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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香港經濟學者張五常，於2019年4月20日在深圳的演說。
各位朋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困難有幾年了。有些地方出現了負增長。
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但真實的數據不容易掌握。
有三個原因。
其一是農業不抽稅，少了一項重要的數字。
其二是流動人口多，他們的收入為幾不容易知道。
其三是數十年來中國愛用一個指標制，不達標沒有獎金，幹部們知道報低有害，報高無益。
論財富要從費雪教的看
客觀地衡量，論財富比論收入可靠。
這二者的衡量不一樣，因為費雪解釋得清楚：財富是預期收入的折現，而我們見到的國民收入可不是預期的。
我認為從費雪的天才之見衡量，中國的財富是高於美國的。
如下幾點可信。
第一，中國的高樓大廈到處林立，其價高出美國不少。以房地產論財富，中國超出美國相當多是明顯的。
第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聰明的腦子無數。上蒼有知，這些腦子的總市值——財富也——是超過美國的。
其三，中國的文化厚度冠於人類，怎樣算市值恐怕上蒼也不清楚，只是聽說幾年前在英國某拍賣行的一個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億元人民幣，是真價。
可惜有了上述，我還不能肯定中國的總財富高於美國。
這是因為中國的科技知識不及美國，差很遠。
中國的大學教育辦得不夠好，是以為難。
給舊朋友下斷言
兩年前，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竣工五十周年，美國一些舊同事與舊學生到深圳來開一個關於《佃農理論》的會議，給老人家打個招呼。
他們認為該陳年舊作是經濟發展學說的分水嶺，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流砥柱。
雖然經過那麽長時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該書或書中的文章還頻頻在西方的大學的讀物表出現。
看來《佃農理論》這件作品將會歷久傳世。這也應該算進炎黃子孫的財富吧。
在那次會議中，我有機會帶幾位來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記著我說的吧。你們這一剎那站著的土地，就是這一點，分寸不差，有朝一日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誇張嗎？那當然。將會靈光嗎？這類推斷老人家很少錯。
三十年前我推斷上海的經濟將會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斷深圳一帶將會超越上海。
困難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時日，我應該對。
這推斷其實不難。國際經濟發展的中心歷來要靠一個灣區，舉世皆然也。
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粵港澳當然也是一個灣區，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內。
無可置疑，名字打不進「粵港澳」的深圳，將會是這灣區的龍頭。
可不是嗎？今天還在發展中的深圳的經濟不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個台灣。
兩年前我推斷十年後深圳一帶會超越美國的矽谷。
雖然目前中國的經濟不好，還有八年我認為在時間上這推斷不需要改——除非北京當局的經濟政策繼續錯下去。
與深圳的交往
從一些陳年舊事說起吧。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時廣州疏散，我的大哥帶我回港，途中遇上十號風球，火車到深圳要停下來。大哥帶著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
在狂風暴雨中步行，見到一間賣米的小店子，大哥說：「這間房子要倒下來了。」
果然，整間房子塌下，還豎著的是一個曲尺形的用作稱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那是一別三十四年了。
記得羅湖當時有一間電影院，滿街都是單車，一輛汽車也沒有。
據說當時深圳有二十萬人。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帶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見到羅湖開始在興建高樓大廈，不以為然——弗老歷來認為政府倡導的皆不成氣候。
我沒有告訴他我為什麼不同意，因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報》發表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建議深圳通過出售土地的方法來解決發展經濟需要的資金。
文中我說一個不是美國人的人，只要錢夠多，可以將整個美國的土地買下來！
一九八七年初，因為讀到該文，深圳政府邀請我到深圳研討。我對他們說要先搞好有關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標競投，而最好是賣給外地的發展商。
我毫不客氣地直言，他們不會懂得怎樣建造！
當時我可沒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國的基建水平冠於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幾個月後他們就搞土地拍賣了。
他們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舉行土地拍賣，是中國的第一次。
事前他們到香港大學找我，問哪裡可以借得一個拍賣時用的木槌。我敎他們到哪裡去找。該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館展出，作為鎮館之寶，可見深圳的博物館的文化水平有點問題（一笑）。
約法三章論中國
說起來，我和內地的幹部朋友的交往是來得更早的了。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一行，就認識梁尚立。該年十月我發表了《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回應孫冶方先生的。當時我不懂得用中文書寫，由我口述，楊懷康與侯運輝執筆。
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經濟講座教授，在香港新華社工作的一位姓葉的女士找我——因為她是我在佛山華英念小學時的高中師姊——希望我能多為國家分析經濟發展的路向。
