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陈冠中？

陈冠中作为媒体人、小说家和城市文化观察者都是非常高水准的，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且身体力行地活跃在香港、台北、北京两岸三地，个人是比较喜欢他这种博而杂、通而精的学者型作家。

1. 《号外》创刊人。这是一本在华语圈影响较大的杂志。

2.《香港三部曲》《盛世》等小说作者。尤其是后者在华文小说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3. 《我这一代香港人》《城市九章》。作为城市文化观察者，这都是极有说服力的作品。

此外，他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经常参加社会文化活动，跟音乐圈、影视圈也多有交集，算是近年来香港输出的比较重要的文化人之一。

陈冠中：文字跟着时代走

陈冠中，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科系及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小说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盛世：中国，2013 年》及最新出版的《裸命》等。

有人形容他是香港作家，更准确地说，他是华语作家兼两岸三地的跨媒体文化人。这与他多元多栖的背景不无关系。

1952年，陈冠中生于上海，四岁起在香港长大，四十岁后在北京、台北辗转居住，涉及的文化领域横跨杂志、电视、电影、唱片等。2000年后，他定居北京至今。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创办了杂志《号外》，是香港唯一一本屹立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城市生活潮流月刊，一度成为香港潮流文化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80年代，他自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被梁文道称为“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

为了生计，他还写过电影剧本，策划和监制超过十部港产电影和三部美国电影，包括《烈火青春》《等待黎明》《不是冤家不聚头》《花街时代》《喝一碗茶》等，与徐克、梁朝伟、张国荣、黄秋生、曾志伟诸电影人皆有合作。周润发因《等待黎明》拿了“金马奖”，萧芳芳因《不是冤家不聚头》又拿了“金马奖”。陈冠中同时也是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创办人之一，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第一届顾问，见证香港电影黄金十年。90年代，陈冠中参与过内地和台湾的文化媒体项目，从杂志、电视到唱片。他先是策划《三联生活周刊》，将《读书》杂志发行海外版，继而参与唱片业推出老狼、艾敬等歌手，又在台湾运作“超级电视台”。

梁文道曾在《读书好》里访问陈冠中，写道：“你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套习见的角色去定位这个人。也许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历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也许很值得称道的功业，最后都总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的确，作为一位跨媒体的文化人，陈冠中在文化圈里几乎是无人不知的；然而在内地的大众眼中，陈冠中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让我想起了陈冠中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曾说，这本书源于90年代时自己在《明报》写的一篇同名散文，“讲我们这一代，跟两岸的同龄人相比，其实好平淡，那是一个人去了大陆和台湾后，才有这个想法。”当年他写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书中的几句话，在十年后的今天，仍值得细味：“我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19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作为行动派，陈冠中从来不局限于香港，而是紧贴时代，游历于香港、北京、台北三城。直到51岁的时候，他推辞了所有工作，选择在北京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写作。“我必须回到大陆的地方写大陆，并不是因为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于是就有了陈冠中第一部以中国大陆为题材的寓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书中对大国崛起作了大胆的想象。这部小说的出奇与深刻，在港台版推出后，十几个国家陆续引译，一度引发读者的讨论热潮。

今年7月，陈冠中获邀成为第24届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并与梁文道、马家辉、董启章等畅谈华语及本土写作。8月，陈冠中再次受到“方所”创作者现场的邀请，来到广州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对于华语写作的见解。他认为，对于香港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而言，再也不可能出现写作的热潮。“如果再有出版或阅读热潮，我相信一定是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在香港了，但个人还是会有个人的成就。”

谈起了自己的文学根，陈冠中认为是在台湾。年轻时，他只看武侠小说，上大学的第一年才开始阅读严肃文学。“当时我进了香港一栋大厦的七楼书店，那里卖的都是盗版台湾的书，包括李敖、余光中、白先勇、梁实秋、林语堂……就连张爱玲，我都有一度以为是台湾作家，因为那时她的书在台湾出版的。”他说，“我的城市区域的根绝对在香港，但文学的根不在香港。”

