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各游牧民族间关系是怎样的？

最早出现在史料中的是三十姓鞑靼，源出于《阙特勤碑》，是追溯突厥人的伟大历史时，列举的为突厥第一任可汗伊利可汗和伊利可汗那个不安分的弟弟室点密送葬的不同民族之一：

这里的莫离人，是高句丽人；叱利人，即铁勒人（敕勒人）在突厥早期的称呼，中晚期改称九姓乌古斯了；阿拔人，即阿瓦尔人；拂菻人，即拜占庭；三姓骨利干，即后来的木马突厥，这个大伙熟悉；地豆于人，有说是库莫奚人，有说是霫部（毗邻库莫奚的一个部族，要和铁勒中的白霫部区分）。

而这其中的三十姓鞑靼，就是蒙古高原上蒙古语先民的一个泛称，大致对应柔然核心部族后裔。在伊利可汗和室点密死亡时，鞑靼有三十姓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时候柔然才刚刚被推翻，柔然的残余力量依然强大。

兹后，就变成了九姓鞑靼，记载鞑靼为九姓的，是《毗伽可汗碑》:

《毗伽可汗碑》的重要信息就是，在伊利可汗时代（北朝末年）的叱利人已经不被称呼为叱利（敕勒）了，而是被叫做九姓乌古斯了。而且记载九姓乌古斯曾经离开家园，投奔到汉人的土地上。其实就是对回纥为首的铁勒部落南迁投唐的记载，虽然南迁的部落不是“九姓乌古斯”的全部，而是四个部族，但这四个部族是“九姓乌古斯”的重要成员。他们南迁到河西走廊后没过多少年，又都因为各种原因叛回蒙古高原投靠后突厥汗国了：

而至于为什么北朝末年的三十姓鞑靼，混到了盛唐时期，变成了九姓鞑靼。这个大伙要是聪明点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吧。在突厥汗国的残暴统治下，使用蒙古语的柔然残余，从三十姓的规模缩小为九姓，很正常不过了。

另外，《毗伽可汗碑》中关于毗伽可汗逝世时，后突厥汗国的民众都是啥人，也有记载，信息量很大：

换句话说，毗伽可汗死前，后突厥的民众，除了主体民族突厥人（蓝突厥或者青突厥）外，就是这么几个异族：

1、薛人，即薛延陀人后裔，原本属于“叱利人”即铁勒人，但由于在薛延陀灭亡前，薛延陀人被回纥为首的其他铁勒部落孤立，所以在唐朝和后突厥先后统治时期，薛延陀人被剥离出了铁勒。在古突厥碑文中经常以“突厥-薛人”来指代蓝突厥人，也就是说，薛延陀人在被赶出铁勒后，由于积极参与了后突厥的复辟，被突厥人授予了一定地位，甚至获得了和突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所以薛延陀人虽然源于铁勒，但不属于九姓乌古斯了。

2、九姓乌古斯，即铁勒人在唐初分化形成的主体后裔，以回纥为首的九个部族的联盟。这九个部族都政治偏向唐朝，对突厥不服，属于被突厥镇压的对象。譬如杀死了后突厥最伟大的可汗默啜的，就是九姓乌古斯中投唐的拔野古人。

3、二姓阿跌，阿跌也是铁勒后裔，但没有参与九姓乌古斯。在回鹘汗国时期，阿跌人出身的宰相骨咄禄篡夺了回鹘可汗之位，是为怀信可汗。怀信可汗并没有简单地把阿跌并入九姓乌古斯，而是直接把阿跌人并入了九姓乌古斯的首领部族回纥，所以以前的九姓回纥变成了十姓回纥。

这里要注意的是，九姓乌古斯的九姓，是九个部族。而九姓回纥中的九姓，是九个氏族。

从这里看出来，毗伽可汗死前，无论是九姓鞑靼、还是契丹、库莫奚、甚至十箭（西突厥十姓）、三姓骨利干（木马突厥）都脱离了后突厥的统治。

接下来，是黑车子鞑靼和黑车子室韦，这里其实是对《会昌一品集》断句失误的问题。原文应该是“黑车子、鞑靼”以及“黑车子、室韦”，而不是“黑车子鞑靼”“黑车子室韦”。黑车子、鞑靼、室韦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族。

因为《新五代史》就这么记载了：

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

根据新五代史的记载，黑车子部的南方是黠戛斯，正北方是牛蹄突厥，东北方是蔑儿乞。契丹人的祖宗曾经依附过这个黑车子。

但黑车子到底是个啥，文献太过缺失，不知道了……只能前后联系瞎猜，这个黑车子，大概是骨利干后裔，也可能是乌梁海人的祖先。大概就是贝加尔湖南部的骨利干等突厥语部落，在民族融合变迁，逐渐被蒙古语部落挤占地盘甚至驱赶或者同化过程中的新变化了。联系到契丹人的祖宗曾经依附黑车子的记载，这个黑车子极有可能是毗邻契丹并比契丹强大的蒙古语部族乌洛侯人，乌洛侯人在契丹崛起后被迫西迁，挤占了突厥人的土地，就形成了早期蒙古的乌梁海部落。

而汪古、乃蛮，都是九姓乌古斯（回鹘为其核心）在高昌回鹘汗国衰落时期，分离出高昌回鹘的游牧政权，应该还是九姓乌古斯后裔。根据《史集》记载，汪古、乃蛮和畏兀儿（高昌回鹘）都认同一个祖先，就是卜古可汗（及唐末的仆固俊）。

克烈，就是九姓鞑靼人在辽朝时期分化西迁，占据了回鹘人的老窝色楞格河流域的部分，也就是辽史中的阻卜人。

而唐末的阴山鞑靼，到底是啥呢？有人说是汪古部，对，的确跟汪古部有关。但汪古部是突厥语，鞑靼却是蒙古语的泛称，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唐末到五代时期，高昌回鹘曾经接受了六个鞑靼部落的归顺。这六个鞑靼部落应该就是阴山鞑靼，但这时候还不是汪古部。汪古部应该是在六个鞑靼部落归顺高昌回鹘后，高昌回鹘迁来监管这六个鞑靼部落的回鹘人。兹后这六个鞑靼部落和汪古部就合而为一了，大抵只有汪古部的本部是突厥语，而汪古部的外围部落就是所谓阴山鞑靼后裔是用蒙古语的，这也是为什么汪古部这一个突厥语的部落为什么能那么快就被蒙古人同化的群众基础吧。

