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阿富汗是怎么样的？

2015年，我和梁红，还有侣行的小伙伴，自北京出发，一路向西走，穿越了喀喇昆仑公路，抵达巴基斯坦，随后穿越西部山区的塔利班控制区，抵达阿富汗。

后来的一个月，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阿富汗，在这里弥漫硝烟，也有人情味；在这里枪炮毁坏着这个国家，但也有人为了守护这个国家而战斗。

不是新闻里的简单伤亡数字，不是电影里的模式化面孔，每个面孔都活生生，每个人都如此真实地活着。

【喀布尔的巡逻队】

我们交的第一群朋友，是喀布尔的巡逻部队。

“你好。谢谢。石家庄很美。”

眼前这个叫萨米姆的阿富汗军官，一字一句地跟我们说起了中文。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对面的柜子，取下了一个证书：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2010年，萨米姆曾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学习特种作战。他在中国度过了近半年美好时光。

萨米姆如今是阿富汗国民军第111旅的少校，这支部队负责喀布尔的治安和防务。 我们来到阿富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随巡逻队，在街头进行一次巡逻检查任务。

据阿富汗情报部门的线报称，今天从喀布尔东部贾拉拉巴德方向，将有一辆小轿车携危险物品进入喀布尔，很可能是炸弹。

萨这次巡逻出动了4辆装甲悍马、一辆指挥车，20多名士兵，配备M16步枪、M4突击步枪、M240机枪等装备。

随后，我们登上了悍马，开始了这一天的巡逻。

军车上没有空调，室外气温又将近40度，而所有人都穿着防弹衣和头盔，每个人湿透了好几遍。

部队抵达了预定地点，萨米姆上校开始布局。

我们这才发觉，他们的每次巡逻，都如同一次作战。一辆悍马停到最远处，机枪架好。

后面的四辆悍马也依次停靠，每辆车一个炮台，架好M60机枪。

所有士兵都手持M16等步枪，荷枪实弹。

每一辆车都要检查，每一个人也要检查。确认安全，才挥手示意通过。

我们注意到，上校会特别紧张地检查小轿车后备箱里的轮胎——轮胎是最容易藏匿武器尤其是炸弹的地方，其次就是藏匿毒品。

过去两月来，塔利班发动了所谓的春季攻势，甚至把死亡的矛头指向了酒店、机场、政府部门——曾经人们以为一个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以下是我们抵达前15天在喀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

5月13日，3名歹徒手持AK47闯入派克宫宾馆，挟持数十人，14人遇难，包括9名外国人；

5月17日，喀布尔机场附近，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汽车炸弹，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

5月20日，1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司法部附近停车场，引爆身上炸药，5人死亡…

萨米姆说，如果发现了携带炸弹的汽车或人体炸弹，那么随时可能将我们的检查站炸平。但总会好过让这样的车辆进入市区。

我们所在的公路，东面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许多挂着阿富汗国旗。萨米姆少校说，那是阵亡兄弟的墓地——炸弹袭击的频繁发生，让巡逻队的士兵阵亡率是最高的。

但萨米姆坚定地认为，他们是阿富汗的铁拳，任务是消灭所有的塔利班和IS，只有坚守阵地才能保护身后的这座城。

【轮椅上的雄鹰】

这个地方叫做”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由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14年创立。

最初，还有外部捐款。一年后，捐款停了，一群因战争而致残的阿富汗人，只能自力更生，把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制作书包的小作坊。

这个小小的残疾人就业中心，就像阿富汗的缩影。一些莫名其妙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如同这个国家无奈且无辜的历史。

这个人叫阿里，是个建筑工人。在新工地上班的第二天，被一枚塔利班的火箭弹炸晕。等他醒来，身体已布满了弹片。

他撩起上衣，露出灰色的保护板——他左边一小半的身体被炸没了，依靠这层薄薄的塑料，才能支撑身体。奇迹一般活下来的他，每天踩着缝纫机做书包，一天能挣2.5美元。

战争夺去了半边身体，却依然威胁着阿里的生活——持续不断的混乱让市场萧条，书包卖不出去，他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一位先生，40岁。他坐在家里，运气太坏，被一枚火箭弹炸伤。

