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详析国、高二氏在姜齐的政治影响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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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碰巧关注过国、高氏，在天涯发过一个帖子，可以转贴过来。
帖子挺长，就不剪辑了，看一部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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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上卿（山寨版）：齐国世卿国、高氏
一、
春秋时代，除晋国无公族、卿族多为异姓外，其他中原各国（秦国偏处一隅，文化落后，世卿政治似不很发达）皆为同姓公族世卿执掌国柄，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华、向等等。而齐国最显赫的公族世卿，莫过于国、高二氏。
不过要对这两大家族做一个详尽描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人对春秋史实的了解，十之七八来自《左传》。然《左传》于列国并非一视同仁，“扬晋、楚而抑齐、秦”（童书业语），对齐国政事多有忽略，所以记录国、高事迹有时还不如只言片语的《春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根据《经》、《传》中的少量材料，参之以《国语》、《史记》，以及其它古典中的一鳞半爪，管中窥豹而已。
《左传》僖十二年：
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受下卿之礼而还。
由此可知，管仲虽有桓公之宠，齐相之权，在地位上却并未如韩非在《难一》中所说的那样“立高、国之上”。春秋初年封建宗法制尚未崩坏，仍然是贵族政治，与韩非所在的战国末年很不一样。
天子之二守，显为王制，即为周王任命，诸侯似无权剥夺。这也正是国、高尽管屡遭重创，仍能屹立两百余年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高何时成为“天子之二守”，无从得知，列国公族崛起之始，似在西周晚期，齐之二守大概也是发迹于这一时期（高氏为齐文公后，其时正当周宣王在位；国氏出于哪一代齐君未详，不过既以“国”——即“国戚”之意——为氏，想来应该更早），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早在齐桓公之前，国、高二氏就已经取得了这一地位。
二氏中头一个载于史册的人物是高氏中的高傒（敬仲，据《唐书世系表》，高傒为齐文公曾孙，文公生公子高，高孙傒食采于卢）。前685年，齐国内乱，齐襄公、公子无知相继被杀，流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归国争位。公子纠得舅家鲁国的外援，然小白却取得了齐国上卿高、国两家的内应。《史记》：“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於莒。……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显然，齐桓公之所以在争位赛中赢了公子纠，高、国二氏，特别是高傒的支持是关键因素。
高傒既有“天子之二守”之地位，又在拥立桓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掌国政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然桓公即位之后，鲍叔牙却告诉他：“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从鲍叔牙的话看，桓公最初是倾向任用高傒为相的（《史记》记载鲍叔牙的话是“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把管仲从鲁国要回，“厚礼以为大夫，任政。”齐国素有“尊贤尚功”传统，爵位与官职当有所区分，但即使如此，到春秋末年陈氏窃取权柄之前，国政掌于外姓，也仅管、鲍这一例。
对这种安排，高傒似乎并无不快，相反与管、鲍等合作良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这可能是因为身份的不同——管仲干得再好，也不过是个“大管家”，不会威胁到他这个“二当家”的地位，另外管仲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点与后世商鞅、吴起“革贵族之命”的变法截然不同。
