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黄灯新作《我的二本学生》？

不久前，新世相live 邀请《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老师和她的好朋友贾樟柯导演，一同做了一场关于二本学生的对谈——

从电影语境到个体命运：

二本学生的人生浮沉

在这场对谈中，他们各自聊了自己的电影和新书，也聊了一些和当下年轻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教育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去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如何处理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我定义中的种种标签？

……

都是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困惑。

下面是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新的思考。

感谢新世相授权转载。

主持人：黄灯老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写《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

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关注，始自 2005 年进入广东F学院开始。

让我将目光转向学生的契机，来自 2006 年 5 月 17 号一次课堂的经历。

那天上课，一个女孩给我交了一篇作文《风》，里面提到了她的家庭情况，兄妹特别多，父母收入低，但因为父母还不到 45 岁，按照政策不能获得助学贷款。

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想到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还在为生存发愁。

在我以前的理解中，当大学老师，主要就是写论文、做课题，按部就班地评职称，完成学校要求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关系则停留在上完课就走人的想象中，但那次学生的作文对我触动特别大。

从此以后，我调整了自己的视角，改变了很多认识，也逐步意识到，把眼光放在学生身上，是从教工作中特别值得的事情。

可以说，《我的二本学生》就是由学生推动而成的一本书，不像有些人说的“二本学生”是一个好的IP，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记录，就是我和学生交流的一个见证，它不是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

主持人：贾导是如何看《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

贾樟柯：这个书我读了之后感同身受。

书里的学生在这样一个年龄、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接受这样的教育，也借由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的机遇可能性究竟能呈现给他们多少，都是客观存在值得我们讨论的。

读这本书，对于我们有小城市、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矛盾的。这个矛盾在于不管二本还是三本，还是一本，教育毕竟是目前诸多机制里相对公平的机制；

但同时又有一些别的问题，如对人想象力、价值观的影响，还有一种很神秘的过往的一种出身血统论。

对于山西汾阳长大的孩子，我的心情特别矛盾、复杂，这绝对是应该关注关心、也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一件事情。

黄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开篇立意很广阔，不单是从教育入手，也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入手，写了广东郊区大学城那块地价的改变，人们居住环境和形式的变迁。

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了，黄灯发现了依然存在那样的贫穷。她笔下以她的学校为背景扩展出来的二本学生的群体，就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不但广东有，山西也有。

作为田野调查，她是带有对珠三角的观察来做的。实际上这个书里讲到了几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期，2008 年之后有六七年是两个跨度期。

一个是高校扩张带来教育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里面的格式化、模式化更加的机械。

再一个经济总量的攀升，它把个人的塑造，带有温度的关于人才的培养，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业机制。

它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在《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里面得到了细节性的呈现。

这个书有学者的视野，对宏观的经济、宏观的城市发展、教育的整个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读下来很具有当代性。

当下我们正在发展的精神世界，塑造年轻人这样重要的未来群体的精神世界，是怎么被塑造改变的，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有所触及，有所感染。

黄灯：确实，写二本学生并不意味着我只关注二本学生，他们背后有一个广阔的中国青年群体，甚至全球化时代其他地方的青年身影。

二本学生不过是我进入写作和思考的一个基点，同样，广东对我来说也只是我观测的一个点。

我写作必须有一个抓手，我的学生和我所在的学校，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我的抓手。

当然，中国年轻人群体特别复杂，地区差异也很大，整个社会变动又充满了偶然性的，我确实没有办法通过有限的个案，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

主持人：两位是如何看待教育在一个人一生中的作用的？

黄灯：在我理解中，教育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教育更值得付出和投入。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时仅仅付出一点点，但学生却能神奇地获得较大的改变，学生改变了命运，背后有可能勾连起一个家庭，而家庭的改变，又会暗中作用到几代人。

教育就像催化剂，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好的教育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人一辈子大多只有几十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少做些无聊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既然当了老师，并喜欢这份职业，有些理念就没有停留在想法上，也是这么做的。

贾樟柯：上大学非常重要。

《我的二本学生》写到了一个学生考研的故事，这个学生很罕见地一毕业就决定考研，家里供了三四年后最后考上了。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大学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调整期。大学毕竟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和空间，类似于一个保护。

当你在大学里面，对你未来职业的规划或者即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马上进入很严酷的社会竞选机制里面，去做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还是在大学里面通过再一次的教育，再来三年，通过考研，用时间换取空间？

很多时候大学教育是给我们一些没有太多人生经验的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这对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选择要做什么，认定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是至关重要。

