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谎言--生活水平和人口篇
《东北----竟然曾这样富强》是一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网络文章，此文来自一个叫东北游魂的精日， “1945年满洲国工业亚洲第一，超过日本本土”“满洲国富强发达”等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谣言就是出自这篇文章。
在这篇谣言文章的基础上，更是衍生出了以李硕为首的精日炮制的“满洲国重视教育”“满洲国生活水平高”等谎言，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写过，
东北地区在世界上比较，和世界领先水平差距最小的时代是2017年的现在；东北地区放在国内比较，领先国内其他地区最多的时候是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8年。
1931年—1945年，是中国人在东北的民族工业被日本彻底摧毁的时期，此文通篇不提1949年以后中国人自己搞现代化的成就，反而大肆吹捧日本人殖民时期在东北建立的殖民工业，这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
此文写于2007年，网名 东北游魂，此文发表于他的新浪博客，此人的博客已经停更，但是留下的谎言文仍然在中文网络广为流传，
要搞清楚他文章的可信度，我们看他的博客里面还有哪些文章就知道了。
以下内容都是从他的文章里面摘录的，括号里面是他文章的原话。
1：东北不应祭祀炎黄，汉族人往上追溯没几个是华夏族的，炎黄是虚构的，祭祀炎黄把东北的满族和朝鲜族置于何处。
----说得对，很政治正确，汉族不存在，是虚无的民族。
2：东北的民族英雄是女真人金兀术，却一直被侮辱，应该纪念金兀术，岳飞是东北人的敌人，赞颂岳飞而侮辱金兀术是被关内中国人占据了优势话语权的结果。
----那赞颂航天英雄杨利伟呢，赞颂反日志士赵尚志，赞颂体育界民族英雄刘长春呢？
3：明朝是“腐朽，专制，集权”，是代表关内中国的，明朝大量移民汉人到辽宁，而对女真人进行驱赶和搞民族压迫是“挑拨离间东北人民，以求分而治之获渔人之利”，明朝在东北镇压女真人是“屠杀东北平民”。
满清是“生机勃勃的”，是“勇士”，满清是代表东北的新兴文化，改革了汉人裹小脚的陋习，更”为关内中国带来和谐安定和新的生活”
-----不明白为什么对满清如此充满感情
4：把民族分为四等的元朝是开放的，包容的，而汉族人是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看来只有汉族人继续当第四等人，才能说明汉族人不是狭隘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5：闯关东来东北的汉人是难民，来东北一点都不风光，是被东北收留的，满族和朝鲜族是东北本土的，满族和朝鲜族民俗是东北民俗的代表，东北的汉人“没必要为汉族文化感到自豪”，东北的汉人在东北因为受到了满族和朝鲜族的影响，和其他地区汉人不一样了，应该“本土化”
---台湾的台独分裂分子也把1949年到台湾的外省人叫做中国难民，香港的港独现在也在搞所谓“本土化”，竭力弱化汉族和汉人概念，和东北游魂的思维简直是异曲同工。
6：对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不满，认为全国统一是“是东北同胞和这片沃土的悲剧”
---嗯，中国统一对他来说是悲剧，被日本殖民才是喜剧。
7：东亚病夫是谁，反正不是东北人，是关内人。
---东亚病夫四个字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不属于任何一个中国人。
8：赞颂俄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殖民统治，把东北建设的“富强发达”，而渲染现在的东北则是污染严重，贫穷，落后。
----我在文章中会详细讲这一点，东北游魂列出的所谓伪满富强发达的证据谣言居多，根本站不住脚。以长春为例，今天一年的发电量将是1945年的新京的190倍。和日本比较，1945年新京的发电装机容量是日本全国的0.48%，2016年长春一个城市的用电量是226亿度，是整个日本的2.6%。
东北游魂的其他文章，因为观点偏激而仇视汉族，仇视中国，并且意图将东北和中国彻底切割，因而没有广为流传。
然而对应了第八条的《东北---竟然曾这样富强》，却在网上大量传播，这篇文章对俄国人，日本人殖民下的满洲极力吹捧，对现在的东北极力贬低，中间夹杂着大量事实错误和谣言。
正文如下：我们系统的来批驳下这篇文章。
东北——竟然曾这样富强
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演武场，多少次文化建设在毁灭性战争后几乎要重新来做，这是东北古代文化缺少遗存的重要原因，而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令史学家望而却步。可叹的是，在文化纪录和传播手段日益完备的近现代，我们仍然难以知道东北的那段岁月。
零星读到过《奉天日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等张作霖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的报纸，但对东北从1920年到1949年的历史一片模糊。读罢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除了惊讶于东北昔日的富强，更佩服于曲先生治学的公心、魄力，悲叹于中国的文化胸怀。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东北1949年以前的历史，讲的只是奉系军阀和关内军阀一样压榨百姓，伪满洲国的14年就只是日本如何奴役人民。而对关内中国工商业介绍得太多，以致于谁都知道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知道江浙财团。关于中国电影史则总是反复讲上海影业的繁荣，阮玲玉、胡蝶、赵丹广为人知，而对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只字不提，总是直接跳到1945年中共到长春接受日伪设备、厂房、人员，成立东北电影公司。