在讨论拓跋终结胡羯乱华之前，我想必须先讨论一些和匈奴相关的问题。
关于匈奴，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它的起源。其实无需沮丧，因为许多古代民族的起源都是模糊不清的。不仅是匈奴，就连夏人的起源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西方是一直不承认我们的夏朝的，因为我们确实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太史公虽然详细记载了夏的世系，但对于夏代的大事，基本上是以大禹治水为主，要知道那时候实际上夏朝还没有建立；但对于大禹之后的记载，则简之又简，几乎只占整个夏本纪篇幅的十分之一，颇有《魏书·序纪》中记载拓跋传说中历代“先帝”的味道。
最近我注意到，新出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中，传统的三代即夏商周的提法没有了，第一卷是《中华远古史》，传说中的夏被移到了其中，第二卷则是《殷商史》，这似乎表明学术界甚至大众文化界的态度都开始有了转变。对于夏人的起源，本来就有北方说和南方说争执不下，不幸它们又和另一个夏即大夏混在一起，这就更加纠缠不清了。看来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远在司马迁之前的周代，当时的人似乎就已经分不清夏后氏的夏和大夏的夏了，因为这两个夏（也许事实上的确同源或同一）的历史都相当久远，而要求先秦时期的人对千余年前的事迹还能清晰分辨确实也不合情理，于是我们只好搁置它们。
那么匈奴呢？它的来源就更令人迷惑了。“夏后氏之苗裔”似乎是在匈奴之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看法，不然也不会被载入《史记》中。早先的学者常常出于一些先入为主的臆见而轻率地否定这种看法，例如，他们会指出，夏人是汉人的祖先，是说汉藏语的，而匈奴是说北方的阿尔泰语的，这两者又怎么会扯上关系？且慢！这样的说法其实大有问题。夏人的语言如何，我们毫无所知，凭什么说他们是说汉藏语的呢？如果夏后氏真和大夏有关，那么他们的语言应该更接近一种原始的印欧语；而匈奴的语言也至今未有定论，阿尔泰语只是影响较大的一种假说而已，而据蒲立本（1962）等人的分析，这也很可能不成立。如果抛开近似对音的干扰， “匈奴”一名在史籍上的出现是相当晚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末期，而且它的出现也是十分突然的，没有同之前民族的任何继承关系，以至当时汉人不得不用新造的名词来称呼之。从匈奴强盛之后的统治情形分析，在匈奴出现之前，塞北的民族分布大体上是这样的：东面是东胡（乌桓、鲜卑），西面是西胡（乌孙、月氏），而北面则是丁零。这三者本来很可能是连为一片，互相邻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后汉书》（《三国志注》中亦与之类似）在谈到乌桓时的这一段话：“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地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匈奴的崛起则改变了这一分布，使东胡破亡，余种远徙东北；使月氏夷灭，余种远走中亚，而乌孙也不得不迁往伊犁；更使丁零北退，局促于贝加尔湖左右。而在塞北游牧区与南方农业区之间的交接地带，则分布着众多的戎狄部落，他们在整个周代曾经强烈地影响中原的政局，但自春秋中叶之后，随着秦、晋等强国的崛起，戎狄逐渐衰微，多数被诸侯国吸收、同化，到了战国末期，中原的东、西分别有两大硕果仅存的戎狄国家，东为白狄的中山国，西为西戎的义渠国，但它们最终仍然分别被赵国和秦国灭亡，不过其余众却未必俱为华夏接纳，尤其是西面的义渠，国灭后秦在其地置北地和上郡，往北正毗邻匈奴的始居地鄂尔多斯，因此义渠的余众当有不少亡入匈奴。从地域推测，李零（2000）认为匈奴中的休屠部可能就来源于义渠，而更早的蒙文通先生甚至力主匈奴即起源于义渠说。
关于匈奴的起源，我个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大体上是这样的：
夏末北迁的一支夏人，进入蒙古高原西北、西伯利亚中南部的卡拉苏克一带，正是在那里，他们发展了原始匈奴语言的西伯利亚特征，形成了蒲立本所说的一种古叶尼塞语；在那里他们也开始同印欧系统的斯基泰人发生融合，留下了众多萨彦－阿尔泰－天山一带的斯基泰－匈奴文化遗迹；而这两者之所以能够融合，不能不关联到夏人的吐火罗成分（这似乎也暗示大夏与夏后氏同源）和斯基泰－塞种人的吐火罗因子，考虑到夏后氏和吐火罗都存在龙崇拜，匈奴也存在不少龙崇拜的痕迹，那么由此推测原始匈奴包含较强吐火罗色彩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了；
在公元前四～三世纪，可能是受亚历山大东征引起斯基泰－塞种人迁徙的影响，这支前匈奴人逐步向东南移动，出现在了蒙古高原及其以南，最后游牧在鄂尔多斯，并一度受月氏的控制，这就是即将称霸整个东部欧亚内陆草原的民族——天之骄子—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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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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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人真相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二
据说当初周一良先生从燕大去清华蹭课，偷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堂《魏晋南北朝史》，感觉像欣赏了一场精彩的京戏，非常过瘾，尤其是陈氏提到五胡之中的羯人来自中亚的石国，更是闻所未闻，令人眼前一亮，从此才使周先生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结了缘。
陈氏的论断何以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在那时候，国内学术相对封闭，所研究的各个时空也缺乏联系，而陈氏此论一出，顿时将古、今、中、外都打通了：从魏晋到隋唐、从中亚到中原，羯人竟将其全部联结了起来；所以才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极富启发性。陈氏能有此高论，和他非凡的语言功底是分不开的；今日的学者要研究这一系列难题，从语言入手依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羯人国家的建立者石勒以“石”为汉姓，暗示羯人的族称可能和“石”有关。
蒲立本（1962）曾经指出，“羯”，古汉语音近似[Kiat]，实际上是匈奴人对羯人的称呼，在匈奴语中，Kiat的意思正是“石”；这一假说可以在叶尼塞语中找到很好的证据支持。据此，汉人译写的“羯”这一名称实际上来自匈奴人，那么，羯人的自称是什么呢？《晋书》上说：羯人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羌渠” 可能与吐火罗系统的“康居”有关，而吐火罗语中表示石头的词可能是Kank，这表明“羌渠”/“康居”很可能就是羯人的自称，他们的确和中亚古国康居/粟特等存在某种关联，但究竟谁是源谁是流、抑或两者都是流而源在别处，却就不易也不宜遽下断语了。近来王青（2001）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一书中，对羯人的族源和宗教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少较有价值的归纳和考证，以下对之稍作评介。
王氏综合先前各家考证之后指出，羯人实质上是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人的宗教为月氏的固有宗教，而与波斯、粟特的火祆教并不相同。
关于月氏的族属，较新的研究表明，羌、突厥等的可能性很小，它更可能是属于印欧的吐火罗或伊朗系统。这样，羯人“高鼻深目多须”的种族特征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由于从中原西北、河西、西域一直到中亚的大夏，沿途都正是或曾经是月氏的势力范围，因此当时西域有不少高僧前往中原传播佛教，对于羯人来说，这些高僧和他们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又熟悉他们的固有宗教文化，所以相处极为融洽，佛教也在中原得到了大力传布；后赵国师大和尚佛图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羯胡”一称并未随石赵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从晋至唐一直见诸史乘。虽然发生了冉闵煽动的对后赵国都内羯人的大屠杀，但作为一个很早便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胡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像北秀容的尔朱氏便是一支存活到北魏末期的羯人，他们在平定六镇之乱后开始衰败，但其部将之一、也是羯胡的侯景仍有足够的实力南下将梁国搅乱以至灭亡，另一部将高欢虽不是羯胡出身，却也深受其文化之影响，由是后来在北齐宫廷中出现祀胡天的风俗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唐代，随着突厥的亡降，作为其重要组成和同盟的昭武九姓胡人大批被迁往华北北部一带，“羯胡”、“九姓胡”、“杂种胡”等称呼都用来指这些胡人，所以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史、诗之中的“羯胡”字样屡见不鲜，安禄山也多次被时人称作“羯胡”。
从残汉三国开始，一直持续到残唐五代，有众多月氏军队参加的董卓之乱和马超、韩遂的西凉之乱，以屠各刘渊和羯胡石勒为主发起的刘石之乱和五胡乱华，羯胡尔朱的乱魏和羯胡侯景的乱梁，月支人王世充在隋末大乱中的称帝建国，以及以羯胡为主发起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这些都可统称为“胡羯乱华”。
“胡羯乱华” 其实是对中国中古历史上多次种族动乱的概括性称呼，“五胡乱华”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而作为这些动乱发起的主要民族之一的羯人/月氏民族，则在历次事变中均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究其原因，恐怕还得从他们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商业等多方面与华夏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之中去寻找。

