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城市@為何閱讀？※
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人類就註定與城市互為依存。人類的智慧帶動了城市的發展，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而城市則在物質上帶給人們一種享受和滿足，同時也帶給人們一份自豪感。但是，在五光十色的背後，卻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城市故事，與我們印象中的城市景觀大相逕庭。因此，許多關心城市的作家紛紛挖掘週遭的一景一物，為他們生長於斯的城市臨摹出不同的城市文本。
人們眼中的城市往往與繁華劃上等號：林立的摩天大廈、繁忙的交通運輸、發達的資訊科技、炫目的商業產品，這些表面現象為人們建築了一個看得見的城市(Visible City)，而文本則提供了一個城市想像的空間，塑造了一個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y)。通過文本，
我們體驗到不一樣的城市經驗，也多了一個想像的空間。要建構這個空間，重組並再創新的城市經驗，文本就“必須和現實維持一種矛盾的關係，才能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自身面對的現實經驗產生思考和重新感受的作用”（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頁402）。如此一來，才能使有關城市的讀本不再流於一元化的局面，使讀者能從多方位的角度來審視這個現代人安身立命的城市空間。
當二十世紀跨入四十年代的門檻以後，一些以香港城市為創作藍本的作品開始大量湧現。著名小說家張愛玲就曾寫過多篇關於上海人在香港的傳奇故事，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更有大批的南來作家為香港塑造了另一種城市形象。另外，一些成長於這片土地的香港本地作家如西西、也斯、黃碧雲等人也紛紛從自己的生活空間汲取城市經驗的養分，為香港的城市文學添上絢爛的一筆。即便以香港為題材的文本多不勝數，但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興起以此來探討香港城市面貌的文化研究，如今，這一“城市”課題已在香港學術界佔一席位，而《香港文學@文化研究》一書也開闢了一個單元，為熟悉這個城市、關心這個城市的城市人打開一個瀏覽及思考香港的窗口。藉著這個窗口，讀者可對“城市想像”的研究課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學會通過不同形式的城市文本去“洞悉世情”，“在論述的遊蹤裏長翅他飛”（陳清僑〈論都市的文化想像－－並讀西西說香港〉，頁409）。
※城市想像@城市滲透文本/文本重塑城市※
文本通過語言和文句去營造它的結構，而城市則通過街道和建築物（城市的符號）來塑造自身的形象。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於《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中說：“城市若夢”。夢中的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後隱藏的慾望或恐懼；城市亦如是－－看得見的城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隱藏在表面景觀後的隱形城市。“世間所有都隱藏了一些東西”，我們在理解文本時必須尋找到藏在字裡行間的訊息，閱讀城市也是如此的嘗試－－設法撥開雲霧，拆解圖謎(rebus)(Calvino,44)。所以，巴特(Roland Barthes)會說“城市如文本”，
沙柏(William Sharpe)和華洛(Leonard Wallock)也比喻“城市就像一個文學
的文本”。“文本……是協調生活經驗的過程”（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頁327），而城市的形象則“於文字的建構中再度顯映和改造”（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頁342）。
～城市的可讀性～
文本為城市創造了一個想像空間，使讀者能夠“透過文字的肌理去感受週遭環境的變化”（陳清僑，頁408）。在“文字虛構的空間裏”，城市的一切往往“顯得更加實在”（陳清僑，頁412）。然而，我們並非從寫實主義的角度出發，鼓吹文本必須如實地反映現實中城市的面貌。反之，城市的可讀性正是在於文本能夠“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讓其經營出一種閱讀城市的新經驗，教會讀者“從不同的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董啟章，頁395）。陳少紅在其文中就清楚表明，文本“不但實踐了作者內在自我對城市的經驗，同時也折射了社會、文化種種外在因素對他的撞擊和啟發”（頁343）。因此，套用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話，文本的空間並非為城市設立了一個難以逃逸的框架，相反的，城市經由文字的記載而得以轉化成一種“綿延的經驗”；換言之，城市經驗透過文本的重組而變得清晰，城市本身也透過文字的表述而重獲新生。
