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籍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陈立夫成立了中统 [1]。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1969年，陈立夫回台定居 [4]。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使他在两岸关系中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 [5]。他的这一主张，在两岸都得到积极回应，他也因此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5]。
- 中文名
- 陈立夫
- 外文名
- Li-Fu Chen
- 别 名
- 陈祖燕
- 国 籍
- 中国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地
- 浙江吴兴
- 出生日期
- 1900年8月21日
- 逝世日期
- 2001年2月8日
- 毕业院校
- 北洋大学、匹兹堡大学
192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8年—1944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长。
1947年5月26日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陈立夫1949年前往台湾。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再次回台。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联合33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6]”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6]。
陈立夫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
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11]
在战火迅速蔓延的形势下，为保存和延续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为了高等学校不被敌伪沾染。陈立夫当机立断，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中外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迁徙。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华北、东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齐向西南、西北搬迁。据教育部1939 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 所，战事初起时，因日军占领被迫迁移后方的高校是52 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25 所，停办17 所。余下14 所学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当时能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108所高校中，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所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全国高校几度举迁，绝大部分高校虽辗转千里，却得以保持完整，这离不开陈立夫及其执掌的教育部的精心筹谋、密切配合。 [12]
然而，陈立夫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诸如贡献，但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例如，在陈立夫的控制之下，教育部在各级学校严加防范“赤化” 。为达到防共、反共目的，同时也为了扩展其个人政治势力，陈立夫还想方设法将CC 势力渗透于学校之中。CC 特务在校园内大肆活动，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进行迫害，施以绑架、逮捕，甚至杀害，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与反抗，也引发国际国内民主人士的反感和谴责。 [12]
重庆谈判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终于开幕。在政协会议的会场上，代表中国多种政治力量的会议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各种争斗中，最尖锐的自然还是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国民党右派的陈立夫一马当先，与共产党代表进行唇枪舌剑，顽固坚守反共立场。
在关于军队问题上，陈立夫与张群一起，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这一提议自然受到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周恩来表示，在一党专制的现状没有改变之前，把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就是交给国民党。双方争论激烈，最后达成折中的协议,即“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在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陈立夫表示：“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并说：“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参加选举，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这一说法遭到中共代表陆定一的反驳，陆定一明确表示:“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中有不愿参加选举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选举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意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陈立夫被批驳得哑口无言。
在关于政治制度问题上，陈立夫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他口若悬河大谈一党制的好处，甚至不惜搬出他早已弃之不顾的苏联的建国经验，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他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陈立夫同时还对中共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提出质疑，表示不信任，说什么：“当时国民党中委只有260名，国大代表有1440名，只占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针对陈立夫的无理发难，中共代表陆定一给予坚决反击。陆定一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的工农知识分子还处于无权的地位；更何况苏联也非陈立夫所理解的一党专政，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对于陈立夫否定的“三三制”，陆定一根据自己事先掌握的事实，揭露国民党代表包括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的真实数目，明确表示：“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要比’三三制‘下的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
陈立夫在政协会场上得不到半点便宜，便想办法在会场外搞各种卑劣的“小动作”。陈立夫密令CC特务及重庆市党部严密监视中共及各党派的活动，并指令用“以组织对组织、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会议期间，CC特务破坏了重庆各界人士为促进会议召开而成立的政协会议促进会，制造了为各界各阶层民众所不齿的“沧白堂惨案”。
会议将近尾声，陈立夫又指使中统特务捣乱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企图“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特务、流氓在校场口大打出手，致使到会群众负伤、失踪达60多人，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遭受人身侮辱与围殴。此外，中统特务还在全国各地挑起事端，如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冲砸军事协调处执行部，威胁军调部中共小组成员；毒打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还都”南京之后，又制造“下关惨案”等等，均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14]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6]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希望实现两岸沟通，便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来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还写道：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15]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给了陈立夫极大的鼓舞。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16]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陈立夫等三十四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18]
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90年代以后，近百岁高龄的陈立夫在依然坚持不懈地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1992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陈立夫退出政界后，旅居美国近19年（1951年-196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著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陈立夫与他人会面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 [1]。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1]。
陈立夫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 [7]。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7]。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 [8]。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8]。
由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一次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离台后，陈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最终定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此时的陈立夫，刚年满50岁。虽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论资产陈家实际上根本不够格称作“大家族”，因此，谋生很快成为陈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题，于是陈立夫决定办个养鸡场。当时，在美国定居的江苏医学院前院长胡安定准备投资办个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与胡安定考察了60个养鸡场，挑一个便宜的买下来，成交价为4.7万美元，可先付2万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陈、胡二人翻箱倒箧，倾尽所有，只凑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贷，经朋友援手，总算把鸡场盘了下来。
陈立夫的这个养鸡场，上上下下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打理。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这段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经回忆，陈家当时只有一间房子，鸡儿就那么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家人只好在鸡群里面跑来跑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泽宠，陈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养鸡场最兴隆时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陈立夫无奈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为节省开支，陈立夫的养鸡场全部采用人工饲养，劳力支出很大，陈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来，养鸡场利润可观。
但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好在陈的长子、次子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陈立夫夫妇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陈立夫又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
在当年唐人街，陈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酱也一度成了热销品。当时，陈家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经常到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订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这种辣椒酱味道鲜美，有人美其名曰“陈立夫辣椒酱”。
陈立夫开养鸡场、卖皮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在鸡场起火和出鸡瘟的时候，蒋介石还曾秘密通过近臣俞国华给陈家寄钱，帮陈家渡过难关。陈诚死后，蒋介石派人赴美，让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后，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9]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2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老健
陈立夫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因为它常动之故。人体亦然，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体方面的缺点何在，就得在这方面多做运动。我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决没有一天间断。持之以恒为最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我随蒋公服务25年，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他要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学（我是学采矿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厌不游，此之谓“养心在静”。
老伴
1945年，陈立夫全家摄于公馆老友
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交友辅仁为目的也。为欲维持长久友谊，亦有八个字，供大家作参考：“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老本
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于此我亦有八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点，仅述以往之经验，仅供诸位之参考，仍请指教。
据采访过陈立夫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描述，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百岁寿诞时，陈立夫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在《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中，他谈了自己独到的体会：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 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晚年陈立夫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未破例破例。
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减少俗务，寻求安宁。陈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晚年的陈立夫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陈立夫晚年一度热衷于中医药事业。他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