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學生周報》、《盤古》和《文化新潮》為例說明
一、 前言
當我們要談論某個地方的文化特點時，往往會下意識地由該地方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發展等的外緣因素，結合那地方的人民生活現實來說明，正如威廉斯說：「 (文化) 本質上也是生活的全盤方式。(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 學者論香港文化，一般都會依循上述的做法，勾勒香港處身獨特的歷史發展環境，再分析香港的某些事物如何在此處境下，反映香港文化的各種面貌。例如學者鄭樹森認為1997年前的香港在世界冷戰和國共「左右對壘」的背景下，成為「兩岸三地裡唯一的『公共空間』」，構成一種「文化中介」的作用，各方勢力在香港角力，形成獨特的香港文化生態。 而學者呂大樂和姚偉雄則通過重看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的電影，分析當時「香港社會處於過渡狀態、存在灰色地帶的文化狀況。」 雖然他們的論點未必說完香港文化的特點，但至少可以說明，香港文化在大家的心目中，各有不同的切入，它既可以是電影，又可以是文學作品，甚至是流行歌詞以及電視節目等，學者藉這些文化載體來說明香港文化。
因此，本文將以《中國學生周報》、《盤古》和《文化新潮》作切入點，討論它們對香港本土文化建構的關係。筆者選擇香港文化刊物作分析對象，因為它們較少被一併討論，而且它們在香港戰後至回歸這段時間，發揮過建構本土文化的重要作用，從文化評論及社會批判等層面，建構屬於它們心目中的香港文化形象，所以本文目的正希望剖析兩者深層複雜的關係。
二、分析方法
姑勿論何種切入，論述香港文化，一定要解决文化建構的問題，而這亦涉及香港文化的主體性和本土意識的探討。換言之，香港文化的命題要成立，我們便要論證香港文化的主體性和本土意識的建立和出現，並說明它們如何協助香港的文化建構工作，而文化刊物正能做到這點。
本文將上述刊物分為三個時期討論 (1949-1967，1967-1977，1978-1989 )，並結合社會發展的背景和脈絡，分析它們如何對本地文化作出建構，例如它們使用何種語言，表達何種內容，從而剖析這樣所建構的香港特點和形象，試圖解釋它們如何和香港文化的主體性和本土意識產生關係，再從這種關係上建構本土文化。
三、 第一期：1949-1967年
這個時期是戰後風雨飄搖的歲月。日本戰敗後，英殖政府重新接管，但香港百廢待興，「四分之一的民房已遭到破壞，糧食、燃料、日用品、交通工具極度缺乏……人民衣衫襤褸，生計艱難。」 而香港以外的地方亦在戰後至1950年間發生重要變化，中國大陸政權易幟，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使之退守台灣，而美國卻暗助台灣，令海峽兩岸分治，呈現冷戰左右陣營的典型對立的局面。這個變化亦影響香港，大批中國人逃離，南下移居香港，使香港的人口由1949年前的186萬，增至1950年初的230萬 ，而香港亦如鄭樹森所說成為「兩岸三地裡唯一的『公共空間』」，意識形態的角力場 ，《中國學生周報》亦在這背景下，於1952年由美國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出版。
《中國學生周報》( 下稱《周報》) 代表香港文化的中國淵源，它所代表的立場是貼近中國文化的，由中原文化本位出發。據《周報》的前社長陳特憶述，早期《周報》的編採人員大多來自中國，不認同共產政權，希望「培養學生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感情」 。因此，《周報》重視中國文化，強調吸收西方文化，所用的語言是五四白話文運動影響下的中國式白話文，內容是圍繞民主、自由和中國文化等的嚴肅主題，例如《周報》的創刊詞名「負起時代責任」，並謂「溝通中西文化，替未來的中國模索一條正確的出路」 。所以，《周報》對香港作出中國本位出發文化評論，例如陳特直指他們「覺得香港文化非常貧瘠」 ，正如葉蔭聰所分析，「渴望啟蒙本地人……建構了她們的民族主體」 ，不理會和不重視本地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在當時《周報》的角度下，香港的主體性和本土意識根本不用提及，他們的評論只依中國文化的軌跡和視角，香港不被提及。
但到了1960年代左右，《周報》開始有香港化的傾向，羅卡和陸離等在本地成長和受教育的人出任編輯，令《周報》漸漸脫離中國文化本位，更加入電影版及強化文藝版，鼓勵年青人投稿，表達新的文化特質，使《周報》的內容變得多樣化。因此，《周報》的語言亦因內容擴大而改變，變得地道化，語言和用字的規範減低，突顯香港化的傾向。這種變化是由於環境改變了，南來移民和原來居住在香港的人漸漸因生活在一起，形成學者吳俊雄所指的「社群意識」，它成為建立香港的主體性的基礎，慢慢由共同的生活經驗和生活實踐發展出本土意識的雛形，而《周報》正正以香港化的傾向來回應社會改變。