以前我就有同学不肯毕业，一直读书。不肯毕业有两种：一种是，读书很顺手，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整个人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改变都靠读书来改变。还有一种就是不停地在感受自我，究竟我应该做什么？

重新选择成本最低的就是考学，试错成本最低的也是考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读书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遇。

第一次高考是一个惯性，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特别是贫寒家庭出来的孩子，都要通过它改变命运。

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鲤鱼跳龙门，考不上大学就是农民，就是农村户口，没有办法在城市生活的。

那时候在职业上是没选择的，只要我不当农民，只要我能当个工人，我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

但是可能那个孩子考一个中专才十五六岁，他如果能再选择，这里面是教育在持续发生作用。

主持人：最近“小镇做题家”，“985 废物”这样的话题又火了，两位是如何看待这种话题的？

黄灯：其实小镇做题家，我没觉得有反讽的意味，听了有点辛酸。

一些智商特别高的年轻人，经过无数次考试，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高中，又进到重点大学，整个过程都是王者的荣耀，但到要和社会真实接触的时候，突然将自己命名为小镇做题家。

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些年轻人特别勇敢，这种命名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审视，这是自我觉醒的第一步，我将此看做他们成长的开端，我倒没有像社会上渲染的那样，对年轻群体特别悲观。

人在整个青年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自我价值认同会特别低，真的会有那么几年，觉得自己没用，一点用都没有，怎么走过这个坎儿呢？

在现有的条件下，一定要勇敢走出来，要跟社会接触，这样通过漫长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才能有落地的机会，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加速个人的成长。贾导说的那个不肯毕业的学生，觉得他们是在自我提升、自我思考，这是特别客气的说法了。

我了解的另外一个真相是什么？就是逃避。

很多年轻人害怕跟真实社会接触，害怕到单位去了，上午要打卡，下午要打卡，领导要找他开会，同事要找他麻烦，办公室关系要处理，又谈不到朋友，各种各样麻烦。

我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偏“宅”，他们愿意过简单的生活，觉得跟手机相处就可以了，所有的日常需求，通过网络就能解决，这种便捷，减少了他们和真实世界接触的机会，也客观上导致他们难以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

我一个学生告诉我，他的很多舍友都在宿舍打游戏，并不如我们想象得很忙。

还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提到，中学阶段怎样突破父母的封锁，破解电脑密码，就是为了打游戏。年轻人的成长，有很多角落是我不知道的，我尽管感觉有意思，但也感觉和他们的相处受到了很大挑战。

我时时意识到，不要想当然地给他们贴标签，世界已经变了，信息化时代，他们有他们面对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跟我们70后一代，真的有很大差别。

贾樟柯：仅仅是个做题家肯定是不够的。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工作都是有压力的，如果你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那确实没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都是有压力存在的。

我一个朋友在上海做制片人，他的团队有十几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其中有那么几个特别优秀。

有一天他就去找了一个年轻人谈，说我准备培养你当导演，下部戏让你做导演。没有想到那个同学说谢谢，我不要当导演，你为什么让我当导演，太累了。

这里面确实就有大家对自我塑造的一种认识上的差异，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觉得给年轻人赋予重任，给他更重要的实现价值的岗位，是对他的关心。可能对于有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不想有这样的压力，觉得这对他是很大的负担。

这里面有群体性的特征，确实每一代人性格不一样，我觉得 60 年代出生或者 70 年代出生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轻一代，他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对于自我的标准。

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个人自我的一个认定和塑造。在教育过程中一个自我的教育很重要。

不能是说社会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不躲起来的人、能够去承受的人，还是你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这里面自我发生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正是个人化的时代，自我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

主持人：最近我看还有打工人这个梗，两位是如何看待的？

黄灯：我不太了解现在网络流行的“打工人”。

按我的了解我觉得“打工人”是要打那个工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词接受度那么高，现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有特别的方式，一下子就引起共鸣，传播得特别快，比小镇做题家还快。

贾樟柯：我觉得标签化不是太好的景象。

虽然大家都有后现代精神，有很多自己消解减压的方法，实际上，这个世界跟人都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标签化。当你被标签化，或者自己接受标签的时候你就被简单化了，你的潜能就被限制了。

二本学生就是一个标签，人生来平等，社会运转机制给你插了一个草标，不管小镇青年还是都市青年，这个草标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不需要的，我们用一生去抗拒它。

如果你是有意志力或者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创造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自由的过程就是抗拒标签的过程。

主持人：两位的创作中都有小镇青年的影子，都详细记录了某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这种创作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黄灯：贾导的电影《小武》和《站台》我看了十遍以上。

