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題蕭統《帶書》

（《帶書十二月啓》）考實

羅寧 郭蕊

羅寧，文學博士，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漢魏至唐宋之間的文學與文獻。著有《漢唐小說觀念論稿》《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等。

《帶書》亦名《帶書十二月啓》、《十二月啓》，今傳各種版本均題梁昭明太子撰。此書真偽問題爭論已久，大體而言，古人多疑其是僞書，而今人多從舊題，認爲是昭明太子蕭統所撰。本文認為，《帶書》是北宋書籍，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證明：一，從古代目錄書著錄、文獻徵引及版本流傳看，此書的記載和刊印能追溯到的最早時間是南宋；二，從晉唐書儀和梁代書啓的文風、體式來看，《帶書》與唐代的《朋友書儀》和《唐人月儀書》相近，而與梁代書啓相差很大；三從使用詞藻和典故來看，《帶書》應該是北宋時期的作品。

一、《帶書》的著錄和版本

《帶書》或《帶書十二月啓》、《十二月啓》，不見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等唐代和北宋書目，其最早著錄是在南宋書目中。尤袤《遂初堂書目》農家類有《帶書》，無撰人，從與其相鄰的《唐月令》《四時纂要》《歲時廣記》《輦下歲時記》等書判斷，這部《帶書》應該就是今傳《帶書十二月啓》，因為該書內容是根據月份來編排的，具有時令書籍的性質，而不應是孟詵的同名之作（見後）。《直齋書錄解題》時令類有《帶》一卷，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若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1]從陳振孫的描述來看，這就是今題為昭明太子蕭統的《帶書》，不知何故撰人姓名有異。梁元帝自撰《金樓子》中有《著書》一篇，記錄自撰書籍三十八種（包括部分的他人之作）[2]，並無《帶書》之名。

需要稍作說明的是孟詵《帶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雜家著錄《帶書》三卷，無撰人姓名[3]。《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子書有“孟詵撰《帶》三卷”[4]。《宋史·藝文志》子部類事類著錄孟詵《帶書》爲八卷，或卷數有誤，或後人增益，不可知也。孟詵是初唐人，開元中卒，年九十三[5]，兩《唐書》有傳，其《帶書》三卷不見本傳以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頗有可疑之處，今亦不能見其書。但唐宋時確有此書流傳，《一切經音義》引《帶前書》一則，《事物紀原》引孟詵《帶前書》十則[6]，其文字多涉及名物，尤其是關於事始物原的博物知識。如《事物紀原》卷四：“孟詵《帶前書》載周處云：小篆，秦徐邈造。刻符，扶風曹喜造。籀篆書，周柱下史所造。”由此看來，所謂孟詵《帶書》或《帶前書》，與今傳《帶書十二月啓》並非同一書。本文暫不討論。

《帶書》在目錄中出現時間如此之晚，自然遭致四庫館臣的懷疑，《四庫全書總目》在《帶書》和《昭明太子集》兩處提要都認為它是僞書：

《帶》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敘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為駢句，以備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為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為信也。[7]

《昭明太子集》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又《帶書十二月啓》亦不類齊梁文體。其“姑洗三月”啓中有“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句。考唐人試鶯出谷詩，李綽《尚書故實》譏其事無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啓，綽豈不見乎？是亦作偽之明證也。[8]

四庫館臣根據詞氣和文風，判斷此書可能是宋人所作，其中提到的李綽《尚書故實》，其文如下：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9]

上文是說，《詩經·伐木》有“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云云，並沒有提到“鶯”，有“鳥鳴嚶嚶”、“嚶其鳴矣”，“嚶”也不是“鶯”，可當時考試竟然有《早鶯求友》《鶯出谷》之類的題目，李綽（或者張彥遠）認為這沒有典籍上的根據，是錯誤的。唐詩裏用“鶯求友”、“鶯出谷”之語的例子確實不少：

豹變焉能及，鶯鳴非可求。（張九齡《登樂遊原春望書懷》）

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

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王涯《廣宣上人以詩賀放榜和謝》）

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蒯希逸《和主司王起》）

若向南臺見鶯友，為傳垂翅度春風。（李商隱《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四庫館臣認為，李綽一定沒有見到過《帶書》，如果他看過“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之句，知道蕭統已經這樣用事（儘管可能是對《詩經》的誤用），就不會說“別書固無證據”那樣的話了[10]。四庫館臣證偽的邏輯是，如果唐人沒有用過《帶書》中的典故或詞藻，那就說明唐人沒見過此書，或者說，這本書在當時是不存在的。這是非常重要的證偽思路和方法，筆者將在後面重點考察《帶書》的詞藻問題。

不只書目中的記載晚至南宋，在梁陳至北宋的各種文獻裏，也沒有一處提到《帶書》的。與此相對照的是，與《帶書》性質相近的索靖《月儀帖》和一些唐人的《月儀》，則被唐代和北宋人提到。如初唐李嗣真在其《後書品》中評論索靖月儀帖：“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為遒竦，無愧珪璋特達。”[11]北宋末董逌《廣川書跋》卷六云：“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北宋張舜民還爲王君求家藏的某種“章草月儀”作跋[12]。但北宋文獻從無關於《帶書》的記載，即便在《東觀餘論》等收錄或評論書帖的專著中，也不見其名。如果說《帶書》在當時不以書帖形式流傳而不被收錄或論及的話，可這些專著在論述其他月儀時也無一字道及《帶書》。南宋陳振孫在著錄《帶書》時想到了“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而北宋人在論及其他月儀書時從來不曾提及所謂蕭統的《帶書》，這是解釋不通的。

從《帶書》的刊刻情況和版本來看，也只能追溯到南宋。此書今傳本大致可分為三個系統，一是作為一篇文章收入《昭明太子集》的《帶書十二月啓》（或題《十二月啓》）；一是單獨作為書籍收入多種叢書中的一部小書，題名《帶書》；一是序題大觀三年（1109）的《帶補注》。以下分別說明。

