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为何会由发达国家变为发展中国家？

一、四次国葬前的一次庆典

　　1910年，是阿根廷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为了纪念1810年的五月革命，阿根廷政府颁布法令，举行百年庆典。欧洲和美洲各国代表云集布宜诺斯艾利斯，多国赠送纪念碑作为国礼。前宗主国西班牙的公主伊莎贝拉.德.波旁（Isabel de Borbón）先后同阿根廷总统和一头母牛合了影。

　　除政要之外，来到现场的还有现代舞的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电报的发明者马可尼、现代主义大诗人鲁文.达里奥、作为记者而非法国总理的乔治.克里蒙梭......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南半球第一强国应有的体面。

　　然而鲜有人注意的是，就在庆典举办前的二十天前，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7万名工人在广场上罢工，政府逮捕了一批报社记者和工运领袖才得以暂时平息。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

　　阿根廷有美洲最激进的劳工，有美洲最激进的学生，还有美洲最激进的军人。

　　阿根廷的现代化就是一场赛跑，一边是急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另一边是疲于奔命的制度建设。

　　当制度建设跑在政治参与扩大化之前的时候，各个团体的争端可以通过有效的程序协商解决；然而当政治参与扩大化跑在制度建设之前的时候，政治争端就会变成各团体之间赤裸裸的碰撞。

　　这是适用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普遍规律，也是阿根廷政治最大的顽疾。

　　在1816年正式宣布独立之后，阿根廷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战，在1880年代才得以最终平息。军人是独立后阿根廷第一个活跃的政治团体，他们的代表胡里奥.罗加将军（Alejo Julio Argentino Roca Paz）在1880年就任总统，完成了两件大事，为阿根廷带来了和平。

　　一是实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联邦化，将首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剥离开来。在镇压了反对者之后，困扰阿根廷半个多世纪的央地内战终告平息。

　　二是发动了针对南方印第安人的“沙漠远征”，彻底解决了四个多世纪以来无休无止的边境冲突，并且得到了大量的新土地，为大批移民的涌入创造了条件。

　　在胡里奥.罗加的第一个执政时期（1880-1886年），土地寡头政治得以牢固建立，一个代表大地产主的政党，民族自治党（Partido Autonomista Nacional）开始长期执政，全国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不超过2%。胡里奥.罗加的信条是集权和稳定，这位将军亲历内战时代，深知秩序对阿根廷来说有多么可贵。

　　稳定带来了出口农业的繁荣，也带来了移民。换句话说，在军人之后，工人开始踏上阿根廷的政治舞台。

　　巧的是，这些移民不是一般人，他们当中的一半多是意大利工人，其中大多数又是北意大利工人，而北意大利工人是全欧洲最激进的工人群体，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爱好者。1900年时，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1878-1900年执政）就死在他们手里。

　　1882年，在博卡区意大利移民的一次大罢工中，工人们打出了一面热那亚国旗，宣布独立。直到罗加总统抵达现场，亲手把那面国旗扯下来，才算作罢。

　　在1880-1914年间，进入阿根廷的移民超过年均10万人，1906年后几乎每年都在30万以上。要求权利的呼声在工人群体中悄然酝酿，多次工运又加强了这种意识。最主要的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创立于1891年）利用这种意识不断扩大自己的支持基础，对土地寡头掌管的执政党民族自治党产生冲击。

　　1903年，胡里奥.罗加完成第二个总统任期卸任前夕，发表讲话说，“......不要对我们国家的稳定性抱有幻想......暴力的种子在一个或半个世纪内不可能根除。”

　　在激进公民联盟的挑战下，执政当局在1912年颁布《萨恩斯-培尼亚法》，赋予成年男性公民无记名投票的权利和义务，试图通过扩大选举来保住自己的地位。然而这部法律却最终把这个寡头政党送上了绝路，1916年，激进公民联盟赢得总统选举，终结了民族自治党四十年的连续执政。

　　工人的时代到来了，军人并没有退场，学生才刚刚登场。

　　1918年，科尔多瓦大学爆发学生运动，成为拉丁美洲大学改革运动（Reforma Universitaria de 1918）的起点。新当选总统，激进党人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亲自与学生交涉，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次关于教育和教学管理的改革很快从阿根廷向邻国扩散，大学自治自此成为拉美国家的普遍原则。

　　1910年代的阿根廷极力试图建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包容这些新生和旧有的政治力量，把它们的激进主张融合进一个有效的协商框架。为此，它和邻国乌拉圭一同开展了20世纪初拉丁美洲最大胆的民主实验。

