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 [3]。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宝箴之孙、陈三立次子 [53]。 [51] [56]
- 全 名
- 陈寅恪
- 别 名
- Tschen Yin-Koh
- 字
- 鹤寿 [3]（陈寅恪自述“此字未曾使用”）
- 所处时代
- 近现代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890年7月3日
- 逝世日期
- 1969年10月7日
- 逝世地
- 广东省广州市
陈氏兄弟旧照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当时，他对《说文解字》及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极用苦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4-5]陈寅恪在其中学习，“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79]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宣统元年（1909年）夏，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宣统三年（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民国元年（1912年）春，因资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归国。次年（1913年）春赴法，就读巴黎政治学院 [70]。 [3]
年轻时的陈寅恪民国六年（1917年）冬，陈寅恪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民国十年（1921年）秋，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陈寅恪在德生活至为艰苦。 [3] [70]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北京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教授（学生毕业证书上所列教师名衔均称导师）。陈寅恪因为经济拮据，先预支了清华薪金，才由德国归国。归后，他因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第二年秋始到清华任教。 [3]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70]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所撰“王观堂先生（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3]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70]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在此期间，陈寅恪注意研究佛经之译本，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 [3]还曾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70]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直逼平津。正在北京就养的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在与兄弟数人治丧完毕后，陈寅恪，离京转津南行，11月下旬才到长沙，因为当时清华拟议迁往长沙。未几，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陈寅恪再度携家南下，经香港转道云南。抵港后，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暂时滞留香港。陈寅恪则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未几，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在蒙自授课。才过数月，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蒙自移居昆明，寓靛花巷青园学舍，而其家属则滞留香港达四年之久，搬家六次。 [3]
1939年秋，陈寅恪一家在香港 [80]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在5月5日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暂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翌年（1943年）8月，又由桂林启程北行，于11月抵重庆，因病滞留。随即转赴成都，因为全家患病，于年底才到成都，遂教于燕京大学。 [3] [70]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与忧患疾病之中 [79]，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70]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导致陈寅恪左眼失明。是年秋，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赴伦敦治疗眼疾，希望能痊愈，并留牛津讲学。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虽经治疗，也无法复原。遂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离英归国，绕道美国，四月抵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听说美国名医也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只与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杨联陞等晤叙。 [3]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1947年） [78]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间，北平（北京）即将解放，陈寅恪携家避入城内，暂住于陈师曾家，又迁入中研院宿舍。第二天，又从南苑机场搭乘一便机往南京。在南京只住了一晚，又乘夜车赶往上海。在上海，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年末，乘秋瑾号轮船去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到广州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不往。在岭南大学，兼任历史、中文两系教授。 [3]
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印成。1952年夏，陈寅恪迁居东南区1号楼上。是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陈寅恪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53年，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陈寅恪受到批判，遂不再教课，专力著述。 [3] [53]
晚年陈寅恪在助手的帮助下，晚年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6] [70]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著作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助手黄萱与公家所派护士三人相继被赶走，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而抄家前后不绝。经此冲击，陈寅恪的身体更见虚弱。临终前，他嘱咐把他在广州的藏书全数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 [3] [53]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半”，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7] [46]“文革”结束后，组织上为他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53]
陈寅恪早期治学范围为西北史地之学，以古代东方语文为轴心，在蒙古史、佛经、敦煌学等领域开拓进取。他曾在东方学最发达的欧美诸国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攻读中亚、南亚、东北亚古代部族的语文。1926年他从德国归来后至1931年，撰文二十余篇，所论者主要是蒙元史、敦煌佛经等。这批当时学者难以企及的精心之作，给陈寅恪带来了极大的学术声誉，奠定了他在1940年代之前中国东方学首席的不移之位。 [21]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8]
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9]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0]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11]
隋唐史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极盛时代。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12]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中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13]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4]
明清史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生平，精辟地诠释了钱谦益、柳如是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谦益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他为二人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论史的典范。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他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15-16]
蒙古史
在颇受学界关注的蒙元史领域，陈寅恪首先发表了《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此文所用资料丰富广泛，在蒙古、波斯等文字原材料之外，还采用多种汉语文献，吸纳了钱大昕以来的研究成果。之后，他一鼓作气，发表了《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四篇研究《蒙古源流》的系列文章。其共同的起点是同源异流版本的互校、比勘，以蒙文原本为主，用藏译、满译和汉译的异本予以参校。 [21]
这四篇文章中，以《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价值最大。《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鄂尔多斯贵族萨冈彻辰所著的蒙古史书，陈寅恪对这部史书用功颇深。这篇文章从《大藏经》中考证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研究结论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21]