梦回达旺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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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三
近来学者滥用对音法进行考证的现象似乎又开始抬头。普遍联系做过了度，就自然变成牵强附会。伯希和与岑仲勉们是大牛，语言根底在那摆着，不服不行，但一般的学者，特别是只有现代汉语常识、或者对古代汉语一知半解的人，也硬要对那些近似的发音作皮相的比附，就很容易沦落为邯郸学步。在“土”学者中，何光岳是一大代表，他的“源流史系列”充斥着许多毫无根据的断言，不少考证甚至仅仅因为汉字相同就强加联系，经过他不懈的“探索”，得到的结论是：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可以在中华大地找到源头！这的确是比较罕见的以论带史，根据这种思路和作者常常在前言中溢于言表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可以想象他肯定还可以在这片园地上继续辛勤耕耘下去，但收获都是些什么呢？典型的自欺欺人罢了。前不久，“美籍华人学者”朱学渊厚积薄发，也写了一大批源流史考证的文章。凭着“洋”学者的头衔，他的这些文章居然被结集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而列入了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论丛》。不可否认朱氏是下了一番功夫来学习那些“胡言夷语”的，问题在于仅仅罗列读音的近似，而不给出同源或同一的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考证”又有何意义？当然，启发性是不能抹杀的，但也仅此而已。由此我想到关于“东胡”、“鲜卑”对音的问题。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东胡”＝“通古斯”和“西伯利亚”＝“鲜卑利亚”的说法风行一时，例如冯承均的译著中，就一律将Tunguz译为“东胡”，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作法。“东胡”和“通古斯”究竟有无关系，还是一个争论未定的问题，尽管有许多学者坚决予以否认，但其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鲜卑”/“西伯”的问题也与之类似，不过他们的关系恐怕尚要大于前者（说见下文）；在这样的情况下，规范的作法应当是忠于原文，严格区分之，否则就容易误导读者。
那么东胡的语言到底如何呢？按照现代的语言分类，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归入蒙古系统，但也有主张通古斯系统的。这情况和匈奴语非常相似，如果硬要将这些古代的语言套入现代的某种分类，那么类似的争论恐怕还得一直持续下去。
东胡当初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内中乌桓和鲜卑的分别可能早就存在，而并非被匈奴击破后才分化形成，但由于长期紧密接触，语言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大致相同，所以东胡的语言情况可以从乌桓、鲜卑方面入手进行考察。乌桓和鲜卑这一对民族很有意思，关系密切，地域相邻，与农业文明区的距离，前者近，后者远，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史籍上总是一起提到他们，前者汉化倾向较早而深，文明程度也更高，然而后者一旦崛起就迅速成为强大无比的征服者。类似的现象在东北多次重复，比如奚和契丹，又比如鞑靼和蒙古，等等。
这是真正的“兄弟民族”。那么，乌桓和鲜卑的下落如何呢？
在国内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史料丰富，斑斑可考；但是国外呢？问题就又提出来了。正像匈奴和Hun的关系那样，乌桓·鲜卑可能也存在着西迁的一支。普里察克对此曾作过大胆的考证，他指出：
在东西方文献中多次出现的Ibir-Sibir（亦必儿·失必儿）可能就是乌桓·鲜卑这一兄弟民族。他们中的一支在拓跋的压力下西迁，于五世纪中出现在西方拜占庭的史籍中，后又辗转迁徙，在东欧伏尔加河中游及其以东一带定居，在那里他们以Sabir 人闻名，后来演变为在现代突厥语民族中居独特地位的楚瓦什人；当时他们的统治部族大约是慕容，这一名称留给当地，后来西迁入中欧的一支即成为现代的马札尔人（匈牙利人）；最后，“西伯利亚”这一名称，也正是由Sabir演变而来。普氏还吸收了蒲立本的考证，即西方的阿瓦尔（Avar）即后来的亦必儿（Ibir）正是东方的乌桓，以支持他的关于失必儿（Sibir）名称源流考证的这一系列结论。这样看来，“鲜卑”和“西伯利亚”很可能还真有关系，但这种关联不是直接的，在汉语的史籍中也很难找到证据，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北匈奴西迁之后，漠北被鲜卑占据，匈奴余部也转为鲜卑；而南边的乌桓也挺进到近塞之地，一时间，东胡变得异常强盛，大有超过当年的匈奴之势。
檀石槐统一漠北，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更是东胡的鼎盛时期。
但自汉末三国以降，直至晋初，东胡却显得异常宁静，基本上对中原未构成威胁，这就必须要归功于曹魏的御戎策略得当了。还在汉末大乱之时，乌桓和南匈奴等胡族军队就开始介入中原内战，幸得曹操及时处置，将单于扣留，并分南匈奴为五部；随后又趁追讨袁绍残余入辽东之机，一举征服了三郡乌桓。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时，小种鲜卑的轲比能统一了原檀石槐时期鲜卑的中部和东部，威胁再度降临，幸复有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将其刺杀，鲜卑便又开始走向衰落和分裂。
这之后，东部鲜卑崛起了慕容、宇文、段部，西部鲜卑则出现了秃发、乞伏、吐谷浑等部落，而出身独特的拓跋鲜卑也在一步一步地向中原迁徙着，胡羯乱华的第二高潮或者说是配角的“鲜卑乱华”就要上演了。

梦回达旺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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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鲜卑山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四
本来慕容鲜卑是很有希望成为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的。
慕容氏与司马氏的渊源颇深。早在司马懿讨伐辽东公孙渊之时，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就因从征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开始在辽西一带发展。
刘石之乱起，慕容廆接受晋室的册封，在辽东招贤纳士，乘机坐大。当时东部鲜卑宇文、段部、慕容之中，慕容原本实力最弱，处地也最偏僻；但慕容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打着晋室的旗号，更能笼络人心。
此外，在种族方面，宇文和段部分别混入若干匈奴和乌桓的成分，鲜卑的因素都不如慕容纯粹；而且慕容倾心汉化，家族兴旺，门下牛人辈出。这样，在辽东首先上演的东部鲜卑的“三国演义”中，慕容笑到了最后。这种情况颇可以和后来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演义”类比，新罗正处于和慕容类似的地位，居地最僻远，然而种族最纯粹，同时也受到中原朝廷的支持；而百济和高丽则相当于段部和宇文；结果也如出一辙，新罗最终统一了朝鲜。
称霸辽东的慕容逐渐强盛，但是在挺进中原之前，必须先解决后顾之忧，于是慕容多次东征，屡破夫余和高句丽，以至于在高句丽人的记忆中，慕容成为最凶恶敌人的象征，而高句丽的西进也受阻于此，为其以后转而南下朝鲜半岛争雄埋下了伏笔。
当羯胡内乱，石赵破灭之际，慕容趁机向中原发展，形成与前秦、东晋鼎立之势，然而此时慕容虽牛，奈何西有王猛，南有桓温，俱为一时之豪杰，谁也无法独霸。
大牛慕容恪去世后，前燕内斗不断，迅速衰落，很快便被另一大牛王猛灭亡；虽然后来有小牛慕容垂等人的复国，但慕容氏终究汉化过早过深，此时“气数已尽”，难当胡羯乱华终结者之大任，所以慕容垂一死，后燕便很快宣告灭亡，慕容复国的美梦也就只有留到小说里去做了。
五胡乱华到氐、羌交争的阶段，已经是胡羯乱华的末期了。
苻秦帝国瓦解后，天下大乱，原匈奴、鲜卑的各种部落纷纷建国。
其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北荒小虏— —拓跋也重新建立了代国。这个最终发展成为胡羯乱华终结者的部族，其来源相当独特，至今争论未定，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考察一番。
据《魏书》记载，拓跋来自大鲜卑山。“鲜卑山”的名称，在别处也有，比如《后汉书》《三国志》中提到鲜卑的来源时就说，东胡的一部分遗族退保鲜卑山，因而形成鲜卑；
另外《晋书》中讲到慕容的先世时，也同样提到这个鲜卑山。由此看来，鲜卑山的传说在鲜卑中流传颇广，倘若拓跋也是来自鲜卑山，那么可以肯定拓跋也是鲜卑中人。
但是拓跋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搞了一个“大鲜卑山”出来，这座山比“鲜卑山”更牛，似乎想表明他们是鲜卑中的老大，比别的部落都要正宗。
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候，因为重新发现了大鲜卑山的“祖宗之庙”，朝廷还专门派侍郎
李敞去那里祭祀，并凿壁刻文以为纪念。那么，这座“大鲜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千余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争执不定，甚至有人干脆把它看作是神话传说，谓其真相已不可得证。然而到了1980年，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当年李敞在石壁上的刻文，似乎又使这一千古之谜豁然开朗。一时之间，“大鲜卑山” 得到了确证，基本就在大兴安岭一带；而拓跋的起源问题也有了重大突破，源于鲜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只是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不料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代表作是李志敏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的《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一文。李氏认为，拓跋魏自谓源出大鲜卑山只是一种假托，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成为当时势力最盛的鲜卑人的正宗代表；而综合多方面证据分析，拓跋本来属于西部鲜卑，其真正来源是原匈奴的奴隶——赀虏，源出塞外的漠北，并非大兴安岭；所以拓跋不属东胡鲜卑系统，而属匈奴－突厥系统。
个人感觉，这的确是一篇相当不错的考证文章，很有启发性。不过，也还存在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文中以拓跋首领称“可汗”而“可汗”属于突厥语为据，来证明拓跋不属东胡鲜卑就存在问题，因为现有的资料表明，突厥语中的“可汗”很可能是从鲜卑语中借入的，而中介则是源出东胡的柔然，但早在柔然之前，鲜卑的慕容和吐谷浑之中就已经有该名称的记载了，这充分说明“可汗”一词当与鲜卑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用它来证明拓跋不属鲜卑似乎不妥。
此外，文中在发式上的论证也不够有说服力，匈奴－突厥系统的发式以披发为主，辫发/索发等则应当是东胡－通古斯系统的发式，但拓跋的索发虽然同乌桓－鲜卑的髡发/剪发不同，但同匈奴－突厥的披发也明显有异，所以从发式上讨论拓跋的来源也显得论据不足。
在我看来，说拓跋是假托鲜卑似乎证据还不够充分，但在众多鲜卑部落之中，拓跋人与众不同的 “索头辫发”的习俗，似乎在暗示其通古斯背景——在拓跋魏之后，中国北部甚至全部一再沦于“索头辫发”民族的统治之下，直至民国建立始摆脱剃发留辫之俗，这之中的道理，又有谁能讲清？