《国语 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除“工商之乡六”由国君独占，“士乡十五”为国君与国、高二氏平分(《管子 小匡》之“公帅十一乡”即“工商之乡六”加“士乡五”，现代一些学者如李学勤等认为连“工商之乡六”其实也并非齐君独有，《小匡》并不可靠，暂且不管），“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上下两军的指挥权也为国、高二氏所有。从这两段记载，可知“二守”之权势地位——显然，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臣子，而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国家主人。
在齐桓首霸时代，高傒尽管“出镜”不多，作用却很重要，特别是对鲁国外交屡屡出面，《春秋》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而庄公死后，鲁国陷入内乱，又是高傒出面安定。《经》闵公二年“冬，齐高子来盟。”此事《左传》只字未提，而《公羊传》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按《国语》：“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则此次高子来盟，对“鲁难未已”的鲁国，实在是有“存亡继绝”的重大意义的。
相比之下，国氏在齐桓争霸中似无甚表现，《经》、《传》和《国语》等对这位“国子”（按杜预所注为懿仲）都只字未提。不过懿仲虽默默无闻，但他的儿子国归父（庄子）却在下一个霸主时代表现得颇有光彩。
此时正是晋楚争霸，国归父执政齐国，成为晋文公的有力同盟。《左传》僖二十八年（前632）：“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在齐、宋、秦的支持下，晋文公击败子玉率领的楚及陈、蔡联军，随后举行了“践土之盟”，成为新一代霸主。次年夏，国归父又作为代表与周王室和众诸侯“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礼成”是礼数周全，表现出良好的修养；而“敏”则是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因此得到了鲁国“圣人”臧文仲的赞誉：“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这一时期的高氏和国氏，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如鱼得水、胜任愉快的。
二、
国庄子之后，齐政为高氏所掌（国、高二氏似乎是轮流执政）。此时高氏的“掌门人”，是颇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高固（宣子，按《世本》，为高傒曾孙）。
《左传》中，高固的首次亮相是“叔姬事件”：叔姬为鲁女，嫁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鲁文公十四年（前612），齐昭公卒，舍即位，旋即为公子商人所弑。鲁国君臣十分不满，要求送还子叔姬，却被齐国扣留（按《公羊传》说法，是因为使臣单伯“淫乎子叔姬”），后来在周天子的调解下，齐国才允许子叔姬回国。
到了宣公五年（前603），鲁宣公如齐，高固要求迎娶叔姬，被拒绝后，竟请求齐惠公将鲁宣公扣留。鲁宣公只好答应，秋九月，高固亲自到鲁国迎亲，为《春秋》所讥。高氏的权势气焰可见一斑。
宣公十年（前598），齐惠公卒。高固、国佐（武子）乘机将“有宠于惠公”的崔杼（崔夭之子）驱逐出境，《左传》记载二氏这样做的原因是崔杼上升太快，威胁到了他们地位（“畏其逼也”）。此一事件为齐国卿族争权之始。崔氏也是公族，家世比高氏更久远（齐丁公之后），但直到崔杼受宠之前，并不十分显赫。因为崔杼并无什么大过而被逐，所以“春秋大义”把同情放在了崔杼一边（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过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位崔杼也绝非省油的灯。
宣公十七年（前591），晋国上卿郤克征会（邀请诸侯参加盟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受到侮辱的郤献子大怒，发誓报复齐国。
对这一轻薄之举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齐顷公倒也有所估计，“恐不得礼，故不出”，只是派高固、晏弱（晏婴之父）、蔡朝、南郭偃作为代表参加盟会。晋国翻脸，拒绝齐国与会，高固见势不妙，半路逃归，另外三位都被晋国扣留。晋国大夫苗贲皇劝谏晋景公：齐国君臣知道我们要为难使者，所以高固逃归，其他三人却为了两国友好，犯难而来。我们应该以善意回报善意，才可以争取更多支持，现在把他们抓起来，让逃走的有了理由，让诸侯产生疑惧，岂非授人以柄，有害无益？晋景公遂打消了杀死三人的念头，放他们逃回齐国。
