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日君樞機主教：中國的教會糟透了，不幸的是，我與梵蒂岡接觸的經歷簡直是災難

文：韓寧凱（Nicholas Haggerty，現任關鍵評論國際版編輯 ）

• 《破土》編輯韓寧凱於2019年9月21日在香港採訪天主教香港教區第六任正權主教陳日君。英文原文訪談刊登於2019年12月。

韓寧凱（以下簡稱韓）：你生在上海，你父母是天主教徒嗎？

陳日君（以下簡稱陳）：是的。他們是第一代天主教徒，我是第二代。我1948年離開上海，那年我16歲。

韓：你去了哪裡？你16歲到了香港？

陳：我是來加入慈幼會的。

韓：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陳：當然。我不主張港獨。

港獨是什麼意思？看來是主張：「中國的事我們管不了，也不想插手。我們就是要香港人不受大陸牽制，自己管自己的事。」

我不同意這主張。大陸的事也是我的事，整個中國也屬於我，我絕不同意把中國讓給共產黨，我主張共產黨該把中國還給我們中國人。

韓：現在您把精力放在哪一場戰爭呢？是教宗方濟各與北京的秘密交易呢，還是更專注於香港？

陳：我更多關注的是對中國的事。中國的教會現在糟透了，確實糟透了！

不幸的是，我與梵蒂岡接觸的經歷簡直就是災難性的。任命我為主教的是若望保祿二世，但實際上這不是他的決定。這是他的合作者，當時的萬民福音部長，唐高（Josef Tomko）樞機主教的決定。

那時候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唐高樞機主教積極反應。他來自（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了解共產黨。他在梵蒂岡有很長時間的工作經驗，他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好朋友，他想方設法把工作做好。

當時沒有中國委員會，但他召集了一些秘密會議。這類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有時是兩年。唐高對我說：「來參加一個關於中國教會的會議，參加者主要是梵蒂岡國務院和萬民福音部的官員。」也邀請港、澳、台的人士，兩三位專家，幾位主教，幾個人，開始的時候是五六個人。

這些秘密會議非常有用，因為唐高可以收集很多資料。中國是開放的，很多人訪問了中國，他們帶來了資料。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情況，提供建議，甚至與政府進行了一些非正式接觸。唐高是一個非常平衡通達的人，他一開始先採用強硬立場，保護教會不受迫害。但是，當我們從中國帶來消息說，即使在所謂的官方教會裡也有許多的好人，唐高開始採用開放的政策，理性的開放。所以那些年來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

唐高明白有必要作出一些妥協，但仍然從根本上要講明教會的正確立場。

羅馬教廷將幾個非法主教合法化。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好人。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而政府當時也不敢選擇最不適合的人。所以這些還是好人，也許膽小，他們接受了非法的任命。但後來他們請求寬免，承諾要做好的主教，所以教宗讓他們合法化了。

然後還有一些年輕司鐸們，當局選擇他們當主教，他們也有足夠的勇氣去請求教宗的准許。他們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選，但他們說：「沒有教宗的允許，我們不會接受任命」。非常勇敢。經過一些調查，他們也被批准了。

韓：後來是什麼改變了？

陳：不幸的是，教會有關於年齡限制的法律。所以在75歲的時候，唐高就要退休了。後來的繼任者不行，繼任者的繼任者，更糟糕了。

我的意思是在教廷有一個團體，這些人有權力。他們曾經擁有合法的權力，因為他們享有教宗的信任。在若望保祿二世時期，他們工作的方向已經不太正確了，但因為教宗和唐高樞機，那些人那段時間沒有實權。但是當唐高退休的時候，這些人擁有權力了。克雷申齊奧・塞佩樞機被任命（萬民福音部長），塞佩任內萬民福音部幾乎什麼也沒做。他們看來是延續了唐高的策略，但並沒有那種精神。

在2000年，北京有計劃任命12名主教，就在教宗在羅馬任命12名主教的同一天。實際上，他們失敗了。只有五個人到場，其他人拒絕接受任命。不管怎樣，那顯然是一種蔑視、反抗。這位新長官（塞佩）卻很快幾乎讓這五人都合法化了。

在塞佩之後是伊萬・迪亞斯。教宗本篤任命了迪亞斯。每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迪亞斯是一個曾在聖座國務院工作很長時間的印度人。他曾在兩三個國家擔任過聖座大使，當時他是孟買總主教，印度最大的教區。召喚他到梵蒂岡來當首位來自亞洲的傳信部部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不幸的是，迪亞斯是奧斯丁・卡薩羅尼的弟子，所以他相信「東方政策」，教宗本篤和泰西修・貝爾托內（教宗本篤十六世時期的聖座國務卿）都成了局外人。他們不屬於這個團體，儘管貝爾托內是意大利人。

在國務院，擁有實權的人並不一定是最高官員。伯多祿・帕羅林當時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正是首席談判代表，與中國進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接觸。

教宗本篤在他任內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是2007年寫了一封信函給中國大陸的教會。一封很好的信。但你能想像嗎？迪亞斯的萬民福音部他們竟刪改了信函的中文翻譯！

然後教宗本篤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但迪亞斯和帕羅林讓這個委員會起不了作用。首先，他們操控了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也不慣進行任何決議。因此，教宗只能傾聽他們的聲音，但因為我們的聲音到不了他那裡。（你怎麼能要求教宗閱讀那些冗長三整天的會議記錄呢？）

有一天我向教宗本篤抱怨了。我說：「您讓我當樞機，您說我應該幫助您幫助在中國的教會。但我能做什麼？什麼都做不了。他們有權力，您不出來支持我，我能幫您什麼呢？」

我對聖父很粗魯，但是他太好了，太善良了。因此，他們在翻譯他的信時作了刪改，委員會不僅為錯誤的翻譯辯解，而且也為錯誤的解讀辯解。錯誤的解讀傳遍了中國。真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