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财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16世纪到17世纪的大明政府会陷入财政困难,这是由什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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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临溪主人 他佬的回答多说几句 ,@yslym的问题在于预先设定答案再找史料

我这里不想撕逼,水平有限,只是指出我看到的问题

如果多做一些了解就知道明代的蠲免在不同的时期含义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明末,蠲免不等于“免除”。洪武中央财政宽裕可以“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1],到了成化弘治就是“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2],嘉靖中期又改成“灾逋改折”,蠲免不是说不交,而是“改折”。

“十九年奏准,凤阳等府被灾秋田粮,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其余七分,除存留外,起运者,照江南折银则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送太仓银库,另项收贮备边。以后事体相类者,俱照此例”——《大明会典》

所以说明末的蠲免不是说你不用交了,只是减三分,折七分。虽然会典里记载的石米折银是二钱五分(比较低),但是实际上折七钱、六钱、五钱的情况都有。

而且 @yslym 的答案中只强调了折银部分的数目,但折银只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角,光是拿南直隶来说本色来说就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倪文贞集》奏疏第七卷中也记录了倪元璐巡查输京本色的情况:

“再计乎惟是京仓将罄根本宜忧仓臣鳃鳃止为此耳善处之策惟敕津抚漕帮到者不拘头次定额五十万石疾先运京度可足二月之食其馀听津抚如常截运关宁诸镇期于速达如此则京边俱济矣京米宜急惟不必一时尽至”

而在第八卷《覆奏并饷疏》中有更细节的数据:

每年入数

    浙江额银一百五十万三千五百八十七两零
    广东额银八十三万一百四十一两零
    四川额银六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两零
    陜西额银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零
    广西额银二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五两零
    贵州额银四万二千六百五两零

河南五府是全免了

但是南直隶并没有说不交:

苏州府压根就没有蠲免:苏州府额银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十八两零

镇江、徽州、池州也没有蠲免

镇江府额银一十万六千七百四十两零

    徽州府额银九万九千五百三十八两零

    池州府额银五万三千八百八十六两零

庐州情况严重全免,淮安24万7免了七万八

安庆府额银八万七千四百七十二两零内,除蠲免银五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两零外,实徵银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三两零

广德州额银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三两零

徐州额银六万四千七十五两零内除蠲免银三万六千一百二十四两零外实徵银二万七千九百五十两零

.......

并没有说南直隶就可以不用交了,南直隶始终是赋税来源的大头

明代江南逾赋研究

有些人认为地方的存留有多肥,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东南地留存占比并不大

为什么户部没钱,钱少?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大萌的财权分离到了一种诡异的程度

太仓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

1·铸钱收入六分之五归太仓六分之一归内府司钥库(内库)

2·万历十五年开始钞关收入一半折色归太仓、一半本色钱钞归内库

3·国家财政收入各项的本色归内库,折色及扣剩抗解银归太仓

4·从内承运库”借“折的银两作为急用[3]

内库和太仓的关系极大的割裂了明朝国家财政

以万历初的丝绢收储为例

数据来源《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依据《万历会计录》,太仓库收入中能够算得上是税粮收入的款项总计银额 57.2719 万两。 若按每石粮食折银 0.75 两,则太仓库税粮银收入相当于每年可得到大约 76 万石左右的粮食,这个数字仅相当于 2663.8 万石全国税粮总收入的 2.9%

这还不是全部,工部也有自己的节慎库、兵部太仆寺有自己的常盈库、礼部光禄寺也有自己的银库

工部的四司料银岁额就有50万两,而且是面向全国征收,最大的大头就是南直隶

_明嘉靖间上供物料折银与工部白银财政的建立

所有人都在盘子里扒拉着,人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但真正要大量用钱的时候就找一个冤大头顶包,嘉靖修宫殿的时候冤大头是工部。辽事一起,冤大头又成了户部,户部一缺钱就到处借,借不够就朝东南使劲

所以到了毕自严的时候已经不说什么把内、外府的财权分割明晰的话了:

内府、外府均为一体,查内外供用库及司苑局商价、广盈库染价、京军布花,俱额支太仓者,而一切典礼之需,召商办进者不与焉,非区区扃为宫廷者,才为皇上用也。伏乞曲轸军兴计穷,万不获已,或从地方之便,以本色解内库,以轻赍改解太仓;或酌上用之需,以不足用者仍解内库,以足用者改解太仓;或分现征带征,以现征解内库,以带征改解太仓[4]

最后还不是被煤山战神给驳回了.....