这就有太多的自相矛盾，怎么1949年的东北突然就成了共和国长子？怎么与1931年不同，1945年时国共两党突然那么热心于东北，拿出血本来争夺？东北又是拿什么来支援解放战争和赤贫中国的建设？长春又怎么突然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其实，东北人从年纪大的长辈那里很难听到象关内那样的对于旧社会生活的痛苦回忆，小时候的疑问在曲先生这部书里我们找到了线索，原来，正是被剪辑过了的历史塑造成现代东北人经济生活的自卑。
--------短短三段，就有多少谣言和奴才价值观呢？
历史教科书没有介绍1931-1945年日本殖民的工业成就，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人建立的满洲映画只字不提，基于以上两点，他“悲叹中国的文化胸怀”，历史教科书不提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成就和宣扬殖民观念的满洲映画造成了“现代东北人在经济生活上自卑”
长春电影制片厂确实接收了满洲映画的设备和厂址，这是中国人浴血抗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得到的战利品，难道要感谢日本人不成？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白毛女》，《刘三姐》是几十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影响巨大，反复播放的电影，郭兰英老师在《上甘岭》里面演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名曲更是被所有的中国人传唱。
我们只讲长春电影制片厂，只放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作品，不讲日本人满洲殖民映画，不放映他们的殖民映画，东北游魂这个精日就要“悲叹中国的文化胸怀”。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胸怀就是容不下侵略者。东北游魂如果对在中国人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感到不爽，看不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甘岭》，《英雄儿女》这样的歌颂中国人英雄精神的电影，而对拍殖民奴才电影的满洲映画如此向往，一提起满洲映画就神采奕奕，
不如移民日本，不然天天看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心中徒生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又是何必？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真的如他所说“对关内的工商业介绍的太多”，而对东北的工业只字不提？作者是不是中学都没有读完就肄业了，还是故意骗历史没学好的学渣？
恰恰相反，我国历史教科书关于工业建设成就，提得最多的地区就是东北。
下面是历史教科书对建国后中国工业建设的描写，总共就讲了两页，下面是第一页，总共只提到了三个地名，鞍山，长春，沈阳，全部是东北的城市，提到了六个工厂，全部在东北，该页配了两张图，一张是长春一汽，一张是沈阳沈飞。
第二页是全国交通建设的成就，提到了新修的公路，四条东北占了一条，（三条进藏公路，长春到大连的公路），桥梁（武汉长江大桥），铁路。在地图上标注的三个工厂全部在东北(长春一汽，鞍山无缝钢管和沈阳机床)，提到了三个劳动模范，其中就有鞍钢的王崇伦
教科书讲建国以前的中国工业，是讲北洋军阀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工业，历史教科书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原因很简单：
军阀割据的北洋时期，教科书是这样写的：“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外国资本在中国机器采矿中占了75%，日本资本在中国钢铁部门占了94%，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相当合理，下图是教科书上北洋军阀时期全国工业分布，注意奉天，抚顺，大连，营口，本溪，吉林都有工业分布，地图上二十多个地名，奉系军阀占据的东北占了四分之一，东北游魂居然造谣说对奉系军阀时期的工业只字未提？历史及格了吗？
下面是教科书对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工业的评价，明显民族工业才是教科书看中的根本，非常简单，没有民族工业的强大，外国资本在中国土地上设立再多工厂，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强大国家。
对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建设和工业成就，历史教科书同样是讲民族工业发展，肯定了国民政府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成就，1936年工业产值比1927年增长80%，然而教科书除了提到一句“以上海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国民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以外，全文压根没有提到全国民族工业分布，也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地名。
对国民党时期的工业发展，总体仍然持批评态度，
原因就是两点：
1：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商业发展
2：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控制了我国煤产量70%,铁产量的96%。