那种原生态的画面感和对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表达，对我冲击特别大。

他镜头下的图景，正是社会要大转型前的身影，时光一寸寸落在一代人身上，贾导就用镜头一寸寸耐心记录：年轻人在那个阶段的迷茫，那种自尊，小小的叛逆，自我的坚持，都因为真实而触动人心。

小武的言行举止，抖腿的样子，抽烟的样子，看女孩子玩世不恭的样子，镜头都捕捉到了，因为这些细节和皱褶，时代的气息和烟尘得以在镜头里保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印记也由此得以彰显。

我写《我的二本学生》时，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时刻意识到，就算内心有一个大的思考，也尽量不要用粗线条去扫描，而要尽可能地落在具体的人上，落在细节中。

而我之所以在写作之前，更注重一手的田野调查，除了非虚构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在生活中捕捉到独特的场景和细节。

有读者留言，说我写早亮妈妈在红薯地，跟自己儿子谈论广州房价时候的那种迷茫，因为太具有画面感，说我在煽情。

而事实上，这对我而言，不是在煽情，而是来自田野调查过程中看到的真实场景，我落笔的时候，始终记得夕阳西下，妈妈在红薯地翻着红薯，他儿子在旁边抖动红薯藤的样子，我甚至还拍了照片。

尽管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这个场景过于陌生，但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我感受到田野调查的必要和它所蕴含的丰富性。

一个作品是否立得住脚，一个人的成长靠什么支撑，都需要具体的经历和细节来落实。

二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去看《小武》《站台》，我特别感谢贾樟柯，因为坚守了一种诚实的品格。

通过镜头将一个时代的滚滚烟尘铭记下来。很多东西在大转型中早已不见踪影，但却因为艺术对生活的尊重，让我们能重回过去的时光。

除了影像，那些流行歌曲、街上大喇叭的声音、闹哄哄的市声、迷茫的青年的嚎叫，现在看起来，甚至都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它从一个侧面不经意中保留了对时代的记录，还原了真相层面的精神素质，是一种真正的非虚构精神。

贾樟柯：我是 90 年代末开始拍电影的，今天回想起来，90 年代整个中国电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就是真实。

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个历史阶段，从观众到创作者，把电影中要出现真实生活提到了信仰一样的高度，它是很罕见的，也是非常珍贵的。

为什么 90 年代末那样强调真实？我觉得它呈现了那个时候整个文化的需要，整个国民的一种需要。

过去我们面对了太多不真实的东西，这个不真实的东西是综合地发生在一起的，比如说那种很虚无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或者对生活的美化和装饰。

矫饰到了电影里面小到甚至一个道具，大到一个情节，它必须被赋予某种美。这种美是人工的，是诸多细节拼凑起来一个社会心态。

我们当时希望中国电影和文学能够回到真实，真实其实是一个很低的标准，真善美中真是基础，不管用什么模式，诚实地面对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

从 90 年代对于真实的一种突出需要开始，这些年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更加深入。在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作者，为什么会忽略作者？

因为他们真实存在，就像《我的二本学生》写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存在的，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有录音，都是黄灯的学生。

他们确实都存在，所以没有创作经验的人，觉得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没有艺术家、作家的转换，没有他们对于事实的发现，当这些事实只是客观存在，没有被转换成文字、转换成视觉、转换成银幕形象的时候，事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没有形成意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90 年代以后，大家对于真实的认识一直在探究，现在我们可以接受真实背后的创造性，这是文化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使我们更加靠近写作的秘密和创作的灵感。

主持人：故乡，出走，对于故土的回归，也是两位创作中常见的话题，两位是如何看我们和自己故乡的关系的？

黄灯：故乡首先就是我们的来处。

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内心受到很多折磨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故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一片土地。

不管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永远是故乡的孩子，这种感情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不管你在城里混得如何，在故乡的那个角落，你内心宁静感的获得，完全外在于当下单一的功利标准。

一个有故乡的人特别幸福，去年参加了贾导的吕梁文学季，我感受到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回到故乡，内心立即就会被一种特别饱满、真切的情感所充盈。

我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家里的房子都已坍塌，原来一家人都以为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破败的村庄，但我发现对父亲而言，那就是他生命的根基，对我们而言，也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在回不回去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权衡，很快就决定，还是要回去。

贾樟柯：我最近这几回老家生活了，在山西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大部分人的故乡都是小的城市和乡村，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故乡对我来说故乡是很具体的，首先就是人际关系。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同学、同事，我在北京是没有亲戚的，从来不用祝寿，也不用给孩子过满月。