我對葉師姊說我沒有用過中文動筆，要學一下。跟她約法三章：我可以不說，我可能說錯，但我不能說我不相信的。
從那時到今天，北京上頭從來沒干預過我說什麼，只是下面自作聰明的人無數。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報》動筆寫後來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跟著的結集是《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
過程中査濟民先生提供一些資助，讓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尋資料的助手。北京上頭提供兩位，不僅由他們出錢，而且我要在內地考查什麼他們立刻處理。
不是很舒適的考查。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鋼的宿舍住了兩個晚上，不清潔，讓我有臥薪嘗膽的感受。
我在首鋼講話時，建議中國的發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他們不同意，但後來北京還是依我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廈門，一位姓習的副市長請我和太太在鼓浪嶼的一間古老的大宅的後園進午膳，談得好，過了兩天習先生又再請我倆進晚膳。
考察溫州時，那裏的副市長帶我和兩位助手到雁蕩山腳下的一間小賓館住宿，傾談到凌晨三時，該市長叫人拿出紙筆，請我題字。
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詩，寫下「雁蕩奇峰高千尺，尚有溫州待我情」。
當年在內地考察國家的經濟發展，作點建議，可不是一律愉快。
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參觀一間國營的制藥廠，在他們接待的會議中我直指他們漠視市場的引導不對，吵了起來。
帶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們緩解氣氛，今天還健在的王麗莉當時也在座，會記得這件事。
為了真理我半步不讓的個性，內地的幹部朋友知道。他們不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
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檔案他們一律提供，但我總是認為文件怎樣說跟實際上怎樣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堅持要見到實踐的一面。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跟科斯與王寧二〇一二年出版的《變革中國》有那麽大的分離。
他們用的文件資料詳盡，我卻憑實地考察。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人這兩本書都要參考，衡量起來可能很頭痛。
地價、科技、惡法
回頭說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見到那裏的樓價開始穩步地上升，其圖案反映著有商業價值的科技知識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長。
這個話題上世紀七十年代我跟阿爾欽等人研討過，得到啟發：
資金的回報是利息，勞力的回報是工資，而科技知識的回報減除研發者的收入，是跑到地價那邊去。
炒買炒賣的樓價（源於地價）上升其市價的方差會比較大。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注意幾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業了。
無可置疑，自新世紀初到今天，整個國家的優質青年喜歡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是一個災難性的法例。
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是同一市場，只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二者採用不同的合約安排。
政府干預勞動或生產要素合約，這市場的交易費用必會提升。
為了減低這交易費用的提升，工廠紛紛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幹脆關門去也。
回歸故里的勞動力不少，而為了生存工廠多安排生產線，要工人操作不停，學不到工業運作的商務知識。
近幾年，本來因為該勞動法而變得一片蕭條的東莞，因為華為擴展到那裏而見到起色。
深圳受到該勞動法的不良影響比較小，因為該市有華為、騰訊、大疆、順豐等，走的是科技較高的路線，在比例上受該勞動法的影響較小。
我曾經建議採用以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來退出勞動法，即是工人與雇主之間如果有私訂的合約，可以退出政府的勞動合同法。
這合約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國，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採用。
今天，如果中國的勞動市場採用此法，經濟會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問題。回顧中國開放改革的四十年，可取的經濟政策大多是炎黃子孫自己想出來，但對經濟為禍不淺的一律是從國外抄回來的。
新《勞動合同法》是從外間百鳥歸巢地抄；社保抄美國，搞得一團糟（北京可以考慮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權利界定的強積金）；不久前推出的復雜新稅制也抄自美國（北京應該抄香港）。
崇洋媚外明顯，但為什麼要搞得這樣復雜呢？
我想到的一個答案，是開放改革了約二十年後，中國的利益團體增加了不少。
這是一個經濟發展得有看頭的國家，必會遇到的沙石。
東莞的存在有決定性
地理的形勢非常好當然是深圳發展得有看頭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因素，是東莞就在隔壁。
東莞不是一個普通的工業區，不是溫州那樣專於小商品，不是蘇州工業園那樣名牌滿布，不是陽江那樣專於一兩項行業。
東莞（某程度也要算進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認識不少在東莞設廠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個造玩具，一個造模具，一個造餐具，一個造展出架。