可见我国历史教科书三观是很正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真正的发展，为什么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强大，正是因为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资本的强力竞争下发展艰难，民族工业的弱小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弱小，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同样为什么建国后中国越来越强大，乃是我们民族工业走向强大的结果。
旧中国为什么帝国主义资本如此猖狂，说到底还是因为旧中国主权被外国侵蚀的结果，新中国中国人主权在手，民族工业则突飞猛进，可见主权对民族工业发展是多么重要，这才是一本正常的教科书。
东北游魂这个精日造谣说“教科书对关内工商业介绍的过多，而对东北的工商业只字不提”，其实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对中国人自己在东北建立的民族工业介绍的过多，而对日本在东北的日资殖民工业只字不提”。这跟当代中国的慕洋犬们天天宣传美国强日本棒，看到中国人拍个《战狼2》宣传下国力票房惊人，马上就群起攻之一个套路。
外资工业不可能向中国转让核心技术，不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工业，中国永远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更何况是外国的殖民工业，由于外国夺取了中国的主权，外资殖民工业在中国是100%的暴利。这恐怕是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偏偏东北游魂这个弱智居然还要求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多去介绍外资殖民工业，可见其智商上的弱智程度。
中国人怎么能自己建立工业呢，中国人自己建立工业体系，会造成中国既不富强也不发达，只有日本太君建立的工业体系，才能让自己“富强发达”
东北游魂希望国家在历史教科书里面向下一代灌输殖民者的工业成就，是不正常的奴才思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都不会做的事情。
谣言二：满洲国富强发达，生活富足，东北人很少听到旧社会的痛苦回忆
旧社会就是旧社会，不是造谣就能变成新社会。旧上海的灯红酒绿之下，尚且是无数底层人民的处境艰辛，更何况是一个有数百万来自二战最残暴国家的日本人的傀儡国家。
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经提过了，四人帮的王洪文就出生在伪满首都新京，家离新京市中心的伪满国务院大楼只有十几公里，王洪文却连学都没上过。
新京市成年人一个月只能分到15公斤粮食，一年180公斤，到1941年以后，更是下降到成年人一个月只能分配到9公斤粮食，而且还是劣质。对比下，1952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是285公斤，平均每个月23.75公斤。
一个精日吹捧的样板城市，平均粮食摄入量还不如1952年的新中国全国平均水平高。
新京市还送了4000劳工到黑龙江为日本殖民者干活，新京的中国人口才几十万，照样要出4000人当劳工，这可是样板城市首都啊，咋不送4000日本劳工去黑龙江干活呢？
我想再说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是在日本资本工业最集中的辽宁省，按照精日的说法，日本太君在辽宁修了工厂，我们富强发达了！
1：上海曾经有一任市委书记，叫王秀珍，1971—1977年当了六年的上海市市委书记。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一把手的王秀珍，出生在1934年的辽宁辽阳市，也就是精日口中富强发达的满洲国时期，
王秀珍的二姐很小就饿死了，1942年辽阳发洪水，田地被冲毁，生计无法维持，父母把她十几岁的大姐卖到另外一户人家，但是另外一户人家也穷，大姐不久后也饿死了。全家就在辽阳城里面摆摊生活，她和三个妹妹从来没有上过学。
当然，田地被冲毁，进了城，按照精日的说法，王秀珍一家六口在富强发达的满洲国实现了城市化，体现了日本殖民的优越。满洲国的城市化是印度式的城市化，在城市形成大片贫民区。
1947年，王秀珍才第一次在共产党开办的小学里面学习，才第一次开始进学校学习认字。1950年，辽阳市建立了纺织厂，由于家庭贫穷，父亲在旧社会终日劳累，四十岁左右已经长期卧病在床，且在小学成绩优异，她被选为辽阳纺织厂第一批工人。凭借刻苦肯干，更在20年后成为了上海的市委书记。
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女孩，在满洲国日本人统治下两个姐姐饿死，发洪水伪满政府只顾着跪舔日本人不救济，自己一家姐妹因为穷上不了学，父亲因为劳累四十岁身体就垮了，
一家八口人饿死了两个，非正常死亡率25%，所有人没有受过教育，不妨碍精日吹捧伪满富强发达，倒是让她接受了教育，进中国人自己的工厂上班，更是做了中国最大城市的一把手的新中国，精日才无比仇恨。奴隶翻了身，谁最痛苦？
2： 鞍山钢铁公司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后面担任了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的王崇伦
没错，就是文章前面的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王崇伦。
和前上海市市委书记王秀珍一样，王崇伦也是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王崇伦兄妹有4人，1937年，身患重病的父亲王殿英因无钱就医而死去。1938年，哥哥王崇玉在日本工头逼抬重物时活活累死。两年中，为了安葬父亲和哥哥，家中被迫卖掉了仅有的3亩地，生活更加困苦。十岁的王崇伦便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与母亲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