今傳《昭明太子集》各本均收有《帶書十二月啓》一篇，而今傳《昭明太子集》是宋人重輯的，其版本可追溯至南宋淳熙八年（1181）袁說友刻本。袁說友原本今已不存，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周滿刻本即據其重刻，此後明遼府寶訓堂本又據周滿本而來。“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了周滿本，《四部叢刊》影印了遼府本，較易得見。晚清盛宣懷用袁說友本重雕，增加補遺一卷，收入《常州先哲遺書》中。民國八年（1919）劉世珩亦曾用袁說友本覆刻，收入《玉海堂景宋叢書》。以上版本的《昭明太子集》均爲五卷本（《常州先哲遺書》本增補遺一卷）。在袁說友刻本系統外，晚明時又出現了七十二家集本和六卷本。《七十二家集》是張燮編輯的唐前詩文別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據此而來），其中所收《梁昭明太子集》也是五卷，但內容不如周滿本、盛宣懷本、劉世珩本完善。六卷本是閻光世輯、葉紹泰重訂的《蕭梁文苑》本《梁昭明太子集》，此本是參考周滿本、《七十二家集》本而來，後來《四庫全書》本、《四部備要》本均依此本[13]。在上述三個版本系統的《昭明太子集》中，周滿本等五卷本和《蕭梁文苑》本、《四庫全書》本等六卷本，其《帶書》都題爲《帶書十二月啓》，《七十二家集》本、《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則題爲《十二月啓》。晚明王養恬編選《翰墨鼎彝》卷八錄昭明太子文，也有《十二月啓》，應是據《七十二家集》的《昭明太子集》編入的。

《帶書》作為一部小書收入叢書的版本有《津逮秘書》本、重編《說郛》本、《學津討原》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津逮秘書》本排印），均題爲《帶書》。《津逮祕書》本是各本之源頭。這些叢書本的文字與上述《昭明太子集》裏的《帶書十二月啓》或《十二月啓》的文字差異不大，《津逮祕書》本可能是從某五卷本《昭明太子集》中抽出此篇刊刻的。

此外，晚明胡文煥刊刻的《格致叢書》中收有一部《帶補注》，題杜門撰，序題大觀三年（1109）。此本所錄《帶書》正文，與上述《昭明太子集》及叢書所收版本相比較，文字有一些差異，如太簇正月的“筆陣引崩雲之勢”，《帶補注》作“筆海引崩雲之勢”。無射九月的“金隄翠柳，帶星采而均調”，《帶補注》“均調”作“凋殘”。據初步研究，《帶補注》是一部北宋末的僞書，注文採用與杜詩僞注相近的作偽手法，任意杜撰、虛誇故實，拙劣可笑，而杜門之名也是僞託的[14]。

由文獻著錄、徵引以及版本分析來看，《帶書》或《十二月啓》的刊刻和流傳只能追溯到南宋。

二、與唐代月儀和梁代書啓的比較

陳振孫說《帶書》是“章草月儀之類”，是一種敘時令、申想慕的書儀（月儀）。《帶補注》序云：“凡處於世，所貴乎牋牘爲先容，應對爲事業”，“紀歲時之美惡，陳風景之暄繁，參用古人事蹟，垂為今世準繩。一則分晷度之推移，二則備牋簡之急務，撮百家子史，鼓三代素風。”揭示了此書的書儀性質。因此，學界在對晉唐書儀和梁代文學的研究中，《帶書》的真偽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大體而言，現代學者的意見可分三類。一類是表示謹慎懷疑的，如周一良、俞紹初等。周一良、趙和平在唐五代書儀研究中提到此書，只引述四庫提要[15]，並未多論。俞紹初編校《昭明太子集》時[16]，按語也只引四庫提要之說而未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他將該文置於附編中，顯然是懷疑的。二是有懷疑但仍贊成作者是蕭統之舊說的，如曹道衡、王三慶等。曹道衡、傅剛在《蕭統評傳》中提到此書，雖然感覺“其風格確與昭明其他文字不類”，又說從風格來確定作者很危險，“在沒有十分明確的證據時，我們還是把這作品判給蕭統”[17]。王三慶、黃亮文在研究敦煌書儀時提到此篇，一開始說作者是否蕭統很難認定，但後來又對四庫提要提出的宋人說表示反對，認為此書“很難認定是宋時人才有的文風”，“宋代以後的《書儀》，如司馬溫公、胡瑗的《書儀》及朱文公的《家禮》等已經風靡傳世，為了與黃冠師及沙門的齋儀爭勝，儀式也都朝向簡化的方向發展，不可能再進行編輯這類風雅的文章”[18]。這是對宋代啓札文章的誤解。三是認為是南北朝之作，如吳麗娛。她雖然沒有明確肯定作者就是蕭統，但說：“整首書儀全用駢體，對仗工整，鋪陳華麗，且時雜用典，正是南北朝之際最常見的文風。”[19]在討論敦煌《朋友書儀》時，吳麗娛又將《帶書》看作是先行的月儀[20]。

今傳魏晉至唐代的月儀，主要有題爲晉索靖的月儀帖（即陳振孫說的“章草月儀”），以及《唐人月儀帖》（又名《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敦煌《朋友書儀》，可拿來和《帶書》做個比較。索靖月儀帖的文字以四言爲主：

大簇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麃麃，俱蒙告音。[21]

雖然也有“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這樣的句子，但和《帶書》成熟的四六文寫法很不一樣，可置而不論。

相對來說，《唐人月儀帖》、《朋友書儀》就和《帶書》頗有相似之處。《帶書》十二個月，每月都按照①敘述時令節候、②表達想慕贊頌、③自述境況、④結尾候示四個部分，整齊排列。另外兩種月儀雖然每月的寫法或有差異，也沒那麼整齊，但四個方面的內容也常常具備。《朋友書儀》多“辯夏秋春冬年月日”、“十二月相辯文”、“朋友相命（念）”等內容，在每月之下，還多“答書”的部分[22]。試以它們的二月書寫作比較，將涉及四方面的分字分別以序號標識：

①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烟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③但某蓆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侣之憂，有離群之恨。④謹伸數字，用寫寸。（《帶書》夾鍾二月）