但是，这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种体验。

我回了故乡以后，就经常去参加婚礼，给人祝寿，一会儿堂兄弟孩子结婚，一会儿表兄弟孩子嫁人，整个家庭生活是充裕的、饱满的，完全生活在血缘关系之中。

我们在城市里，是生活在一种后天的友情或者职业带来的一种感情里面，但是血缘的感情生活只在故乡才能有。

其次是语言。

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交流都是用普通话，我回了故乡之后，我都用无意识的母语思维。

我的疼痛感知，表达所有的情感用我的母语来表达，那里面是自带放松的。在母语中你对所有信息的辨认是非常灵敏的，准确的，它不会不安。为什么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就会不安？因为我们对很多信号、声音、视觉、图象的信号是陌生的，所以就紧张。

可是回到了故乡，闭着眼睛听一个声音就知道它是什么，来自何处。中午睡午觉，远处有一个广播声，我能知道是部队的声音还是电影院喇叭的声音，完全能判断。那样的视听环境里每个人都是非常放松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味道，五官感受很重要。

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故乡土地的味道究竟是什么，但你绝对在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的一刹那，就知道回家了。

故乡是你睁开眼睛成为人的第一束光，云南的光跟山西的光跟河北的光肯定不一样，熟悉程度不一样。

因此故乡是生理、情感、物理综合到一起的、丰富多元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认识到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也带来了我们对于小城市的一种标签化。

小地方来的，没看过什么书，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故乡不单是这些问题，还包涵个体生命的信息和内容。无条件溺爱自己的故乡，跟无条件地不加反思地排斥自己故乡都是极端的。

故乡是丰富的，有你一生需要去爱的东西，也有你要用尽一生去抵抗的东西。

主持人：最后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两位在自己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广东或者粤语文化的影响？

贾樟柯：我很喜欢广东。

我是 70 年代出生，80 年代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和信息都是从广东来的，录音机，粤语歌，霍元甲，我们当时看的日本连续剧《血疑》，都是广东话剧团翻译的。

珠三角那时候非常令人向往，电影《站台》里面有一个细节是电子表，去广东探亲的孩子回来，带回了第一块电子表。我们第一次发现表可以不响，以前都是卡塔卡塔响的。

广东在改革开放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前瞻性的窗口作用，对于内地青年来说吸引很大。那时候广东被称之为花花世界，代表新的机制，新的音乐，新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慢慢开始有录像了，我们对于山西有什么武术家不知道，但广东黄飞鸿家喻户晓。香港的武侠片也来了，通过那时候的录像厅弥补了我们对于古代知识的了解不足。

我们山西说的鞋跟广东话是一样，都是古语，来自于远古先民，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听广东话的歌和对白很喜欢。

接下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广东跟中国辛亥革命、跟中国近代革命有密切关联，也就很难不对广东抱有一种持久的向往。

黄灯：我在广州生活了 18 年，比我在故乡待的时间都长。

广州对我们70后一代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我记得 90 年代初期念大学时，学校有一门选修课，是学粤语。街上到处都有磁材，书店里面也有速成的粤语教材，专门教内地人怎么讲粤语，内地学生都知道，如果毕业去广东找工作的话，会说粤语的人，选择余地会大很多。

可以说，我们看的电影电视，讲粤语的很多，听的歌曲，粤语歌也很多，这些都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语境。

对我来说，广州就是我青春时代的真实背景，它不是地域意义上的所在，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期非常重要的节点和载体。

八九十年代，没有一线城市这个说法，也不存在北上广深这个排名，北京在人的印象中是比较土的地方，上海那时浦东还未开发， 深圳正在野蛮生长，广州是一个汇聚了各类新潮、时尚的开放城市，她自信、淡定、在古老的历史中散发着改革初期的青春。

70后一代，最向往的城市是广州，但现在，在城市的格局变动中，它显得稍稍落寞，尽管如此，就像青春一样，广州从不曾说起她的悲伤。

我不否认，我的南方经验，也是滋养我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一个隐秘动因。

书买到了，我先看一下，等我看完了，必出书评。

我的二本学生与其对话的关系

黄灯老师写作的《我的二本学生》已经彻底看完了，我想谈一谈我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看法，我想将其分成几组对话关系来展开阐释，或许能够更加清晰的把握我个人的观感，以及这些观感的时代性意义。

①阶段性的对话

所谓的阶段便是进入大学学习的4年里，从少年转变为青年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黄灯老师在她的作品中，时不时的会拿出他当时所在的大学求学4年的经历，以及这个经历背后所存在的时代变化，和她所教导的那些班级的学生这4年的经历做对比。