而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陈寅恪的考论综合藏文、蒙文、满文、德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唐蕃会盟碑》，考证《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发千载之覆，受到傅斯年等学者的力捧。1952年，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大量征引了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认同他将乞里提足比定为彝泰赞普的观点。 [21]
陈寅恪的蒙元史研究成果，成为中国蒙元史研究进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新时期的标志，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19] [21]
敦煌学
陈寅恪画像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21世纪的“显学”。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试图将其同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汉学和东洋学接轨，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20] [75]但有的研究者在肯定其成就的基础上也指出：“他对假说采取保守甚至排斥的态度，否定假说与材料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是一种学术认知上的缺失。” [81]
藏学
藏学作为一门学问研究，陈寅恪是开拓者之一。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在《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一文中提出西藏人法成是唐代吐沙蕃门，为吐蕃译经圣人，与唐代声名显赫的玄奘同是沟通东西学术之人，澄清了在唐代佛教史上颇有意义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 [75]
陈寅恪还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23]
陈寅恪的藏学研究，对后来学者从事民族史、边疆史工作有三点启示：1、重视语文材料；2、重视当地史料；3、重视对汉文史料的辨析。他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学术论文成为历史语文学派在藏学研究中的范例，传颂至今。 [75]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24]
突厥学
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在于译释突厥碑，而是对突厥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唐朝与突厥汗国的政治关系史的研究。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并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对唐朝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突厥籍和突厥化蕃将，陈寅恪既揭示其社会基础的演变，又论证了骑射技术和部落组织是蕃将特有的使用价值。 [75]
陈寅恪手稿“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18]
陈寅恪家人合照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25]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陈寅恪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25]
陈寅恪手稿哲学专家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28-29]
傅斯年：
-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59]
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劳干在回忆文章中说：“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他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作提纲挈领的工作。唐代诚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工夫作工作的并不多。至于南北朝历史，更是一片荒荆蔓棘。他在这个荒荆蔓棘之中开出大道来，今后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无论怎样的开展，他的开创的功绩确实不容疏忽的。” [62]
张岱年：“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68]
钱锺书晚年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质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与记诵上是否有缺失，文笔是否有洁雅，自有公论，不容曲笔。陈先生通外国语至多，而与外国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他还曾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很佩服他的博学，而对于他的思想始终抵触。” [63]
卞僧慧：
- 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33]
- 先生历任各大学教授40余年，从学之士遍及海内外。……陈寅恪先生的历史研究与教学，独辟蹊径，迥不犹人。然立论平正通达，从求实中求教训，与玩物丧志，烦琐考证，不知所止者不同；与玩弄套语，信手拈来，不知所云者也有异。 [74]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57]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37]
陈寅恪这次考试，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38]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 [38]
陈寅恪自幼即体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所以直到中年仍未婚娶。其时，其父陈三立年逾古稀，见儿子婚姻还无着落，十分着急，甚至催促道：“你再不娶，老父就要做主包办婚姻了！”陈寅恪请求宽以时日。一日，同事间闲聊中偶然提到女教师唐筼家中悬一条幅，署名“南注生”，大家都不解其来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乃清代学者，曾与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共事。陈寅恪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了解唐氏的家世，知晓唐景崧别号“南注生”，再加上时间的推算，因而推断唐筼是唐景崧的孙女。此后，陈寅恪便与唐筼结识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二人喜结连理。 [78]
陈寅恪与唐筼婚后40余年，感情诚笃纯真。唐筼长于吟咏，且书法亦佳，一直以“诗弟子”自居，夫妇时相唱和，饶有情趣，尤其是两相离别时，书信往来，经常以诗作互倾思念。 [78]
晚年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结婚纪念日时，陈寅恪题诗道：“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初识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39]
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39]
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鲜明态度，向为学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
1956年，陈寅恪有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陈寅恪历来持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观念，此诗恰是借咏花之事，发出他对触动中国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40]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 [42]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42]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43]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
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26]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27]如他研习蒙文和藏文，是为了读佛经。不了解蒙、藏文，对佛经的原典不能有真切的了解。后来他在清华任教的时候，仍然每礼拜进城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67]
陈寅恪喜爱美食。在西方留学多年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吃西餐的习惯。民国元年（1912年），陈寅恪第一次留学归国，在家中自修中文，与侄子陈封怀同居一室。一日，陈寅恪想邀请陈封怀到上海一家西餐馆就餐，无奈囊中羞涩，只好典当口袋中的怀表，叔侄二人才得以到西餐厅大快朵颐。陈寅恪喜吃西餐的这一爱好至老不衰。几十年后，陈封怀调到广州任职，已经目盲的陈寅恪又邀请陈封怀到广州沙面吃正宗西餐，兴致不减当年。 [66]
西餐之外，陈寅恪还喜欢吃干煸豆豉苦瓜、“帽盖子蛋”、炸馒头片、云南玫瑰大头菜、熏鱼、火腿等美食，但却不喜水饺。 [66]
生活中的陈寅恪，还喜欢花草，常在居所的庭院周围种满丝瓜、葫芦、金瓜、喇叭花、竹子等植物；在花中，陈寅恪又特别喜欢腊梅和海棠。陈寅恪的三位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回忆道：“父亲喜欢腊梅，家里有一株腊梅，长得不好，冬天只开几朵花，但仍可闻到香味。”他也喜欢动物，尤其喜欢猫。闲暇休息时，陈寅恪常常抱起家中的猫，放到自己的腿上，抚摸嬉戏，与猫同乐。在家具中，陈寅恪特别喜欢藤制家具，因此，他的客厅、书房里摆放的全是大靠背的藤椅。 [66]
陈寅恪1945年赴英国手填护照，署名Chen_Yin_Ke [72]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祖父 | ||
父亲 | 字伯严，号散原。清末民初诗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 | |
母亲 | ||
兄弟 | 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美术家、艺术教育家。曾在通州师范学校、长沙第一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 | |
字彦龢。曾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 | ||
字彦通。曾任国民政府秘书。 | ||
字彦上。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法语教授、系主任。 | ||
妹妹 | 陈正午 | 俞大维之妻。 |
妻子 | ||