董啟章以《酒徒》、《我城》和《剪紙》為例，試圖說明作者如何通過文本重整和創造一個你我生存的城市－－香港。他認為《酒徒》是“一個重新組合都市感官和體味都市存在的範例”（頁398），而《我城》則以“零度經驗”去重新感受城市。所謂的“零度”並非指完全抹殺既有的某些經驗，而是在文本的空間內“去除習以為常的經驗障礙”“以首次看見一件事物的態度去觀察它的外貌和理解它的特性”，“重新體驗現實世界”（頁400－401）。正是這種經驗，所以西西的香港故事在重組城市經驗之餘，同時也“反過來模塑和轉化讀者所認識的現實經驗”（頁399）。同樣地，也斯的《剪紙》以分解和拼合的意象來說明文本本身“是一種‘剪紙’遊戲”，城市的種種荒謬通過文本的“剪紙”遊戲，“在拼貼中得到想像性的處理”（頁403－頁406），與此同時，在拼合的過程中，城市經驗得以“繁衍和深化”，所以小說更傳神地探討了城市問題。由此可見，城市藉想像的空間使讀者能夠重新觀察城市，體會那些平時被我們忽視的城市經驗。
～城市的可詮釋性～
如果說作者創造了城市的文本，那麼讀者則參與了重構文本中的城市。在閱讀的想像過程中，讀者“也許可以找到面對眼前的現實的根據點，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董啟章，頁395）。可以說，如同文本一樣，城市也能擁有多角度的詮釋。因為城市本身就像一個開放的文本(open text)，在文本的想像空間裏，不同的讀者因為自身的經驗不同而得出因人而異的城市景觀和經驗。“都市的流動情態與文本的變幻姿勢，相互影響和滲透，不斷為今日讀者……築造一種開放而豐富的閱讀機會”（陳清僑，頁417）。正因為城市有這種“特殊的空間感，有結構、有位置、有取向、有無盡想像的可能性”（陳清僑，頁409），所以，無論哪一種文本面市時，總會“擁有眾多相異的詮釋和讀者”，每一個讀者都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依從自己的角度去詮釋他從文本中得到的城市經驗或訊息。當一個文本的演繹者越來越多時，人們的“視野將得到不斷的擴展和補充”，在對城市生活的反省、詮釋的同時，也能“界定自己的位置”，“進一步塑造了城市的現狀和個性”（陳少紅，頁342）。
以西西的《我城》為例，不同的讀者/詮釋者/評論者都會就所展現的城市擁有各自的看法。陳清僑認為小說為香港城市速描了一份草圖，他引用何福仁的論點，說明《我城》如同《清明河上圖》，“以手卷的美感形式透視我們在閱讀……時所經歷的圖像築造和感應過程，使都市景物人事的展合，一如同小說文字姿態的收放，一切皆流，一切皆變”，在流變的同時塑造了“一幕幕跳躍而流動的都市拼圖”，使“港式都市動力的特殊形式世界”通過文字的想像而活躍於讀者的眼前（頁414－416）。而董啟章則表示自己並非想通過文本去了解六、七十年代香港城市生活的現實經驗，他以《我城》中的“零度經驗”，企圖說明從中他學會重新體會現實的生活空間。“西西採用了一種與現實經驗保持距離的語言”，與讀者“共同在文本的空間內……共同創造現實世界以外的想像世界”（頁399－401）。從兩者的論點可見，城市文本的意義“並不在乎文本是否肯定文本以外的人世間”，而在於“讀者在投身於文本的閱讀，致力開拓及遊歷於論述空間之際”，是否願意與作者（或其他讀者）“共同參與締造（想像）的文本網絡”，使城市從平面變得立體，“在（文本網絡）衍生的論述空間中”變成“生命以及美感經驗的文本符體”（陳清僑，頁418）。
※城市想像@瞬息萬變的城市空間※
當人類越來越熱衷於“全球化”、建立一個地球村時，城市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已成了一股銳不可當的趨勢。隨著社會的變遷，城市的版圖不斷的擴大，從中心延伸至邊緣，邊緣變成另一個中心後再延伸至邊緣以外的邊緣。“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政治及經濟改革，瓦解了舊有傳統的生活模式與人際關係，並確立了都市那種密集、分工和專門化的社會結構”（陳少紅，頁344）。與此同時，現代化也帶來科技的發展，“嶄新的物質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物我的關係不斷調整，重新影響了我們對外界的認知方法”（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頁375）。我們的城市日新月異，當城市人走在今日的都市時，或許會赫然發現眼前的面貌已不復昨日所見，物非人非，一分鐘前的都市空間已成歷史。城市作家明白在我們“享受科技帶來的種種便利”的同時，“又得付出享有的代價”，在變幻的都市空間裏必須“面對各樣光怪陸離的現象”（陳少紅，頁344），因此，他們企圖建造一個文本的想像空間，通過它去捕捉城市的節奏，並試著在變化異常迅速的空間裏尋找到自身的節奏。