梦回达旺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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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桓与屠各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五

在匈奴统治漠北时期，其国内各级职官的名称一般都有音译的汉名，如匈奴最高统治者称单于，以下有屠耆、谷蠡、都尉、当户、骨都侯、沮渠等官名。
属于西胡系统的月氏、乌孙等族，对其首领则有靡、翕侯等称号。然而，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却不见其首领官号的音译汉名，其首领在汉文史籍中多记作“大人”，如“乌桓大人”、“鲜卑大人”，这显然是意译而非音译。按常理，乌桓、鲜卑内部对其首领必然有自己固定的称号，并且这种称号一般来说传承悠久，很难轻易改变，如匈奴的“单于”和汉人的“皇帝”，就都分别一直是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那么东胡“大人”的原有音译称号究竟是什么呢？
从后来鲜卑、柔然等东胡族系的相关情况分析，我认为东胡首领本来的称号之一很可能便是“可汗”。而拓跋人很早便将其首领称作“汗”或“可汗”，也许正好证明拓跋的源头还是在东胡。
田余庆先生关于拓跋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揭示出了拓跋之中的乌桓成分，并详细考证了拓跋与乌桓在代北的共生情形及其渊源关系。其结论廓清了拓跋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也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乌桓的活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本来，乌桓作为东胡集团中的一部分，是活动在与汉人接触的最前线，他们分布最南，也最靠近汉人的农业定居地区。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代郡以至太原、雁门，这是自东汉后期以来乌桓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之后，乌桓与汉人交往更加密切，一部分乌桓开始放弃游牧转为务农，另一部分则经常抄掠汉民，中原王朝于是也更加注意对乌桓的处置，专职的“护乌桓校尉”一度握有重权。
东汉末期，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协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其首领大人均被拜为单于，于是三郡乌桓势力大盛；不料袁绍死后，诸子无能，很快被曹操击溃，其残部遂逃往辽东依附乌桓，打算东山再起；曹操为彻底平定北方，便挥师进剿，长途奇袭，出其不意，大破乌桓及袁氏残部于柳城，三郡乌桓也从此成为曹魏手中的“天下名骑”。东方的乌桓既被中原王朝吸纳，西方的乌桓又一向默默无闻，不被人所注意，因此在五胡乱华时期，乌桓之名不显，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然而正是通过田先生的索隐探微，乌桓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才开始逐步为人所知：原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加入了代北拓跋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数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乌桓在代北的活动相类似，另一个拓跋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独孤部的前身—— 屠各也经历了极其相仿的变迁。
从活动地域分析，屠各的前身可能与义渠、月氏等胡人部落关系密切，在被匈奴征服之后，屠各仍然保持相对独立的王国。休屠（即屠各）王与昆邪王的率众降汉，使得屠各成为从河西直至太行一带与汉人接触最密切的匈奴部落之一，这也促进了他们自身的汉化——例如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便成为汉昭帝的佐命元勋。在南匈奴入塞之后，屠各因其汉化最早最深，逐步成为入塞胡人各部的首领，甚至连南匈奴单于似乎也由原先的挛鞮氏转入了屠各的刘氏（这一结论还有争议，但建立汉－前赵的刘渊、刘曜被时人视作屠各，同时却又自称为冒顿单于之后，则是确切可考的）；前赵灭亡后，羯胡石勒屠杀了大批屠各人，似乎与两者同源于月氏胡人的推论相矛盾，然而如果注意到屠各和羯胡在汉化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羯胡石氏一贯的凶残嗜杀，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是难以理解的。
屠各的流向相当复杂，被石勒屠杀的前赵国人多为并州屠各，河西、关陇一带的屠各则一直活动到北朝后期；而代北、朔方一带的屠各，则分别演变为拓跋中的独孤部和拓跋的敌人铁弗部，对此后文还将详论。
乌桓与屠各分别代表着原东胡系统和原匈奴系统中倾心汉化的部落势力，那么他们两者在代北的相遇、相处和相融便显得相当自然；
同时，这也是铸成拓跋部落联盟的两大核心，正是他们的加盟，拉近了野蛮的拓跋部落同中原文明的距离，而拓跋本部也正是在同他们之间的反复斗争而又联合的过程之中，逐步走向成熟与壮大。

梦回达旺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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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与独孤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六
拓跋早期的历史，似乎与原役属于匈奴的一些高车部落关系较为密切，如纥突邻（没鹿回）等部。而在拓跋部的代－魏国家灭而复建并崛起代北的关键时期，有强烈匈奴背景的贺兰部和独孤部则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田余庆先生分析拓跋离散诸部时重点讨论的两个部落个案。
提到贺兰，我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位于今天宁夏银川西北与内蒙交界地带的贺兰山。在岳飞的《满江红》中，就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贺兰山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贺兰山的得名当然与贺兰部有关，不过那已是隋唐之后的事，而贺兰部的出现则要比这早得多。在《晋书》中记载的入塞北狄十九种之中，就有贺赖部，而经姚薇元等学者考证，此贺赖便是贺兰。透过伯希和、韩儒林等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贺兰”一词可能来自突厥语而非鲜卑语，其本义与马有关，但并非普通的马，而是指颜色驳杂的马；后来贺兰山的得名就与此相关，因为山上的草木颜色驳杂，远望犹如驳马，故名之曰“贺兰山”；后来蒙古人对它的称呼 “阿拉善山”（Alashan）也是来自“贺兰”一词。
在入塞之后，贺兰的游牧地是在阴山一带，与纥突邻等高车部落邻近，故而贺兰部自身原本可能也是高车部落，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贺兰”一词的突厥起源——突厥语的主要来源即是原丁零－高车人所操的语言。
在前秦灭代之后，年幼的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其母贺氏的保护下，托庇于独孤、贺兰等部落，休养生息，而贺氏便是贺兰部首领贺讷的妹妹，由此直至北魏建国初期，贺兰部都在拓跋氏的各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拓跋珪鉴于母后部落势力太强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与隐患，一直在设法将贺兰部落离散，并不惜发展出残忍的“子贵母死”的制度，最终导致了道武帝本人的死亡，然而贺兰部也确实被彻底离散，从此一蹶不振，基本上在后来的北朝之中再无多大势力。如果不是因为那座著名的贺兰山，后代的我们也都已几乎遗忘了贺兰；
但在当年拓跋的建国时代，贺兰却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部落。
另一个和拓跋建国息息相关的代北大部落，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由匈奴屠各演变而来的独孤部。以黄河为界，东面的独孤部与拓跋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拓跋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故也被视为拓跋别部，属鲜卑系统；
西面的独孤部则与拓跋的关系相对疏远，进而愈发敌对，后来发展成为铁弗部，属匈奴系统（“铁弗” 的含义为匈奴父、鲜卑母的杂胡，马长寿推测“拓跋”的含义与之相对，为鲜卑父、匈奴母的杂胡，颇有道理，而“铁弗”、“拓跋”在发音上的近似，也令人怀疑它们可能是同一个匈奴语词的性别不同的形式，其区别正通过元音变换来表示）。
在代国灭亡的年代中，正是有妻族所从出的独孤部大人刘库仁的尽力保护，拓跋珪才得以恢复元气，重建部落与国家。
然而与贺兰部的情况类似，拓跋部也不得不对其一方面依靠和利用，一方面又斗争和打击，尽力离散其部落。当北魏建国之后，独孤部也已基本被离散殆尽了。不过作为五胡乱华的发起者的后裔，他们显然比贺兰部的底蕴要深厚许多，因此在北魏末年拓跋衰落之时，众多独孤氏的名人又浮现出来，这批勋贵多起家六镇，以军功入高位，正是他们的子孙，形成了北朝后期直至隋唐活跃于统治集团上层的强大势力。（如：独孤皇后--隋文帝杨坚的皇后）
在拓跋建国时期离散诸部落的行动之中，除了贺兰与独孤，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 ——慕容。拓跋与慕容的关系一度也非常密切，拓跋珪的祖母即为慕容氏，尤其是在拓跋建国的后期，拓跋的后族更多出自慕容。
但拓跋多是利用慕容燕国的势力来同贺兰、独孤进行斗争，实际上慕容却没能得到多少利益，反倒让拓跋占尽了便宜。正是乘着叁合陂大战的转折，后魏渐渐残灭了后燕，从而勾起了拓跋逐鹿中原的雄心。而慕容由于发展程度高于拓跋，原有的部落组织早已分崩离析，所以离散起来也远比贺兰与独孤要容易。自拓跋建国、平定北方之后，慕容基本上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又浮现出来的一些慕容氏名人，则多是很早便迁往河陇以西的慕容别支吐谷浑的后裔。