在陈冠中看来，谈论华语小说，每个地方的作品都应该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放在作者所在的区域上，另一个是放在华语的平台上。“比如白先勇，你说他是台湾作家，其实不太合适。他的小说大多都在谈出国，或谈大陆人去到台湾的事情，而且白先勇长期在美国写作。所以有时要评价这些大作家时，倾向用语言来界定。”他希望这两个身份可以平衡，既有地方身份，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华语平台。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经历，陈冠中也有迷惘的时候。他坦言，自己直到50多岁时，才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自己判断而不受他人影响，“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香港提供了机会，有了香港我才会有那么多想法和建设。我一直都没有很主流，做了很多所谓小众的事情，包括我的书，看的人也不多。我希望有些愿意走小众路线的人，也要坚定地走下去，说不定都能走出一条路。”

我应该是写作者

Q：你眼中“这一代的香港人”是什么样的？

陈：我父母那代都是从内地去香港的，所以他们到香港时，还不确定香港是不是永久的居所。从我们那代开始，基本上不是出生在香港就是在香港成长的，没其它地方可以去。当时60年不能去内地，也不能去英国。所以我们一开始怎么称呼我们自己呢？别人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们不能说家乡是哪，而是说“我们是香港人”。从我们口中，慢慢建立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第一代香港人”，跟父母都不一样。我们的身份、认同都在香港，别无选择。

Q：你之前有很多身份，现在逐渐转到写作上来，写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从大学开始，我一直在写小说和文章，但没有决心说“我应该是写作的”。正如很多香港的朋友，写作不是能维持生活的事情，也就没有决心去做。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找工作，从一个工作找到另一个工作。每次找到工作，我都强迫自己说：这个工作可能适合我。比如，我做过记者，办过杂志，做过电影、电视，也做过管理，募款集资……那时候什么都做过，运气好的时候也能做成。比如做电影。我本来对电影很有兴趣，就觉得自己可以写点剧本；后来做制作人，才发现自己不是天生做导演的人。如果我硬做，说不定也能成，只要找到好的团队就可以了，当时是有机会的，比如现在郭敬明等也能做导演是吧。最后碰到真正特别好的导演，才知道自己不合适。之后又转到其它领域，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东西。直到2000年，我才决定回到写作，那时生活也没那么大压力了。一开始我不是那么确定，因为当时我想写小说，写各种题材，都没成功没写出来。2000年就想写，直到2009年才写成，你看我多焦虑啊！五十多岁人了，我还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终于09年写出《盛世》之后我才松一口气——我是可以写的，现在就决定多写小说。

Q：很多人都会把《盛世》和两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美丽新世界》作比较。

陈:我开始写《盛世》是2009年，把它设定在2013年，用虚构时间来解释当前。当时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比较《1984》。因为《1984》是内地知识分子最熟悉的反乌托邦小说，到今天我们还会认真再读。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么重视，《1984》里讲到真理部、假话变真话、历史的遗忘等，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大学时，我看过这两部小说。但后来已经忘记小说剧情了，所以我写的时候故意不去翻看这两本书，先写完再说。出版后差不多一个月，我再重读这两本小说，发现还是受到它们的影响。

Q：《盛世》的最后一部分跟前面的很不一样，它作为小说的节奏在这时消去了，变成政治性的论述。你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

陈：如果大家有注意反乌托邦小说，它的经典都是这样的，主人公会说很多话说很久的。这种小说是用自由度去改变我们一般小说剧情性的写法，走进议论的范畴。当然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我必须要把这些话在一个文本里带出来，才能造成这种张力，让读者去感受。这个问题很多读者都会问，就觉得这是不成比例的过长论述。我觉得，这对读者是挺好的一个震惊，最后这一部分，我是最早构思好的。

Q：从《盛世》到最新的《裸命》，关注点从一个大国的议题，转到一个社会边缘不受瞩目的人群，为什么呢？

陈：写《盛世》我已经套用了一个叫反乌托邦小说的框架，这个框架的好处就是容许你放一个大的议题进去。所以，我已经放了很多议题在里面，但觉得不能把族群问题放进去，不然就太多了，超载了。所以写完《盛世》后，我就开始写关于族群的小说，之前开始写的一个叫做《良民》的小说，也是关于藏区的，说一个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生，受到当时文化热开放的影响，到拉萨做援藏干部，他一生的故事。写了很长，直到2012年，我忽然觉得这样不够直接，写得软绵绵了，就想写一个更直接的小说。于是有了最新的这部《裸命》，半年就定稿写完，印刷完2012年底就在香港出版了。