不過，《周報》對香港的文化評論偏向文學和藝術，所表達的香港形象非常薄弱和模糊，忽略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對建構本土文化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是香港的主體性及本土的事情不被提及，對香港社會欠缺深入的了解和探討，本質上仍然與前期的《周報》一樣，忽視香港的現實，空談中國文化和理想，故小思語帶反省地說：「談文化，談理想，談愛國愛民族，話題沈重而偉大，在感情宣洩方面，他們又恰恰相反的表現了軟弱無奈而瑣碎。」 而羅卡亦指出六七暴動後，他們開始反省自己的社會位置，「對殖民地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都關心了一點」 不過，《周報》始終敵不過社會的改變，所作的反省亦是乏善足陳和的，漸漸引起不滿，劉美美在第1001期《周報》的長文＜哭新亞＞，正代表時人思想不滿囿於中華文化的規限中，解决不到切切實實的香港現實的社會問題，由倚靠中國文化轉而關心香港現實，奠下內藏本土性的種子。
四、 第二期：1967-1977年
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左派發動工潮和暴動，對香港歷史發展造成重要的影響。主流意見則認為它能代表香港本土主義誕生，它被多種社會力量重構 ，港英政府恢復社會秩序，為本土主義的生長製造適當的環境。不過，呂大樂卻告訴我們，當年暴動後的殖民地政府根本仍無法化解由暴動前所積累下來的社會不滿，群眾對社會仍無歸屬感可言，「並未有條件可以為『本地意識』的發展提供所需養份 。換言之，我們不能把「六七暴動」的影響跨大為直接促成香港的本土意識出現，它只不過令香港的年青一代更加關心香港社會，從而發出更多不同層面的反省，例如後來的保釣運動和中文法定語運動，這樣才對本土意識有直接的作用，《盤古》就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
《盤古》由古篬悟、岑逸飛和黃子程等人創立，它本來是一本文藝性很強的雜誌。但在保釣運動發生後，受到當時社會整體左傾的風潮影響，加上受殖民地政府打壓愛國的保釣運動鼓動，使它的方針改變，對香港作出帶強烈政治意味和色彩的社會文化批判。例如它在第五十期刊出＜棒打文化落水狗＞的文章，批評學術界的資深文化人對學生運動不支持，矛頭直接劉述先早前在《南北極發表的文章＜我對香港學生運動的看法＞ ，而且更在內文上收錄大批批判劉述先及其言論的文章，文字十分辛辣，更有文化大革命式的批鬥文字的影子，批評他政治不正確，替港英殖民政府講好說話而不顧學生的愛國行為。其後，它又刊登文章＜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更完全體現文化大革命式的批鬥風格，文字極具渲染，政治觀完全倚靠中國的共產政權，肯定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以及殖民政府，更大力批評為殖民政府講說話的人，指他們是漢奸。由此可見，整個《盤古》雜誌席捲一片紅色風暴。這種批判的態度顯然不為所有人接受，另外一些「反帝反殖」的人與他們分道揚鑣，成為日後立足本土的社會派，那些背向祖國的則成為日後的國粹派。
《盤古》對香港社會的批判，受到當時國內政治氣氛的影響，加上「六七暴動」後的殖民地體制仍然封閉 ，使批判趨向政治化和「文革化」，務求突破體制對文化空間造成的規限，久而久之成為中共政權在香港的發聲器。因此，它由批評殖民政府打壓香港學生運動，滲入複雜的政治成分，由一種本土出發的立場，變成為中共政權服務。它批評殖民主義，反省資本主義，不為彰顯本土意識，反而是用作政治武器，香港的主體性不被提及，盲目的民族主義令批判殖民以為中共政權服務，反省殖民主義進而關心本土的方向被窒礙。由此可見，《盤古》的社會批判的目的不是本土而是中國，對本土意識的發掘有限。
另外，當時有些人不認同盲目地將反省反抗殖民主義，認為愛國和認同政權是可以分開處理的，並在文化刊物上作出愛國誌同祖國的問題的回應。例如香港大學的學生刊物《學苑》與及《周報》亦刊出這些文章。例如筆名耕耘曾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的《學苑》中撰文＜我是個香港人＞，認為大眾應該先關心香港的事情，並且認為愛國和認同國家是可以和愛港分開處理的。這些評論雖然沒有《盤古》式的激烈，卻明確地將香港的處境由中國和英國中抽出來，並嘗試了解和分析本土的現況 ，儼如建立一個香港的主體性，發展上承五十年代已萌芽的本土意識，對日後建築香港文化有重要作用。
五、第三期：1978-1989
這時來自國外的政治壓力日漸減弱，香港的經濟發展愈來愈急速，經濟數字高速增長，帶來社會進步，香港市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故他們相對香港由早期的過客心態而有所改變，正如呂大樂所言，七十年代的經濟模塑了新一代的香港人， 社會得以進步，媒介以至商業發展日漸蓬勃，造成普及文化漸漸在香港成為香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眾傳媒文化開始深入民間，成為與市民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普及文化。」 故它的出現引致一些文化人嘗試對它作出探討，在這個背景下，《文化新潮》便在1978年創刊。
