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海源
李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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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九莲（1946年-1977年12月14日），中国江西省赣州市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九莲是赣州第三中学学生、学生会学生部长、校团委宣传股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
1969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这时她将并把自己对“文革”的思考写入日记。同年5月1日，李九莲被部队的男友告发而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查。直到1972年7月20日，林彪失势以后，中共赣州地委对李九莲作出“政治结论”，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
李九莲获释后，曾多方进行申诉，1974年3月19日在赣州公园张贴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4月，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1974年4月24日，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等新罪名秘密拘捕李九莲。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昌奉，向赣州地委发出“5点指示”，认为“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从1975年5月20日到8月1日，李九莲进行了长达73天的绝食，不过由于被强制注射葡萄糖液，她并未死亡。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因当局拒绝为其平反而继续表示抗议，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执行。当天，在赣州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上午10时，李九莲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受刑[1]。
1980年1月，胡耀邦作出批示，此案得以重新审查，李九莲获得平反。
2005年，作家胡平将李九莲冤案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的眸子》。
[编辑] 参考文献
^ 胡平：《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文革中的两位伟大女性——李九莲钟海源
姓名：李九莲
生辰：1946
民族：汉
忌日：1977.12.14
籍贯：江西丰城
地区：江西赣州
国家：中国
职业：学生
姓名：钟海源
生辰：1948
民族：汉
忌日：1978.04.30
籍贯：江西赣县
地区：江西赣州
国家：中国
职业：教师
铭刻一个世纪、呼唤一个世纪
重刻文革中两位伟大女性――李九莲、钟海源网墓墓志铭
一对素不相识的精神姐妹――李九莲与钟海源，并列在千万网墓的合墓中，并列在素不相识的您用陌生、沉痛和真诚点燃的烛光里，这本身只有一个解释：您在铭刻着一个世纪，您在呼唤着一个世纪。
过去的世纪，是在鉴湖女侠秋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泪我无家”壮歌行中开始的。曾有多少风云、多少志士、多少良知与之相知相伴相慰。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秋瑾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呤中慷慨就义六十年之后，一千万红卫兵中，却只有一个李九莲怒目“权势”和“显赫”，执着追寻“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正如三千万共产党员中只有张志新一个昂起思想的头颅，五十五万右派中只有一个站立的灵魂――林昭在呐喊：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也正如狂涛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寂寞中顾准的忧思……而他们彼此，不仅素不相识，而且素不相闻。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后半个世纪。
剑胆孤鸣世纪钟！钟声里有多少世纪风雨！有怎样的精神勇气、人格力量和灵魂圣想！！
当另一个世纪初素不相识的人们纷至沓来，追缅铭记三千年一劫的那十年中民族仅有的良知碎片和精神辉光，哪一支烛光中，不摇曳着这样的呼唤――
呼唤尊严，呼唤正义，呼唤自由、民主、博爱、人道和政治澄明：呼唤一个新的世纪。
有时间打开纪念文选，您不妨在烛光里（重）读一遍李九莲的恋爱信、（“九大”前后的）日记和狱中的《“投降书”――绝命书》，您就会明白，她为什么会有钟海源这样的精神姐妹；就会明白钟海源刑前那掷笔甩发昂首扬眉的凛然正气和绝世勇气从何而来；就会明白为什么曾有十万人民为李九莲争鸣，为什么会有六十儿男为之慷慨领刑！――他们的厄难穿透着这烛光摇曳的世纪。
感此，我们也借这神圣祭坛的一隅，缅怀悲心铮骨的老共产党员严金禄、为创建“李调会”广播站呕心沥血的莫松林、让《还在流血的爱情》冲出狂风暴雪的康为民、至咽气之日还嚷着要找联合国秘书长为李九莲辩冤的凌锋……
愿肝胆两姐妹――李九莲、钟海源和这几位辩护士一道，在天国能看见人间含泪摇曳的烛光，能听见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您在烛光的摇曳中对圣洁世纪灵魂的呼唤。
1980年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04/12 18:09 新浪文化
李九莲
作者：戴煌
粉碎“四人帮”后，当代中国揭开了新的一页，但仍有大批如山的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不解放成千上万被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新老干部，就不可能出现拨乱反正、改革
开放的新局面。在解决这一难题的革命中，胡耀邦同志以超人的胆识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江西鄱阳湖畔 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 1977年 12月 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牎1980年 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发问：这可能吗牽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 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接触到社会后，她很快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痛苦、彷徨与颓废等，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查所谓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运动”。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无数人惨然死去或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1969年 2月 28日，她给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牽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牽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牽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牽”等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陡生“主动”之念，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 1969年 4月 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