这个反带着帽子的15岁少年，耳朵听不见。 吵闹的工作间里，他用笔说起自己的故事——7岁时，家里附近发生自杀性袭击，巨大的爆炸，毁掉了他的听力。

墙上挂着一份来自中国的年历，来自浙江佳岛缝纫机有限公司。屋子里的缝纫机，也都是Made In China。

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叫阿里，是一名老兵，战争拿掉了他的一只右腿。

阿里曾遭受过塔利班的迫害，手、脚还有头都被用酷刑折磨过，如今每天靠止疼片来忍受疼痛。他也知道长期吃止痛药不好，但这是减少痛苦的唯一办法。

阿里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年，他用单腿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喀布尔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寻找这些残疾人，

并且告诉他们：“你可以到我这里工作”。

这里出产的布包，都印着阿里设计的Logo：一只坐着轮椅的雄鹰。

阿里说，我们曾是雄鹰，后来成了残疾人，某种程度上成了废人；但永远不要认为我们是没有用的，鹰也有翅膀，轮椅上的我们一样是自由的雄鹰。

后来，阿里带我们爬上了一座山，说带我们去看看喀布尔。

山顶上放着一些BMP步兵战车的残骸。1979年，苏联军队就是搭乘着它，进入这个国家。阿富汗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入侵者的历史。

如今，陆续被苏军、美军、塔利班等踏过的喀布尔山头，只留下了锈迹斑斑的铁壳子。

一群小孩爬上战车，在车内串上串下，早已开裂的铁皮相互碰撞，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这天正好是六月一日儿童节，我们在一旁坐下，看着这群孩子玩着他们仅有的玩具。

【弹片击碎的生活】

在喀布尔大学附近，有一座急救医院。

这里接收的大量病人，都是因枪伤、地雷、路边炸弹而受伤。

几名意大利的医生负责这里，他们也教会了当地人大量关于手术和急救的知识。这里的治疗全部免费。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两个孩子：

第一个小男孩的腹部被子弹打穿了，他住在东部边界。一次恐怖袭击中，遭到了枪击。

我们向他打招呼，他也向我们打招呼，脸上露出了笑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终于可以活动手脚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下地了。

旁边的病床，是一个8个月大的女婴，她的胸部和脖子被弹片击中了。孩子卷缩在硕大的病床上，不时微微抽动，从氧气面罩下发出很细微的呻吟。

而她的身体，还没有枕头大。

医生nico每天都很忙碌，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这里每天都会送来10多个病人。

离开时nico说：“战争的伤害变成了阿富汗的常态，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后来我们走在街头，还发现了这样的地毯，上面画着火箭筒、坦克、苏联武装直升机。当地人把这叫做“战争地毯”。

老人们告诉我们，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后，战争暂告一段落，当地人制作这种地毯是为了庆祝战争的结束。

只是想不到，苏联人走了，塔利班来了，美国人也来了。一场战争结束，更多的战争开始。战争的痕迹，就这样融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记忆里。

而战争造成的伤害，不止是身体与记忆。

前往阿富汗前，搜索资料，找到许多旧照片。这是1978年的喀布尔，那时的阿富汗女性，还穿着短裙和高跟鞋。

而这是我们今天在阿富汗看到的大多数女性。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实施了严格的政教合一政策，女性终日处于暴力与禁锢之下。后来，塔利班败退出喀布尔，但套在女性身上的布卡却很难轻易脱去。

塔利班时期的严规仍在盛行：禁止暴露自己的面容、禁止与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

最近阿富汗政府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6１％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包括扔石头、泼硫酸、刀割等极端行为。

我们抵达阿富汗后，向导迈赫迪告诉我们，有个穿布卡的女人，愿意讲述她的故事。

她没有名字，由于安全原因，我们必须避免让丈夫知道她接受采访的事。但她仍愿意说话，希望能让世界知道她的恐惧。

她是一名家庭暴力受害者，已与丈夫离婚7个月。但在这七个月里，丈夫仍会找上门，施以恐吓和残酷的殴打。

最初，家里有人来提亲，她和那个男孩有了短短十分钟的交流。随后嫁掉，两年后，丈夫开始打她。

萨拉生活在喀布尔最贫困的街区，靠帮人洗衣服赚钱补贴家用。而丈夫因为海洛因上瘾，毁掉了自己和一个家庭。

萨拉说：“我每时每刻都害怕敲门的声音，担心丈夫再来打我，甚至杀了我。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希望能带孩子逃离这个国家，去哪里都行，只要去一个他无法到达、无法抓住我们的地方就好。”