他們做得辛苦，但從他們那裏知道，在東莞，廠與廠之間，廠與山寨之間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是我平生僅見。
我也對昆山這個大名的工業區有點認識，因為先父遺留下來的拋光蠟廠是在昆山。
昆山多是台灣客，廠家一般專於自己的名牌，但論到行業的多元化與工作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東莞冠於地球應該沒有疑問。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矽谷，主要是矽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平的工業區。
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
今天，東莞一間工廠專業員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資，約美國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東莞的工業最低市價工資是遠高於我也知道的江西與河南等地——高一倍多。這是地理的位置之別使然。
國際的工資比較
拿著東莞的一個勞動員工的最低市價工資（包括食宿）在國際上比較，東莞約美國的三分之一，約歐洲的先進國家的四分之一。
另一方面，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則又倒轉過來：印度的工廠員工的最低工資，約東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約東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約東莞的五分之一。
換言之，從國際工業產出的最低層的市價工資看，東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我喜歡用這分水嶺來衡量國際上的工業產出競爭，大概的產品勝負可以算得快。
讓我解釋清楚一點吧。目前東莞的工業的最低市價工資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但跟發達國家卻最少是一與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闊度差距。
把這分水嶺強行收窄，中國的工業就會轉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
我們希望這闊度收窄，但要由闊度更大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
這解釋了為什麼十一年前我反對新《勞動合同法》反得那麽厲害。
經濟學不是深學問，只是能把幾個簡單原則用出變化的學者鳳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為有東莞與惠州的存在，在國際上競爭無疑是有著一個重要的甜頭。
這優勝之處會因為工作人員的知識層面的提升而逐步減少。
換言之，工作人員的知識愈高，深圳與西方的先進之邦的工資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級人馬，深圳的工資卻又高於西方的先進之邦了。
零關稅要加零手續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這些日子美國推出的貿易戰，我幾番建議中國要立刻推出零關稅。
我構思的戰略，是先從英國入手。
該國歷來近於零關稅，中、英互相零關稅，英國當然會開心得笑出聲來，何況他們目前遇到的脫歐困境，中、英實行零關稅會解決這困境的所有問題。
這是雪中送炭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對歐洲的先進之邦說大家一起零關稅，同時也要求他們抽英國零關稅，他們一定會接受。
這裡我要強調，中國進口零關稅，要加零手續才是零。
這是我知道的中國：有任何麻煩手續利益團體會出現，要搞什麼關係貨品才能過關。這不是零關稅。進出口的手續中國要學香港那麽簡單。
中國抽零關稅會震撼世界。
想想吧，雖然中國還算不上是一個富有國家，但市場大得離奇。
如果我們不算那些價值奇高的高科技產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
有這樣的優勢當然有話事權了。
所以我認為目前中美的貿易戰很有點無聊。
是的，我絕對不認為中國免稅買進歐洲先進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處。
勞力士手表的真貨，今天的市價是內地倍於香港。內地免稅進口勞力士，也是中國的香港人會到深圳來購買。
購物天堂轉到內地，香港會怎樣？
經濟調整的彈性，香港歷來冠於地球，中國的大事開放國際貿易香港人會找到他們的門路，何況他們做勞力士的中國代理會賺得更多！
不止此也，我主導了香港的經濟學高考三十年，那裏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學生，他們不會那樣沒出息。
說不得笑，當年我在香港主導的高考，今天在維基百科有介紹。
是的，我認為如果中國與西方的先進之邦提出互相零關稅，特朗普的天才會變為泡影。
這是因為美國沒有多少像法國香水或勞力士手表那樣的名牌消費品。
他們有飛機，有農產品，有先進的醫療藥物，也有比中國高明不少的大學教育。
讓美國以出售知識來賺取中國人的錢，不是皆大歡喜嗎？
二十世紀的兩大商業發明
說起來，整個二十世紀有兩項價值連城的科技發明，皆出自該世紀的五十年代。
其一是半導體的發明，導致今天盛行的數碼科技與產品。
其二是雙螺旋的基因結構的發現，導致今天的醫藥發展。
二者皆以人多好賺錢。
在數碼商業這方面，中國做得好，冠於地球沒有疑問。
朋友們一致說用數碼付賬的普及中國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項目如速遞、網上遊戲，什麼智能工具、無人機等皆可觀——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醫療儀器。
從數碼協助商業的用途看，因為多服務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是零，中國因為人多今天占了先機是理所當然的。
困難是第二項二十世紀的重要商業——基因的研究帶來的醫藥發展。
這方面中國遠為困難。
這是因為數碼商業的表表者要講夠聰明，但不需要讀很多書，二十歲出頭可以是能手。
醫藥呢？要成為世界級的人馬三十年寒窗苦讀是起碼的要求。這方面，中國的大學辦得不夠好。
不少中國的學子在美國學有所成，聽說不下三千個，但因為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回歸。
在生物與醫藥這些方面我知得比較多，因為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自己的兒子皆以此為生計，聽說今天他倆屬世界級人馬。
從我自己的專業看，我確實認為中國的大學辦得不夠好。