梦回达旺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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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与沮渠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七

拓跋珪建立魏国于代北之际，五胡乱华已经持续将近百年，而此时的黄河流域更是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东部虽然有好几个燕国，但连同拓跋自身一起，都还算是鲜卑的势力。
相比之下，西部就要复杂许多，氐羌、鲜卑、胡羯，五胡的政权一个也不少；五凉，三秦，一夏，其中的多数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登场和退场。
拓跋的幸运之处在于，当它基本平定东部的时候，西部也历经激烈的争夺与兼并，局势已经大大简化——此时主要只剩下了赫连氏的大夏和沮渠氏的北凉。
赫连氏来自匈奴屠各部，是刘渊的同族，后演变为铁弗部，原本与拓跋联盟中的独孤部同源，都同拓跋等鲜卑部落有极密切的婚姻关系。匈奴－鲜卑种族融合的结果，在代北、朔方地区分别产生了匈奴母鲜卑父的拓跋和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然而这却是一双死对头。
当初苻秦入侵代北的时候，铁弗首先归顺，并替秦军充当向导，灭亡了拓跋的代国；
拓跋复国后，便矢志复仇，最终大败铁弗，全歼其部落，单单逃脱了刘卫辰第三子赫连勃勃。这个勃勃就是著名的赫连勃勃，他远投姚秦，深得信任，迅速发展势力，不久便在关中以北的统万城建立了政权。到了这个时候，匈奴人已经不再需要借用“汉”的称号了，而关于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的古老传说则被重新提起，这似乎能够更好地表明匈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于是，他们将“夏”选定作了国号。既然不再是“汉”人，再用“刘”作姓也失去了合理性，所以又产生了皇族的“赫连”与庶族的“铁伐”这样的新姓。
关于“赫连”名称的解释，汉语记载的“徽赫实与天连”当然是附会之说，但从中也透露出“赫连”的本义当与“天”有关；胡语的“祁连”、“撑犁”等指“天” 的词与之音近；而“胡者，天之骄子也”，单于的全称即含“天子”之义，由此可见，改用“赫连”的称号为姓也是恢复古老匈奴传统的一种象征。
由于铁弗本部先前基本已经败亡，大夏国的建成主要是靠赫连勃勃东拼西凑新组合而成的各种杂胡部落，在这之中，有鲜卑、高车，当然也有久居其地的屠各、月氏等多种胡羯部落，后世突厥阿史那的始祖“平凉杂胡”很可能也位于其中。
赫连氏的统治以残暴好战著称，但在勃勃死后，诸子内争，大夏开始衰落，此时魏太武帝拓跋焘趁机亲征统万，没过多久，赫连夏就只有疯狂向西撤退了。他们的残部居然还灭掉了更奄奄一息的乞伏西秦，然而最终，在沮渠北凉亲魏的态势下，失魂落魄的赫连夏余部被半路杀出的吐谷浑击灭——和慕容氏、拓跋氏一样，赫连氏也侥幸在吐谷浑中得到了保存，并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之后。
在五胡十六国之中坚持到最后的沮渠氏，源出卢水胡，实则与羯胡同源，本来都是随匈奴内迁的月氏部落（王青，2001）。因先世曾任匈奴的沮渠之官，这支卢水胡遂以“沮渠”为氏。沮渠氏建立北凉的根据地是在张掖，这一带很久以来便是月氏、卢水胡、昭武九姓等各种月支胡人的聚居地，从粟特来河西的胡人商贾也很多，内中不乏种族、文化相近的因素。
此外，北凉国中也有不少其他部落，如氐羌、屠各、鲜卑等，还有若干杂胡部落，这些部落多是由原匈奴的奴隶—— 赀虏逃亡演变而来，在河西一带也较活跃。
总的来说，北凉以卢水胡等月支系统的部落为主体，在文化、宗教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同东方的鲜卑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在北凉亡于北魏之后不久，从河东、关中直到河西的整个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一度爆发的规模宏大的以卢水胡人为主的胡汉各民族大起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魏太武帝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发现长安沙门私藏武器、暗助乱军，于是下令取缔佛教，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之首，这之中实则也包含了众多种族、文化、宗教方面的隐情。根据众多突厥起源说法中的一种，史载，沮渠氏灭亡之际，有阿史那部落五百家投奔柔然而去，在金山（阿尔泰山）休养生息，百年之后，便诞生了强大的突厥汗国；
考虑到赫连、沮渠的胡羯因素，那么在突厥起源之初，突厥似乎就已经含有相当成分的胡羯背景了，以此视之，下一次胡羯乱华（突厥），其实在这一次的尾声之中便早已埋下了伏笔。