1941年，王崇伦与同窗学友鲍峰昕一起入鞍山满洲神钢厂学刨工，这年他才14岁。日本工头对中国工人当牛马一样对待，对徒工更是恶加一等，如遇机床开动，就把徒工支走。一次，王崇伦躲在工具箱背后偷看操作要领，不巧被日本工头发现。日本工头竟将王崇伦的右手按在机台上，然后抄起一把锋利的板锉狠命地锉下去。顿时，王崇伦的右手腕鲜血淋淋……王崇伦挣脱之后，抓起一把螺丝刀要与日本工头拼命。闻声赶来的中国工匠怕王崇伦丢了饭碗，劝阻了他。从此，王崇伦留下了这永久的伤疤。
咽不下这口气的王崇伦离开满洲神钢厂。
1949年，王崇伦进入了鞍钢工作，开始了大展才华，成为工具制造专家，一路升职到机修厂副厂长，后面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哈尔滨市副书记。
在精日眼中，一个中国的底层民众在伪满时期父亲无钱治病死去，亲哥哥被日本人折磨死去，而日本人可以完全不受惩罚，自己十岁就成为家里主要劳力，在日资工厂被日本人肆意打伤而日本人可以逍遥法外。一家六口人非正常死亡两人，比例33%，这样一个傀儡国家竟然叫富强发达？
相反，一个中国工人在新中国成为自己工厂的制造专家，担任了东北最大城市的主要领导，家里没有任何人再非正常死亡，新旧社会相比何其鲜明！
3：辽宁抚顺人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李佩珍
他们四个人是1933年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33年，日本军警200多人将平顶山村500多户3000多人集体屠杀，机枪没有打中的用刺刀处决。惨案中有100多中国人幸存逃出，因为身体遭受子弹和刺刀刺杀，伤势过重，大部分路上死亡，幸存者仅有50多人。
幸存者李佩珍，在惨案发生的时候，年仅24岁，她刚刚新婚不久，就同丈夫一同回到平顶山娘家过中秋，之后就遭到这场浩劫。除她之外，全家老小13口人在惨案中全部遇难。
当时的李佩珍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在惨案中，她的肚子被刺了一刀，肩膀挨了两颗子弹，但是她命非常大，拖着多处受伤的身子逃了出来，并于当年12月奇迹般的产下一名男婴，取名叫周茂勤。周茂勤现居住于辽宁朝阳市。
1996年，仅存的几个幸存者，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杨宝山说，至今已经9年了，我都去了五六趟日本了，几次都是败诉。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10天后，莫德胜老人带着愤怒、带着冤情、带着遗憾走了，为同胞讨公道成了老人未了的心愿。
日本至今还有右翼学者经过“考证”一口咬定在平顶山村只屠杀了700-800人，不承认中方3000多人的数据。
一个傀儡国家，自己三千多国民被外国军队屠杀，甚至伙同外国军队屠杀本国平民，这样的国家叫富强发达？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千千万万，黑龙江人徐景义，就是从东宁要塞逃出来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为了修东宁要塞，17万中国劳工惨死在那里。徐景义当时因为拉肚子跑到树林里拉大便死里逃生，他和弟弟徐景林一起被抓劳工，徐景林就被日本人杀害，徐景义一直活到82岁，在牡丹江市退休。是目前唯一从东宁要塞成功逃生的中国工人。
耗费大量中国人生命修成的东宁要塞，在作战机械而死板的日本人手里，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要塞很快就被苏军攻克，17万中国人的生命被日本人白白浪费！！！
如果今天，中国军队也在日本修军事据点折磨死了17万日本人，会有任何一个日本人夸奖他们日本富强发达吗？中国的精日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
旧社会就是旧社会，殖民统治就是殖民统治，网上随便一搜都能找到底层人民当时的生活情况，例如下面这个黑龙江网友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a085e40100c41d.html
“我妈妈小时候在黑龙江宁安县，这在黑龙江里都算比较富裕的地方了。可是当时我姥爷我姥姥一家是什么状况？我姥姥生了九个孩子，1个死于四六风，一个死于天花，其实不是天花，是小日本投降之后撒在井里的细菌。4个饿死的，只活了3个，就是我大舅我二舅和我妈，其实我大舅是老二，我二舅是老五，我妈是老八。”
我姥爷家那个村子原来有很多树，就像原始森林一样，自从东北抗联的一个小队在附近的一条铁路上藏在树上，炸了日本人的弹药车以后，附近所有的树林都遭到了毁灭，土地龟裂，草干得能着火。几条河都见底，好多鱼都死了。
我大舅在日本投降之前，大约13岁的时候，被抓去修一个要塞。快完工时，有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人，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我大舅带出来了，我大舅在外面躲了一段时间才赶回家，恰巧日本投降了。不知道那个要塞逃出多少人来。带我大舅出来的那个人如果活着，至少100岁了。”
像这样的对旧社会，对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回忆，可以找出无数的视频资料，在图书馆能够找出大量有名有姓的亲历人物，在网络上包括在知乎上找出大量网友的发言。
著名的满洲精日李硕在他的长篇文章里面说了这么一段话，
“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在回忆录《蚕食》里提到，当时我父亲是汽车司机，我们属于中偏下的家庭，在满洲国，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文化的卡车司机一家，生活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于教授回忆起他们一家1938去新京购物的情形“我们住下后，来到三中井洋行（百货公司），一进大门，十来个青年女店员，清一色十七八岁日本姑娘，分列两旁，夹道欢迎，向我们鞠躬，口喊：“藕哈优勾札一麻司!”，中国话意思是“您好！欢迎！”。这是一幢六层楼，商品琳琅满目，有自动梯、电梯，售货员全是日本姑娘，非常有礼貌，非常亲切，耐心地介绍商品。当时日本还没对英美开战，所以商品除日本货外，还有美国货。我父亲选购一架美国柯达牌照相机和一台美国造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最珍爱的宝贝，当时是非常时髦的。
