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焯（zhuō）（1856年—1918年），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晚号鹤、鹤公、鹤翁、鹤道人，别署冷红词客，尝梦游石芝崦，见素鹤翔于云间，因自号石芝崦主及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隶正黄旗汉军籍，而托为郑玄后裔，自称高密郑氏。晚清官员、词人。
郑文焯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而以词人著称于世，人称晚清四大词人之一。著有《大鹤山人诗集》及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馀音》《苕雅馀集》和词论《词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为《大鹤山人全书》。 [10]
（概述图参考资料 [7]）
- 全 名
- 郑文焯
- 字
- 俊臣
- 号
- 小坡、叔问、鹤、鹤公、鹤翁、鹤道人、石芝崦主、大鹤山人
- 所处时代
- 清末民国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856年
- 逝世日期
- 1918年
- 主要作品
- 《大鹤山人诗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笤雅余集》《词源斟律》等
郑文焯画像 [1]文焯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
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七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自镌私印“江南退士”，弃官南游。因喜爱吴中湖山风月胜景，旅居苏州，为江苏巡抚幕僚40余年。喜与文士交往，与朱祖谋唱酬无间。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
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又自比陶渊明。居住上海，专精医学，行医于汉口路福利公栈，兼卖书画以自给。清史馆聘为纂修，北京大学聘为金石学主任教授兼校医职务，月俸金八百；皆婉辞不就。曾在除夕画一老梅枝上数萼，忽生横枝，悬大红爆竹，是未经入画之景，题为“春色春声”。某军长见而喜爱，愿以巨资购买，请题双款，郑文焯婉言谢绝。
民国七年（1918年），郑文焯死于吴门（苏州），享年六十二岁。同年春，卜葬于光福邓尉。逝世后五个月，朱祖谋、梁启超、叶玉虎等八人上书内务总长钱能训，致函江苏省长转吴县知县，请他们保护郑文焯墓。 [2]
乐理论
郑文焯以精通乐律著称。他特别重视词的音乐性。不仅从理论上穷究词与音乐之关系，而且在创作中实际演习之。他反对以后世所编韵书约制古人，认为词之律在声不在韵，依永和声，协谐美听，韵自天成。在晚清举世只知阴阳平仄的时代，实为具有卓识。郑文焯晚年始讲四声，提出“上去字须参差叶律”的观点。 [15]
郑文焯曾拜名医张山雷为师，治病对象多为名士通人。康有为目为神医，为之登报宣扬。民国以后曾在苏州正式挂牌行医，案书多是经方，方简而量重，“尝以奇方起危急症，著《医诂内外篇》。”还著有《大鹤山房全集》，内有《医故》两卷， [11]收入经方中精要近古者，辨其本末；又取经籍传注所记杂家言，疏通证明。然它持论怀疑《灵枢》、贬低张机的方，未为至当，但能追溯方术源流辨别古籍真伪，还是医林仅见之作。郑文焯作为近代词学大家，医术只是郑文焯的余技。然而《医故》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见地殊属不凡。郑文焯的考据功夫，可与黄元同（黄以周）、冯梦香（冯一梅）相比。 [2]
郑文焯书法初学《圣教序》，后转入宋四家，尤喜苏轼，笔法腴润流畅。特别是有些信札之类的小品，喜用圆笔，取篆意，写得相当随意洒脱，胜过有些苦心构造的中堂大作。《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刊有他的《致养矫先生信札》，信只有7行71字，但在书写上得心应手、翰逸神飞。它以魏、汉碑入帖，朴华交融，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观者固然可以通过其用笔、结体等具体的行迹，观察到碑的凝重遒劲与帖的流畅自然的结合无间，但更为重要的是，郑文焯在这里表现了碑与帖在精神气质上的浑然交融，即质与文、厚重深沉与超然飞动的统一。并且，他基于在书法艺术上全面而深厚的素养，基于内在的文化精蕴和超凡的才情，使这种交融如此自然、和谐，没有一点儿生硬感和刻意为之的痕迹。 [13]
郑文焯篆刻艺术郑文焯的篆刻鉴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郑文焯与江南地区的篆刻名家交往密切，其自用之印多出于名家之手，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平。后人对郑文焯自用印多有收集整理，最具代表性的为吴昌硕再传弟子刘伯年所集《吴昌硕为郑文焯制私印谱》和今人郑伯象所辑《大鹤山人自用印集》两部印集。从二人收集情况看，郑文焯自用印章风格多样，如“叔问”和“曲公之玺”两枚印章，为王冰铁所刊，印风古朴，表现出浓郁的古玺印风格，又如“龙”“鹤”等肖形印，皆从汉印风格脱出。另有秦汉凿刻官印风格的“大鹤尊者”，汉私印风格的“郑文焯”，汉玉印风格的“瘦碧盦”，悬针篆风格的“郑言疏”，宋元楷书押印风格的“大鹤”，元朱文风格的“郑叔问考藏汉魏六朝碑铭造像文字记”，浙派印风格的“西陀居士”等等。郑文焯用印，并不仅限于传统的印风，如“高密”一印，即从印泥脱出，另外还有取法汉陶器铭文的“巨郑”“鹤记”两印，汉砖文风格的“叔问所藏石文”“石芝西堪读碑题记”等等。郑文焯用印的不拘一格，不仅体现了他对六朝古物的热爱，还有他在篆刻审美上的超前认知。