～城市的“速度”和“數量”～
十九世紀著名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說：“我所謂的現代性(modernity)，指的是稍縱即逝(ephemeral)、難以捉摸(fugitive)、偶然發生(contingent)，是永恆不變的藝術的另一面。”這經典名句一語道破城市以驚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變。現代化帶動了科技的發展，而科技的發達則使城市的步伐日趨迅速。建構和毀滅同時存在於此空間，“我們總是發覺，這兒有點甚麼拆去了，那兒又有甚麼建起來”（也斯，頁377）。在我們尚未及時留意時，城市已毅然拋棄昨日之貌，換上今日的新裝。速度雖然壓縮了距離和空間，使城市人能在彈指間穿越時空。但是，速度卻同時也帶來了波特萊爾式的憂鬱情懷(melancholy)；城市人為了能夠生存在這瞬間變化的都市空間裏，雖然吃不消變化的速度卻也不惜疲於奔命地追趕著城市的步伐，來不及停下來休息卻已發現所追逐的目標已離城市而去－－莫名的傷感於是縈繞著城市人，揮之不去。
與速度共存並同樣困擾城市人的是急增的數量。科技發展不但使城市變化神速，同時也促進了資訊的流通。城市人只要足不出戶便能通過電視、收音機、甚至互聯網來掌握世界各個角落的及時資訊。雖然科技拓展了城市人的視野，革新了城市人的生活體驗，但這“並不意味精神狀態也同樣豐盛”。陳少紅引用李維陵在《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藝》中的論點，指出“科技在改善和提高社會發展的質素之餘，同樣也摧毀了文明建設的希望，人類的思想亦因而逐漸枯萎”（頁349）。誠然，由於城市人常面對急速的節奏和爆炸的資訊，他們也因此而拒絕用心去思考，轉而用腦去應對所有的變奏(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76)。這就是西默爾( Georg Simmel)所謂的“智性”(intellectuality)。他認為城市經驗中的速度和數量造就了“過度的刺激”(sensory overload)－－城市生活充滿了迅速轉變的圖像、一掠而過就戛然終止的片段和出乎意料的印象，這些畫面往往盤踞在城市人的意識中，過度地刺激著他們的神經－－城市人為了保護自己，唯有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blasé attitude)，麻木地對待週遭的一切，理智地以“量”來衡量事物(Simmel, 176-179)。於是，城市人的疏離之感、冷漠之情皆由此而生。
阿巴斯在〈香港城市書寫〉中以黃思騁、三蘇、鍾曉陽和劉以鬯的文本為例，說明他們如何通過文本去速寫香港的空間變化、城市人的冷漠，並指出正因為香港是個個人意願被強烈的城市意願所淹沒的都市，所以城市人選擇變成“智性”的個體，以城市為中心，被迫“遵從它的節奏、毀滅或扭曲感情生活”（頁302－303）。
～從城市的邊緣呼喊～
在面對變幻萬千和資訊膨脹的城市經驗時，人往往採用“智性”的態度去生存於世，然而，阿巴斯在其文中則指出，西西的城市故事雖“承認也充份說出城市對人的要求，並且同時顯示人們儘管付出代價”，但也試圖說明城市人“仍要對抗或改變這些要求”（頁303）。在分析〈海棠〉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時，阿巴斯表示小說中的主角均是邊緣人物，通過他們的聲音，城市故事試圖“在瑣碎事情和個人生活細節的層面”頑強地展開一場與城市對抗的苦戰（頁303）。同文中，阿巴斯亦通過解讀也斯的詩歌來說明如何通過文本去抗衡城市的意願。也斯雖沒有塑造任何邊緣人物，然而他卻站在主流社會的邊緣，企圖用“去韻律”的聲音去反抗一個“自由減少、選擇受限制、出路被阻塞”的“衰變空間”（頁312－313）。在阿巴斯的眼中，也斯的詩歌是種“符號套利”，“在混雜的空間裏”，與主流社會磋商並自創一個想像的空間，使文化和歷史不至“成為迷失與迷惘的根源”（頁316）。
也斯本身在〈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中認為不應讓城市文化流於商業化，因為商業文化的主流未必能包容對事物的批評和反省，所以在市面上有關城市的商業讀本往往會變成“一堆堆熱鬧的統計數字”或是訴說著流行觀點的“五花八門的框框文章”。它們表明上“歌頌了都市的繁華”，實際上卻“抹煞了都市本來可具有的多元性”－－而這正是“都市文化可貴的地方”（382－383）。因此，也斯主張的城市文本要在單一性中另闢表達的途徑，同時也須保有自我磋商的餘地，這樣才能從城市的邊緣呼喊，在商業的隙縫中對抗主流的“城市”。
※城市想像@鄉/國意識VS城市情結※