“1939年春，父亲攒够了钱，全家五口（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到天津、北平（北京）去玩。当时，北平、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日本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伪政权。关内外都是伪政权，以山海关为界。我们到天津、北平，叫“出国”，还得起（办）出国证，才能成行。那时，我四姑母一家在天津法租界住。那时的“满洲国币”很值钱，一块钱老头票能换很多联合券，就跟美金一样！所以，我们一到天津、北平，觉得一下子成了财主，有用不完的钱！这趟旅游，我姑母一家四口（姑父母和两个表弟）全程陪同，费用全由我父亲负担。”“在北平，住高级旅馆，旅馆包饭，吃得非常好。白天外出游玩，乘两轮人力拉的东洋车，六七辆排成一队，浩浩荡荡，穿街过巷，嗖嗖地，好不威风！我们不是地主老财，并非富有，这是实情。”“这次旅行，我不懂事，只知道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不是写小说，给人看，我没必要掩饰思想，一个生长在日本统治奴役下的小孩子，谈不上觉悟，我不懂政治。我没必要用七十年后的今天观点描述当时。历史就是历史。”
呵呵，于志钧的父亲作为伪满仅有不到20%居住在城市的人，当得上运输公司经理，买得起卡车，能够出去旅游，还能买柯达相机，美国收音机，还能培养出大学教授，怎么可能是中等偏下家庭，在搞笑吗？
以汽车为例子，那个年代能开车的都是高技术工种，当然收入不菲，
我们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937年以前年产汽车平均每年不过一两万辆，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日本年汽车产量也才2万多辆，日本是到六七十年代才开始逐步普及汽车。再看中国，以汽车保有量为例，1949年全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5万辆，其中2.45万辆在上海。
整个伪满，拥有私人汽车的人不到人口万分之一，那个年代司机收入高是因为稀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驾驶技术好，而且还拥有一辆卡车都是富裕家庭，跟日本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按照李硕的例子，我也可以仿照写一个，
"满清和民国时期，四川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很高。
四川仪陇县一个姓朱的普通的佃农家庭，其儿子朱德出生于1886年，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也能上得起大学，1909年能够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还能在云南昆明四处游玩。不仅如此，朱德后来还到了德国，在德国期间也饱览了欧洲风光。从朱德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生活水平，即使是今天的四川，又有多少普通农家子弟能够去德国旅游学习呢？”
“朱姓农民子弟并不是孤例，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叫邓小平的普通农民子弟，出生在1904年，也同样一路顺利进入县立中学学习，可见当时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农村子弟也能受良好的教育，后来他还到了法国留学，可见当时及时是在四川的农村，也是有机会出国的，更别说是城市家庭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四川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四川省开县普通农民子弟刘伯承，出生在1892年，不仅上了军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更是国内广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游历，后来还到莫斯科学习军事文化知识，一个四川偏远乡村的子弟，同样能够出国，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刘伯承的父亲不是权贵，也非富有，只是当地中下水平家庭，这是实情，历史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
“四川省成都市普通市民家庭1904年出生的巴金，就读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后来到巴黎读书读了两年，回国后在上海做编辑，仅靠做编辑文字工作就成了富豪，因为他有钱1934年专门去日本旅游了一年，一直玩到1935年8月才回国，可见当时即使是只当杂志编辑，也有能力出国旅游，反观今天，即使当了杂志社高级编辑，也买不起城市一套房，更不要说有钱去日本旅游一年了，今不如昔啊，可悲可叹”
“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普通村民子弟陈毅，他家里不仅能够让他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这样的高等学府，甚至能在1919年送他到法国留学，在法国呆了三年，不仅如此，在陈某回国后，还能让陈某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可见当时四川即使是普通村民，不仅能让儿子读一流大学，还能够负担儿子留学和读大学的费用”