这一外交风波并非由高固所起，但他的表现却很耐人寻味：按说成功脱难，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敏捷；从效果说，他的逃归也给了其他三位生还的机会（没有他这个反面典型，晋国也未必会那么宅心仁厚），可是为了个人安危而抛弃使命，给了晋国翻脸的借口，不管怎样都很难得到称赞，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大国上卿来说。从这件事的表现看，这位高固是很有一点个人至上而并不拘泥于贵族礼仪的。
两年以后（前589），郤克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这一年齐国伐鲁北鄙，郤克率晋师援鲁，至于靡笄之下。大战前夕的致师（挑战）阶段，活跃的高固又表演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壮举：他冲进晋军阵营，“桀石以投人”，抓了一个俘虏，并缴获一辆战车，回归本阵，意气风发地发出豪言：“欲勇者贾余馀勇！”
高固的表现在当时也许并不算特别出奇，却足以令我们这些现代人神往不已。这位大国上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希腊神话里的那些半神英雄：血统高贵、勇武过人而且喜欢闹事。当时的贵族，远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文弱。
尽管留下了“余勇可贾”的千古美谈，但从以后的战争过程来看，高固这一次精彩表演却很难说不是帮了倒忙。战前齐军上下信心爆棚，齐侯声称“灭此朝食”，不给战马披甲就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而他的车右逢丑父隐匿伤情，带着一条肿胀的胳膊就上了阵，结果“不能推车”，被韩厥追及并俘获，可见齐国君臣对战争的困难认识严重不足，这恐怕不能说跟高固的大出风头毫无关系（当初曹刿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确实是一句话点破了齐人轻躁而不耐久战的命门）。所以尽管他们疾风暴雨的进攻一时让郤克难以招架，可是这一战还是以晋胜齐败而告终。高固勇则勇矣，却无力帮助齐国获得胜利，他充满激情的演出，到此也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
随着高固的退场，齐国国政又回到国子一氏，这一年七月，齐国接受战败条约，代表齐国会盟的正是国佐（武子）。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为国佐主政，而高固之子高无咎则辅助之。《春秋》成公十五年（前576）：“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鯂、邾人会吴于钟离。”同一年中，国佐代表国君参与诸侯盟会，而高无咎参加大夫之会，显然此时国子地位高于高子。
次年，国佐、高无咎又一起参与了晋楚鄢陵之战（《左传》成十六：“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当年秋，诸侯会于沙随，谋划伐郑。国佐与会，周王室卿士单襄公私下告诉鲁成公：齐国子立于淫乱之国，而言语过于直率，容易招致怨恨，恐不免于祸。他说：只有好人才可以接受直率的批评，但这样的好人，齐国有吗？（《国语 周语下》）
真所谓一语成谶，不久之后，齐国的一次宫闱丑闻，使国、高二氏蒙受了第一次沉重打击。
成公十七年（前574），齐庆克（姜姓小公族，齐桓公之孙，公子无亏之子）与声孟子（灵公之母）私通，穿着妇人衣乘辇而入宫闱。大夫鲍牵看到，告诉了国武子。国武子遂把庆克召来，严词警告了一番——国武子这样做，确乎“言无不尽”。庆克害怕了，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偷偷派人给声孟子报信：国子盯上了我了。按说声孟子叫人揭穿丑事，总该消停几天吧，岂料“君夫人阳货欲”，竟至大怒。
不久，国武子辅佐齐灵公参加盟会，灵公归来前夕，留守的高无咎、鲍牵关闭城门，检查过往旅客。这或许是惯常的安保措施，或许是对某突发事件的应对。然声孟子却趁机诬陷，说高、鲍串通国子，欲将国君拒之门外，改立公子角。于是将鲍牵双脚砍掉、放逐了高无咎。虽说事起突然，可是高、鲍如此轻易地叫人夺了权，其应变能力之差，也着实叫人摇头。故而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无咎子高弱逃回高氏采邑卢，发动叛乱。齐侯任命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
此时国佐正随诸侯军围郑，得到消息立刻返回，赶到攻打卢邑的军队，接管指挥权，杀掉庆克，占据谷地与齐侯公开对抗。齐侯见硬来不行，只得与国佐盟誓，恢复了他的权位。国、高似乎赢得了这一次较量。
可是信守承诺的贵族们并不懂得“誓言就是用来违反的”，这不过是齐灵公的缓兵之计而已，一旦渡过危机，他马上就把盟誓弃如敝履。次年初，他派人在朝堂上刺杀国佐，又派人杀死了前往晋国告难的国胜，国佐幼子国弱奔鲁避难。
