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勒庞的《乌合之众》？

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有几本书长销不衰，不断被再版。而且，这些书的作者至少在70年前已经去世，因此作品成为公共版权图书，各家出版社都可以进来分一杯羹，推出了形形色色几十上百种版本。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就是这类书中的代表。仅2016年前9个月，就至少有译林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现代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乌合之众》，令人眼花缭乱。

《乌合之众》在中国备受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我们曾经经历那群体狂热的年代，至今也依然时常见证“暴民”的破坏性，对群体的疯狂非理性有着切肤之痛。而勒庞对群体狂热给出的诊断又非常简单直接，没有理解上的门槛和障碍：个体的人是理性的，一旦到了集体里面，就丧失了理性，“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夸大自己的感情”，“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这些简洁而坚定的判断，让人们可以迅速拿来解释身边的现象，易学易用。

然而很遗憾的是，西方学界最近百年来对群体行为的研究，早已抛弃了勒庞的理论。可以说，勒庞在今天的主流社会心理学中并不占据一席之地。用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Daniel J. Myers在一篇论文（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中的话来说，勒庞式的群体观念已经被后来的学者们彻底驳斥了（“have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Myers本人的研究重点即是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扩散模式。

其实仔细想想便很容易发现勒庞理论中的粗糙乃至不合理之处。当我们从个体走进集体，真的就会发生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吗？这种突然的转变未免过于神奇？回想我们置身集体的时刻，真的成了丧失了头脑、任人摆布的木偶吗？这种理性-疯狂的二分法，未免过于绝对？

和勒庞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他对于群体行为的研究长期被学界遗忘，在公众中更是毫无知名度。但是近十年来，他的作品被学界重新挖掘出来。今天的教授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见，在今天依然能带来重大的启发。

他的名字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塔尔德和勒庞都生活在19世纪末期的法国，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和动荡：1870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牢固确立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1882年银行和股票市场崩溃，1892年发生权钱勾结的“巴拿马丑闻”，法德关系依然紧张，炸弹袭击和刺杀事件也屡有发生。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空前活跃，但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社会情绪变得冲动、暴躁。

塔尔德和勒庞都在观察这个动荡社会中风起云涌的群体行动。但是，和勒庞把人群叫做“乌合之众”、“群氓”（crowd）不同，塔尔德将人群叫做“公众”（public）。

“乌合之众”和“公众”都会展现出集体行为，但集体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因为在集体中丧失了理性，甘愿跟随着宗教般的感情盲目行事；后者则是因为人群中的个体之间有对话、讨论，因此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成为一个共同体。

塔尔德之所以强调对话、讨论，是因为他观察到：当时的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大众报纸。

19世纪末，法国颁布的新闻法案让一大批面向普通大众的报纸得以诞生。世纪之交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有了报纸，民众虽然可能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但却享有了同样的信息，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这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对话，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这也就促使各类群体运动不断发生。

所以，塔尔德认为，当时法国所见证的并不是群氓时代的到来，而是公众时代的到来。民众是被建立在共同信息基础上的对话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非一旦置身集体就愚不可及、只懂跟随，而是具备自己的判断力和反思精神，可以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

互动的妙处在于：当一个人是孤立状态时，他往往只考虑自己。而当和其他人对话时，则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考虑他人的感受。在群体之中时，我们真的都是沉浸在情绪中、不顾及他人的人吗？或者，群体中的我们其实依然在进行个体之间的互动？

塔尔德的观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每个人在一次次的转发、点赞、评论中，切切实实参与了对话，这些对话让网络上的公众群体形成。通过勒庞和塔尔德的不同观点，我们也可以思考互联网上的“乌合之众”现象。当越来越多的“暴民”、“喷子”出现时，是将他们简单归类为“群氓”，还是承认他们的主体性，研究他们所共享的信息、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会影响我们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是无视、批评那些“群氓”，还是尝试开启对话，在互动中影响对方？

事实上，勒庞观点的危险之处正在于：他会导向一种对民众的蔑视和不信任，对“控制盲流”等威权政策的支持。而塔尔德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过提高信息质量，通过促进对话质量，获得更好的公众群体。

遗憾的是，和勒庞的作品在市面上大行其道不同，我们几乎找不到塔尔德的作品。期待有出版社把对勒庞的热情分一点点给塔尔德，让中国读者获得勒庞之外的另一种更值得听取的声音。

每当一个开发商干点坏事，他都会得罪一小区的人：

1、从来没有一个开发商对整个小区每一位业主进行赔偿，除非他自愿这样做，因为绝大多数人压根就不维权，要么就只是说说，要么就连声都不吭——无论问题多严重，包括房子不均匀沉降的房子和烂尾楼都是如此；

2、每当有人站出来维权，都有人支持——在不出钱、不出力的情况下，随后，开始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不仅仅是路线是否正确，维权是否正义等问题，也包括是否能保证成功，浪费时间和金钱，业主代表是个骗子等等。支持的人不见得发声，但是反对的人往往长篇大论，于是呈现出一种集体反对维权的趋势；

3、只要一个领袖在位置上待的时间足够长，就一定会有人说，他被开发商收买了，他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维权的，久而久之就没人敢站出来了；

4、每次业主组织维权，都会担心被不参与维权的业主“搭便车”，但是当他们真正维权成功了，就会发现群众们连“一起”搭便车的能力都没有；

5、业主群永远只有10%的人在发声，其中一半人认为应该积极行动，还有一半人说什么都反对，这两群人互相吵来吵去，并误以为他们的发言人人都看；

6、不需要有律师证，更不需要办很多案子，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对法律问题发表看法。有文化的人因为知道自己不懂而不敢轻易发表意见，往往对法律问题特别有自信的观点都来自最笨的一群人，因为这群人不知道自己不懂所以特别自信，结果就是只要是群众提出的专业意见基本都是错的；

7、只要维权足够久，就会形成派系，不同派系的领袖会把维权放到一边，专注于排除异己；

8、业主总想和开发商谈，如果开发商不拿出方案，维权会不了了之，开发商拿出方案，他们就会嫌少，并且认为谈判代表被开发商收买了，所以谈成功的寥寥无几，基本还是打官司解决。

9、一提到维权大家就去信访，因为信访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大家都出钱、出力，只要一两个勇敢的老头老太太带领大家就能“走向成功”的方案，结果往往是带头的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带走了，然后不了了之。

10、无论诉求是否合理，只要大家在同一个群里，就会互相洗脑。有时候即便是单纯开发商房子降价了，老业主经过沉淀之后会普遍认为自己诉求合理正当——开发商应当补偿差价给他们弥补经济损失。

如果有一个人，买了整个小区所有的房子，上述几点都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