　　然而脆弱的经济基础让这场实验的难度，从过独木桥变成了走钢丝。

二、一次庆典后的四次国葬

　　二十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有“第六自治领”（the Sixth Dominion）的绰号，以调侃英国在该国的巨大经济影响。事实上，在1914年前，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比在英属印度还要多一点。

　　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依靠农业出口铸就，依靠大西洋航运的快速发展、冷冻技术的完善、移民潮的涌入以及工业化进程中欧洲对食品的迫切需求，阿根廷在1914年前取得了连续35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5%的奇迹，该国居民的平均收入一度高于德国。

　　然而在1914年的世界大战爆发时，出口贸易的脆弱性终于暴露了出来。1929年的大萧条更让阿根廷这个依赖世界贸易的国家遭遇重创。1930年，军人对激进党文官政府失去了耐心，决定亲手接管国家，阿根廷的民主实验宣告失败。

　　1933年，被废黜的总统伊里戈延去世，作为激进党工人运动的领袖和象征，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超过五十万市民为他送葬。

　　1935年，探戈之王卡洛斯.加德尔（Carlos Gardel）因空难去世，再度引发市民的大规模哀悼，这位拉丁美洲音乐大师的故去似乎说明，阿根廷的美好时代也已经退场。

　　到目前为止，阿根廷历史上一共只有四个人的葬礼有超过五十万人的送葬队伍，除了伊里戈廷和加德尔，其余两位是一对夫妇——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和伊娃.庇隆（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

　　胡安.庇隆是四十年代阿根廷崛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出身行伍，作为军政府的劳工部长接管了20世纪初激进党人的工运事业，同出身底层的夫人伊娃.庇隆共同争取到了工人阶层的广泛支持。他开创了庇隆主义（Peronismo）和正义党（El Partido Justicialista），也被视为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从1930年代开始，阿根廷民族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反英情绪是该国民族主义的两条主线。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的经济控制导致的阿根廷工业未能崛起，是本国苦难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阿根廷不愿意为英国的利益放弃德国市场，而通过中立国瑞典继续向德国出口大量农产品。这一行为在战后被英美视为亲纳粹，为此，马歇尔计划规定，援欧资金一美元也不得落入阿根廷人手中，即使要以更高昂的代价购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商品。

　　依靠工人们对社会正义和民族主义的饱满热情，如日中天的庇隆开展了一系列迎合民意，却缺乏长远考虑的经济举措。其中的高潮是铁路国有化——庇隆政府在1948年用价值25亿比索的牛肉和黄金储备收购了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所有铁路。民众对此热情澎湃，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铁路由于长期的特权和保护早已破旧不堪，难以应付公路的竞争。

　　作为短视经济政策的后果，腐败、通货膨胀开始引发民众不满，1952年伊娃.庇隆的去世进一步降低了当局的魅力。1955年，军方又一次决定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参与政治，进行“纠偏”，开启了阿根廷直到1983年的若干次庇隆主义者-军政府循环。

　　在整个世纪中叶，阿根廷的政坛一直是工人和军人碰撞的战场，学生和教会也通过各自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从来没有足够有效的制度可以把这些势力统合协调起来，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政权可以持续推进工业化。在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在波动中不断挣扎，从未取得过其它拉美大国如巴西、墨西哥或智利（至少一度出现过的）亮眼的经济表现。

　　1974年，由于当时的军政府无力应付国内激进学生和工人的武装袭击活动，流亡多年的胡安.庇隆得以再任总统。但九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这一届庇隆主义政府也在1976年倒台。之后的新一届军政府对内开展国家恐怖主义对付左派，最终又因为对外的马岛战争（1983年）垮台。

　　自此，二十世纪六次军事政变的残酷循环终于画上了句号，至少表面上如此。

三、四次国葬后的一次庆典

　　二十世纪末的阿根廷终于得到了政治稳定，得以开展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形式上的民选政府并没有摆脱制度脆弱，其表现一是在于左右翼的反复摇摆，二是在于难以清算军政府的旧账。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低级军官曾多次哗变抗议受审，而政府总是不得不妥协。

　　工人和学生运动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的常态，军事政变虽然不再发生，但是阴影却并未消失——右翼和庇隆主义者在选举中的轮流执政，被许多人解读为二十世纪循环的一种复刻。

　　在2010年，在正义党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Cristina Elisabet Fernández Wilhem de Kirchner，2008-2015年执政）的主持下，阿根廷举办了五月革命二百年庆典。