国、高二氏遭受的这一沉重打击，表面上看只是偶然，其实却未必如此简单。早在两年前，声孟子就已经私通被鲁国放逐的叔孙侨如（这位叔孙侨如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在齐在鲁，都跟国君之母乱搞男女关系），并欲“使立于高、国之间”，只是因为侨如痛定思痛，不愿再淌浑水而奔卫才作罢。由此或可透露信息，公室对国、高势力之大、权位之高早有削夺之心。从齐灵公宠信崔、庆来看，扶植新公族，摧抑旧公族，亦是他有意为之的计划，否则仅凭一个声孟子，是很难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的。
三、
然国、高毕竟已是百年世卿，又有“二守”之尊，树大根深，不大可能被一下连根拔起，即使齐灵公打算这样做，也为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所不许。所以过了不久，齐灵公又把国弱召回，继国氏之嗣，《左传》对此的解释是“礼也”。而此次受伤相对较轻的高氏换上了高厚嗣爵，《左传》襄公六年（前566）载：十一月，齐国灭莱，迁莱民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可知此时高厚位次尚在崔杼之前。
襄公十年春，高厚相齐太子光会诸侯于钟离，结果这两位的表现都很不好：“不敬”。又让士庄子（士弱）抓住机会曰了一次：“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
六年后（前556），高厚作为齐国代表，参加了晋国召集的温地盟会，宴会上晋平公使诸大夫舞，要求“歌诗必类(唱诗与舞蹈相配)”,高厚却演砸了,“诗不类”。在当时微妙的国际关系下（晋国霸权正在衰落，而晋悼公之死也有些不明不白，老牌霸主齐国开始蠢蠢欲动），高厚的失礼也就难免被解读为有意为之（究竟是不是有意，也很难说）。晋国正卿荀偃大怒，声称“诸侯有异志矣！”要求各国大夫与高厚盟誓，高厚见势不妙，效乃父之故智，逃之夭夭。这样一来，齐国自然就成了诸国盟誓“同讨不庭”最明确的目标。
第二年，齐国向鲁国下手，齐灵公亲自攻打鲁之北鄙，高厚亦帅军围困防地，在鲁国的抗击下未获战果。接着晋国亦出兵伐齐，齐国大败，这一次挑战霸权以失败告终。
此时，齐灵公将早先立的太子光废掉，赶出国都，另立宠姬戎子的养子公子牙，使高厚傅之。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分析，这或许并非全因戎子受宠而起——太子光为鲁女所生，齐灵公既与鲁为敌，换掉这个太子似也并不奇怪。但是废长立幼，总是“以难犯不祥”之举，而齐灵公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襄十九年（前553）五月，灵公病危，崔杼偷偷迎回太子光，发动政变，夺了国君之位，是为齐庄公。公子牙出逃不成，被杀，而身为太傅的高厚自然也难逃厄运，于当年8月被崔杼杀于洒蓝。《春秋》认为是“従君于昏”，咎由自取。崔杼不但报了40多年前的一箭之仇，而且取代了高厚的权位和财富。
齐国从此由“有大志”的崔杼执政，齐庄公又是个精力过于旺盛的人物，这一对君臣翻脸是早晚的事。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跑到崔杼家里调戏女主人，被崔杼所杀。崔杼立齐景公，自己“当国”，一时权势张天。
此时的国子依然保住了上卿的地位，并于次年陪伴齐侯如晋，参与诸侯会见，表现也颇活跃。但此次外交，是为了给被晋国逮捕的卫献公求情，与齐国政局关系甚小，对这种事崔杼未必很在乎；另外也恐怕是因为国氏地位（大国上卿、“天子二守”）甚高，办外交较为合适（成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过了没多久，崔杼家族起了内乱，被庆氏趁火打劫，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上吊自杀。庆氏揽权也不过一年，又被公族栾、高（这个“高”与栾氏同为齐惠公后，非“国高”之高）联合陈、鲍斗倒。
然崔、庆垮台并没有给饱受打击的高氏带来什么好运。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
高止罪名为“好以事自为功，且专”，但是从当时齐国的情况看，这个罪名颇有牵强之嫌。此前数年，一直为崔、庆“当国”，而前一年，惠栾、高联合陈、鲍，刚刚斗倒了专权的庆氏，高止又何来“专”的本钱？从“以事自为功”来看，高止似乎也参与了这次夺权行动，并在成功之后表现得不够低调，以至招致众怒。不过这恐怕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惠栾、高这些新出门户的权利欲膨胀，对高氏这样的老牌世卿“取而代之”之意昭然若揭。换言之，高子的“专”不过是幌子，而公孙虿(子尾，惠高氏家主）、公孙灶(子雅，惠栾氏家主）等的“专”才是实质。这也就不难理解高竖以卢叛，竟以“苟请高氏有后”作为放弃武力对抗的条件了。高竖的困兽之斗，加上高傒等先人的余荫，到底给这个显赫的家族留下了一条根：“齐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孙偃”，作为交换，高竖献出卢邑，出奔晋国。经此一跌，高氏已经从齐国的权力中心退出了。
国弱似乎人如其名，很懂得柔弱之道，所以历经崔、庆、惠栾、惠高专权而不倒。次年（鲁昭公元年）国弱还作为代表参加了各国会盟。但国政此时把持在惠栾、高二氏之手，国弱只不过顶一个上卿招牌而已，已经不再有“辅佐公室”的能力了。晏婴虽并不喜欢栾、高的专权跋扈，却在子雅去世时惋惜“又弱一个焉”，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栾、高这两个强势公族也不能长久，“姜其危哉”。