①獻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復以翠柳繇鱗，紅桃結綬。②想弟憂遊勝地，縱賞嘉賓，酌醑桂以申心，翫琴書而寫志。③無念披敘，聚會何期。④謹遣一行，希還數字。（《唐人月儀帖》二月仲春）

③分顏兩地，獨悽愴於邊城；二處懸心，每咨嗟於外邑。月流光於蓬徑，萬里相思；星散彩於蒿蓬，千山起恨。且蘭山四月，猶結冷而霜飛；靈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蒲開柳媚，魚躍蓮輝，蜂歌遶翠葉之歡，蝶舞戲紅芳之樂。愁人對此，倍更相思。遠念朋友，何時可忘。②想上官登春臺而執卷，望夜月而題篇，含璋每儔於陳思，懷藻豈殊於顏子。追朋就酌，豈憶愁人；擇侶言談，誰思遠客？③某乙離家棄梓，遠役邊州；別於枌榆，遐赴磧石。荒庭獨歎，收淚思朋；草室孤嗟，行啼憶友。④今因去次，略附寸心，書若至賓，願知委曲。（答書）①歲暮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納，麗景光暉，加以翠柳舒麟，低桃結綠。②想俊遊緣地，從賞嘉賓，酌桂醑以申心，翫琴書而寫志。③每念披敘，聚會無因。④謹遣數行，希垂一字。（《朋友書儀》二月仲春）

由上引文，可見《唐人月儀帖》二月與《朋友書儀》二月的末段很相近，實際上，《唐人月儀帖》除九月、十二月外，其他月份的文字都與《朋友書儀》相應月份的答書相近（《朋友書儀》正月無答書）。王三慶等人認為《朋友書儀》是用此前多種月儀彙編改寫而成的，有其道理。本文無意探討二書之間的關係，主要指出二者都包含有“敘述時令節候”等四個方面的內容。為了看得更清楚，這裡再舉《朋友書儀》的四月孟夏爲例：

③千里相思，恨朋書之隔絕；關山萬仞，怨友信之長乖。……悲結念於濱水之前，哀傷心於柳絮之下。②想上官遊之晉地，披玉祑而綴瓊璋；散誕閑庭，習莊篇而震金字。更復連鑣逐友，軒駟馬於追交，顧孟樂於九醞之前，擲舜舞於三清之後。隨歡逐樂，誰念行人？自縱自由，豈思役士。③ㄙ乙邊荒憂悒，在蓬徑而相思；塞外情悽，寄沙庭而憶念。山高隔嶺，峻絕歸魚，恒懸欲斷之腸，每歎分襟之友。（答書）③曩者分飛，本言蹔別；何期一阻，遂歷三春。①況夏景新臨，炎風漸扇。③眷望之積，伊何可言。每睹行雲，恒瞻風鳥，思眷不已，憶念增深。④延顧白雲，希垂一字。

《朋友書儀》在每月的開頭往往有大段敘述自己在邊邑的境況，這大約是因為此書出自生活於邊塞地區的一位僚佐[23]。晚唐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序云：“凡修書者，述往還之情，通溫涼之信。四時遞改，則月氣不同；八節推移，則時候皆別。今之所著，微舉宏縷，修從輕重，臨時剪裁：先標寒暑，次諧（讚？）彼人，後自謙身，略爲書況。”[24]標寒暑，讚彼人，自謙身，正是唐代兩種月儀和《帶書》的主要內容。

從對偶方面來說，《帶書》對偶工穩，唐代兩種月儀略遜。以字數論，《朋友書儀》和《帶書》都有四四字對，六六字對，七七字對，八八字對，四六隔對，六四隔對。《帶書》還有九九字對。《唐人月儀帖》則以四四字對為主，僅在二月有六六字對一處（見上），十月、十一月各有四六字對一處。總體來說，《帶書》句式更為靈活，文筆也更加精緻：

依依聳盖，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内，麥氣擁宫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皋，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尔超群；藴抵鵲於文山，儼然孤秀。（中呂四月）

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携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决成敗。（黃鍾十一月）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梁代已經有如此成熟優美的《帶書》，而且出自著名的蕭統筆下（意味著流行程度較高），為何到了唐代，兩種月儀卻變得相對簡單了。

從典故（事類）和詞藻來說，兩種唐代月儀和《帶書》都使用了不少。如《朋友書儀》二月“含璋每儔於陳思，懷藻豈殊於顏子”提及曹植、顏回，《帶書》二月用竇濤妻、王喬、陶潛、嵇康、東方朔、鄭玄六人之事（見前引）。從詞藻來說，《朋友書儀》二月的“蓬徑”、“蒿蓬”，來自《三輔決錄》和《高士傳》中張仲蔚、魏景卿之事；“登春臺”源自《老子》“如春登臺”；“含璋”出自《易經·坤卦》“含章可貞”。《帶書》二月的“蓆戶”指用草席作門，“蓬門”指用蓬草編成門戶，意思相近，出自《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後篇的“野馬”出《莊子·逍遙遊》，此指春日的陽氣和浮塵，“少女”出《易經》和《三國志·管輅傳》引《管輅別傳》，此指春風。相較而言，《唐人月儀帖》用事類、詞藻最少，《帶書》最多，而且最為密集。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朋友書儀》中有的故事頗具民間色彩，如二月“千山起恨”下注：“嚴光字子陵，與漢光武為友。光武登天下，忘子陵卻，子陵在孤庭山石室之中結恨。”七月孟秋“星流感石室之賓”下還有更詳細的敘述，這就是一個不見於經籍、可能是出自民間的故事。又如六月季夏“追朋朱子”注講的朱緒、韋鍾的故事，七月孟秋“巢下斷金，王連分而兩絕”注講的孫通、趙延的故事，也都不見於典籍[25]。相比頗具民間氣息的《朋友書儀》來說，《帶書》應出自更高層次的文人之手，是優美而典雅的作品。

《帶書》與兩種唐人月儀的寫法和風格近似，那麼梁代書啓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寫法和風格呢？