长女 | 内科医生。 [31] | |
次女 | 陈小彭 | —— |
幼女 | 中山大学教授。 | |
以上内容参考来源 [34-36] [66] | ||
陈寅恪的著作，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为《陈寅恪文集》出版（2019年该社重新推出《陈寅恪文集（纪念版）》）。文集分7卷，分别为：《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其具体内容及写作年代分见下表。 [69]
名称 | 发表时间 | 备注 |
|---|---|---|
《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 |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 |
《童受喻鬟论梵文残本跋》 | ||
《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 | ||
《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 | 民国十七年（1928年） | |
《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 | ||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 | ||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 民国十八年（1929年） | |
《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 | ||
《元代汉人译名考》 | ||
《<大乘义章>书后》 | 民国十九年（1930年） | |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 ||
《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 | ||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 ||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 ||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 | ||
《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 |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 ||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 刊载于《清华学报》6卷1期时名《<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 | |
《<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 | 民国二十年（1931年） | － |
《<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 | ||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 | ||
《李唐世族之推测》 | ||
《<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 |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 |
《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 | ||
《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 | ||
《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 | ||
《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 | ||
《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 | ||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 ||
《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 | 刊载于《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 | |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 － |
《支愍度学说考》 | ||
《李唐世族之推测后记》 | ||
《四声三问》 |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 |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 ||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 |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 | ||
《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 ||
《武瞾与佛教》 | ||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 ||
《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 | ||
《三论李唐世族问题》 | ||
《韦庄<秦妇吟>校笺》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 |
《<桃花源记>旁证》 | ||
《东晋南朝之吴语》 | ||
《狐臭与胡臭》 |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 |
《<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 | ||
《敦煌石窒写经题记汇编序》 | ||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 | ||
《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 | ||
《论李怀光之叛》 |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 |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 ||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 ||
《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 |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 | ||
《读<哀江南赋>》 | ||
《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 | ||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 | ||
《<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 民国三十年（1941年） | |
《读<东城老父传>》 | ||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 |
《陈述<辽史>补注序》 | ||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 | ||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 ||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 |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 ||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 |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 |
《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 | ||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 |
《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 | 民国三十五年（1948年） | |
《从史实论切韵》 | ||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 ||
《崔浩与寇谦之》 | 1949年 | |
《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 | 1950年 | |
《魏志司马芝传跋》 | ||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 1951年 | |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 ||
《论韩愈》 | ||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 1952年 | |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 ||
《论李栖筠自赵徙魏事》 | ||
《论<再生缘>》 | 1953年 | |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 ||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 ||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 | ||
《书<魏书>萧衍传后》 | 1958年 | |
《赠蒋秉南序》 | 1964年 | |
《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 | 1965年 | |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 1965年－1966年 | |
注： 《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初版）诸篇章则不另外列入。 | ||
以上内容参考资料 [69] | ||
主词条：陈寅恪墓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陈寅恪的遗骨。直到2003年，他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5]
陈寅恪故居作者 | 作品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2年 | ||
吴定宇 | 《学人魂陈寅恪传》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96年 |
蒋天枢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年 | |
陆键东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7年 （2013年修订本） | |
余英时 | 台湾东大图书出版社 | 1998年 | |
张杰、杨燕丽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99年 | |
张求会 | 2000年 | ||
蔡鸿生 | 2004年 | ||
汪荣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 |
王川 | 《学界泰斗——陈寅恪》 | 2006年 | |
岳南 | 2008年 | ||
卞僧慧 |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 2010年 |
2019年10月12日，在陈寅恪逝世50周年之际，“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