正如晏子忧虑的那样，随着公孙灶、公孙虿相继去世，继任的子旗（栾施）、子良（高强）难当大任，“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昭公十年，陈、鲍等强族大夫在国人的支持下，进攻栾、高氏，将子旗、子良赶到鲁国。
陈、鲍瓜分了两家财富，但如何瓜分权力却叫人为难。此时，在夺权斗争中保持中立的晏子表明立场，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即应将得自栾、高的权力和利益让给公室、公族，否则争斗不可止。
晏子素以贤良清正著称，在齐国拥有崇高威望，他如此表态，羽翼未丰的陈桓子不能不重视，于是把从栾、高那里夺来的财富器物和封邑返还国君，并招流落在外的公族子弟回国，为自己换取了高唐作为封邑，“陈氏始大”。
四、
政权由此又回到公室，国、高亦东山再起，活跃在春秋政治舞台上。第二年，国弱即会晋、鲁、宋、卫、郑、曹等于厥慭。其后的20多年，齐国大权似都在二氏掌握，屡与诸侯之事。昭公十二年（前529）“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昭公十九年（前522）秋，“齐高发帅师伐莒。”
定公元年（前509），晋国魏舒会合诸侯大夫于狄泉，为周王室增建成周城墙。这被认为是“易位以令”、“大事奸义”的僭越之举；而代表齐国参与此事的高张迟到，没能赶上工程，也被指为“违人”（违背众人意愿）。齐国对晋这个霸主，一直不肯甘心顺服，高张迟到，或者也不只是本人的意愿，不过他的行为，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的前辈高固、高厚的外交“跳票”，礼仪方面，似乎一直是高氏的短板。
定公四年，国夏（惠子）参加了诸侯谋楚的召陵会议，但齐国很快就拿鲁国开刀挑起内斗。定公七年，“齐国夏伐我（鲁）”，转年“齐国夏、高张伐我（鲁）西鄙”。而定公九年，齐侯伐晋夷仪，与晋国正式展开争夺霸权的战争，齐国勇士敝无存参战前，将父亲给他订的亲让给弟弟，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遗憾的是，他死于此役，未能如愿成为高、国的乘龙快婿，但由此可知，高、国在当时仍为齐国最显赫的家族。
哀公四年（前491），齐国利用“中行、范氏之乱”，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战功赫赫，国、高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
无奈这不过是“贵族的黄昏”中的回光返照。不久之后，国、高再一次遭遇了灭顶之灾。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击败他们的不再是同姓公族，而是异姓大夫。
此时，统治齐国已半个多世纪的齐景公到了油尽灯枯的暮年，却还没有指定继承人。面对大臣们的催促，景公只是敷衍：“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他宠爱幼子荼（“孺子牛”的典故，就是这一对父子的），打算把君位留给他，又怕大臣们反对，所以只好拖着。到了鲁哀公五年（前490），景公一病不起，才让国夏（惠子）、高张（昭子）立荼，把群公子都安置到莱。秋，齐景公卒，群公子纷纷逃往他国避难。有高、国的强力辅弼，这一次政权交接似乎已经有惊无险地顺利过关了。
可是转过年来（哀公六年，前489），国、高却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对手——大概也是春秋时代最大的阴谋家——陈乞（僖子）。
陈乞为陈桓子之子，陈武子之弟，事实证明比起乃父乃兄，这位陈僖子的心机和胆略都是青出于蓝的。在这个人情汹涌、莫知所从的时刻，他似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高、国一边，不但高举，而且紧跟——“每朝必骖乘”，而每次骖乘，必言诸大夫不肯顺服，预谋叛乱，建议二卿“尽灭之”。可是到了诸大夫那里，他又换了嘴脸，说高、国仗着大权在握，已经计划要把大夫们一网打尽，劝他们先下手为强。本来诸大夫就与高高在上的高、国二氏多有矛盾，经过他这一番煽风点火，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当年夏，陈乞联合鲍牧及诸大夫发动事变，率领甲士占领公宫。高张听到消息，与国夏驱车救驾，与诸大夫在庄街遭遇，发生激烈战斗。此时陈氏收买人心的种种手段发挥了效益，国人——下级武士和平民阶层——都倒向陈、鲍及诸大夫一边（《吕览》：“郑子阳之难，猘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此记载未详说的是哪一次“杀高、国”，如果是这一次，则阴谋之外，国人的一边倒颇有些“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成份），高、国寡不敌众，战败。国夏奔莒，高张、晏圉（晏婴之子）、弦施奔鲁避难。