《文化新潮》由馮仁釗等人創辦，在創刊號上，大力高呼「害怕也沒用，你必須作好準備，因為新文化人已經到臨!」，並認為上一代文化人的工作已不能滿足現在的需要，批評岑逸飛和胡菊人等的舊文化人，如澄雨在創刊號上撰文＜「舊文化人」的最後探戈＞，叫他們「閉起咀吧!」因此，這批人亦建立一個新文化人的形象，要「多科際人」和擺脫傳統，積極面對文化商品化現象，要有高度自覺，對感性層面的普及文化作理性反省。另外，他們亦很重視批判的表達和技巧，注重語言的運用，特出行文風格，吸引社會注意，例如在若湼文章＜任寫＞，展示新文化人慣常的表達形式，將歷史和社會大事互相拼貼，反思一般的行文常態，做到「變常」效果。此外，他們更要求進更深入各種媒體工業進行意識形態批判，例如程思己在＜「新文化人」中期報告書＞中表現上述的想法，並謂「引導感性現象作出理性反省」。是故《文化新潮》在短短的時間內進行大量的普及文化批判，分析並作理論探討，深入硏究，並務求和上一代的文化人脫離關係，確立「新文化人」的特點，以文化批判的力量和視角檢視當時香港社會的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文化新潮》是一本立足香港本土，關心香港社會和文化現實的刊物，它所作的文化批判是針對香港的普及文化現象出發。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主體性便由具指向性的批判中突顯出來，使本來含混不清的主體性日漸浮現。而當它對普及文化現象如電視文化作討論時，所作的依據正是香港本土的具體事實，由香港社會所孕育的普及文化被討論和關注，側面造成本土意識上漲。較明顯的例子是澄雨在＜IN PRAISE OF THE UN-SERIOUS＞中，以非常認真和理論的態度，探討具體存在香港社會但未被討論的東西，具細無遺地分析「不認真」和「認真」。此外，在創刊號的＜亂調亂彈＞中，撰文者更明確表示我們「談到身邊的現象，談到普及文化，自然沒有任何依傍，再也不能從理論到理論，要自力更新，從現實出發，從經驗出發去建立自己的看法。」，本土經驗被明確強調。因此，筆者認為他們積極介入和實踐，改變社會，回應當時社會和思想上的訴求，由批判到強調主體和本土生活，進而在批判的基礎上，把香港文化中的普及文化部份加以劃分及討論，奠定香港本土文化的調子。
另一方面，在《文化新潮》外的刊物外，仍夾雜某些表達本土關懷的文章，它們未必對香港文化持一個批判態度，但表達出一種「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例如《號外》曾收錄遲敬意的＜香港―根―第二代＞，用「根」來形容香港，而水靈的＜灣仔：吾鄉、吾土、吾民＞，更認為自己的家鄉不在中國而在灣仔。將這些文章結合《文化新潮》來觀察之下，我們便會發現一種源自本土的聲音在不同的層面上浮現，在當時經濟發展而政治向心力不足的環境下，本土文化的建構工作在不同方面得到提升。
六、 總結
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中國學生周報》、《盤古》和《文化新潮》對本土土文化的建構作出怎樣的嘗試，並從各自刊物本身的立場出發，從批判中對建立香港文化的主體工作程度不一。但是，這三本刊物能對香港作出視角不同論述，而較早期的《中國學生周報》和《盤古》皆受制中原中心論和民族主義的規範，加上政治的因素而影響編採方針，對主體性和本土意識的著墨不多，相比下《文化新潮》則立足於本土，香港文化就在原本無形無狀的形態下，透過不斷被直接或間接訴說的過程中被認識和建構，這三本刊物正好說明此點。
不過，當我們不斷分析它們時，我們亦要明白分析是存在局限的，文化刊物不一定能夠完全反映大眾的文化意識，正如馬國明所言，所謂的本土意識的研究，「其實只是想當然地以某些人的本土意識作為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 ，文化刊物的文化建構可能只是刊物負責人理想化的建構，假如大眾無動於衷也是徒勞無功的。所以，多元化和具體的文化實踐才能對文化建構有直接作用，關心大家居往的社區和大的社會，透過生活來作文化建構，並配合不同的文化論述空間如政府、學術機構和民間組織，這或許比單是文化刊物的文化論述作用更大。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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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祥文章＜香港學生運動＞
羅卡＜羅卡回首話電影＞
鄭樹森＜1997年香港在海峽兩岸的文化中介＞
呂大樂、姚偉雄著＜暗箭難防：過渡狀態與香港文化原型＞
陳特＜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
馬國明《成報》專欄《明眼人》，200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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