意度都很高。其他研究人員也報告了類似結果。
那麼，為什麼習近平的政權要如此嚴厲地打擊維權律師、女權主義者、勞工活動人士、獨立民間社會組織、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發表批評意見的人、在政府控制的教堂外做禮拜的基督徒，以及像馬雲這樣似乎認為自己比黨更聰明的私營企業家？為什麼它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新理論，讓法律制度完全服從於黨的控制？
在習近平治下，司法變得越來越嚴厲和專斷，其所依靠的做法包括法外拘禁、在調查和監禁期間施以酷刑，以及侵犯人們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員們面對越來越高的紀律要求，必須服從中央權威，否則就會被以腐敗為由清洗。
正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這種「新毛派」反映了一個在維持公眾支持方面如此成功的政府有著驚人的危機感。中共似乎認為，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漢族人的忠誠也是脆弱的，更不用說藏族人、維吾爾人和香港居民。只要專制制度能夠帶來繁榮和民族自豪感，中產階級，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和黨員本身，都會支持黨。但很少有人真正認同黨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不合時宜的個人崇拜。
今天，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秉持尊重權威的傳統態度，在評價他們的政府時，更多的是看它實現經濟增長和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去看它如何對待思想和言論自由。但調查顯示，年輕的城鎮居民、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越來越希望擁有更多自由和一個更順應民心的政府。
在有數據可查的最近一次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於2014至2016年在中國進行）中，21%的受訪者自稱是這類城市居民：至少受過一些中等教育，有足夠的家庭收入來滿足日常需求並且有些積蓄。與非中產階級受訪者相比，這些中國人對政治制度運作方式表達不滿的可能性幾乎是後者的兩倍（32.5%對17.2%），他們對司法獨立和權力分立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比例是後者的兩倍以上（47.4%對20.4%）。而這樣的態度在中產階級年輕成員中更加明顯。
中國共產黨覺察到這些趨勢。它認為相當多中國人容易受到西方「敵對勢力 」意識形態的影響。目前，中共的解決方案是更嚴厲地打擊，將任何異議的跡象視為顛覆的苗頭，即使它仍在致力推動造成這種情況的社會和經濟變革。
自上個王朝滅亡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演進了一個多世紀，而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這個制度何時以及將如何轉變，我們無從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僅僅依靠壓制無法讓中國人民永遠保持沉默。
（本文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和《東亞人如何看待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