阿富汗的电影梦

或许因为在阿富汗听到的女人的故事，都如此压抑。所以当我们见到萨拉（Sahraa Karimi）的时候，才会如此惊讶。

整个阿富汗，只有不到10家的电影院。而萨拉是一名电影导演，她拍的电影也永远不可能在阿富汗上映。

因为她拍摄的故事，触犯了塔利班与许多阿富汗男人的禁忌。

她拍了纪录片电影 《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 ，讲述在阿富汗开出租车和货车的女性。

而在阿富汗，女人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上路时车窗会被砸石头，一些男性会拒绝坐她的车，也经常受到死亡威胁。

她还拍了《天使》，讲述巴米扬山区一群助产士的故事。在阿富汗的偏僻山间，许多女人会死于妊娠或分娩并发症的地方，助产士被视作这里的“天使”，为孩子带来生命的治疗。

拍摄阿富汗的女司机，素材量只有100个小时，萨拉却花了3年。每拍一个月，萨拉就要搬一次家。因为总接到恐吓电话，她害怕被追杀。

但萨拉的目光，始终不离开阿富汗的女性。

2015年，一名叫Farkhunda的阿富汗女孩，因为被毛拉诬陷焚烧了古兰经，被上千个男人羞辱、殴打，并最终烧死在喀布尔的河边。

Farkhunda的葬礼上，萨拉和数百名阿富汗女性，勇敢地走上街头，抬着Farhkonda的灵柩入土，并要求严惩凶手。

而这在阿富汗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历了这一切，我们见到的萨拉，却不是苦大仇深的。

她的家里，墙壁上贴着许多电影明星的照片：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另一边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副海报：一套阿富汗传统女性服饰里，不是简单的人脸，而是由鲜花组成的面容。

和我们见面这天，也来了一些客人。萨拉和他们探讨起一张反战海报的设计：一支AK47被绳索吊起，枪头弯曲，仿佛被判了绞刑。

我们很惊奇，说：萨拉，你是我见过最快乐的阿富汗女人。

萨拉笑了，回答说：我必须要快乐，才能在这样的国家活着啊。

1984年出生在喀布尔的萨拉，其实是在德黑兰长大，并进入了伊朗最好的大学，后来还移居欧洲。2012年，萨拉却选择回到喀布尔。

因为她最终意识到：我是一个阿富汗人。

回到祖国的萨拉，参与许多社会维权活动，试图让女性有尊群；创办电影人协会，推动阿富汗独立电影的发展。更多的时候，她扛着摄像机，游走在阿富汗的群山与街头。

她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拍的电影，或许永远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上映。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也从来不知道有电影院。

最后想说的话

我们所说的，是阿富汗的残酷一面，也有希望的一面。

我们所说的，也当然不是阿富汗的全部。

这是一个如此富饶的的国家，有世界上最美的湖泊：班达米尔湖。

这里也曾是文明交汇的所在。

数千年前，满载着丝绸、茶叶、珠宝、香料的商队在这里插身而过，追寻信仰的人则在此凿洞而居、留下媲美敦煌的壁画与雕塑。

这里也有无数的人为阿富汗而战斗。

就像我们遇到的一位老人：南希•杜普利。她是一个美国人，但曾被美国入侵的阿富汗人没有仇视她，却亲切地叫她“阿富汗的祖母。”

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南希就来到了这里，和丈夫走遍了群山和沙漠，发现了最悠久的城市遗址与人类遗骸。夫妻二人写了十几本书，让整个世界认识到阿富汗不是战争之城。

丈夫去世后，南希一个人在阿富汗，保护收集而来的数万件文化瑰宝，免受战火涂炭。她一直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关于她的故事，你能在这里读到更多：

就像仍坚持为阿富汗拍电影的萨拉。

前几年，她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喀布尔的钢琴师》。

萨拉说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

有一个小姑娘，跟随父母来到喀布尔，去看望她的爷爷。闯进这座城市的塔利班，杀害了爷爷，妈妈也因此疯掉了。

小姑娘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遥远的山间，有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湖泊，每一天太阳升起，云朵会在湖面上玩耍，只有勇敢善良的人才能看到这一幕。而当你跃入湖水，无论患上多严重的病，湖水都能治愈你。