自从户部出过一次”疑似“的贪腐案以后,朱由检对户部的信任度急速下滑,后来直接绕开户部搞”兑支法“。

太仓银库两库兑支法的实施,代表了明代太仓银库财政再分配的性质越来越明显,其优点是增加兑给支银速度以及节省人力,缺点则是因兑支造成实际入库数字与账面数字不相符合,账目混乱。此外, 由于兑支法采用随收随支,缺乏弹性,户部调节能力大减,无法应付紧急的经费需求;加上各边长期缺 饷,军兵士气低落;兑支法只依挂号顺序,不考虑各地经费需求的急迫程度,公事公办的态度亦导致各地 民怨上升。此时崇祯帝加强定期奏报制度的驳查,无非是在热锅上添油,平白牺牲了那些认真从事的官员,也浇息了明朝末年最后一丝复兴的余火。[5]

明末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崇祯三年缺钱的煤山战神还组织了一次”京卿催粮“,让户部拟调四、五品的官员去各地催粮,两个月就刮了新饷1897400两、京边年例银812200两左右。[6]

不是开不开源的问题,是民穷财竭的问题

明末就是当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上到庙堂下到江湖一大帮救国心切的仁人志士的踩下了油门.....

带着结论去找史料肯定会越看越离谱

参考

  1. ^《明史·食货志二》
  2. ^《明孝宗实录》弘治五年七月戊戌
  3. ^苏新红《从太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变迁》
  4. ^《度支奏议》
  5. ^曾美芳-定期奏报制度与崇祯初年的财政管理
  6. ^曾美芳_定期奏报制度与崇祯初年的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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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祭出欒凡先生的這張圖的時候了。

欒凡:《明代遼東的米價、軍糧與時局》

東北史地2010年5月10日第三期65-72頁。

明萬曆以後原額主義財政確立,收的錢也不少,但花的錢多。根據《萬曆會計錄》記載,萬曆六年日常軍事開支佔到了總開支的58.6%,當年赤字達到了白銀44.32萬兩,已然入不敷出,赤字率在2.5%左右。當臨事需增加開支時,就會進行增額攤派,如果還是不夠,就會積欠,尤其是積欠軍隊糧餉和官員俸祿。到了晚明,北方邊軍積年欠餉、物資不足、訓練不足成為常態。

萬曆以後的財稅上繳與物資運輸役是官收官解的,運輸負擔加大所需的錢糧也不是小數。在嘉隆萬改革以前,運輸役可以由里甲民收民解承擔,或是征發勞役,把成本轉嫁到民間,而改革以後則成本由政府負擔,部分保留勞役,直到雍正改革徹底將勞役攤入賦稅。

戰爭開支、輸入戰區的軍餉及年例銀、物資運輸、訓練成本是晚明財政最大的痛點,萬曆六年這種普通年費已經高達58.6%的軍費開支,到了萬曆四十六年以後已經可推論已變成了明朝財政開支的絕對主體。

明朝税收过低有什么危害?www.zhihu.com图标

明末財政根本問題不是收不上來錢糧,而是用度太多甚至是過度開支,且惡性循環,導致儘管不斷加大征收但軍事上節節敗退,軍事的敗退使財政循環沒有形成閉環成了一個漏勺。沒有把握到這一點根本問題就無法準確理解明末財政為何崩潰

同樣的一套稅制和征收,明末清初是一樣的,清初順治康熙也沒有取消三餉,直接將三餉攤入正税,稅收原額甚至高於前明達到了近三千萬兩。明末北京政府還沒完蛋時也能按原額兩千多萬兩收到税,外加三餉收入還是比較理想的,只不過收到的錢全敗進遼東戰場和剿匪裡去了。順治康熙兩朝的軍事勝利給財政有效運轉提供了支撐,康熙朝最多時可是能用這一套財政體系收到四千多萬兩的收入,這時還沒雍正的改革呢。(雍正改革以後把明代沒有取消的力役全部完整折銀征收,並且將很多雜項火耗等隱形征收全部納入正稅,跟明代的財政貨幣收入已經沒有了可比性)