赫连氏与沮渠氏政权的灭亡，标志着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正式结束。从最初刘、石的汉、赵，到最末赫连、沮渠的夏、凉，这场古代最大规模的种族动乱，可以说是“兴也胡羯，亡也胡羯”，而很晚才从代北兴起的拓跋，则扮演了这一次胡羯乱华的终结者。
梦回达旺: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灭佛、 唐武宗灭佛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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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胡的结局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八
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魏军从长江边上北撤，途中围攻盱眙时，曾给宋军的守将臧质写过一封信。《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六记载如下：
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南侵的北魏军队的种族组成概貌。
所谓“国人”，即是拓跋人，或者更加广义一些，也可以指早已归顺拓跋政权的各种胡人部落，当然，其核心及主体乃是鲜卑。
丁零与胡，当指五胡时期内迁的丁零－高车部落及屠各等匈奴部落，他们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一带；
氐、羌则指前秦、后秦的国人，主要分布于关中，由此可见当时的关中早就是非汉族人的天下，所以刘裕的北伐收复关中很快又得而复失，便与关中胡化已久不习汉治有一定关系，而正因为此，才能有日后宇文氏“关陇集团”的诞生。
在拓跋焘所列的这些军队成分中，除了鲜卑以外，基本上包括了先前乱华的五胡部落，唯独不见其中的是羯胡（卢水胡）。
原来，当时北方平定未久，最后灭亡的沮渠氏仍未彻底归附，还有一支残部远窜西域，在高昌立国；
而从河西、安定、北地直至河东一带分布着众多的卢水胡，他们不久之前的大起义虽然遭到了cankuzhengya，但仍然有不少残余势力与拓跋为敌，这说明，月支胡在五胡之中对拓跋的反抗是最为激烈的，所以，南下侵宋的魏军中不见月支胡的踪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作为五胡乱华的终结者，拓跋先后吸收了五胡之中的许多部落，不过，融入拓跋也并非诸胡的唯一结局，下面我们就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看看他们大体上都去向了何方。
五胡之首的以屠各为代表的入塞匈奴诸部落，也常常以“胡”简称，他们兴起最早，结果也主要是流入了拓跋——独孤、贺兰以及匈奴别种的丁零－高车诸部，都很早便加入了拓跋的联盟，并成为其中的核心；
另外如稽胡等部落，因与外界交往不多，基本保持原样，直至唐代才渐渐汉化。
以羯胡、卢水胡为代表的内迁月氏诸部，则多与拓跋呈现对抗的势态，加入其中的不多，我们知道的，基本上主要只有秀容的尔朱氏，而他们实际上最终也是作为拓跋的终结者出现的。
再来看鲜卑。鲜卑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五胡之中，后来加入拓跋的主要是东部鲜卑，而西部鲜卑则多数流入了吐谷浑。
东部鲜卑的宇文部和段部被慕容部征服，慕容还征服了部分辽东的高句丽人，并使他们鲜卑化；随着慕容燕败亡于拓跋魏，所有这些部落又大都流入了拓跋——慕容和段氏被拓跋冠以“徒何”的称号，不在鲜卑之列，他们融入拓跋之后也基本上就此默默无闻，不再有何突出的作为；而经过鲜卑化的宇文和高氏则崛起六镇底层，在拓跋政权终结之后，成为其继承王朝北周和北齐的建立者。
西部鲜卑之中，建立西秦的乞伏和建立南凉的秃发是被拓跋承认为鲜卑的，承认西部鲜卑而拒认东部鲜卑，这也可以作为拓跋源出鲜卑西部的一个旁证：
秃发本来就是先前从拓跋分出的一支，而乞伏的建国神话与拓跋的迁徙传说如出一辙则加强了他们同源的可能性。秃发灭于乞伏，乞伏又灭于赫连，后者最终亡于吐谷浑，因此，西部鲜卑大多数流入了源出东部鲜卑的吐谷浑，然而，吐谷浑实际上本来就是由征服者的慕容别部和当地的氐羌部落融合而成，西部鲜卑的西秦和南凉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源出东胡的鲜卑对源出西戎的氐羌确实具有较强的统治与控御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来产生吐蕃是秃发融合群羌而成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上述这些保存在吐谷浑中的鲜卑部落则一直流传下去，他们连同匈奴的赫连氏以及各种氐羌部落，成为后世建立西夏的党项人（鲜卑+匈奴+氐、羌）的祖先。
至于五胡中的氐与羌，因前秦、后凉均亡于后秦，而后秦又亡于东晋，是以拓跋魏和氐、羌政权并无多少直接的交道，氐羌聚居地关中在归魏之后也相对平静，氐与羌人也逐渐融合于当地土著了。
整个中古时期，在羯胡、卢水胡等月支胡人的根据地河陇以西直至中亚的粟特一带，分布着众多的昭武九姓胡人聚落（容新江，2001）。虽然拓跋终结了胡羯乱华，并且北魏一度对羯胡的影响极力排斥，但到了北魏后期，即使在北魏的宫廷之中，也已无法摆脱月支胡人的宗教影响——胡太后时曾“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中”。同样，源出月氏的粟特胡人对北魏来说，不仅是政府和商业往来的使者，其实也是文化和宗教交流的使者；当拓跋魏自身终结之后，其后继王朝的创立者因与羯胡尔朱的密切关系而对月支胡人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样一来，双方的交往便更加密切。
当匈奴的继承者突厥兴起之后，大批九姓胡加入其中，他们在文化上强烈影响突厥，而在武力上则被后者反熏陶。正是在他们之中，产生了安禄山和史思明们；
下一次的胡羯乱华，就在这一次的终结之际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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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8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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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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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契丹·桃花石问题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九
以建号立国的时间来看，从拓跋到契丹，中间经过了约500年的时间。这五百年
中，塞北数易其主。先是柔然，然后是突厥，接下来是回鹘、黠戛斯，最后才是
契丹。但此时的契丹，已经大大不同于当初刚从宇文中脱离出来的那个小部落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融合了回鹘、沙陀和众多汉人在其中的复合体，在这方面，契丹
和拓跋颇为类似；而且，作为又一次南北对立中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同拓跋的魏
朝也处于相近的地位。不过，虽然安史之乱几乎是重蹈了刘石之乱的覆辙，但是
契丹在扮演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的角色时，并不如当年拓跋那么突出。一个更为显著
的区别是，契丹赶走了黠戛斯，控制了整个漠北——这也是漠北从突厥化到蒙古化
的关键转折点；同时，契丹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控制，也远远胜过拓跋（可以对比谭
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宋 魏时期全图”和“辽 北宋时期全图” ）。
这种领土结构上的差异，不能不对两者的发展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拓跋后
来南迁、汉化，亡于北方边境抵抗柔然的镇军的叛乱；
契丹后来亡于东北新兴的 女真，其残部则西迁至中亚立国（耶律大石的西辽）。
在对域外的影响方面，契丹显得相当突出。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契丹”
（Khitan, Cathay）一度成为许多西方外国对中国的称呼，并且至今仍留存在
一些国家的语言中，比如俄语的“中国”为Kitay，就源自“契丹”；此外还有
波斯语、希腊语等文明古国的语言亦然。相比之下，“拓跋”似乎有所逊色。
细细考之，其实不然。在中古时代域外对中国的称呼中，除“支那”（China）、
“契丹”（Khitan）外，另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称呼：“桃花石”（Tabghatch），
这一名称，很可能正是源自“拓跋”。
在汉语史籍中，“桃花石”出现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述里，当时丘处机随西征
的蒙古军来到中亚，发现伊犁一带的居民管中国就叫“桃花石”。与之音近的
Tabghatch/Taugast等则出现在更早的非汉语史籍中，例如七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
史记里就描述了东方Taugast国人民的事迹，并提到该地曾以一条大江分为两国，
不久之前尚黑衣之国越过大江击灭了尚红衣之国，这显然是指隋灭陈之事；而成
文于八世纪的古突厥碑铭中，也屡屡提到南方大国Tabghatch。喀喇汗朝学者麻赫
默德·喀什噶里在十一世纪编成《突厥语大词典》一书（汉译本已由民族出版社
于2002年出版），其中在解释Tavghaq一词时，就明指其为中国（“马秦”）的
称呼，并说“马秦”曾分三部分：桃花石、契丹、巴尔罕，正对应当时中国境内
分布的三大政权：宋朝、辽朝、喀喇汗朝。由于喀喇汗朝源自回鹘，先前与中原
王朝关系密切，所以它西迁立国之后，统治者多有“桃花石汗”的称号，意为
“伟大而古老的汗”，其实质上也是继承中原传统的一种表现。综合多方面考察，
可以知道“桃花石/Tabghatch/Taugast”等当有同一来源，其含义都确指中国无
疑，然而其来源却一直众说纷纭。
国外学者以伯希和、白鸟库吉为代表，主张“桃花石”的“拓跋”来源说，这一
说法在国外影响较大，在国内也不乏赞同者，但对音不确是其弱点：“桃花石”
为“Tabghatch”，“拓跋”古音近“Tak-buat”，差异较大。伯希和（1912）
认为，汉语译名受汉语本身缺陷的限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鲜卑语的原样尚有
疑问，以此来解释Tabghatch与“拓跋”对音的差异；另外一些学者如巴赞等则以
“辅音易位”（Tabghatch->Taghbatch->Takbuat->拓跋）来解释这一现象
（内田吟风，1975），但仍显得颇为勉强。国内学者则先后提出不少其他看法，
如“大贺氏”、“敦煌”、“天可汗”、“大汗”等说（芮传明，1998），都不
能令人满意。近来，芮传明在其师章巽“大汗”说的基础上，力倡“大汉”说
（1998），其主要理由是：
一、大汉在域外闻名最久，影响最大；
二、“大汉” 与“Tabghatch”的语音吻合。初看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细一想，里面也
大有问 题。“桃花石”一名主要是通过突厥西传的，突厥用它来指称中原地区已确定
无 疑；而突厥显然又是从其先前的主人柔然那里继承这一名称的。无论突厥、
柔然， 都与“大汉”没有多少直接的干系（柔然、突厥兴起于五、六世纪，而朝代国家
的“大汉”则在三世纪之前就已衰亡），说他们沿用“大汉”来称呼南方中原，
似乎根据不足；
而且，对于柔然来说，作为与南方的拓跋魏同样源出东胡而又并立
争雄达一百多年的北方强族，很难想象它对南邻的称呼是名不副实的“大汉”而
非其本来的族称“拓跋”。
另一方面，汉朝灭亡之后，大汉的声威即已迅速下降， 尤其在五胡、北朝时期，
汉人的地位进一步沦落，当时的“汉”也变为贬称，汉 人被称作“汉儿”，汉语也成为
“汉儿语言”（即近代汉语白话的祖先），“大 汉”的地位既是如此的低下，那么当时
域外用这样一个词来称呼中国也是于情理 不合的。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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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契丹”的例子作参考，域外用同一时代或稍早时君临中夏、威震西域的强
族之名来称呼中国是毫不奇怪的。在汉魏时代，尚可以不排除漠北及西域用“大
汉”一词来称呼中原，但到了五胡、北朝之时，作为胡羯乱华终结者的强大的“
拓跋”就应该比当时已经衰落的“大汉”更有资格成为域外对中国的称呼。
然而， “Tabghatch”与“拓跋”对音不确，始终是一个尚待阐明的问题；
不过，考虑到 下面这点可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 曾提出，当时拓跋人可能是通过歌谣的传承来保存先辈
的历史的，这也是《魏书 ·序纪》史料价值极高的原因之一。歌谣的语言当然是拓跋人讲的鲜卑语，那么 当拓跋汉化到一定程度、将这些歌谣记录下来的时候，对于其中的专名肯定
只能 采用译音的方法，这样写出来的汉字，就可能同元魏官方流传已久的版本有所差异，
比如“拓跋”一词就是这样，官方的版本以“拓跋”为主，也有写作“托跋”的，
但民间则有“（提手＋翕）跋”的写法。“（提手＋翕）”中古收“-p”声，而
“拓”的另外一个读音与“搨”相同（用在“拓本”的意义上），也收“-p”声
而非“-k”声，这说明“拓跋”一词的原始语音中，首音节的收声并不稳定，有
时作“-k”，有时又作“-p”，那么“拓跋”中的“拓”的收声就显得并不重要，
很可能，无论是用“拓”，还是用“托”，或者用“（提手＋翕）”，只是用来
翻译“ta”音，“跋”则对应于“bghatch”，而其中的“gh”因发音较轻，由腭
音弱化为“u”，故而演变为“buat”，这样，“拓跋”就正好对应于
“Tabghatch”。如果说上述推论仍嫌牵强，那么可以再举出《魏书·序纪》的
一段话来作为旁证，其中在追述拓跋氏的祖先时云：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 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史官为抬高拓跋氏身份而 作的附会，不过，其中提到的“土”、“后”
或许也暗示了“拓跋”的本音。
“土”为上声，其上古来源与浊塞音韵尾有关（沙加尔，1993），在当时可能仍
有一定程度的残留，这就可以解释上述首字中的不稳定收声，所以我们不妨将其
拟为“tab”；“后”为去声，其上古来源与-s韵尾有关，在当时也可能仍有一
定程度残留，那么收尾的“-atch”就可以得到解释，而“后”的起声正与弱化
腭音的“gh”相近——这个难以解释的辅音在此终于找到了来源！然则“土后”
之古音正对应“Tabghatch”，作一旁证，虽仍不免牵强附会之嫌，但自觉较诸
其他说法，特存有更多的合理性，故而到目前为止，域外对中国古称之一的
“桃花石”来源于“拓跋”，依然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看法。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系列至此终。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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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
赞同陈寅恪的羯人就是月氏的观点；
月氏是吐火罗人；
吐火罗是大夏人；
大夏与我国的夏朝可能同源；
匈奴的一部分先祖来自夏朝；
突厥语匈奴一脉相承。
梦回达旺: 甚至可以说，中国汉族与北方民族的斗争史就是与自己的祖先--夏朝的后人的内斗史......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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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乐府诗：
折杨柳歌辞二首《折杨柳歌辞二首》
作者：佚名【南北朝】
其一
遥看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
不解汉儿歌。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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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
2010-12-28
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灭佛，并没有使佛教灭亡。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政治需要，动用王权，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甚至对僧人大开杀戒，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结果最终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
目录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二、北周武帝灭佛
三、唐武宗灭佛
四、后周世宗灭佛