郑文焯丰富的经历，促使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篆刻审美观念。吴昌硕曾为其治印数十方，郑文焯将部分钤于纸上并作跋语，对印章风格的概括简练而准确，如评“江南退士”印风为浑备，“郑文焯”为疏逸，“小坡”为浑成，“文悼私印”为幽静，“石芝西堪读碑记”为古茂等。观其评语，精准而凝练，于两三字拈出印章特点，可见郑文焯既有成熟的审美观，又具备极强的鉴赏能力。
于书画用印，郑文焯又主张不在古书画上押印。郑文焯见诸多收藏家得到古代书画名迹时，常出于私好钤上名章私印，不仅破坏了书画的原有之美，且这种影响不可逆，故郑文焯对古书画加盖收藏印的行为嗤之以鼻，并矛严厉批评。文人收藏字画大都钤印以示己物，郑文焯认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古画的破坏。从书画收藏的角度看，郑文焯的观点具有超前的意识，十分符合现代的收藏观念。 [18]
郑文焯于文献学也很精通，在文献的校刊、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郑文焯作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于词集的批点、校勘、整理很有心得。他曾经校勘过的词集主要有：《花间集》《清真集》《梦窗词》《乐章集》《东坡乐府》《白石道人歌曲》《唐五代词选》《绝妙好词》《词源》等。
在词书整理方面，郑文焯亦曾从事词集版本及词人轶事的考定。如《清真词校后录要》前半部分就是考版本源流，证明《片玉集》之名晚出。后半部分则考词人事迹，如《少年游》狎李师师事，《风流子》狎主簿妻事等等。《校乐章集宋本》亦考柳永籍贯，并辨明柳永无后之说非是。此外又曾为《白石词》编年，并考其事迹。
郑文焯受王鹏运等人影响，亦有编定选本之举。他计划编选《石芝西堪宋二十家词选》，拟选小令五家（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张先《安陆集》、晏几道《小山乐府》、秦观《淮海词》），及慢曲七家（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苏轼《东坡乐府》、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贺铸《东山寓声乐府》），惜均未完稿。
郑文焯校勘词集态度严谨，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克强总结郑文焯词集校勘的几大原则。认为一是将校词与校勘经史区别开来，注重运用词的声调韵律进行校勘。二是将实证与领悟贯通相结合，不妄断妄校。三是推崇旧本，不薄古信今。郑文焯十分推崇宋元旧本，相信旧本更加接近古籍原貌。因此郑文焯的词集校勘与其同时代的词家比较独具特色。如郑文焯在校勘词集时不仅注重对字词、词题、字声、词韵讹误等的校勘，同时考察词集正名，考订词集的版本源流。在校勘词集时校论结合，不仅有校勘记，而且还有评论性的话语，这种校词时既评词又论词的很少见。郑氏评语涉及词人生平、创作风格、艺术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研究对象，也是体现郑文焯词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再有就是郑文焯注意批点词的点声律特色，依律校词，充实并发展了词集校勘中的律校法。 [6]
其家先世有藏书颇多，同治年间被水淹没不少。以后继续从事金石、书画、古籍的购藏，名人手跋、点校本，遇见即购。藏书处有“大鹤山房”“半雨楼”等，藏书印有“叔文校定”“石芝西堪”“鹤公过眼”“江南退士”“大鹤天隐者”“樵风家世”等。晚年，所藏书大部分出售给人，自称：物无久聚，终必散出，与其给儿孙出售，不如及身料理，尚能得相当代价。
卓清芬则认为：郑文焯词虽有部分作品“摛藻绮密”“清丽婉约，情文相生”，然其主要风格却如白石之萧疏冷峭。（《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 [17]
康有为称其书法：郑大鹤先生……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深而去其犷野，盖自《张猛龙碑阴》入，而兼取《李仲旋使君》《贾思伯》《龙藏寺》以及《瘗鹤》。 [5]
马宗霍：大鹤山人书结体纯取南碑，而波磔骏发复兼有北碑之妙，翩翩奕奕，气味直到六朝。简札诗稿，脱手弹丸，对之殊有俊风。余尝藏山人金石拓片题跋墨迹，笔法细如游丝，清丽芊昵，尤为绝品。（《霎岳楼笔谈》） [13]
郑文焯，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经常自称山东人。如词集《瘦碧词》自署“高密郑文焯”，词集《比竹余音》自署“北海郑文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