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行政院副院長陳沖：用稅制和社福　讓人民「有感」

　問：《天下》最近這幾期報導台灣經濟數字漂亮，出口創新高，但民眾卻沒有感受到，你認為為什麼會有這種落差？答：有些人可能會有感覺，例如原本放無薪假的人。英文本來就有個字是無薪假（furlough），源自荷蘭文，意思是大家共體時艱、勞資雙方退讓，讓企業永久存續。金融海嘯爆發時，台灣有二十三萬八千人休無薪假，現在只剩五百人，這些人會沒感覺嗎？
民眾也不是沒有感覺到經濟復甦，我們存款一年增加兩兆七千億元，放款擴增一兆元，光是中小企業放款就增加四千億元，成長一三％，他們當然有感覺。
一般民眾之所以對於經濟成長沒有感覺，應該說是感覺被抵銷了。感覺抵銷的原因，一是分配、其次是環境。
因為對環境不滿，讓人感受不安定，要有幸福感是不可能的。在分配部份，以前台灣是勞力密集，很容易分配給大家，但現在是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分配到的是有資本和有技術的人，無法達到雨露均霑。

不安與焦慮，抵銷經濟成長
民眾沒有感覺，其實是感覺被抵銷掉，講不出幸福是因為焦慮，焦慮絕對會讓幸福減分，這是政府要去消除的。
問：很多統計數字也顯示，台灣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造成很大民怨，政府能做什麼？
答：大家都說要縮短「貧富差距」，我不喜歡用這字，因為會產生階級對立，應該說改善「可支配所得分配」。目的是回到以前老祖宗說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就是利用財政收支移轉方法讓大家都得到照顧。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要改善所得分配只有兩種做法，第一是社會福利，第二是租稅措施。
因此，除了發展公共建設、六大新興產業之外，因應發展後會產生區域落差，必須運用社會福利，去活化、平衡在地發展落差。
自從「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成立後，我們提出《社會救助法》和《國民年金法》修正，以及十二年國教，都是平衡落差的社會福利措施。
行政院會日前通過的《社會救助法》，就把最低所得線拉高，以前是用平均消費支出的六○％，現在是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標準一變，立刻增加一倍受惠戶數。

讓人民幸福，稅率須提高
問：租稅要怎麼做呢？民眾也覺得，政府租稅政策對財團、有錢人比較有利。
答：租稅當然要尊重財政部，但我個人認為，在談改善所得分配問題時，租稅手段不能缺席，現在台灣的相對租稅負擔是全世界最低，只有所得的一二％（先進國家高達二○％以上），卻要做這麼多社會福利，改善所得分配的各項措施羅列出來，都是要花錢的。
台灣還有個問題是天災頻傳，災後的建設絕對反映在ＧＤＰ，但高ＧＤＰ卻可能是無幸福感的成長，如果租稅負擔沒有適當提升，怎麼可能讓人民有更多幸福感？
政府要做這些事情，讓人民有幸福感，但以現在的租稅負擔是達不到的。
如果以社會福利國家為標準，長期目標要往稅制改革的方向走。現階段的做法不是「加稅」，而是在現有體系下進行改良，例如，營業稅可以考慮提升稅率、資本利得如房屋和土地交易所得稅徵收也有技術改良的空間。
問：政府做事要錢，每次想到的都是逃不了的薪資階級，但對企業或大老闆卻連稅都課不到或稅率很低，這樣公平嗎？
答：全世界有錢人都有同樣優勢，會找專家諮商來避稅，但這其中很多牽涉稽徵技術的問題。
例如，稅捐單位去查房屋買賣實際交易價格有這麼難嗎？購屋有初級和次級市場，建設公司蓋房子難道查不出交易價格？次級市場只是難度比初級市場高，從銀行貸款額度也可以看出交易行情，稽徵技巧其實是可以改善課不到應徵收稅款的問題。

企業逃稅，不可原諒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都是重商，因為這是經濟發展動力，因此政府鼓勵商人賺錢之後繳交更多稅，這是簡單邏輯。
台灣還在發展過程中，任何人都希望增加投資和就業機會，如果這樣就解釋成「重商」，很可惜，因為有另外一層社會意義。傅利曼（Milton Freeman）曾說，企業的責任是賺更多錢，背後的意義是，企業賺錢會繳稅、提供就業機會，不過，如果政府給企業機會，企業不珍惜還違背社會責任要逃稅，那就是不可原諒，也是政府要去打擊的。
問：可是，我們看不到政府對這狀況採取任何措施？
答：這牽涉社會期望企業負起什麼樣的責任。如果是繳稅，政府的稽徵就要加強，稅法要合理，也要鼓勵願意盡社會責任的企業，這都是政府要努力的方向。
我們所談以租稅提高為手段，是利用政府財政收支移轉的手段來達到「平均」，不可能達到完全「平等」。
問：政府正在推動「黃金十年」，十年後的台灣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答：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仍存在相當的大問題，產業結構不調整，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造成所得密集，就會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未來十年要同時做到產業結構調整和所得分配平均，讓更多人享受成果的基本邏輯不會改變。
相信未來社會，會因為大家重視社會福利達到成果共享，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得利。（林倖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