梁代書啓文，駱鴻凱稱為“書牋”，包括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七種，“或係臣僚敷奏，由由朋舊往還，名號雖殊，其實一也”[26]。這些文體寫法較為相近，這裡先舉一篇《文選》中的啓文，任昉《啓蕭太傅固辭奪禮》：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閴若無主。所守既無别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27]。

任啓全篇以四字句對爲主，此外僅有六子句對一處，七字句對一處。隔對方面，也只有四四隔對。《文選》的另外兩篇啓（都是任昉所作）也是四字對爲主，但有四六隔對。相比而言，《帶書》最常見的是四、六字句對和四六隔對，間有七字、八字句對，以及六四隔對。二者的寫法是有不同的。梁代最流行的啓是謝物小啓，寫法和《帶書》相差更大，此不詳論。

再看“書”的比較。《文選》所選最晚的一篇是劉孝標《重答劉秣陵詔書》，仍以四字句爲主，有一個六字句對和一個四六隔對。再引一篇蕭統的《與何胤書》：

……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泛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憒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慚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28]

這裡有三、四、五、六字句，四字句最多，無隔對。從內容上說，這篇書信開篇的“朱明受謝”，指夏天已過，是一篇孟秋時的作品。而同樣寫七月，《帶書》是這樣的：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陂，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俯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在蕭統書裏，表達對朋友的思念後，結尾是“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派人送去書信和禮物。而《帶書》裏類似的表達則是：“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姑洗三月）“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無射九月）正如四庫館臣所說，“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昭明太子自然不會寫這樣的話。

六朝時模擬寫作之風很盛[29]，那麼這會不會是蕭統的擬寫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蕭統的時代，山林和隱士是被時人高度稱頌的，這也正是蕭統推崇隱士何胤和陶潛的原因，上舉信中說何胤“息囂塵，玩泉石”，《梁書·何胤傳》引蕭統另一給何胤的信說：“想恆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同樣表達了對何胤的欽慕與稱讚。蕭統喜愛陶潛，爲之編集、作集序和傳，在陶淵明接受史上有極重要的意義[30]。他在《陶淵明集序》中對陶潛的隱退之風大力表彰，開篇第一段就集中表達了這個思想：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逹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内，居一世之中，倐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

後面又稱揚陶潛“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並說讀陶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31]。陶潛在作品中反複表達的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和自由精神，如《詠貧士》七首等所歌詠的“安貧守賤”，正是蕭統所崇尚的。然而在《帶書》中，充斥著對收信方的頌揚乃至諂媚，尤其是對自身窮困境遇的抱怨和悲憤：“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沉形南畝之間，滯跡東皋之上”（正月），“某山北逸人，墻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鷁路頽風，想簪纓於幾載”（三月），“某衡門賤士，甕牗微生”（九月），“某陋巷孤遊，穿墻自活。終朝息，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十月），這些表達恰與蕭統說的“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相矛盾。實際上，六朝時期“寒族文人若不甘沉淪下僚而干進求官，則被輕視為輕浮躁進”[32]，在那樣的社會風氣裏，是不可能產生像《帶書》那樣帶有濃厚干謁和請託色彩的作品的。

從對“東皋”、“衡門”兩個詞藻的考察，即可看出六朝和《帶書》對待隱逸態度的不同。東皋一詞最早見於阮籍《奏記詣蔣公》：“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然後潘岳《秋興賦》用之：“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表示躬耕與歸隱，接下來陶潛《歸去來兮辭》的“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更寫出歸隱的自在生活。此後“東皋”一詞便成為隱逸文學常見的詞藻，江淹擬古作《雜體》三十首，所擬《陶徵君田居》開篇便是“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而李善就引《歸去來》“登東皋以舒嘯”爲注。這也表明，“東皋”由此而成為一個陶潛“招牌”的詞藻。唐初“嘗愛陶淵明”的王績，就寫有“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和“北場芸藿罷，東皋刈黍歸”的名句，並自號爲東皋子[33]。上舉阮籍、潘岳、陶潛、江淹諸作都收入了《文選》[34]，喜愛陶潛這樣的高尚之士的蕭統，怎麼會說（哪怕只是代擬）“滯跡東皋之上”呢？

再論衡門。此詞源出《詩經·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指以橫木爲門，房屋簡陋，乃貧者所居。漢代使用此詞，較近於本義而略有避世遠亂之意。如東漢崔篆《慰志賦》云：“遂縣車以縶馬兮，絶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掃軌。”（《後漢書·崔駰傳》引）班固《答賓戲》借賓之口說“主人”：“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内。”以為這種逃避是“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而作者借“主人”之口對此進行了辯駁，稱讚伯夷、柳下惠、顏淵、孔子等避世全德之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顔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35]東漢末以來隱逸之風興起，衡門一詞開始具有隱逸之意趣，如荀爽給李膺的信中說希望他“怡神無事，偃息衡門”（《後漢書·李膺傳》），蔡邕在《郭有道碑》裏稱郭泰“潛隱衡門”[36]，鄭曼季給陸雲的詩序中說“退仕衡門，修道以養和，棄物以存神”[37]。和東皋類似，衡門一詞也是經過陶潛之筆而廣為人知的。陶潛用它來稱揚他人的行止風貌，如《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贊外祖孟嘉“清蹈衡門”、“令聞孔昭”[38]，《扇上畫贊》中稱贊隱士周陽珪“翳翳衡門”，也用來自述歸隱的生活與志向，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答龐參軍》（四言）：“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此外《歸去來兮辭》有“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有“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39]，衡宇、衡茅則是陶潛的自創新詞[40]，意義與衡門相近。衡門在陶潛以後的使用，如北魏延和元年（432）十二月，魏太武帝下詔曰：“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魏書·世祖紀上》）梁代劉孝標撰《辯命論》，稱讚劉瓛、劉兄弟，說他倆“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41]。可以肯定，喜愛陶潛並將其《歸去來辭》《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以及《答賓戲》《辯命論》收入《文選》的蕭統，對衡門一詞的意義是非常了解的。在中古時期的社會風尚和文學傳統裏，衡門和東皋一樣是一個表達隱逸高風的詞藻，當時人是不會說出“某衡門賤士，甕牗微生”這樣輕賤自己的話的，即便作為自謙之語，也顯得太過了。