　　回头观望过去的一百年，阿根廷事实上演绎了政治现代化的一个矛盾：

　　多元的、高素质的、扩大化的政治参与，如果超出了制度容纳的能力，各个势力的直接碰撞就可能导致政治混乱。

　　1910年的时候，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阿根廷曾是拉丁美洲文盲率最低、人均收入最高、城市化最领先、社会群体最多元的国家。然而这一系列“优点”摆在它迟滞和脆弱的政治制度面前，就是不能再大的隐患。

　　倘若“假以时日”，或许制度改革能有机会追赶上扩大的政治参与和觉醒的政治意识。但阿根廷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又让它无法轻松应对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挑战，最终政治混乱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局势的恶化。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乌拉圭是阿根廷一个不错的参照（两国在19世纪的历史堪称具有“镜像性”）。如果阿根廷能够在制度上更稳定一些，或者受到的外部经济冲击小一些，即使它无法实现工业腾飞，成为一个大号的乌拉圭也未尝不可能。单看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乌拉圭红党和阿根廷民族自治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完成了从土地寡头政党向大众工人政党的转型，而后者却被扩大化的政治参与湮灭了。

　　有个老笑话说，阿根廷人的自杀方式，永远都是爬到自我的顶端，然后一跃而下。

　　我想，这是因为爬的时候没有搭好梯子，也没带降落伞。

我认为，这是一个地理问题

首先看一下阿根廷的相对衰落数据：

阿根廷在1965年时，人均GDP是法国、英国的60%-70%，美国的40%

2015年时，人均GDP是法国、英国的30%，美国的25%

50年时间，从二流发达经济体回落到和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多的程度，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种因素，但我认为地理因素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几个事实：

1、阿根廷离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的航运距离均在1万公里以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迈阿密航运距离1.1万公里，到上海2万公里，到伦敦1.2万公里

2、阿根廷4000万人口，南美人口4亿

3、阿根廷缺少煤铁，石油有一些，但也不够多，年产石油三四千万吨，约为中国的1/6

基于以上事实：

1、阿根廷难以像澳洲那样出卖矿产资源致富：澳大利亚2014年矿产品出口1400亿刀，是阿根廷全部出口额的2倍，且澳大利亚人口只有阿根廷的6成

2、由于离主要经济体太远（几乎是离三大经济体最远的国家），且阿根廷以及南美本身人口不多，阿根廷难以成为全球化工业产业链的一环，包括整个南美都是如此，比如巴西就需要用高进口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工业品。

3、同样由于离主要经济体太远，且自身人口不多，阿根廷也难以在全球的服务业分工上有所作为，自身难以产生全球服务业巨头，也难以承接服务业转移

4、全球化工业体系的逐渐建立，让阿根廷自身的工业体系崩塌，沦为工业品净进口国。 而由于矿产资源并不丰富，阿根廷也难以靠出口矿产致富。这就导致阿根廷越来越沦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低。

5、阿根廷在全球的位置有点类似于黑龙江之于中国。离三大经济区远。产油，但不够靠油发财。煤铁不多。粮食产业发达。随着全球化或计划经济的解体，自身的工业被冲垮，逐渐沦为农产品为主。

同样是新大陆，北美就要幸运得多

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像西欧也是主要出口农产品。

但美国自带了巨量的煤铁油，在吸收了西欧的工业化成果后，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常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体系，在19世纪下半业，20世纪初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百年时间里煤炭产量全球第一，钢铁产量全球第一，石油产量至今也是全球第一。

北美在温带地区的横向宽度巨大，这使得北美的温带地区能容纳比南美温带地区多一个数量级的人口。

北美的煤铁油巨量，使得北美能成为全球最NB的工业中心之一，而南美的温带地区则缺少矿产资源。

温带地区维度方向宽+煤铁油巨量 vs 温带地区纬度方向窄+缺少矿产资源。 造就了南北美现状的巨大差异。

1、北美在温带地区的人口比南美在温带地区的人口多5倍以上

2、北美有巨量煤铁油，19世纪下半页开始就成为了全球最NB的工业中心之一，也成为了全球经济重要的一级

3、阿根廷缺少煤铁，也缺乏人口，因此难以像北美那样成为工业中心，也无法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级

4、中国、东亚有巨量人口，有巨量煤铁，油差一点，是全球经济重心之一，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工厂，也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5、过去二三十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东亚的制造业，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包括东欧、南欧的制造业，就是摧枯拉朽的摧毁