灭佛
佛教自汉明帝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反佛运动，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而发起这场运动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个武字，所以就称为“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三、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四、后周世宗灭佛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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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曾存在过卡拉嘎教（卡拉嘎斯的最后“shi"本就是个后缀），而中国佛教的顶峰正是北魏。
资料：
《大迦叶尊者回忆录》
　　——我追随布大（佛陀）四十二年的回忆
　　释迦摩尼后半生的真实传记
快到年底了，当时的印度，并不像我们中国一到年底大家都忙着过年，当时的印度最热闹的季节是五月和十一月，因为在这两个月里，各种宗教的祭拜特别兴旺，其中以非非教和卡拉嘎教最热闹。非非教就是拜火教，他们的祭坛有两米高，燃烧着木柴，供信徒们祭拜；卡拉嘎教以绕城游行为主要仪式，像现在的化装游行一样，每队有百人以上，一游行就是三、四个小时，同时吟唱着一种低沉音调的歌，边走边敲响各种器具。老百姓们都停下工作，整天在观看，或供养他们各种食物。
实际上“鲜卑山”只是拓拔部的第二故乡，在匈奴的挤压下，鲜卑人已经退无可退到我国现在地图的鸡冠位置，由于他们在那里又生活了数百年，所以又混合了不少当地人。
同期属鲜卑别部的乌丸（乌桓），在中国北方受到秦汉的打击，向北退却，北乌丸从乌丸中分化出来，开始合并成更大的鲜卑联盟。