接着陈乞以诈术胁迫鲍牧，立公子阳生为君（即齐悼公），弒舍。齐国大权遂落入陈氏手中。
可以说，国、高“天子之二守”的历史，至此已经终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200年的显赫，还是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临近结局的高潮桥段中完成最后的演出。
五、
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国为报上一年鄎战之耻（为了平息吴王夫差之怒，齐人弑悼公），国书、高无丕帅师伐鲁。当年夏，吴国出兵助鲁伐齐，国书、高无丕迎战，一场大战即将在泰山脚下的艾陵（今山东泰安附近）展开……
有些奇怪的是：艾陵之战即使不是春秋时代最大规模的战役，至少也是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然而这场战争却很少被人提起——这恐怕主要是因为吴王夫差虽然得胜，却在不久后身死国灭，未能实现霸业，所以此战没有什么里程碑意义；但还有一个因素似乎也并非不重要：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奇怪之极的战争。
战争的起因有些滑稽：在公子阳生流亡鲁国期间，把持鲁国大权的季康子把妹妹嫁给了他，等到阳生归国即位，便派人前往鲁国接取。谁知季姬又与季鲂侯私通，闹出丑闻，弄得季康子很是为难，不敢给齐侯送去。齐悼公却不依不饶，非要这顶绿帽子不可，命鲍牧帅师伐鲁，连取二城，鲁国只好随其所愿。季姬大概是很美的，一来到齐国，就把齐悼公迷得心花怒放，于是大手一挥，又将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在伐鲁期间，齐国向自己的盟友吴国请求帮忙，等鲁国送还季姬，齐悼公又通知吴国不要出兵。吴王夫差本早有问鼎中原之意，齐国出尔反尔，正好授之以柄，声称“不知所従”，要当面讨教，遂出兵伐齐。
为了一顶绿帽，得罪两个盟国，齐悼公的素质可见一斑，而把这样一个东西弄上台，陈乞的心机也不问可知了。
外患压力之下，接下来齐国又起了内乱，但是这次内乱的真实情况也是一团迷雾。《史记 齐世家》：“鲍子与悼公有郄，不善。（齐悼公）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弒悼公，赴于吴。……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然《左传》又是另一番说法：“……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杀之。”
两段记载比较，显然《左传》更为可信（《史记》对此段史实记录错误甚多，后面还要说到）：鲍牧对当初受胁迫而立悼公颇感后悔，遂有废立之意（“有马千乘”，应为国君的隐语），被告发后逐死（悼公的手段颇值得一看：先让鲍牧带走三分之一家产，然后一步步剥夺，等到鲍牧再无任何本钱时杀之）。他自然不可能杀悼公，那么齐悼公又是死于何人之手呢？
齐悼公此时不过一个傀儡，“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这一系列乖张举动背后自然离不开陈乞的首肯甚至怂恿。陈乞借此除掉了不可靠的同盟者，又把一顶昏君的帽子牢牢扣在齐悼公头上，为以后随时除掉他埋下伏笔。
然陈氏此时毕竟无法完全掌控局面，鲍牧的倒掉固然为他除去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却也使他在现实中少了一个同盟——正因为把鲍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才得以压倒国高、废立君主，取得大权。现在鲍牧被搞掉，陈乞就必须独自面对那些反对势力。特别是在他主使之下，造成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吴、鲁联手打上门来，晋国也趁火打劫，齐国成了众矢之的——必须有人为此买单。于是齐悼公的末日到了。
《左传》哀公十年：“（鲁哀）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悼公之被杀，未知主使者何，但从事后看，国、高又分掌中、上二军，颇有死灰复燃之势。而陈乞在这场变故中似乎是落了下风的（在此次危机中，陈氏的采邑高唐也为晋国攻打而颇受损失），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让悼公做替罪羊，自己得以保全而已。
杀掉胡闹的君主，又击败了吴国的水师，齐国好不容易才算应付过这次危机，可是诡异的故事又一次发生：转过年来，国书、高无丕就帅师伐鲁报仇，再次引来吴鲁联军的讨伐，真可谓引火烧身。这固然可能是国书、高无丕无谋所致，而陈乞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也颇值得怀疑。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浅），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