還值得指出的是，《帶書》的駢文形式也不可能出現於梁代。陳鵬曾經用“馬蹄韻”去檢驗梁代的駢文，發現，齊梁時幾乎沒有完全符合馬蹄韻規律的駢文，要到徐庾筆下，符合馬蹄的駢文纔多起來。他說：“梁代前期，只有極少數短篇駢文做到了全篇聲調馬蹄。”而所舉的篇目就是《十二月啓》，並說“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42]。反過來看，這恰恰說明它不可能是蕭統的作品。

三、由詞藻考察成書年代

由上一節的討論可以確信《帶書》不是唐前之作，而從文獻著錄和版本來看，《帶書》南宋已經存在，那麼它的出現是在唐代還是宋代呢？

四庫提要說《帶書》“詞氣不類六朝”，如果說“氣”可以理解為上述的文風、句式、語氣等，“詞”則可以理解為詞彙、詞藻，其中也蘊藏著時代的氣息。在漢語史學界，從詞彙史的角度進行古書辨偽較為常見，其基本方法是研究書中某些字詞的意義、用法以及它們出現的時代，認定這些字詞並非所宣稱的時代所應有，由此達到辨偽的目的。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大約是楊伯峻、張永言等人對《列子》的研究[43]。對古典文學作品可以採用類似的方法，而更重要和特別的情況是，由於詩賦、駢文等文學形式有使用詞藻的習慣和傳統，某些比較特別的詞藻恰好可以標識出作品的時代或年代的上下限。陳尚君和汪湧豪在對《二十四詩品》辨偽中，就採取了由詞語、句式、詩學範疇入手的辦法。如他們發現，“纖穠”作為一種風格，宋初以前並未有人稱及，最早提出應是蘇軾“發纖穠於簡古”一語，而且《詩品》此品以“與古爲新”作結，與蘇軾意同。再如“高古”品中“月出東斗，好風相從”二句，明顯是從蘇軾《赤壁賦》“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等句化出。“沖淡”中“獨鶴與飛”一語，沿用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的句式，而此句是宋人得見此碑刻石之後纔引起注意的[44]。周裕鍇老師也指出，雄渾、沖淡這兩個表達詩歌風格的詞彙和美學觀念，都是宋代纔有的，而“水流花開”來自蘇軾頌，“風雲變態”來自程顥詩，“語不欲犯”來自宋代的禪學和詩學思想[45]。

考察詞藻、事類、句式（採用前人的句式或構詞法）等信息，是研究《帶書》時代的有效方法。所謂詞藻，是指在古典文學（尤其是詩賦、駢文）中使用的具有特別的文學或文化意義（意蘊）的詞彙。詞藻通常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文獻來源和原初的意義，在後來的使用時，它常常帶有其來源文獻的語境和意義，但與此同時，其意義（意蘊、意象）也會逐漸發生變化[46]。因此，通過追溯詞藻的來源和構成，分析其意義（意蘊）的演變過程，可以找出一些作品的時代信息。這種研究對於漢晉唐宋時期的文學比較有效，大體來說，齊梁時期採用先秦漢魏的詞藻，唐人沿襲之、增衍之，至宋人又不滿于前代陳詞，或另鑄新詞，或變其舊義。上節討論的東皋、衡門二詞，中古時期具有隱逸的意味，而《帶書》使用兩詞時則缺少這種意味，與蕭梁時代格格不入。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帶書》應是北宋的產物。下面由七個書中的詞藻來證明這一點。

[筆陣]太簇正月：“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筆陣原指書法筆勢和用筆。衛夫人有《筆陣圖》，王羲之有《題〈筆陣圖〉後》，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唐以後該詞漸指寫作之筆力、陣勢。杜甫《醉歌行》：“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元稹《觀兵部馬射賦》：“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段成式《與溫庭筠書》：“飛卿筆陣堂堂，舌端衮衮，一盟城下，甘作附庸。”陸龜蒙《秋夕文宴》：“筆陣初臨夜正清，擊銅遥認小金鉦。”但唐代用此詞不多。宋代以後，由於杜甫的巨大影響，宋人特別喜歡使用筆陣一詞，如蘇轍《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久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後車。”[47]黃庭堅《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以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其五：“當令橫筆陣，一戰靜楚氛。”惠洪《贈蔡儒効》：“閙聞筆陣掃萬人，上國英雄膽先破。”周裕鍇老師曾經分析宋人的“以戰喻詩”：“概而言之，以詩為戰的意識在唐代已大體形成，而到了宋代，以戰爭意象比喻詩文創作則成為一種現成思路，一種修辭慣例，甚至一種口頭禪。”[48]《帶書》使用的“筆陣”就是這樣一種比喻之詞，也是宋人喜歡的詞藻之一。

[崩雲]見上。“崩雲”最早見於陸雲《愁霖賦》和木華《海賦》，《海賦》云：“崩雲屑雨，浤浤汩汩。”李善注：“言波浪飛灑，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49]本義指雲或波浪飛灑之狀。六朝和唐代常以此形容一種書法效果，如鮑照《飛白書勢銘》：“輕如游霧，重似崩雲。”孫過庭《書譜》：“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和李嶠《雜詠·書》、張仲素《墨池賦》，也都用到該詞。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云：“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又《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書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50]兩處崩雲所指雖然都是書法筆跡，但後面又談到文詞之工，這樣，崩雲一詞也與寫作聯繫起來。《帶書》“筆陣引崩雲之勢”一句，顯然是崩雲來形容文章的氣勢和力量的。這樣的用法，宋人惠洪《金華超不羣用前韻作詩見贈亦和三首》之一云：“興來落筆如崩雲，五字憑凌氣吞楚。”[51]即是如此。惠洪《贈王性之》云：“胸中撐拄萬卷讀，對客傾瀉如崩雲。”則用以形容言談不絕。與“筆陣引崩雲之勢”對仗的“談叢發流水之源”，顯然也是來自杜甫《醉歌行》：“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宋人化用杜甫這兩句詩的詩作很多，如孔平仲《呈介之》：“詞源浩浩聲連海，筆力沖沖氣逼霄。”王之道《和陳勉仲春日偶成二首》其二：“辭源已見流三峽，筆力當期挽萬牛。”王十朋《次何憲韻》：“何如今代何平叔，筆陣詞源總莫如。”可以說，“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一聯帶有濃厚的宋人風格，很可能是在宋代杜詩流行之後纔出現的。