小姑娘慢慢长大，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在喀布尔弹钢琴。希望有一天挣够了钱，能带母亲去看那个有魔力的湖。即使她知道在喀布尔，弹钢琴是禁忌。

萨拉给超过100家电影公司发过剧本，但所有人都说，这不是阿富汗的真实故事。

但萨拉说，他们看不见，这也是真实的阿富汗。外国人拍的阿富汗，永远讲述阿富汗人逃离祖国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人拍过，阿富汗人返回祖国的故事；

也没有人拍过，一个关于阿富汗被治愈的故事。

这篇关于阿富汗和塔利班的文章，太绝了！

长期以来，美国人乃至许多中国人对于阿富汗的认知，都来自于美国CNN等主流媒体的“宣传”。在这些宣传中，我们看到的是象征“正义”的美国，为了给阿富汗人带来“人权”和“女权”，而在与象征“邪恶”的阿富汗塔利班战斗。

而如今美国的撤离和塔利班的撤离，在CNN们的“宣传”中，则预示着阿富汗人，尤其是阿富汗的女性，即将失去美国带来的“光明”时代，迎来一个由塔利班带来的“黑暗”时代。

然而，美国《纽约客》杂志近日却推出了一篇完全与CNN等美国主流媒体不同口径的报道——而且，这篇长达近万字的报道所给出的信息，势必会让人拍手叫绝。

今天，耿直哥就给大家简单讲述一下这篇文章中那些最精彩的部分。

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并不太“抓眼”，叫“另一个阿富汗的女人”。然而，在这相当平淡的标题后面，却是一篇信息量极大，并会让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主流媒体极为难堪和羞耻的报道。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名生活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乡村地区的阿富汗女子。为什么要关注一名阿富汗乡村的女子？因为阿富汗超过70%的人口都生活在乡村。

这位女子名叫夏奇拉——对，和那位全球知名的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同名。但这位来自阿富汗乡村的夏奇拉，并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离开过她所生活的省份。她也不像哥伦比亚的夏奇拉那样，拥有很多现代女性拥有的自由和权利。

在她所生活的极为保守的阿富汗乡村，女人是不许上学的，甚至是不允许逛市场的。在1979年时，苏联人曾经尝试用枪强迫村里的改变这一传统，要求村里允许女人去上学，但最终换来的却是当地人强烈的武装反抗，教师被绑架和杀害，支持苏联的人也被杀害。这些武装起来反抗苏联的人，被称作“圣战者”（mujahideen）。

从那时起，阿富汗便被分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被苏联支持的大城市，那里的女性可以去上学、工作甚至从政；而在乡村地区，加入了“圣战者”的阿富汗男性则拼了命地抗拒着苏联带来的改变。

这也就决定了夏奇拉的童年，不得不在无休止的战火中度过。为了求生，她得和家人在乡间的山洞里东躲西藏，还得目睹着邻居家的“叔叔”们不断的死去。当苏联于1989年撤出阿富汗以及本土政权随之崩溃后，夏奇拉并没有迎来和平的生活，因为“圣战者”们开始“内卷”和打“内战”了。

一个名叫阿米尔·达杜（Amir Dado）的当地军阀，控制了夏奇拉的乡村所在的桑金山谷地区北部。此人来自该地区北部一个相对富裕的部落，曾经是一个水果商，后来靠着反抗苏联有了自己队伍，成了地方上的军阀。但他并不在乎他人的死活，一心只想着横征暴敛，挨家挨户的强行征税，包括夏奇拉所在的乡村。这迫使夏奇拉和她的家人想逃走。可前往南部的道路，却被一个名叫“第93师”的民兵武装控制了。这是一伙儿恶劣程度不亚于阿米尔·达杜的土匪，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塔利班出现了。这个由一帮贫穷的宗教学生组成的武装力量，先是打跑了北边的军阀阿米尔·达杜，之后又赶跑了南部的“第93师”。至此，夏奇拉和村民们终于迎来了短暂却难得的“和平”，他们终于可以在早上安静地吃个早饭，可以晚上在屋顶上看星星了。

