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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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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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有的学者认为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有说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1-3]。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 [175]。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4-6]
- 中文名
- 辛亥革命
- 外文名
- The Revolution of 1911
- 结 果
- 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上台
- 爆发时间
-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
- 结束时间
- 1912年2月12日
“辛亥革命”一词比较早见诸记载的，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7]。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文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7]。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辛亥革命”随着时间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7]。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8]。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9]。
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12]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 [15]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 [20-22]，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 [23]。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 [24]。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 [25]。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23] [26]。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25]。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 [27]。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 [28]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33]。
1907年初，主要因军事主张大量政治主张的不同，最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孙文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1907年7月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会外人员组建共进会，专门策划在长江中下游的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
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一些革命党人，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文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文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文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34]”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 [35]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主词条：立宪运动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 [32]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42]。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43]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44]。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了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45]。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全文 [46]）。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47-48]。
西方人画笔下的摄政王载沣与小皇帝溥仪 [49]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天，爱新觉罗载湉和叶赫那拉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 [42]。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 [53]。取得了一些国际方面的认同 [54-55]。1909年（宣统元年）10月4日，除新疆外 [56]，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 [57]。
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免职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官员，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 [42]。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了判断 [58]。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宣统二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师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59]。
1911年清朝“皇族内阁”成员主词条：保路运动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 [69]，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 [70]。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71]”
1903年12月2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 [72]。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73]。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74]。
推动铁路国有化、时任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 [75]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 [83]，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 [84]。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85]。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 [86]）。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 [87]。
1911年的成都街头抗议铁路国有化的人群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87]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顿时空虚。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90]主词条：武昌起义
驻扎武昌各处的革命党人决定提早起义 [101]。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 [102]。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哨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哨长、司务长等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哨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103]。
发动武昌起义第一战的新军工程营正目熊秉坤 [104]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1]。
湖北军政府大楼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 [110]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 [115]。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 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 [116]。15日，致函奕劻复命 [117]。16日，拜折谢恩， 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袁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118-119]。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 [120-121]。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 [122]。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 [123]，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 [124]。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围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军。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125]。
最后一位内阁总理、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 [126]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87]。11月11日，攻南京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133-134]。
四川大汉军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 [135]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 [133-134]。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 [87]。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 [136]。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 [137]。
1911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各省代表 [142]图册图片来源：
主词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142]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40]。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 [144]。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接着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 [145]。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46]。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 [35]
宣告退位时的皇帝溥仪和摄政王载沣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146]。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外国列强的支持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 [152]。
第一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155]。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155]。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155]。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155]。
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155]。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55]。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156]。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157]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156]。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 [155]。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158]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辛亥之前国民意识模糊性，清朝百姓对外声称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说“我们大清怎么怎么样”，当然明朝的百姓则自称“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觉地把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国民意识里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从这个层面上说，辛亥革命意义重大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人民网） [159]。
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160]，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61]。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162]。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中国政协新闻网） [163]。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中国政协新闻网） [163]。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174]（中国新闻网） [163]。
抗日战争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功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政协新闻网） [163]。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 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 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江泽民) [164]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胡锦涛） [165]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67]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168]
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 [169]
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 [176]
2011年10月10日中国发行《J68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张一枚 [171]。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邮票 [170] |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邮票小型张 [171] |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1） [171] |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2） [171] |
孙中山开国纪念币
2020年11月11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的决定》。经报中共中央批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届时举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等纪念活动；二、成立由张庆黎副主席任主任、李斌副主席兼秘书长任常务副主任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办公室，负责各项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 [172]
2021年10月9日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