明末的財政崩潰,說到底還是軍事崩潰,而非財政體系的崩潰。

戰爭,不是你有了錢,就一定能贏。

《明神宗實錄》卷594:「至若遼東一事,天下視以安危。今羽檄征兵,飛芻致粟。水陸兼輸,調募並用,悉為遼也。⋯⋯如此用兵,不下數年,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也。竭天下以為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先危。

明人自己其實也明白這個問題關鍵,但軍事失敗本質是個技術性問題,一鼓作氣集中資源消滅努爾哈赤的操作上失敗了,影響了全局拖成了持久戰,明人也沒有別的選擇的餘地了。

很多人對戰爭的消耗沒什麼概念,而且明末檔案缺失,奏銷會計制度相對清代也不完備。舉個奏銷支取有完整記載的例子,清代鎮壓川陝白蓮教起義八年間一共動用了銀1.2億兩,這個烈度尚不如明末

另一個記載是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到泰昌元年十月,這兩年八個月一共撥給遼東20188366兩,這還是局勢尚未糜爛的時候。實際上萬曆四十六年起增加的遼餉,也只有三百萬兩,落實下去的也只有兩百多萬兩(萬曆四十七年戰敗後加征,為九厘銀,五百二十萬兩,崇禎四年雖加征為一分二厘但實際仍為九厘,即順治年間所攤入正賦之九厘銀,天啟後加征關稅、鹽税、雜課,記載上天啟六年併九厘銀一共落實了五百五十八萬兩,崇禎四年載一共落實了七百四十萬兩。按李文治的研究即便是晚明民變時期,仍能落實五百萬兩有餘),實則杯水車薪,戰爭對財政的壓力也很明顯了。

白銀過度投入使本在災荒打擊下物價高漲的遼東經濟直接崩潰是遼東軍事敗退的總根源。薩爾滸以來的軍事潰敗只是技術性問題,而由於薩爾滸及其後兩年的資金投入造成經濟崩潰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哪一個問題更大不用說了吧。薩爾滸的敗筆是妄想一次解決而出兵不到二十萬人,為內地調來明軍及遼東明軍十餘萬人、以及朝鮮軍、葉赫部之聯軍,人數過多補給困難必然分兵,但楊鎬分兵錯誤造成戰術操作失敗被逐個擊破,其失敗又是遼東經濟惡化及軍事情態惡化的直接轉折點,這點沒問題吧?戰爭的持續最重要的是對控制區的有效佔領,即佔領該地的同時能夠通過該地獲得資源,這就是後來革命時期解放區為什麼要搞大生產運動在夾縫中恢復經濟,又為什麼能堅持到勝利的原因。而明朝的措施直接導致遼東一省(都司)經濟直接崩潰,物資極端依賴內地運輸,遼東遠離江南,離漕運起點終點又遠,運輸成本巨大,間接導致了遼東戰事吸血內地。一切一切的起點都源於萬曆四十五年到泰昌元年的鉅額白銀投入和薩爾滸戰役以來的一系列失敗,根本原因一目了然。

回到萬曆末年的記載,明朝政府其實已經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鞭辟入裡,然而戰敗之後選擇權已經不在明朝手上了,因為遼東經濟崩潰了,但你戰線又必須維持,否則遼東兩百萬漢民及鉅額物資連帶朝鮮、東蒙古將拱手讓給後金,可維持戰線的物資必須從內地輸入。直到天啟、崇禎年間仍在通過內地運輸,或是投入大量資金,因為戰事糜爛根本原因是遼東經濟崩潰而非投入不足,根本矛盾沒有解決,也不肯作出取捨,投入很大但收效甚微。

後來的民變更大程度上是小冰河期的影響,加賦只是一個催化劑,反之到小冰河期逐步消退,順治、康熙兩朝的稅賦原額是高於明代的,甚至到康熙後期至雍正改革達到收入翻倍,說明這一套自嘉隆萬三朝改革確定下來的財政體制是行之有效的。

那麼鍋在哪呢?很顯然,戰敗沒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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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吧某著名暴論民科大師引了一堆玩意,最後說的話就沒幾句對的我也是醉了。

南宋財政那部分基本是全錯。

大明過度民主暴論又拿出來。

還好沒拿曾經大師的大明人口三四個億的暴論出來。

不過也是他的老傳統了,不然也不會在貼吧臭了。也就騙騙小白。

大師往往引的論文和史料問題不大,但他的結論往往非常暴論、思路跳躍。

貼吧十年前就噴爆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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