如果北美大陆很不幸的像阿根廷那样缺少煤铁，油也不多的话。

那一个可能的演化过程就是：

1、北美在19世纪下半业到20世纪上半业，像阿根廷一样，人均出口农产品很多，人们很富裕

2、北美19世纪下半业到现在，工业能力较弱，自己能生产一些工业品，但仍然需要大量进口欧洲的工业品

3、因为缺乏工业，北美的人口增速会远低于现状，美国+加拿大的人口总量到现在可能也就1.5亿——参考阿根廷的人口密度

4、因为缺少工业，人口也不多，北美难以积累巨量的财富，也难以成为学术、科学、服务业的中心，因此也难以孕育高端人才

5、北美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欧洲得到统一，北美成为统一欧洲的附庸

6、由于北美人口不多，靠农业也能过上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类似如今的阿根廷），因此20世纪下半业的工业全球化产业链也难以移动到北美（高端没人才，低端不愿意做），北美残余的一些工业被东亚工业击垮

至于南北美的区别，一个更好的比较对象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北部和南部：

1860年时：美国南北面积类似，北部2000多万人，南部900多万人（其中400万是黑奴），北部大量工业，南部工业很少——因为南部缺煤铁，下面是美国矿产地图：

1860年，南方的制造业和矿业不到北方的1/10，到1880年，只有北方的1/20

而且美国南方的煤铁业业也主要分布在南北交界的有煤铁矿的地方，如里士满。（见前面的美国矿产地图）

如果美国北方的资源禀赋和南方一样，制造业、矿业和南方规模一样，那1860年，美国的制造业和矿业就要减少80%，1880年减少90%

如果美国北部也缺煤铁，那很可能美国北部也是种植园为主，人口也要腰斩。

如果美国的东西宽度缩小4倍，如阿根廷那样，那美国的人口就更少。

19世纪，缺少工业，人口腰斩的美国，在20世纪会是啥发展路径？——可能并不比巴西阿根廷好多少

如果按照美国南部的发展模式，一直搞种植园而不是工业化，那可能就难以吸引大量的欧洲移民，

如果北方缺少煤铁，也是种植园，那1860年的美国就是1800万人口，其中800万黑人。

如果美国的面积和阿根廷类似，只有东部一溜，缺少中部和西部。 那发展到20世纪初期，美国可能就是4000万人，黑人白人基本一半一半。

缺少大工业，没有大工业带来的财富积累，也难以吸引欧洲的高端人才，而且黑人比例接近一半，总人口腰斩。

这样一个美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会是啥样的演化？

其实都不用进入二十世纪，在19世纪中叶，缺少工业，人口腰斩的美国，可能美墨战争都打不赢。北美大陆上可能就会是：基本都是白人的英国、白人黑人一半一半的美国、混血墨西哥，长期三足鼎立

进入到二十世纪后，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就不可能有啥作为，欧洲就很可能走向统一

这样一个美国也难以吸引欧洲的高端人才，难以成为科学文化中心。

到时候美国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南非，黑人的比例越来越大，逐渐把白人赶回欧洲

对比澳洲和阿根廷：

澳洲和阿根廷，在二战前，在他们都是农业出口为主的年代，阿根廷的人均GDP是澳大利亚的6-7成，阿根廷人口是澳大利亚的两倍。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矿产业发展迅速，70年代就成为了全球第二大铁矿生产国，也是全球重要的煤炭生产国。

75年的时候，阿根廷的人均GDP只有澳大利亚的1/3了

90年代末，大宗商品惨淡的时候，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澳大利亚的1/2

21世纪中国对煤铁的需求激增，澳大利亚的煤铁产量和出口剧增。到2014年，澳大利亚人均GDP已经是阿根廷的4倍(前两年煤铁最红火的时候达到5倍多，澳洲人均GDP六万多刀)

南美国家和东北：

南美国家一直面临着自由化和进口替代两条路的选择。如前面所说，自由化南美必惨。闭关锁国进口替代也走不长。

这就类似东北的处境，一旦搞自由化市场经济，东北必然就是产业，资金人口的流失

出于地球文明末端的南美，人口少，地理上互相直之间交流不便，难以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工业和服务业体系，也难以承接全球的工业，服务业产业链。

必然的结果就是人才资本产业的流失，以及对此不满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徒劳的政变，抵抗，失败。

如果东北是独立的国家，估计也会在两条路之间摇摆，一派要求自由开放，然后导致资本人才流失，被京沪深吸血，导致财政崩溃。然后反对派上台，禁止资本自由兑换，树立高贸易壁垒，提高社会福利。最后发现还是没卵用。然后自由派又上台，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