現代化造就的不只是城市疆土的延伸，同時也使鄉村生活日漸瓦解。面對變化多端和資訊爆炸的城市空間，城市人很容易便嚮往鄉村的生活，暫時迴避城市所帶給他們精神上的沖擊。因此，城市和鄉村、文明和自然很容易陷入二元對立的窠臼：城市雖然文明，但卻是“混亂、騷動、罪惡等負面的根源”；鄉村既環抱了自然，就“象徵了和諧、恬靜、美好等正面意義”。總之，“城市的存有，必須相對於鄉村的價值”，兩者各不相讓，互相排斥（陳少紅，頁359）。對於立根城市卻回望鄉村的人來說，城市“破壞了鄉村原有的自然生態”，解散了舊社會的家庭模式、鄉村制度，同時也“直接影響個人成長的規律和變化”，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密切交往而變成疏離、陌生的狀況（陳少紅，頁359）。
王德威雖說香港本身因“殖民地歷史的偶然”和“地理形勢的狹仄”關係，“很難產生傳統定義下城與鄉的辯證秩序”，但他以“原鄉情結”來說明部份香港文本繼承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以鄉村來代表國土的符號，意圖通過鄉土的變幻而“投射文人政客的執念”，建基於城市的鄉土文學因此變成了國族政治的化身，城市的書寫在這些文本中只落得為政治服務的下場，由此可見，這些文本中不只是簡單地呈現了城/鄉的對立面，同時也糾纏了城/鄉/國複雜的三角關係（頁321－322）。
～城市在鄉/國想像中的他者形象～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結束以後，大批中國文人紛紛南下，分別以香港和台灣作為他們暫時的的棲息地。雖然立足於兩地，他們卻頻頻回眸，遙望神州，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歸鄉土。對於他們身處的城市，他們沒有絲毫的歸屬感，鄉土畢竟才是他們的依歸。因此在很多南來文人的作品中，香港這個城市的存在也只是在於反襯鄉村的純樸、善良和安全，用來寄託他們的政治理念、思鄉憶國的懷舊情懷。無獨有偶，面對急速的城市變化，一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也試圖創造一個自我天地來逃避城市，利用文字來表達他們對於鄉村的嚮往之情。無論是在南來文人或在部份本地作家的文本中，香港往往成為他們鄉/國想像中的他者( the Other)。與西方文人不同的是，香港在他們的筆下不是充滿著異國情調，相對於他們想像中的鄉/國而言，這個城市是到處充斥著危機、罪惡、污穢的他者。在他們的眼中，城市並非安身之所，鄉/國才是他們的樂土。
陳少紅在〈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中就以大量的篇幅探討了一些香港詩歌中的鄉/國情意結。她以南來作家馬朗為例，道出他詩中所呈現的香港是“浮動的、驚慄的、密佈危機而又未可預知的”，常“與中國的命運與前途連接一起”，其中表現的“都市意識是帶有特殊的中國經驗”，詩人通過城市的想像空間，投射了自身感時憂國的情懷（頁346）。同文中，陳少紅也列舉了崑南、舒巷城、康夫、黃國彬、羈魂的詩歌，說明這些生於香港的城市人如何企圖通過城鄉的二元對立，來發出一種“詛咒文明、反抗都市的呼聲”（頁348）。
～城市想像抗衡鄉/國想像～
縱使城/鄉/國的糾纏似乎是剪不斷，理還亂，但香港文學中也有一些城市文本企圖在糾纏之中尋找一絲對話磋商的機會。正如王德威所言，“香港偏處於鄉土/國土的‘大敘述’之外”，“雅與俗、傳統與現代、各種文化象徵資本在這座城市裏快速流通”。這個城市的文化不以鄉/國想像為主導，而是感時憂國門檻外的“風花雪月”、“前衛實驗”（頁322）。作家如也斯、西西、董啟章、施叔青、心猿、黃碧雲等都不再徘徊於鄉/國的論述，他們以各種文體和故事題材去捕獵城市的各式面貌，以不同的角度來抗衡既成的觀念，試圖在群體中尋找個人的聲音，在“大敘述”（或“大論述”）以外創造出屬於香港城市的“小故事”。
除了內容上的革新，這些香港作家在文本的形式上也勇於突破，以前衛新穎的敘事手法來講故事。劉以鬯在處理小說《對倒》時就是以拼貼的手法將兩段藕斷絲連的香港故事一針一針地縫起來，他的著名作品《酒徒》更是引入西方意識流的寫法，“將城市慾望的流淌化為酒徒醉後的囈語狂言”，嘗試通過他的意識來捕捉“迷亂的都會即景，洶湧的創作臆想”，雖然在內容上仍以批判香港城市的光怪陸離為主，但就其創作形式而言，小說已“遠離主流文學旗幟”（王德威，頁326）。而百分百城市作家西西的小說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極富實驗性。在《快報》上連載的小說《我城》“既照顧大眾傳媒的生產機制及趣味，又實驗高蹈形式創新的可能，圖文並茂、雅俗共賞，形成一次重要的城市文學實驗”（王德威，頁327）。不只是小說上的創作形式有所創新，在城市詩中也不乏有這種例子，如羅貴祥利用“延綿不斷的長句、跳接沒有規律的意象”重新營造了詩中的都市空間（陳少紅，頁372）。這些例子一再證明城市和鄉/國是有磋商的空間。正是這些香港作家勇於創新的精神，才使城市在城/鄉/國的糾纏中不至窒息死亡。
※城市‧讀本@ 走進城市寫故事※