Q：你的小说涉及政治议题，你是如何看小说与政治的关系？

陈：小说是好是坏，不是碰不碰政治的问题，这不是关键。回溯19世纪当代小说的出现，都是跟时下的新闻有关的，比如《红与黑》，就是为一个法庭案件才写。很多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源头，都是跟新闻事件有关，如何把这个转换成小说才是关键，每一本书都会另有判断。而不是用了现实或谈了政治，就会降低小说性。

Q：那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陈：每一个作品都给我不同的满足。我有一本叫《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时写的是香港，我特别熟悉，感触也比较大。而写《盛世》好像是对自己有点交代了。因为我觉得这部小说够硬朗，直到今天也是站得住，以后可能也是站得住。但我不肯定自己还能不能写出第二本。之前也曾有过开了头就没有写下去的经历。所以，当《裸命》写了出来，我很高兴自己还能再写一本，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写多少小说，试多少不同的风格；我没有把握我下一本一定能完成。我相信很多作家都在想下一部写什么，都要重新接受考验，每一本都要重新再来。

跨地域的人生教育

Q：许多人都把你称为“城市观察者”，为什么写作时会选择留在北京？除在北京写作之外，平时还会去其它城市吗？

陈：1992年，我把香港的一些资本投在内地的文化事业上，当时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三年。2000年决定回大陆时，我选择了最熟悉的北京，朋友也都在北京。之前的1994至2000年我住在台北，很喜欢这个城市。我曾经写过“台北是最宜居的华人大城市”，但也写过，人不能因为“宜居”而决定他住的地方，否则大家可能都不住北京了，呵呵。不过北京有另外一种吸引，我觉得我要回到中国大陆，才能好好地写中国大陆。有的作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我不行。回来这么多年，我也很自觉，继续去看别的地方。虽然看的时候漫无目的，但我每年都会坚持起码去20个以上的地级市，就去感受一下。我没进入农村，一直不太熟悉农村。加上我是在城市长大，所以一般写的都是城市。

Q：那你觉得在北京之后自己的叙述方式有改变吗？

陈：有啊，但也要考虑看我书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我有写过方言小说，我想象中的对象就是看得懂粤语的人。而如今的对象是严肃小说的读者，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去看这么辛苦的文体，要求已经很高了，不是那么多人愿意看，但愿意看的人会看得懂的。我是强迫自己在书里，都是用汉语字典里查得到的，同时也是和字典里同意思的字词才用。我并没有用这几年香港才约定俗成的那些字词用法。用余华的说法，方言可以丰富书面语。方言不是装饰品不是点缀品，不是异国情调地放点辣椒的酸辣粉，方言最终是丰富了我们中文。

Q：你说过，直到50多岁的时候，你才建构起自己的知识的体系，才会自己去判断，不轻易受别人影响。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陈：有两次，都是地域的教育给我的影响最大。第一次是香港给我的教育。小时候，我们是左派学生，当时学的理论解释不了香港的现实——香港七八十年代越来越繁荣时，所有的理论都解释不了，所以我必须要尊重我的现实。引用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话：“历史没有对错，只有理论有对错”。你不能说历史不跟你走，就是历史错了；只有你的理论才会是错的，这是第一个调整。所以，我在80年代有相当大的调整。第二个是1992年离开香港去北京和台北，有了横向的比较，我才知道香港所谓的特殊性，是一个历史产品。而不是说我们那一群人就比较聪明，就应该薪水高一点，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一代香港人特别幸运。如果用两个事件来说我们青春期的开始和终结。开始在1964年，英国甲壳虫乐队第一次离开英国本土开始全球演唱，美国之后到了香港演出。我们都疯了似的，要听甲壳虫，要留长头发，要穿牛仔裤。1964年啊，当时中国内地离文革都不远了，同代的台北人还在白色恐怖年代。然后，我们青春期终结是1971到1973年，原来香港股票可以从100点跳到1700点，当大家都以为买股票一定发财时，一下子从1700掉到100点，大家都跳楼破产——我们完成了“金钱的教育”。青春期是这样完成的，跟内地、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让我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知识结构也是有问题的，相互的理解沟通也是不容易的。这两次的调整让我很多想法改变了。

