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日君樞機主教:中國的教會糟透了,不幸的是,我與梵蒂岡接觸的經歷簡直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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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歲的香港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從香港到羅馬求見教宗方濟各,為了替被中國政府迫害的地下教會請命,但等了三天仍無後文。在此之前,陳日君已經去了羅馬三次。
文:韓寧凱(Nicholas Haggerty,現任關鍵評論國際版編輯 )
- 《破土》編輯韓寧凱於2019年9月21日在香港採訪天主教香港教區第六任正權主教陳日君。英文原文訪談刊登於2019年12月。
韓寧凱(以下簡稱韓):你生在上海,你父母是天主教徒嗎?
陳日君(以下簡稱陳):是的。他們是第一代天主教徒,我是第二代。我1948年離開上海,那年我16歲。
韓:你去了哪裡?你16歲到了香港?
陳:我是來加入慈幼會的。
韓: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陳:當然。我不主張港獨。
港獨是什麼意思?看來是主張:「中國的事我們管不了,也不想插手。我們就是要香港人不受大陸牽制,自己管自己的事。」
我不同意這主張。大陸的事也是我的事,整個中國也屬於我,我絕不同意把中國讓給共產黨,我主張共產黨該把中國還給我們中國人。
韓:現在您把精力放在哪一場戰爭呢?是教宗方濟各與北京的秘密交易呢,還是更專注於香港?
陳:我更多關注的是對中國的事。中國的教會現在糟透了,確實糟透了!
不幸的是,我與梵蒂岡接觸的經歷簡直就是災難性的。任命我為主教的是若望保祿二世,但實際上這不是他的決定。這是他的合作者,當時的萬民福音部長,唐高(Josef Tomko)樞機主教的決定。
那時候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唐高樞機主教積極反應。他來自(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了解共產黨。他在梵蒂岡有很長時間的工作經驗,他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好朋友,他想方設法把工作做好。
當時沒有中國委員會,但他召集了一些秘密會議。這類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有時是兩年。唐高對我說:「來參加一個關於中國教會的會議,參加者主要是梵蒂岡國務院和萬民福音部的官員。」也邀請港、澳、台的人士,兩三位專家,幾位主教,幾個人,開始的時候是五六個人。
這些秘密會議非常有用,因為唐高可以收集很多資料。中國是開放的,很多人訪問了中國,他們帶來了資料。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情況,提供建議,甚至與政府進行了一些非正式接觸。唐高是一個非常平衡通達的人,他一開始先採用強硬立場,保護教會不受迫害。但是,當我們從中國帶來消息說,即使在所謂的官方教會裡也有許多的好人,唐高開始採用開放的政策,理性的開放。所以那些年來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
唐高明白有必要作出一些妥協,但仍然從根本上要講明教會的正確立場。
羅馬教廷將幾個非法主教合法化。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好人。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而政府當時也不敢選擇最不適合的人。所以這些還是好人,也許膽小,他們接受了非法的任命。但後來他們請求寬免,承諾要做好的主教,所以教宗讓他們合法化了。
然後還有一些年輕司鐸們,當局選擇他們當主教,他們也有足夠的勇氣去請求教宗的准許。他們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選,但他們說:「沒有教宗的允許,我們不會接受任命」。非常勇敢。經過一些調查,他們也被批准了。
韓:後來是什麼改變了?
陳:不幸的是,教會有關於年齡限制的法律。所以在75歲的時候,唐高就要退休了。後來的繼任者不行,繼任者的繼任者,更糟糕了。
我的意思是在教廷有一個團體,這些人有權力。他們曾經擁有合法的權力,因為他們享有教宗的信任。在若望保祿二世時期,他們工作的方向已經不太正確了,但因為教宗和唐高樞機,那些人那段時間沒有實權。但是當唐高退休的時候,這些人擁有權力了。克雷申齊奧・塞佩樞機被任命(萬民福音部長),塞佩任內萬民福音部幾乎什麼也沒做。他們看來是延續了唐高的策略,但並沒有那種精神。
在2000年,北京有計劃任命12名主教,就在教宗在羅馬任命12名主教的同一天。實際上,他們失敗了。只有五個人到場,其他人拒絕接受任命。不管怎樣,那顯然是一種蔑視、反抗。這位新長官(塞佩)卻很快幾乎讓這五人都合法化了。
在塞佩之後是伊萬・迪亞斯。教宗本篤任命了迪亞斯。每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迪亞斯是一個曾在聖座國務院工作很長時間的印度人。他曾在兩三個國家擔任過聖座大使,當時他是孟買總主教,印度最大的教區。召喚他到梵蒂岡來當首位來自亞洲的傳信部部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不幸的是,迪亞斯是奧斯丁・卡薩羅尼的弟子,所以他相信「東方政策」,教宗本篤和泰西修・貝爾托內(教宗本篤十六世時期的聖座國務卿)都成了局外人。他們不屬於這個團體,儘管貝爾托內是意大利人。
在國務院,擁有實權的人並不一定是最高官員。伯多祿・帕羅林當時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正是首席談判代表,與中國進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接觸。
教宗本篤在他任內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是2007年寫了一封信函給中國大陸的教會。一封很好的信。但你能想像嗎?迪亞斯的萬民福音部他們竟刪改了信函的中文翻譯!
然後教宗本篤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但迪亞斯和帕羅林讓這個委員會起不了作用。首先,他們操控了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也不慣進行任何決議。因此,教宗只能傾聽他們的聲音,但因為我們的聲音到不了他那裡。(你怎麼能要求教宗閱讀那些冗長三整天的會議記錄呢?)
有一天我向教宗本篤抱怨了。我說:「您讓我當樞機,您說我應該幫助您幫助在中國的教會。但我能做什麼?什麼都做不了。他們有權力,您不出來支持我,我能幫您什麼呢?」
我對聖父很粗魯,但是他太好了,太善良了。因此,他們在翻譯他的信時作了刪改,委員會不僅為錯誤的翻譯辯解,而且也為錯誤的解讀辯解。錯誤的解讀傳遍了中國。真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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