相比于伪满的卡车司机这样的高级工种才能到北平天津游玩，满清和民国时期的四川底层农家子弟不仅可以读大学，在国内各大城市游历，而且还可以到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学习和游玩，能够到巴黎，柏林，莫斯科这样的城市，而他们的家庭都负担得起，实话实说，他们的家庭在当时的四川只能算底层，可见满清和民国时期四川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之高，富裕程度可见一斑。
我这样写的一段，是不是和李硕这个精日的忽悠手法很像？遗憾的是他还真的能忽悠到人。
谣言三：伪满洲国人口增加，所以富强发达！
伪满洲国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关内连年内战，赤贫的中国人口大量涌向关外，1936年1月，全东北人口3097万，到年底猛增到3701万人，1941年达到4229万人。东北在张氏家族时代就以惊人的城市化进度超越东部沿海，伪满时期城市人口继续增长，1931年9.18事变前夕，东北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52.1%，而200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7%，）。
-----这篇网文数据错误和混乱，
先说城市化率，这段文字的来源是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的估算，原文是这样的“1907年，东北总人口1677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经超过10%。随着关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涌入，193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增加到2990万人（增加人口的一半为农业移民），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5%，而到了1942年，东北总人口为455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3.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也才刚达到23.7%。”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1：作者东北游魂故意把1931年之前的城市化率由13.5%改低成了11.5%。而把全中国1985年城镇化水平的23.7%改成了1990年18.96%。实际上，查询国家统计局官网就知道，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为26.4%。曲晓范的研究成果被东北游魂篡改了。
东北地区由于是移民占主体，城市化率本来就高，没有日本殖民一样会上升。
伪满时期1931-1942年城市化率进步并不快， 11年才提高10.3个百分点，而从1942年—1943年，由于日本经济逐渐趋于绝境，直接拖累伪满城市化发展基本停滞，几乎没有提高，日本统治的14年时间城市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这就成了东北游魂鼓吹日本殖民好的证据。
2：伪满的城市化是印度式城市化。我在前一篇文章写过，以样板城市新京为例，
1940年，新京100名职工以上的工厂仅有21家，无业人口大量存在，中国人中无业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达53.9%，资料来源：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第一次临时人口调查报告书（第1卷），满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1940
在新京的东部就形成了中国贫民窟居住区。本文提到的前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一家六口，就是因为辽阳市发洪水，伪满政府又不救济，不得已进城谋生，成为了城市打零工的无固定就业人口，这样的城市化毫无意义。
也正因为此，东北解放后，在全境实行了土改，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城市大量无业农民返回家乡，反而造成了所谓的城市化率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统计，1949年，辽宁省城市化率为18.1%，比曲晓范估计的整个东北1942年23.8%要低很多。
3：东北真正的城市化跃进是建国后的十年大规模工业建设
1949年，辽宁城镇化率为18.1%，到“一五”末期（1957年）辽宁城镇化率达到36.9%。增幅为57.7%。同期全国城镇化率增幅为29.5%，辽宁是全国的1.96倍。
从1949年—1957年，辽宁省城市化率8年提高18.8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伪满14年提高10.3个百分点的城市化增长速度。
而且在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化是真正的城市化，城市人口政府都有安排工作，工人阶级更是拥有崇高的地位，不像伪满城市遍布无业人口和失地农民的印度式城市化。
建国十年的工业建设说明，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人得到和平发展的权利，我们的城市化率一样会提高，而且提高更快。
再说伪满人口增长，东北游魂说
“1936年1月人口为3097万，1936年底猛增到3701万”，呵呵一年增加了600万人？