都市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縱然城市中有再多的黑暗面、潛伏了再多的危機（有危必有機，城市何嘗不也是給予我們很多機遇？），但城市是我們紮根的地方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味的反抗都市化是不切實際的，這只會創造出另一套神話（鄉/國在鄉土文學中不正是被神化嗎？）。既“處”之，則安之。要真正去讀寫這個城市，就要像波特萊爾式的現代英雄，拋棄頭上的光環，深入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潛入事物的狀態之中，發現、理解或建構客體世界的本質和秩序”（陳少紅，頁366）。對於城市，我們應“一方面是認同，一方面是批評；一方面是留神的注視，一方面是微微的嘲諷”（也斯，頁377）。文本拓展了一個想像的空間，而我們的城市則藉這空間變得更清晰、更實在。
思考題：
1. 城市與文本究竟有何關係？如何通過文本去呈現一個城市？試以一篇沒有在本書中探討過的香港城市文本來析之。
2. 你對反都市主義(anti-urbanism)有何看法？試舉例說明城市並非邪惡
的化身，而鄉村也不是理想的烏托邦。
3. 試就一九九七年後出現的香港城市文本來探討香港於回歸後的城市面貌。
4. 輯錄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城市想像”單元的評論文章均
以小說和詩歌作為研究的文本，那麼香港作家又如何通過散文來呈現城市景觀呢？與小說和詩歌裏的城市相比較，散文中的香港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嗎？
5. 試選一篇關於其他城市（如台北、上海、北京、紐約、倫敦等）的文本（中英皆可），分析其中的城市空間，並與香港文本中的城市作一比較。
創作題：
試以任何形式的文本來訴說香港城市的故事。（題目自擬）
增加你的閱讀量：
理論：－
1. Barthes, Roland.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The City and the Sign. eds. Gottdiener, M. & Lagepoulous, 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87-98.
2.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9.
3. Calvino, Italo. Invisible Cities. London: Vintage, 1997.
4. Simmel, 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eds. Frisby, D. & Featherson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75-185.
5.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香港城市想像：－
（排名按筆劃序）
1. 王仁芸：〈香港散文的“城市感性”〉，發表於一九八五年由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
2. 余麗文：〈也斯說故事：越界的米思〉，劉漢初等人編，《香
港八十年代文學現象》，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359－390。
3. 阿巴斯：〈節錄自〈最後的“貿易王國”－－詩與文化空間〉
的幾個據點〉，劉敏儀譯，《文化評論》第二輯(1994年7月)，頁11-20。
4. 袁良駿：〈關於香港小說的都市性與鄉土性〉，黃維樑主編，
《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頁401－411。
5. 梁敏兒：〈都市文學的空間：八十年代的《秋螢詩刊》〉，《
香港八十年代文學現象》，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
191－236。
6. 黃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何福仁編
，《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頁413－414。
7. 黎海華：〈城市節奏與香港散文〉，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
賞》，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頁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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