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
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卻，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
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吴王大说……
这一段记载与《左传》矛盾甚多，而且演义色彩甚浓，人物也张冠李戴，并不可信。苏辙就曾指出：“齐之伐鲁，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陈恒（即田常）；吴之伐齐，本怒悼公之反复，而非子贡。吴齐之战，陈乞犹在，而恒未任事。所记皆非，盖战国说客设为子贡之辞，以自托于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不过此记载明确点出了齐国这一段倒行逆施、自讨苦吃的幕后黑手陈氏，却未必出于臆造，不管太史公“博采”的是说客之辞还是齐鲁传闻，都可以反映一时的舆论；而“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也恰恰为事实所印证，很难说这不是陈氏苦心经营的结果。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战前，陈僖子告诉军中的弟弟陈书：“尔死，我必得志。”
尽管陈氏已经把持了齐国政治大权，然此次出战陈氏子弟不少（陈书、陈逆），三军指挥权却分别掌握在国书、高无丕和宗楼手中，显然国、高仍然保有相当实力，这对陈氏“代齐”是十分不利的。很难不让人怀疑，陈僖子希望通过这次战败，彻底解除国、高残存的军事实力；而牺牲掉一个陈书，则可以洗白陈氏，避免可能面临的指责（“民人之过”），达到“我必得志”的目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大战即将展开的前夜，齐国军中笼罩着的悲壮的气氛了：“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逆）命其徒具含玉（殡葬用具）。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除公孙挥还表现出了一点求胜欲望外，几乎每个人流露出的都是必死的决心。每个人都是悲观的，都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那么，是谁让他们不得不打一场必输的战争呢？
五月甲戌（27日），两军在艾陵展开了决战。齐军方面“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而联军方面则“中军従（吴）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联军占有军力上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夫差可以从容布阵：用胥门巢的上军对抗国书的齐军主力，展如（右军）对付高无丕，王子姑曹（下军）对宗楼，而把最精锐的中军作为预备队，等待时机作出致命一击。
尽管众寡不敌，齐军仍然英勇地战斗，甚至在大战之初取得了一些优势，国书击败了胥门巢，然而此时高无丕却败于展如，国书不得不转头填补侧翼的空虚，而无法扩大战果，两军陷入胶着苦战。此时夫差趁机将主力中军投入战场，齐军终于抵挡不住，全线溃败。
这是一场大屠杀，吴鲁联军的战利品就包括了八百乘战车和三千颗齐国高级武士的头颅，齐军主要将领中，似乎只有最先败下阵来的高无丕幸免于难——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将领不是阵亡，就是被俘，而主将国书的人头，被装在一个华丽的匣子里送给了齐侯，跟这颗人头一起送去的还有一封措词文雅的信：如果不是上天保佑，下国怎么能获得如此胜利？
其实，吴王和鲁哀公最该感谢的不是上天，而是那个深谋远虑的陈乞——经此一役，他的眼中钉国、高二氏已借外人之手拔除，现在没有任何人能给他的“得志”制造障碍了。
四年以后，陈氏在内斗中击败最后一个对手阚氏（此役也决定了陈氏代齐的结局）。在这场内乱中，高无丕仓皇出奔，显然，历次夺权斗争的失败，已经让这位大国上卿成了惊弓之鸟。不久，高无丕又被允许回到齐国——对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的陈氏来说，他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一种装点。
此时的国氏也依然存在——同样是作为装点。又过了两年，晋国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之，初战获胜，陈瓘对战俘说：“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避）晋师。’岂敢废命？”不难看出，陈瓘已经是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者，而“国子实执齐柄”，不过是外交辞令，这些血统高贵的大国上卿，在这个时代似乎也只剩下了这个用处。