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學教育與研究重要，願意花很多錢，中國的學子夠聰明也沒有疑問，只是大學的制度辦得不好。
幾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題為《科學與文化》的書，作了解釋，也作了建議，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視。
沒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個近於天方夜譚的故事，但確是發生了。
深圳的有利之處是天時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沒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個也沒有！
美國有種族歧視，那裏的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
上海說不上有多少種族歧視，但或多或少他們歧視不是上海人。
今天的深圳沒有深圳人，歧視的問題不存在是一個難得的優勝處。
這優勢帶來的不幸，是深圳不僅沒有自己的文化，連中國的文化也搞得不好。
人類歷史上，我們很少見到一個經濟發達而文化塵下的地方。
不僅深圳的多間博物館一律沒有看頭，那裏的音樂廳、劇場等，其層面皆與上海或北京相去甚遠！
目前看深圳的經濟發展，沒有歧視的利是高於文化欠奉的害，因為我們見到舉世的企業家都跑到深圳來看看，究竟是發生著些什麼事。
解除匯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後要說的，是關於深圳的前海。
這話題非常重要，因為據我的理解，前海的設立是要搞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把人民幣推出國際。
當然，沒有這樣的金融中心人民幣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著前海不僅有助，而且會有較大的作為。
要把人民幣大事推出國際不是那麽容易，因為任何貨幣在國際上要替代美元美國一定反對。
這反對是合情合理的。
從我知道的經濟學衡量，美國今天搞的貿易戰屬無聊之舉，對美國人民的生活不會有助。
然而，人民幣推出國際，某程度一定會取代國際上的美元。
你在市場賣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場賣花生，大家的利益怎會不出現衝突呢？
印制鈔票的成本近於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賺多少，打回頭你就賺了利息。
何況中國是那麽大的一個國家，國際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幣不成話。
但真的要把人民幣大事推出國際，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是必需的。
我們也要注意，美國沒有什麼外匯儲備，原因是國際接受美元，他們不需要有外匯儲備。
不久前看資料，在國際上的美元儲備約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幣只約百分之二。那麽大的分離對中國的外貿發展不利。
中國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推出國際這個觀點，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說要辦。
當時弗老可沒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賣花生的問題：人民幣被殺下馬來可以是災難。
幾年前，前海試行解除外匯管制——這是人民幣推出國際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匯儲備流失得快，上頭鳴金收兵。
經濟邏輯是這樣的。
一、人民幣要大事推出國際，全面解除外匯管制是需要的。
二、解除匯管的初期，央行的外匯儲備會流失，也一定。
三、外人接受人民幣，央行的外匯儲備會回升。
四、調整人民幣的進出口與央行外匯儲備的一個法門，是調校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
因為上述，人民幣還遠沒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國際要先下一個錨。
說貨幣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紀的貨幣大師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時屢次建議人民幣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也同意人民幣要下一個穩定的錨。
但弗老又說像中國那麽大的一個國家，要找到一個交易費用夠低的錨近於不可能。
在人民幣下錨這個重要話題上我想了多年，終於想出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這個交易費用近於零而又是萬無一失的方法。
是朱镕基總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處理好當時潰不成軍的人民幣給我啟發的。
這方法我不厭其煩地解釋過多次，網上有載，這裡不再說。
（按：無錨貨幣稱fiat money，人民幣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後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後也有錨，七一至八三沒有。小經濟易下錨，大經濟難找錨下。這個不簡單的問題當年我跟香港的前後三位財政司、撒切爾夫人的經濟顧問、英國央行的首席顧問、弗裏德曼等人有深入的爭論與研討。）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點。我認為貨幣的主要用途是協助貿易或投資，不應該一石二鳥地也用作調控經濟。
按我提出的下錨方法把人民幣推出國際，要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也要讓中國的利率自由浮動。
我也認為依我說的方法，下了錨，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其成果會比大家想象的來得快，來得大。
這是因為滿布地球的有點錢的炎黃子孫無數，人民幣的幣值夠穩定，給祖宗一個面子何樂不為？
深圳是個現象嗎？應該是。
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幣推出國際，不管用哪個法門，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