[梅風]中呂四月：“梅風拂戶牖之内，麥氣擁宫闕之前。”梅風一詞，唐前僅隋代柳使用，《奉和晩日揚子江應教》：“梅風吹落蘂，酒雨減輕塵。”此句前有“四望江山春”，故是寫春景。唐人用此詞也是指初春之風，如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彈絃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鈎柏酒傳。”李賀《湖中曲》：“橫船醉眠白晝閑，渡口梅風歌扇薄。”宋人所用的梅風除指初春之風外，還可以指南方春夏梅雨季節之風。如楊萬里《雨後曉起問訊梅花》：“前日看梅風吹倒，昨日看梅雨霑帽。”俞德鄰《夏五園亭對雨漫成六首》之三：“多謝天公相勞苦，梅風吹雨長琅。”曹勳《謝雙溪見招》：“入夏山中樂有餘，梅風淡淡雨疏疏。”樓鑰《送高仲遠赴滁倅》：“梅風吹溽暑，祝君尚加餐。”周邦彦《過秦樓》：“梅風地溽，虹雨苔滋。”《帶書》寫梅風在四月，當是梅雨時節之風，這應該是到了宋代隨著文人對南方梅雨熟悉之後纔出現的新義。順便說，《帶書》蕤賓五月有“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之句，上句所寫梅雨也是宋代文學中常見的事物[52]。凍雨原當作涷雨，出《楚辭·九歌·大司命》：“使涷雨兮灑塵。”王逸注：“暴雨爲涷雨。”《淮南子·覽冥》有“雜涷雨”，高誘注：“涷雨，暴雨也。”[53]後來誤作凍雨，並解作寒凍之雨，這樣凍雨也可指初春的寒雨了。宋人喜歡寫梅，寫初春雨中之梅便常用凍雨一詞。如晁公溯《溪上尋梅》：“凍雨霏霏不濕山，水溪欲生瀾。我來問訊無消息，笑倩東風與破寒。”又《雨中觀庭下梅二首》之一：“霏霏凍雨細無聲，解洗梅花花上塵。似與橫枝借顏色，故應添我一分春。”朱熹《丁丑冬在溫陵陪敦宗李丈與一二道人同和東坡惠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及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舊詩不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友兄一笑同賦》：“江梅欲破江南村，無人解與招芳魂。朔雲爲斷蜂蝶信，凍雨一洗煙塵昏。”這些詩所說的都是初春雨洗去梅花塵土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帶書》說的是“梅樹”而非梅花，這是有意作的區別，畢竟這句寫五月之事，此時早已無梅花可洗。莊季裕《雞肋編》卷中：“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意思是說，浙江地區由春至夏皆多雨，從初春梅花盛開之時直到夏天梅子成熟之梅雨季，這可以看做是雨水相繼不斷地爲梅洗塵。因此《帶書》的“凍雨洗梅樹之中”，寫的是梅雨淋洗梅樹的夏天。換句話說，《帶書》此句採用了流行的初春凍雨洗梅（花）的文學表述，但所寫卻是梅雨季節的事[54]。從梅風、凍雨（這裡實爲梅雨）以及正月“梅花舒兩歲之裝”的表述來看，《帶書》更像喜愛梅花、熟悉梅雨的宋人的書寫。

[蚌胎]中呂四月：“涵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群；蘊抵鵲於文山，儼然孤秀。”蚌胎一詞來自於左思《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55]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蚌胎、蚌蛤胎、珠胎都是一個與珍珠、月相關聯的詞藻，如盧仝《月蝕》：“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珠胎。”王棨《綴珠為燭賦》：“本出蚌胎，翻為龍銜於玉宇；從離蛇口，幾驚蛾拂於瓊筵。”直到晚唐始有比喻意義產生。齊己《謝秦府推官寄〈丹臺集〉》：“兩軸蚌胎驪頷耀，枉臨禪室伴寒灰。”是將《丹臺集》比爲珍貴的寶珠。敦煌《朋友書儀》十二月有“泥蚌潛輝，願值階庭之曜”，則以“泥蚌”比喻未被發現的人才。在宋代，蚌胎以及相近相關的詞藻延續了作為人才的比喻，但也隱含人才尚處於隱居或埋沒狀態、有待發現的意思。如胡宿《覽孫祐甫卷》：“君家先正隱瓌材，岩石清聲動漢臺。地底何年埋玉樹，蚌中今幸產珠胎。”李廌《贈錢之道子武昆仲》：“鮫人龍頷寶，海客蚌胎璣。”都是稱讚對方的父祖先人孕育出優秀的人才[56]。薛季宣《遊韓魏王書堂》：“蘭生深谷中，香不為人採。明珠含蚌胎，融曜鎮長在。”喻品性高潔之士。蔡襄《詔貢士》：“天閒未減真龍種，滄海還空老蚌胎。”則表示科舉考試之招攬人才，必能野無遺賢。《帶書》“涵蚌胎於學海”喻人刻苦學習、富有才華，這種用法是晚唐以後尤其是宋代才有的。