关于当时华北人口涌入东北的人数，目前最权威的材料来自2010年出版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2006年，中日两国政府为了克服不时干扰双边关系的历史问题，2006年起开展共同研究计划，各自派出10名历史学家，一起研究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2010年1月30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在北京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在关于伪满洲国问题上，中日学者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中日方学者就提出了人口问题，认为伪满洲国成立后，华北人口继续往东北流动，说明了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富裕而安全。中方学者通过中国和日本双方面史料为基准，认为不能得出日本殖民对人口流动施加了正面影响的结论，结果和日方反复讨论，最终日方选择同意中方观点，将此内容移出了日方的报告。但是日方仍然拒绝将731部队和516化学部队内容放入日方报告。
双方最后认可的数字和观点如下：
1：华北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在918之前本来就在大规模进行，并非是日本殖民后才开始。
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１年，流入东北的关内人口总数为５１６．８万，年平均７３．８万。
2：从1932—1937年，华北移民东北人数呈现大幅减少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为了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满抗日斗争，采取严格控制关内人口流入的措施，结果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年平均流入人口仅为３９．６万。
日本殖民统治对华北人口流入的影响是负向的。
3：1937-1941年，华北沦陷后，日本主动策划向东北输入劳工资源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为日军占领区，由于在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出于建设东北战争资源基地的需要，在东北劳工人数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在关东军和华北占领军的共同策划下，有组织的甚至采取诱骗的方法将大批劳工输入东北，这一时期流入东北的年平均人数约为９２．８万，人数急剧上升。
为什么日本急需向东北输送劳工，日本在中国劳工使用中非常残酷，建国后光是抚顺煤矿目前发现的劳工遗骨就有20多万具。在东宁要塞修筑中，17万劳工全部被杀害，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东北本地劳工根本不够用，必须从华北持续的输入。
整个伪满时期，使用华北劳工和东北劳工的比例大约为48%：52%，也就是一半华北劳工，一半东北劳工。资料来源：《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 作者：李秉刚 高嵩峰 权芳敏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1941-1945年，即使日本主动策划+运送战俘补充，输入东北的劳工移民仍然大幅减少
日本陷入战线拉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吃紧的危机之中，输入东北的劳工人数日渐减少，只好将大批战俘和反日人员也加入劳工队伍，押往东北充当苦役，即使这样，年平均总人数也只能勉强维持在７１．３万人左右。
综上数据显示，日伪统治的１４年间，即使在日本主动往东北输送劳工的情况下，年平均输入东北的人数为６７．９万人，与九一八事变前相比减少５．９万人。
可见，史料显示恰恰与日本学者的论述相反，相比918之前中国居民主动的大规模往东北移民，在77事变之后，即使华北被日军占领，日军有组织的通过各种方式将华北劳动力以及大批战俘主动的送往东北的情况下，１４年间流入东北人口数量的总趋势仍然呈减少之状。
可见日本殖民统治施加的是负面影响。这跟新疆暴恐事件发生后，即使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但是前往新疆的汉人数量大幅减少一个道理，不能说汉人是因为新疆发生了暴恐而向新疆移动。
伪满洲国初期1932-1937年，华北人口由于闯关东的惯性仍然在主动向伪满流动，原因很简单，东北是地广人稀的宝地，只要勤劳就有饭吃，然而当华北百姓在逐渐发现有去无回的伪满劳工的真相后，了解到日本的残酷后，前往东北的意愿大幅降低。
举两个例子：
海拉尔军事要塞修筑中唯一从敖宝山死里逃生的河北劳工张玉甫留下的笔录
“伪满康德2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的家乡河北滦县北小泰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一元五，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400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个大闷罐车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下煤窑，我们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了”
“到了敖包山上，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敖包山上的劳工，最后被全部屠杀，仅有张玉甫死里逃生，也是他带路在战后找到了万人坑所在地。在精日口中，跟张玉甫一起被欺骗强行运送往东北的这400多劳工也是向往日本殖民幸福生活而移民伪满洲国的。
华北劳工不愿去伪满洲国的资料不计其数，吉林省档案馆藏315-7-692卷《特种工人在输送途中逃亡事件的报告》，满洲某部队仁平少尉，在指挥华北军押送1516名工人去黑河山修筑军用工事，途径奉天车站时发现，有147名工人通过火车小窗跳车逃走。沿途发现了13具摔死的尸体，11人重伤被捕。
另一方面，如果不计算华北输入的人口数，14年期间伪满人口增加极为缓慢，可见日本殖民的残酷。
1931年东北人口3000万左右，1945年初伪满人口4500万左右，在那个时期，人口统计不会特别精确，大概是这个数。
东京经济大学论文