而鲜卑所处的这个位置，正是后来“黄头室韦”的位置。
现在的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正是黄头室韦的中心所在地。
黄头室韦，宋人称之为黄头女真。《三朝北盟会编》卷3载：“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查《辽史》仅有黄头室韦，而无黄头女真之称，《辽史》卷36《兵卫志》中有“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与铁骊、兀惹、女直诸部并列。
《辽史》卷36有“黄皮室韦”部与生女真等诸部并列，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说：“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直’。其人戆朴勇鸷，不能别生死。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后役之益苛，廪给既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一年遂叛。
兴师讨之，但守遇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女真，髭发皆黄，目睛多绿，亦黄而白多，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直。
满族前身金国女真族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 《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松漠纪闻》“髭发皆黄，目睛多绿”。 《新唐书》《李多祚传》“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
宋代诗人陆游和黄机的诗中描述金代女真人头发黄色。 黄机《满江红》 万灶貔貅，便直欲、扫清关洛。长淮路、夜亭警燧，晓营吹角。绿鬓将军思饮马，黄头奴子惊闻鹤。想中原、父老已心知，今非昨。 这首词作于金亡的前一年。这年南宋与蒙古军合围蔡州，次年城陷金亡。
黄头室韦始见于两《唐书》,在整个室韦部落群中是一个兵力强、人口众多的大部落。《旧唐书·室韦传》载:“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新唐书·室韦传》载:“黄头部,疆部也”。
黄头室韦在唐末时期的位置,据《新唐书·流鬼传》载:“达垢,室韦种也,在那河阴,谏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距达末娄云”。说明黄头室韦两接达垢,据达垢位置可确定黄头室韦位置。那河为今之嫩江,谏末河即今之东流松花江,可见达拓分布在今松花江由北折向东流的东南,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
黄头室韦位在达拓西,当在今嫩江与松花江合流处以西、眺儿河以南地区,亦即今吉林省农安、乾安、长岭一带。
早在唐代中期开始,室韦部落群即进入大分化、大动荡时期:蒙兀室韦、黑车子室韦(和解室韦)和部分乌素固部(辽代称乌古)南迁或西迁,与蒙古高原上的原始突厥语族部落融合形成统一的蒙古部族;北部室韦诸部各自单独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如有人主张今天的鄂伦春族就源于钵室韦;
留在原地驻牧未向外迁徙的南部室韦备部,主要是黄头室韦,后来逐渐为契丹族和女真族所融合。
伯希和认为，室韦是鲜卑的同名异译 唐朝时，室韦部落中分化出蒙兀室韦，成为后世蒙古帝国的核心部落。现代韩语发蒙兀（Mengwu）的音为蒙古（Mong-ol /moŋ.ol/）.
现代的锡伯族就是当时的“黄头室韦”（小黄头室韦）。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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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汉朝开始将重心放在对付匈奴上，赶走了匈奴，鲜卑开始得利。他们5步入主中原。
1----原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过着狩猎生活，后迁徙至“大泽”今呼伦湖一代过起了游牧生活：

2----北匈奴被打败西迁后，拓跋诘芬向西迁移到北匈奴故地，即漠北地区：
3----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
4----公元386年，鲜卑拓跋崛起，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立了北魏政权：
5----拓跋鲜卑迁都洛阳：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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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夏故都——匈奴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
统万城遗址
　　统万城，是五胡十六国时夏国的都城，始建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是中国北方最早、最著名的都城。它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城址东北有淖泥河，向东南注入无定河。
　　十六国中叶，匈奴铁弗部刘卫辰为魏所败，其少子刘勃勃南逃投后秦，秦王姚兴对他很器重，遂命为安北将军，使镇朔方。勃勃兵权在握当即与后秦反目，于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自立为夏王，不久南下攻取秦属岭北诸城，又西吞南凉，从此一跃成为十六国之一。夏凤翔元年（公元413年）勃勃改姓为赫连，同年命叱干阿利调秦岭以北10万人筑都城。他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统万城即由此定名。
　　统万城城垣有四门，东六名招魏，南门名朝宋，西门名服凉，北门名平朔。城墙高10仞，基厚20步，上宽10步，东西长倍于南北，周长约18里。城内复有皇城，内营造有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昌武元年（公元418年），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又改元真兴（公元419年），并刻石歌颂功德。筑城时叱干阿利督工采取残酷的手段，以取得坚固的效果，他命工匠蒸土筑墙，以铁锥效检，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其杀死，把尸体填于墙内。因此后人称城墙的坚强程序可抵刀斧。公元427年，北魏军攻破统万城，洗劫一空。勃勃创建的夏只传三世二十余年，一代名城，随夏灭亡而衰败。
　　统万城在长时间内是北方的重镇之一。此后北魏、西魏、东魏及隋、唐曾在这里置镇、州、郡。北宋初，为党项人李继迁占据称西夏。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因西夏军队常以此城为依托侵扰北宋，宋太宗下令毁掉统万城，并将城内居民迁走。统万城修筑时，“临广泽而带清流”，水草丰美，但以后，荒废湮于沙漠，历代游人凭吊感叹不已。唐咸通年间，许棠在诗作《夏州道中》说：“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统万城遗址对研究胡夏和西夏人的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变迁，都是重要的实物资料。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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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弗
铁弗人是汉代末期匈奴族的一支，是匈奴人和乌桓人、鲜卑人的后代，又称杂胡。
铁弗赫连勃勃在十六国时期，在河套地区创立夏政权，史称胡夏。
胡夏被北魏所灭，铁弗后来融入汉族。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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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勃
赫连勃勃（381年－425年），字屈孑，匈奴铁弗部人，原名刘勃勃，十六国时期胡夏国建立者。其父刘卫辰，曾被前秦皇帝苻坚任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族。前秦瓦解后，（391年），铁弗部受到北魏的攻击，刘卫辰被杀，年幼的刘勃勃逃奔薛干部，薛干酋长把刘勃勃送给没弈干，没弈干就把女儿嫁给刘勃勃。勃勃受到姚兴的宠遇，任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镇朔方(今陕西延安)。此后一直从属后秦。
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刘勃勃杀岳父没弈干，并吞其部众，自立为天王，大单于，国号胡夏，改年号龙升，定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则）。为政残暴嗜杀，狂妄自慢，关中人民受害极深。史书记载建造时，巡工发现墙面能用铁锥子刺入一寸，便把工匠处死，尸体也被注入墙内，因此，统万城的城墙坚硬如铁。
凤翔元年（413年），改姓赫连。凤翔六年（418年），乘东晋将领刘裕灭后秦、急于南归之机，攻取长安，在灞上（今陕西蓝田县）称帝。不久回师，因统万宫殿完工而刻石于城南，歌功颂德。真兴七年（425年）死于帝位，谥号武烈皇帝，庙号世祖。
匈匈奴唯一的都城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
匈奴唯一的都城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
31米高的“角楼”
匈匈奴唯一的都城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
匈匈奴唯一的都城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
[统万城：千年匈奴都城浮出沙海] 　　
许多人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
可以说,西安历史上，是由农耕和游牧民族轮番统治的。
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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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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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


梦回达旺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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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鲜卑拓拔部（北魏）在俄罗斯图瓦国（唐努乌梁海）遗留的 图法拉尔（托发拉尔）人
鲜卑拓拔部在图瓦遗留的800多个托发拉尔人。看下内容，语言（都波语）和人种，各种混和很难划分的状态，之前是乌拉尔语后来改突厥语，所以都波语应当是同时有古亚细亚语、古乌拉尔语和古突厥语的成份，其实语言同人种在混合角度上有趋同性。
图法拉尔人，西伯利亚突厥人的一种，与图瓦人关系密切。分布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一带。
十月革命前,在泰加森林养鹿与狩猎为生。1932年定居化与农业集体化。现在有人口837人（2002年人口普查）。他们信萨满教。
资料：
托发拉尔人Tofalar 亦称卡拉加斯人(Karagas)、卡拉加人(Karaga)或图巴拉尔人(Tubalar)。 是西伯利亚南部操突厥语的民族，1989年总数为722人。其传统住地在东萨彦岭北坡，以游牧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
17世纪中期以来，即处于强大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之下。托发拉尔人是混血种，其语言、文化和历史接近图瓦人(Tuvan)。 两种人原来都用乌拉尔语，最近几个世纪改用突厥语和俄语。俄罗斯当局对他们实行集体化并安置在村庄定居，经济以合作式的毛皮生产为主。
托发拉尔人是一个很小的民族，总人数不到一千，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Nizhneudinskiy District ，他们也自称图巴人。
托法拉尔人说托法拉尔语，2010年的调查，会说这种语言的人，仅剩93人【 native speakers 93(2010) 】。这种语言很值得研究，因为它较之图瓦语保留了更多原始都波语形态，所以俄罗斯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托法拉尔语属于古亚细亚语系统。但从语言本身的语法特征和语音来看，它仍然属于突厥语族。
托法拉尔人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历史上他们长期受蒙古人的统治，文化上也受到布里亚特人和图瓦人较大的影响，这点，从他们的服饰可以看出端倪。由于身处在萨莫耶德群体、说叶尼塞语的克特人部落以及图瓦人，布里亚特人的夹缝当中，所以他们的人种，融合了很多不同种族的特征，但大致上接近蒙古人种，有点类似于哈萨克族的情况。
图法拉尔人：

托发拉尔人的y-dna单倍体，由于本身只有800多人，所以32个样本是有代表性的。

可见托发拉尔人的父系来源与图瓦人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