[抵鵲]出處見上。抵鵲典出《鹽鐵論·崇禮》：“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原義是說中原所貴之玉璞，崑崙山因為多而不珍視。中古時期使用該詞漸多。劉峻《與舉法師書》：“以玉抵鵲，昔傳餘寶。”庾信《謝滕王集序啓》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劉允濟《經廬岳回望江州想洛川有作》：“鐘鼓旋驚鴳，瑾瑜俄抵鵲。”在六朝至唐代的中古時期，抵鵲的用法基本與原典接近，表示對玉石、珍寶的忽視。晚唐吳融《即事》：“抵鵲山前雲掩扉，更甘終老脫朝衣。”稍稍有別，是對珍寶珠玉的主動遺棄。在原始出處和早期用典裏，玉是用來抵（擲）鵲的，但到宋代以後，抵鵲一詞除了原有的意思和用法外，還變成了玉本身的指代，換句話說，抵鵲是玉和珍貴之物的代名。如歐陽澈《朝宗久不以詩見教因次前韻索其光和》：“抵鵲果蒙投卞玉，珍藏何啻獲犧樽。”許及之《送黃元章秘書還餘杭待次荆門》：“抵鵲信嫌三獻辱，如虹肯要萬金酬。”前詩將對方的詩作比為玉，後詩以玉暗喻黃元章其人。抵鵲從一個動賓詞組變成一個名詞，其演變機制是原典故中的抵鵲之玉省略了玉這個中心詞。蘇軾《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云：“以此殺其身，何啻抵鵲玉。”就用了“抵鵲玉”的全稱。事實上，宋人常用這種方式將前代典故簡略爲代名，如劉白墮善釀酒，演爲白墮代酒；趙盾如夏日陽光一樣猛烈，演變出趙盾代夏日，三尺劍省略（歇後）而以三尺代指劍等[57]。《帶書》中“蘊抵鵲於文山”是稱讚朋友如文山中蘊藏的玉石[58]，抵鵲用作玉的代名，這種用法是唐代沒有的。

[頹山]蕤賓五月：“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頹山一詞原指山崩塌。《禮記·檀弓上》記孔子臨終前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故後人常用頹山比喻聖賢離世。但這並不是《帶書》頹山的含義和用法，該書用以表示醉酒。醉酒義的頹山來源於《世說新語·容止》“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以及同書同篇記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唐代白居易使用過頽玉，《東南行一百韻》云：“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但未見用頽山。目前所知，表示醉酒義的頹山是宋人開始使用的。如宋祁《九日宴射》：“明年此會知何處，醉玉頹山不用辭。”陸經、歐陽脩《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醉飲每頹山，談笑工炙輠。”[59]文彥博《承惠鱖白魚蛤蜊仍以佳章見示並深珍感輒依來韻奉和且申致謝之意》其二：“奩收篋貯承佳惠，深濟頹山病酒人。”黃庭堅《滿庭芳（茶）》：“為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晁補之《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二：“沉飲非荒宴，凜然忽頹山。”

[趙日]應鍾十月：“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趙日典出《左傳·文公七年》：“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說趙衰如冬日的陽光，溫暖可愛，趙盾如夏日陽光，嚴酷可畏。《左傳》此文和杜預注在宋代以前偶有用作典故的，如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躊躇冬愛，怊悵秋暉。”杜甫《過洞庭湖》：“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但沒有直接用人名作典故的[60]。到了宋代，自從蘇軾“久苦趙盾日，欣逢傅說霖”（《次韻朱光庭喜雨》）和張耒“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熟眠”（《仲夏》）之後，趙盾忽而成為宋人習用的代名。大概受此影響，趙衰也被宋人拿來使用，如曾幾《負暄》：“趙衰真可愛，范叔一何寒。”白玉蟾《次黃提刑雪韻》：“滕六假寧催入局，趙衰回避乞尋醫。”同時趙日一詞也出現了，如郭印《上邵尚書》：“士仰蘇天覆，人依趙日暄。”王之望《贈元使》：“趙日可能兼畏愛，蘇天那復間公私。”王十朋《與紹興趙殿撰》：“假道治封，曾快瞻於趙日；効官幕府，遂託芘於蘇天。”崔敦禮《代丘守隣郡賀冬啟》：“分光隣壁，竊依趙日之暄；託訊郵函，敢致周正之賀。”在南宋李劉《四六標準》中，趙日更有多次的使用，不再繁引。從趙日一詞來看，目前沒有發現早於宋代的用例。

在討論了詞藻之後，再來看《帶書》中使用的涉及歷史人物和故事的典故，先秦和漢代人物有孔子、老子、莊子、子夏、伯牙、伯樂、王喬、趙衰、羊角哀、左伯桃、公孫龍、楊朱、召平、司馬相如、東方朔、蘇武、李陵、王章、馮異、馮衍、鄭玄、袁安、黃憲、范丹、范式、張劭、李膺、蔡邕、趙岐等，魏晉人物有曹操、曹植、劉楨、孟宗、阮籍、嵇康、陸機、郭璞、羅含、董京、陶潛、竇濤妻、羊琇等。相比唐代的《朋友書儀》《唐人月儀帖》來說，歷史典故數量較大。《朋友書儀》涉及的歷史人物有孔子、顏回、孟嘗君、張儀、羊角哀、左伯桃、邢高、呂安、卓文君、蘇武、陳遵、田真兄弟、嚴光、馬融、費長房、荀家三虎、賈氏八龍（當是賈家三虎、荀氏八龍之誤）、曹植、陶潛、孫通、趙延、朱緒、韋鍾等，其中魏晉及以後的人物較少。限於篇幅，不再一一詳述。如果《帶書》真是梁代蕭統之作，它使用的魏晉典故竟然比唐代《朋友書儀》還多，而且用更自然、變化更豐富，這顯然不合用典的一般規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帶書》使用的魏晉典故多來自《世說新語》和《晉書》，而在駢文和詩歌中較多使用這兩部書中典故的風氣是從晚唐開始的，到北宋則蔚為大觀[61]，從這個角度來說，《帶書》也更可能是北宋的產物。

總之，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帶書》在南宋初之前從未有文獻提及或著錄，從文風、體式、思想等方面來看，它不可能出現於梁代，而通過對一些詞藻、典故的考察，基本可以確定其爲北宋的作品。

注釋：

[1]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0頁。

[2]許逸民《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3]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28頁。