http://www.tku.ac.jp/kiyou/contents/economics/245/9_yamanaka.pdf
14年增加1500万人，这1500万人包括日本人和朝鲜人，
按照日本人编撰的满洲国史，日本人接近170万人，另外还从朝鲜大量迁移朝鲜人进入东北，朝鲜人口1940年就达到145万，到1945年肯定还会增加，合计日本人+朝鲜人算300万好了，14年间伪满的中国人口增加为1200万。
而这期间按照日本大规模从华北输送劳工，按照中日共同研究报告，14年总共输送了9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14年间，在人口继续自发流动和日本用各种办法从华北向东北输送了950万人的情况下，3000万人口的东北人口仅仅增加了250万。
14年间，除开人口流入，东北人口增加仅仅8%左右，意味着120多年人口才会翻一倍，以当时人口极高的生育率，东北年轻的人口结构，只能说明有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
实际上并不意外，先不说劳工死亡率奇高，尤其是修建军事要塞这种具有保密性要求的，死亡率接近100%。即使是民用工程，抚顺煤矿，鞍山铁矿，丰满水电站等工程，死亡人数都在万人以上。
作为伪满主要财政来源的鸦片上瘾者，登记在册的就有几十万人，他们是日本人的人肉提款机。战后伪满官员谷次亨被中国审判时就供述，伪满每年因为鸦片死亡大约一万五千人左右。
前面王崇伦身上留有日本工头殴打的伤疤，但他作为技术学徒算很幸运了，为鞍山钢铁公司（昭和制钢所）提供铁矿的弓长岭矿山，就躺着2万多中国劳工的尸体。
鞍山人尚兆海当时就在弓长岭铁矿做记录员，因为他读过书，有文化，日本人没怎么迫害他，但是他的两个堂兄就死在了矿里面。他的堂兄尚兆福发现矿井可能坍塌，提前带着人跑出来，被日本和汉奸工头用铁锤殴打，强迫下井继续开工，结果铁矿坑道坍塌，十几个人直接被石头砸死。
我曾经看过一个精日贴出资料，说中国劳工在日本矿山有工资拿，还来去自由，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像一些汉奸工头，还有少数像尚兆海这样有文化的人，的确可以获取类似正常人的待遇，不会被虐待殴打，当然即使这样，工资待遇上也只是第三等人，日本人工资最高，朝鲜台湾人次之，中国人最低。
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工，得到的是非人的折磨。
精日还在不知廉耻的吹嘘伪满亚洲最富裕，富强发达，生活富足，买得起柯达相机，美国收音机，可以出去旅游，一个人做工可以养活九口人，精神有毛病啊。
我们如果对比下解放后东北人口的剧烈增加，就知道新旧两个社会的差别。
中国人口1949年为5.42亿，1958年人口达到6.6亿，10年增长22%，这个速度是伪满人口增加速度四倍。
辽宁省1949年出生人口35.8万人，1952年猛增到67万人，1957年更突破100万达到100.4万人，光是从1949-1958年这10年，辽宁省一个省出生人口就高达742万人。
从辽宁省的年出生人口解放后迅猛的增加三倍，新中国和伪满洲国，谁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再看黑龙江省，对比下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字，在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刺激下，黑龙江一个省人口就从1190万增加到2012万，十年增加800万人，增长69%。
为什么伪满人口增加缓慢？从遍布东北的超过60个万人坑，各种日本开拓团，各种人圈和集团部落，人数接近百万的鸦片瘾者，我们不难想象伪满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
在今天东北几乎任何一个县的县志里面，都能找到给日本人输出劳工并且死亡的记录。
例如辽宁省锦州市松山乡穆家村1944年3月被伪满政府征派劳工11人到乌奴耳搞建设，到当年农历十月份，仅仅回来4个人，死亡7人。
名单如下：刘连春（时年40岁，生还）；贾会（时年50岁，生还）；李云波（23岁，代替父亲当劳工，生还）；穆绍臣（时年42，带病回家后不久病死）；穆荣方（时年49，死亡）；孟宪峰（时年50，死亡）；王国兴（时年49，死亡）；刘庆瑞（时年35，死亡）；宋云凤（时年50，死亡）；周庆禄（外号周狗剩子，时年30，死亡）；周庆祥（外号周老疙瘩，时年26，与周庆禄系同胞兄弟，死亡）
以上姓名来自锦州市松山乡穆家村调查，2002年11月13日。
而活着回来的这4人中，带病回家的穆绍臣，不久也死了。按照该村此次征派劳工情况，死亡率为73%。
该村幸存劳工回家大约一个月后，伪满警察署通知给死去的劳工发放抚恤品，穆荣方的妻子到杏山领回来一个“表彰状”和五尺白布。这份标明“康德11年10月1日”由伪锦州省省长颁发给穆荣方的“表彰状”，编号为2380号。这个数字应该是截止到穆荣方的死难劳工数字。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矿难，就是发生在伪满洲国时期，1942年辽宁本溪矿难，日本矿主为了保住煤炭，停止往井下送风，导致1549名中国工人死亡。煤炭比中国人的命更重要。
曾经有网友跟我私信，说他家长辈告诉他，当年和日本平民相处和平，倒是苏联人来了很坏。
我想说两点：
1：苏联人在我国东北烧杀抢掠，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穷国，是弱国，保护不了自己，这恰好是伪满这个傀儡政权贫弱无能的证据，而不是像精日鼓吹的什么伪满富强发达。
新中国就能和苏联在珍宝岛硬碰硬刺刀见红，保护国民不受毛子欺负，谁才是强大国家一目了然。
2：日本人在东北人口仅仅100多万，只占人口5%，在日本和伪满政府安排下，居住较为集中，且往往是好地方。能够在生活，上学中能和人口5%的日本平民经常接触，且相处还算和平的，往往是中国城市居民，且说明其居住的地区不会太差。这只是人口的少数而已。
不能以个体经历说明日本殖民好棒棒，不然那无辜死去的数百万中国人死不瞑目。
中国2016年死亡了差不多一千万（977万）人，发生了以十万起为单位的刑事事件，我不能因为我身边没有人去世，我身边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就说中国没有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