通过这种同阶段的群体，在不同时空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窥探到这20余年间的疾风骤雨的变化。过去的年代有它的好处，用木心的一句诗来说，就是“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由于当时的学生毕业之后政府是包分配的，所以他们更多的会去探索人文性，更加的从容不迫。而现在的学生刚进大一就面临着对于就业的紧迫性，以及他们家庭的溢出效应和时代的裹挟，他们便被迫更多的去探索了工具性。

黄灯老师也在不断的反问自己，公共课专业课这些文学类的课程到底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些学生们更好的成长？这个问题，在她读大学的时候并不是问题。

②代沟性的对话

而那些被政府包分配毕业出来工作的她的同学们，现在或多或少也位居制定政策的位置上，在时代变化之下，消费主义过盛、信息过载、生存压力过大……等等都将两代人拉出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是体现在不同的人的兴趣爱好上，同时还体现在交谈所用的话语体系中。

在黄灯老师看来，学生和辅导员教师等诸多学校的环境下，身份下交流的过程，这是一套共享的话语体系；学生自己，则会用自己的私下的同龄人的话语体系进行交谈；除此之外，黄灯老师还力求构建出一套学术的话语体系，以导师制的方式（这是她自己给自己找的学生，并不在学校的行政要求范围之内），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

如果没有她与学生搭建起的对话体系，学生完全可以通过看手机屏幕的方式，以一种拒绝对话的结果，来隔断与班主任的交流。当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在学生身上：一方面由于代沟的问题，那些与黄灯老师同龄人的其他的中年人掌握着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对话方式，已经日益的不适用于现在的学生了；另一方面，那些理论性的东西沉淀起来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也脱节了，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脱节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它已经拉出了一道代沟。

她的努力写到了她的书本里，或者我们可以说她的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本书。

③实践/理论的对话

黄灯老师博士所学的是哲学，她所看到的是那种理论的、空洞的、更加抽象的思辨性的东西；而她在一线的教学过程中的却更多的是规训的、日常的、日复一日的、充满活力的东西。这对于一个从事理论思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但是黄灯老师并没有放弃，她在努力的将已经被教务系统规训化的既定程式化的教学的过程中，撕裂出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充满活力的松动的东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她具体所进行的教学方式方法与学生的相处模式，平心而论，这并不是那种带有极其精致的、充满排比和理论化的写进教改论文里面的东西，而是非常平实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描述。可以说只要拥有一种自我民族志的心态和学生交流，就一定做得到——可是如果她选择敷衍了事，将他的博士所训练出来的学术理想，磨蚀到日常教学过程中，想必她就不会那么的痛苦，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另一个则是她将一个又一个的学生，交替的登上她的非虚构小说的舞台，进入读者的视野里，勾勒出一幅幅个体在时代下的不同选择以及整个群体的变化。通过这种勾勒出来的画面，我们除了看到时代的烙印以外，也能看到她的选择和这些大部分的普通二本学生的选择的不同。

⑤与我的对话

这样的书还是太少了。黄灯老师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名师，她也只是在记录着他日复一日的教学生活，并将这些生活付诸于反思而已。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命题，被颇待解决。

那便是学生的学习倦怠与教师的职业倦怠交织起来的双重倦怠问题。

课堂之外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固拙的课本所描述的世界，既不能指导现实生活，又不能帮助找到更好的工作，同时还距离手机屏幕所映射出来的虚拟空间更远，后者可比现实的世界拥有更加宽敞的视野。

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疫情爆发期间，学生在家里做线上学习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现象相比较，让我们有着更多的感慨万千。

由于教师看不见学生的脸，由于学生不在一个群体化的空间接受教师的教学，于是学生在那个屏幕背后想做什么事情，变得更加的容易和沉迷。教师自己心里也清楚，如果采用除了灌输法以外的其他教学方法，恐怕在和学生互动的过程中会听到更多自我怀疑的东西：

比如学生在吃饭、学生在玩游戏，学生开的是静音，自己手上做着别的事情。

可是这样的问题是指在疫情期间存在的吗？不是的。哪怕学生待在教室里，他也完全可以不用听老师的课程，打开自己的手机——如果不是为了拿学分，不是为了通过期末考试，他甚至不太愿意想踏入这个教室。

作为一个老师，我当然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学生说，这都是学生一代不如一代导致的。但是更多问题可能是在于，我们所讲授的内容和授课方式的敷衍，又以后是将科研的能力原封不动的搬到教学过程中，将一个课堂变成了水课。

可是，你在黄灯老师所写的那本书里面，看不到学生的学习倦怠和教师的职业倦怠。她不知道这样的努力可能会无效吗？她又是如何做的呢？

我想可能她在布置期末考试写作题时的出题意图，揭示了她内心涌动着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