[4]《宋史藝文志補附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432頁。

[5]參見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149頁。

[6]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1129頁已輯出（暨南大學王京洲教授提供相關信息，謹表謝忱）。

[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1160頁上。

[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275頁上。

[9]《大唐傳載（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39頁。

[10]目前所見，比唐人更早誤用此典的是隋孫萬壽的《遠戍江南寄京邑舊友》：“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39頁。

[11]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2]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提到“張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儀》”，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13頁。

[13]參見彭婷婷《〈昭明太子集〉版本源流考》，《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8期。彭婷婷另有《關於〈帶書十二月啓〉的考辨》（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編《國學》第一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認為《帶書十二月啓》確係蕭統之作，並無道理。

[14]參見拙文《僞注與僞典：〈帶補注〉考論》，發表於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2017年）。又承國家圖書館劉明先生告知，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時釋行景的《帶書》注本，尚未寓目。

[15]周一良、趙和平《敦煌書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94頁。

[16]俞紹初《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17]曹道衡、傅剛《蕭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6頁。

[18]王三慶、黃亮文《〈朋友書儀〉一卷研究》，《敦煌學》第25輯，2004年。

[19]吳麗娛《敦煌書儀與禮法》，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8頁。

[20]參見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9頁；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708頁。

[21]嚴可均編《全晉文》卷八十四，《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946頁。另外王羲之“月儀書”也是這樣的四字句。見徐堅等《初學記》卷四《歲時部·元日》“元日首祚”條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3頁。

[22]見王三慶、黃亮文《〈朋友書儀〉一卷研究》，《敦煌學》第25輯，2004年。本文所引《朋友書儀》見此文所附錄文。

[23]參見王三慶、黃亮文《〈朋友書儀〉一卷研究》。

[24]引自《晚唐五代時的三種吉凶書儀寫卷研究》，見《唐五代書儀研究》第205頁。

[25]朱緒疑即北魏、東魏時樂安太守朱緒，參見李森《新見〈魏故樂安太守朱府君墓志銘〉考析》，《華夏考古》2016年1期。孫通、趙延、王連時代無考。

[26]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87頁。

[27]蕭統《文選》卷三十九，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第554頁。

[28]《昭明太子集校注》第212頁。

[29]參見王瑤《擬古與作偽》，《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0]參見李劍鋒《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5頁-59頁。不過該書認為蕭統的《帶書十二月啓》有五處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將《帶書》看作蕭統之作，是錯誤的。

[31]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9頁。

[32]王佺《唐代干謁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頁。

[33]所引王績句出《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野望》《秋夜喜遇王處士》，見康金聲、夏連保《王績集編年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頁，80頁，95頁。呂才《東皋子集序》稱王績“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王績詩中和自號說的東皋，今人或以為是地名，筆者不能贊同。

[34]分別見《文選》卷四十、卷十三、卷四十五、卷三十一，第570頁、177頁、636頁、447頁。

[35]《漢書》卷一百〈敘傳〉引。又見《文選》卷四十五，第631頁。

[36]《文選》卷五十八，第801頁。

[37]見陸雲《贈鄭曼季往返八首》附，《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3頁。

[38]《陶淵明集》第171頁。

[39]《陶淵明集》第161頁、75頁。

[40]這兩個詞藻唐宋及後來文人使用很多，不詳舉。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有“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儲光羲《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之九有“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食”，都是脫化《歸去來兮辭》的句子而成。值得強調的是，《歸去來兮辭》見載於《陶淵明集》、《文選》以及《宋書》《南史》《晉書》的《陶潛傳》，對唐代以及此後文學影響極大。

[41]《文選》卷五十四，第749頁。

[42]陳鵬《六朝駢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第263-265頁。

[43]參見楊伯峻《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張永言《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時代》，《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訂稿載《漢語史學報》，2006年1期。

[44]陳尚君《〈二十四詩品〉辨偽追記答疑》，見其《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45]周裕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芻議》，周裕鍇《語言的張力：中國古代文學的語言學批評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46]拙文《繼承與新變：上古至中古詩歌中的雁描寫和雁詩》對詞藻這一概念有初步的論述，見《文學研究》2017年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47]《欒城集》卷三，《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6頁。

[48]周裕鍇《以戰喻詩：略論宋詩中的“詩戰”之喻及其創作心理》，載《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

[49]《文選》卷十二，第165頁。

[50]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642頁，1433頁。

[51]此句脫化於李白《江上吟》：“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李太白全集》第374頁。

[52]參見渠紅岩《論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梅雨意象》，《人文雜誌》2012年5期。

[53]《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8頁。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合肥、昆明：安徽大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01頁。《淮南子》的涷雨今本誤爲凍雨。

[54]順便說，《帶書》此句的凍雨對火雲，可能與李嶠詩“池含凍雨氣，山映火雲光”（《五月奉教作》）有些關係。

[55]《文選》卷五，第66頁。

[56]另有珠胎一詞，喻指產育子嗣，出《漢書·揚雄傳上》：“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顏師古注：“珠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因為這個典故裏有胎和懷妊的字眼，珠胎後來被用作有關孕育子女的詞藻。王勃《傷裴錄事喪子》：“魄散珠胎没，芳銷玉樹沉。”這個詞藻與蚌胎互相影響，於是蚌胎也有了這一含義。白居易《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自憐滄海畔，老蚌不生珠。”

[57]參見拙文《論宋人對代名之使用與創造》，《中國詩學》2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58]據典故出處，文山當作崑山，此處是有意修改，以與上句的“學海”對偶。可能也取《穆天子傳》卷四：“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同時，該句之義也來自陸機《文賦》的“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59]《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72頁。

[60]《歲華記麗·春》有“已改趙衰之愛日，爰吹鄒衍之和風”的句子，但此書時代有疑，一般以為是晚唐五代時人所作。此書性質與《帶書》相近，按節令萃集了不少駢偶的詞句，只是不像《帶書》那樣成篇而已。

[61]參見拙文《〈世說新語〉在宋代的經典化——以詩歌用典爲中心》，《新國學》第16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上卷（凤凰出版社2019年），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罗宁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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