李九莲被抓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 9月 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时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不利于继续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 1972年 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她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农村调查的兴国县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 16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却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 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无门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罪名，于 1974年 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
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应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 1975年 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公然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 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
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在场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很显然，李九莲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 2月 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 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这无异于给“文革”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 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认为“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致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做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
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到会的常委中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
1977年 12月 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曾是“李调会”广播车的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6月及 10月，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 12月 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2月 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1979年 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 1979年 4月 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4月 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 1月 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 3月 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 1969年的拘禁、 1974年的逮捕和 1975年判刑，以及 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 4月 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 1980年 5月 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 9月做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 1969年和 1974年、 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 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9月 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地委书记杜昭面对笔者的调查甚至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牽”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胡耀邦的批示，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1月 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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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拷问：祭为追寻自由而死的李九莲钟海源
http://news.163.com 2005-09-05 11:18:35 来源: 平凉日报 网友评论 38 条
常常，读书读到不快之处，读到让我落泪之时，读到我愤怒的拳头砸在了书桌上，我心里总要冒出这样一句话——人，有时候更像畜生。苏格拉底曾向世人掷下一句话：人，认识你自己吧！但要真正认识自己，或者我们同类，却是极其艰涩的。一天早晨，我读到了《东史郎日记》一书。是一个阴天的早晨，窗外灰朦朦的天空暗合了我阴冷潮湿的心空。我一直想象，1937年的中国，风一阵一阵刮着，沙尘弥漫在空中，整个天穹像偌大隆起的锅底，灰茫茫扣在人们头顶，把白昼变成了黑夜。据井上靖、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承认，从1937年(昭和12年)至1943年的6年时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巨大损害，军人死伤562万人，日本占领区一般民众被杀135万人，空袭死伤76万。这仅是日本学者的说法，实际数字何止如此，谁又能统计得完全呢？那场使千百万中国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作为鬼子兵的东史郎已经年近九秩，他无忌地公开了这个特别让有些人讳言的历史“隐私”，完全是出于他良知的“善”的行为——善举中交织着老兵的反省与忏悔。他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代名词。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和悲伤……
谁都知道，战争是一桩无法宥恕的罪行。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已被钉在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作为中国人，谁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人性，谁否定它就是泯灭良知。东史郎本人就是鬼子兵，毫无疑问，他曾挥刀杀人，双手也沾满了血腥，但他人性中尚残存一点难以排遣、难以解释的情绪。比如：“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战争这把巨大的扫帚轻而易举地扫掉吗？想到这里，我就万分憎恨战争。”如果说晚年的东史郎，他的心灵在人性与非人性、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和沉浮，那么，依稀存在的良知正是日后引领他直面历史、走向忏悔的一盏路灯。毕竟，在日本，像东史郎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啊！放下书本，我仍被日军屠刀的寒光、罪恶的子弹、卑劣的兵燹、兽性的淫掠而惊魂未定。人性的泯灭，其实就是人的死亡。我永远难以忘记这样一个细节，日本本多胜一在《天皇的军队》一书中记叙这样一件事：日本兵萱沼明道第一次杀人——他参加了屠杀12个中国青年的罪恶行径，“皇军士兵每个人杀了两个中国人。坑外面也躺着几具尸体。后脑都被击碎，脑浆溅了出来。萱沼当时的印象是，在秋日的夕阳之下，红白相间的脑浆颜色鲜艳，显得很美。”
杀人产生了美感，这是多么野蛮的部队！无独有偶，我在《西路军沉浮录》一书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两个被俘的战士——一男一女，被马匪绑住手脚，全身用棉花包上，倒上油用火点着。被烧的人疼得受不了，跳着挣扎着，马匪们哈哈大笑，有的高声喊道：好看啊！好看！余秋雨说：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美丽。人类只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是悲哀的。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杀人产生了美感，把人烧着了“点天灯”，还要觉得好看，这是怎样的一种残忍？有一天，东史郎和两个日本兵随车而行，看见3个中国农民涉水而逃，一个军官举枪射击，都未中，这位东史郎拿过枪来，一阵乱射，3人霎时倒在了血泊之中。正是这样一个刽子手，九十高龄了，才从人性中复苏出一丝忏悔来。
1942年日寇发动“秋季扫荡”，女战士刘耀梅不幸被捕。一个叫荒井的日本兵扭曲的脸变成狞笑：“我要尝尝她的肉是什么滋味。”……刀子挑开了衣服，刀锋割开了裤管……刀子割入大腿，鲜血像泉水一样溢流。这位22岁的姑娘狠命地咬住了牙齿，一声不哼。荒井把她大腿上的肉放在火上当场烧烤，用刀子插着放在嘴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刘耀梅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两条腿的禽兽。”这话还是激怒了荒井和他的部下，一群鬼子兵执刀扑了上去，扯住了她的头发，割下了她的乳房，砍下了她的头颅。刘耀梅被残害后的照片，至今保存在一位老太婆的手中。这照片一定是令人目不忍睹的，它记录了人类兽变的历史，让世人触目惊心。战争像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的风暴，将无数女性和儿童也推进了血火之中，可她们是无辜的啊！她们鲜艳的生命，历史当铭记。
不仅仅是战争使一些人兽性大变。人的兽性是在无尽的贪婪与欲望之火中滋生的。自我中心意识极端膨胀，则会残忍成性，其状若狂，其狂若疯。明代一宦官深得神宗皇帝恩宠，权钱在握，惟感遗憾不能“御女”，手下人百般献媚，投其所好，说什么“食小儿脑千条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以致“税署池中，白骨齿齿”，民间“四方失小儿者无算”。呜呼！一个宦官竟如此残无人道，真是世无罕匹。汉室皇后吕雉嫉妒戚夫人的姿容，儿子在位时，吕后将戚夫人头发剃光，手足砍去，挖去眼珠，割去耳朵，又用哑药将其弄成哑巴，然后装在坛子里，放在厕所，谓之“人彘”。彘者，猪也。这个狠毒的女人心里一定在骂：“谁让你拥有闭月羞花之美貌！我现在让你变成猪，让你不死，让你阅尽人间的大悲哀。”其实，动物间相残，也不至于如此。动物间的弱肉强食，只是取其性命饱我饥腹，别无他意。而我们人类呢？
“文革”骤临，灾星高照。有一天，几个工作人员把张志新从狱中提出，拉进一间单人宿舍。只听几声残叫，张志新再也说不出话了——她那为真理而呐喊的喉管被割去了。一名叫李九莲的美丽少女，给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阐明了她的人生观。而那位“恋人”认为她的观点“反动”，就将信交给他的上级。“上级”如获至宝，两个月紧急“调查”后，将其抓进公安局。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9时，李九莲被“五花大绑”，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在了一起。一声枪响，她倒在一片墨绿的小松林后的荒坡上。她的亲属不敢收尸，公安部门为了侦察是否会有未被捕获的“李调会”(为李伸冤的群众组织)成员前去掩埋献花圈，而存心让其抛尸荒野。故事并没有结束。
一个月后，曾是“李调会”成员的广播员、已有3岁女儿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秘密处死。执行者却奉命没有将她一枪打死。她在昏死中，被一群人连忙抬进早候在刑车旁边的一辆红“十”字车上。她仍在怦怦跳动的心脏霎时被人挖出，移植于另一张手术台上带着氧气罩的垂危患者的胸膛。然后，就有人上她家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因为愤怒，我的心倍觉寒冷，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场惊世的侵略战争虽然远去了。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有些战争才刚刚开始。现代文明仍不能把黑暗角落里的罪行全都击得粉碎，正义的声音有时候很微弱。人性的丑陋，使人们的心被庞大深邃的疼痛折磨着。放下这本《东史郎日记》，我感到心灵不堪承载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残忍和罪恶吞噬着人间的光明，心灵的珍珠时常被灾难碾成齑粉。当魑魅翩翩时，正是怨鬼啾啾时。我们美丽的星球上，战争仍连绵不断，死亡常常拥抱生命，人与人之间的撕杀根本还没有停歇。传说上帝最先造的是光，在此之前，他运行在无边的黑暗中，浑浑噩噩。有一天，他忽然开窍——“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世界应该是充满光明的。刘廷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