可塔利班虽然没有军阀和土匪那么恶劣，却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打“内战”，他们开始强征村里的男人去打仗，后来还在旱季禁止村里人种植鸦片这种在当地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这同样让夏奇拉的村庄苦不堪言。

再后来，美国人就来了。这曾经一度让在塔利班的统治下日子艰难的夏奇拉看到了希望，毕竟，那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且他们是来推翻塔利班的。

可很快她就傻眼了，因为美国人居然找来了那个被塔利班赶走的军阀阿米尔·达杜，还有“93旅”的那伙儿土匪，做自己在当地的“盟友”。结果，夏奇拉所在的村庄，再次陷入了被军阀和土匪压榨剥削的苦日子之中。她开始怀疑美国人来到阿富汗，到底是为了“带来和平”，还是“另有目的”。

相比之前，已经成为美军“亲密伙伴“的第93师”又有了一项折磨村民的新项目，为了赚取美国给塔利班分子开出的赏金，他们开始随意将村民诬陷为是塔利班成员。美军虽然清楚这些人中许多是诬陷的，却还是会给他们赏金，并将被他们诬陷的人关押甚至送到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

而已经成为美军在当地的“首席情报官”的阿米尔·达杜则更为过分，他为了让美军更加依赖于他以及他通过横征暴敛而组织来的“私人部队”，居然对美军发动了偷袭，然后说是塔利班干的。美军虽然也怀疑此事，却仍然按照阿米尔·达杜的意愿把此事怪给了塔利班，还把一个所谓的“塔利班分子”送去了关塔那摩。

此事也并没有影响到美军和他的关系，因为美军觉得他“价值很大”，甚至于当联合国听到了一些抱怨声，准备移除这个阿米尔·达杜时，美军不仅阻止了此事，还称他那“朴素的正义”可以“有效控制”当地的叛乱。

靠诬陷村民是塔利班从美军那里骗钱的“第93师”也曾面临来自联合国要解散他们的压力，当时联合国要求所有阿富汗亲政府的民兵力量解散。但在美军的帮助下，这伙人中的领头人竟成立了一个“私人安保公司”，然后把这伙民兵土匪中的多数人都招募成了“保安”，继续给美军提供服务。

这魔幻的一幕幕，迫使原本还抵触塔利班的村民们，开始鼓励自家的男人想办法加入塔利班，以保护他们的村庄不受这些被美国支持的恶魔的伤害。

写到这里时，《纽约客》的作者特别强调说，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很喜欢将阿富汗出现的各种“叛乱”说成是“极端分子”在对“自由”发动攻击，可至少在夏奇拉的村庄所在的桑金山谷地区，这里出现的“叛乱”是因为人们真的受够了美国的这些本土“伙伴”。实际上，就连北约的人都清楚，美国及其盟友在桑金山谷地区很不受欢迎，因为他们一直在遭受他们支持的阿米尔·达杜等势力的压迫。

到了2005年和2006年时，塔利班果然又回到了夏奇拉的村庄，而且很快就再次赶跑了阿米尔·达杜，并在2009年时炸死了他。而此时夏奇拉等人对塔利班的看法已经变成了“原谅”，甚至开始对他们抱有期望。

而且，和上一次塔利班来时不同的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加入了塔利班，塔利班中已经有了许多当地村民的亲友，这又进一步拉近了塔利班和当地村民的关系。另外，塔利班每次开战前，都会提前通知村民撤离，等打完了再让人们回来。

但美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微妙的变化，还在通过无差别的空袭和袭击，来制造着更多的敌意。《纽约客》的文章在此处介绍了大量夏奇拉的村子和附近的村子被美军的空袭炸得破碎，亲人被屠杀，村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惊恐之中的案例，甚至于夏奇拉家族系谱整个一个分支中的叔叔和侄子，都在这些空袭中丧生，死了总共16个家庭成员——而且这样的遭遇并不仅仅只是她独有的，而是很普遍的。

但由于这些死亡人数都是在无数零散的袭击中导致的，平摊下来每起袭击中死的人数便都“不多”了。于是，这些屠杀平民的事件甚至没有被写入美军的报告之中。一起起恶劣的对阿富汗人人权的侵犯，就这样被掩盖了下去。

结果，就连夏奇拉这种原本在村子的传统里属于不能随便出门的阿富汗女性，都气得和村里人一起点燃了一辆美军的车子。那一刻，她成了村里女性眼中的“英雄”。但她只是希望这能让美军能带着他们的盟友伙伴远离村子，让村民过两天安生日子。