活出时代的矛盾

Q：你提过广州和香港合作“粤文化共同体”，具体的想法是什么样？

陈：我一直认为广东跟香港是有很大的互补。97年前很多人都去过香港，之后就很少再去。我问过很多外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来了？他们说都去北京上海了，没时间去香港。然后我问你们有去广州吗？他们说，广州？广州是什么地方？他们并不知道“广州”，而要说Cantown。“噢，原来就是Cantown，没去过。”广州是连想象都没有的。所以，两地都需要一个新的故事。中西文化词是构建出来的，如果做成一个CanKong，必须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这就是我们新的故事——广州和香港加起来的粤文化地区，才能活化大家对区域的想象。不然，香港故事在97前太漂亮了，之后就不再吸引人。广州在改革开放时也有自己的故事，但在当代世界上没有自己的故事，它需要跟香港一起。广东是全国唯一一个双向区域，面对大陆的同时也面对香港，香港不见得很懂广东，但广东是懂香港的。广东有很多方面都很强，比如电影，票房几乎是全国最高的，还可以放粤语电影。这就可以促进很多大制作，也可以促进很多以粤语文化为吸引的中型制作。我一直强调的是，任何城市想要真正成为文化上有意义的城市，它必须是文化生产城市，而不是文化消费城市。文化消费只是把别人的东西接过来，是不会有特色的。香港当年如果只是文化消费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看日本影集和美国电影，何必去拍呢？就算自己不够成熟，也要尝试自己做生产，然后慢慢把市场建立起来。所以广东要做自己的电影啊，可以和香港一起做，有两个市场可能就行。

Q：去过那么多城市，你觉得两岸三地的青年有什么区别？

陈：这个时代真的变了，大方面是没区别的。不要说广州和香港了，其实去到西北、四川、拉萨、西藏等，当地大部分的青年和其它城市的青年都没什么区别。他们都能上网，听的音乐、看的影像都差不多，共同性远远超过以前，当然有部分差异是值得坚持的。现在不单是互联网虚拟世界，实际世界也改变了。我每年都强迫自己去很多地级市或县级市看看。你去到四川自贡看，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回流，他们以前都出去江浙广东赚了几年钱。现在他们回去了，收入很低，比如说两千块，但活得很开心，每天三点开始下午茶。在县城商场里，很多广东上海的连锁店都找得到，比如麦当劳、屈臣氏等。所以，“小镇青年”这概念是停留在90年代的。他们没有像“方所”这么潮的地方——在全世界这是大城市才有的。虽然没有那么摩登的东西，但一般的都有，比如街头有一家Nike店，街尾也有一家，有时一条街上三家。他们没觉得自己跟大城市有什么隔离，反而大家需要去欣赏这小小的差异。

Q：相比台北香港，你对内地青年在公民素养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陈：香港也是经过几代人的教育，才有所谓的公民素质，比如不乱吐痰、不乱丢垃圾、排队等。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地守规矩，变成是硬梆梆的一群人。有人会觉得，香港人太讲规矩不够亲切友善。亲切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忘了另外一种公民素质就是友善。广州人和香港人也很像的，他们有时不想表现出友善，但其实内心没有敌意。很多外来人都要适应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广州也有它的优越之处，但也不要被一个框框给框死了。有一个法国思想家叫罗兰巴特，他说这个时代是充满矛盾的，但我们要活出时代的矛盾。不要怕这个时代矛盾，因为我们本身超越不了，但可以身体力行活出这个矛盾，活在这个矛盾，穿越这个矛盾，尝试改变这个矛盾——“live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年轻人要做到这一点，不要相信以前的条条框框。

文/采访：十四君 受访：陈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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