六年以后，晋荀瑶（智伯瑶）伐齐，高无丕帅师御之，在犁丘被打败。这一场败仗是国、高二氏的最后表演，也是这两大曾经辉煌显赫达数百年的家族命运的最好诠释或象征——作为失败者，告别了历史舞台。
六、
西人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场”，这话对中国历史来说也同样适用。国、高二氏的兴衰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注解。
作为齐国最显赫的公族世卿，他们曾经享有仅次于国君的崇高地位，其势难以动摇，因此延续两百多年，几乎与姜齐相始终。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呢？
“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在封建时代，公族为“宗室之枝叶”，“护其本根”，辅弼公室，保卫家国。但是到了封建时代晚期，公室与包括公族在内的卿大夫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国”与“家”的关系）变得矛盾丛生。正如赵翼论封建之弊所说：“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禍亂不已。”顾栋高亦说：“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古来论封建者几乎无不强调封建时代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国、高二氏似乎却是个例外，尽管良莠不齐，但这两家一直恪守君臣之礼，没出过乱臣贼子，也很少专权跋扈，应该说，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国、高二氏一直努力地扮演“宗室枝叶”“护其本根”这一角色。
但也必须承认，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国、高二氏的出色表现并不多，而且几代人似乎表现出素质和能力的下降：从贤臣高傒、国归父，到强势的高固、国佐，再到庸碌的高厚、高止、高张、国弱、国夏，直至末世的高无丕、国书等，几可说是一条完整的下滑线，与之相伴随的是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从天子二守的举足轻重，沦落到崔、庆、晏、鲍、陈等家族活跃表演的背景和对象。
是什么导致了贵族的没落？古往今来，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把板子打到贵族身上，即所谓“骄淫矜夸，自趋灭亡”，正如《抱朴子》中一段著名的评论：“贵游子弟，生乎妇人之手，忧惧未尝经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才胜衣冠而居宠荣之位，专生杀之威，操黜陟之柄，诚可畏矣。”
可是，与其说这是他们的罪孽，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从成为贵族的那一天起，他们终将没落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作为一种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贵族如同高度特化的生物，很难再有什么进化余地——也就很难适应坏境的变化。他们被固定在优越尊崇的地位，维护着旧有的体制，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社会变化的对立一面，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在一个变革时代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也很难像那些个人奋斗者那样有强烈的上进欲望和动力，故而在政治斗争中一败再败，正如国、高演示给我们的那样：败于崔、庆；败于栾、高；败于陈、鲍……养尊处优的贵族实在不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的高手。他们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恪守赖以存在的礼仪和文化；他们是孤立的，因为这种礼仪和文化建立在对多数人的压制和对抗上；他们更是垂死的，因为这一套礼仪和文化迟早要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就像霸王龙和剑齿虎，在剧烈的沧桑之变中，逐渐落伍并最终被淘汰。击败他们的是天时，是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在那个礼崩乐坏、灭国无数的时代，国、高二氏的没落实在只是小悲剧，只是世卿政治、封建制度逐渐崩溃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