不仅如此，就连跟着美军一起来到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都觉得美军杀的平民“太多”了，想让美军从夏奇拉所生活的桑金山谷地区撤出去，但未能成功。

更荒诞的是，北约方面曾经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来换取该地区一些只是希望保护自己村庄的塔利班人员的“投诚”，可就在相关塔利班人员准备与联络他们的英国人见面时，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的美军直接把他们炸死了……

在2014年时，美军终于放弃了夏奇拉的村庄所在的桑金山谷地区，把这里交给了阿富汗政府军负责，而塔利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则迅速控制了这里的大部分区域。至此，夏奇拉和村民们认为战争将就此结束，开始庆祝了起来。

可噩梦并没有结束。在2019年美国政府和塔利班的领导人开始就美国撤军的事情展开谈判时，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对桑金山谷地区共同发动了一次最后的攻势，导致大量无辜的平民被屠杀，其中许多是儿童，甚至安葬这些死难者的葬礼都成为了被轰炸的目标。

这自然又导致更多无处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村民加入了塔利班。

写到这里时，《纽约客》的作者感慨说，虽然村民们的不断加入，令塔利班最终拿下了这处阿富汗的乡村地区，给村民们带来和平。可这和平却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因为很多乡村都只剩下残骸了，更别提还有很多人因为战火留下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残疾。

另外，《纽约客》作者还介绍了一件更为骇人听闻的事情：一位在夏奇拉所居住的赫尔曼德省工作的国际组织的人员透露，虽然阿富汗政府军后来不断输给塔利班，但政府军每丢失一处地方，就通过屠杀该地区的平民进行报复，而且下达这种屠杀令的阿富汗政府军指挥官萨米·萨达特，居然是一个在英国受过教育，并且被北约培训出来的高级军官。

而像CNN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竟给这么一个刽子手当起了“宣传工具”。《纽约客》的作者就直白地写到，就在萨达特对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地区下达屠杀令之前，他还曾接受CNN的采访，吹嘘说自己肯定会“击退”塔利班，那个CNN的主播则一脸轻松地表示“这听起来很让人放心”。

《纽约客》的作者还称，他当时曾将这段CNN的采访播放给了一名在屠杀中失去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那位父亲哭着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他们这是在嘲讽我们吗？”

最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纽约客》的作者又将故事的主线转回到了阿富汗女性的权益问题上。毕竟，随着塔利班的归来，他们将如何统治阿富汗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但与其他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将塔利班的统治说成是“女性末日”不同，《纽约客》的作者相当客观地展现出了两个不同的阿富汗和两种不同的女性心态。

一种，是美国主流媒体不断报道的那些生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大城市女性，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错的工作，生怕塔利班的归来会令自己失去一切，想要拼命地逃跑。

另一种，则是夏奇拉这种来自阿富汗乡村的女性。她们对女性权益问题其实并不感冒，因为她们更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甚至于她们会质问为什么人们更关心喀布尔那些大城市女性的女权，而不是她们这些被屠杀的人的生存权。“当你杀害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父亲时，哪儿还有什么‘女权’可言？”

这也引发了《纽约客》的作者思考：不让塔利班夺权，可以保护喀布尔那些大城市女性的女权，但这意味着要不断在乡村地区和塔利班作战，这对于那些一直在受苦受难的乡村女性公平吗？一群人的权利，需要靠剥夺另一群人的权利来维持吗？

这位作者还表示，美国原本应该是来弥合阿富汗的种种分歧的，可实际上美国只是加入了一场内战，并支持一边打另一边，这才导致了这么一个局面，创造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阿富汗，一个恐惧塔利班会带走自由与希望的阿富汗，一个则认为只要能不再在战火中提心吊胆地活着，那么服从塔利班也没啥关系的阿富汗。

不过，这并不是说阿富汗乡村地区的女性不想获得权利，她们也希望受教育。只是从《纽约客》的文章来看，这些女性是想通过能让塔利班接受的方式，来实现她们的诉求。据媒体报道，塔利班内的一些高层人士，倒是也说他们会允许女性上学和工作。

可问题是，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地区的塔利班成员，真能接受这种他们一直在拒绝的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