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轼书法被誉为宋朝第一，但是后世却很少学苏轼笔法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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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问是不是，再问对不对。#
站在书法史的高度，我可以告诉你苏轼是在中国文人书法体系的巅峰，而后人学习苏轼的不可胜数，多如牛毛，就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的举出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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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一门：苏辙，苏过，苏迈皆是苏轼的风格；
一.苏过行书《贻孙帖》 约1111-1117年（政和年间） 纸本，27.2X3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苏过《赠远夫诗帖》约1123年（宣和五年）纸本， 31.6cmX41.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苏辙致定国承议使君尺牍《宴居帖》 行书
以上全是苏轼的行书风格，宛如苏轼所书，难以分辨。
二、两宋之交的著名将军韩世忠(1089-1151)
字良臣，延安人。年十八，以敢勇应募，勇冠三军。建炎中，帝手书“义勇”二字，褐旗以赐。焦山寺捷闻，为中兴武功第一，进太保，封英国公。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其书法苏长公，能逼真。
三、朱胜非(1082—1144)，字藏一，蔡州（今河南汝南）人。一说姑苏（今江苏苏州）人（《南宋馆阁录》卷七）。徽宗崇宁二年（一一○三）登上舍第。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为东道副总管，权应天府。高宗建炎改元（一一二七），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二年，除尚书右丞，迁中书侍郎。三年，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内侍苗傅等逼高宗退位，事平，出知洪州，寻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绍兴元年（一一三一），马进陷江州，降分司南京。二年，除兼侍读，寻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母忧去，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五年，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一）。七年，起知宣州。八年，又奉祠（同上书卷一一二、一一八）。九年，再知湖州，寻引疾去（同上书卷一二六、一三二）。因与秦桧不合，前后废居八年，十四年卒，年六十三。有《秀水闲居录》一卷。《宋史》卷三六二有传。
四、赵令畤（1051-1134）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初字景贶，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知州，荐其才于朝。后坐元祐党籍，被废十年。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四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为辑《聊复集》词一卷。书法全学苏轼，尤得其神韵：
五、欧阳玄（1283-1357），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祖籍江西，系欧阳修的族裔。延祐二年（1315）进士，至元五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谥曰文。卒年七十四。清康熙年间修浏阳县志时因避康熙皇帝玄烨讳，改玄为元，所以又有欧阳元之称。
为官40余年先后六入翰林，两为祭酒，两任主考千生，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也以诗文闻名天下，因其学识渊博，文绩卓著，人称“一代宗师”，与王约并称元代“鸿笔”。
欧阳玄虽身为高官，平时却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同时代的诗人大家孙风洲赞颂他：“奎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来。”1357（至正十七年），欧阳玄病逝于大都（今北京），享年83岁。朝廷谥号文，追赠大司徒、柱国，封楚国公。葬宛平香山，后归葬浏阳天马山，并建词纪念，受到湖南士人世代祭祝崇敬，至今浏阳还有“奎斋路”的街名。
行草深得苏轼风骨，而刚劲流畅，风度不凡：
六、李孝光(1285～1350)
元代词作家。字季和，号五峰，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博学，以文章负名当世。他作文取法古人，不趋时尚。早年隐居在雁荡五峰山下白云舍，因其学问渊博，诗文卓越，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广。至正四年(1344)应召为秘书监著作郎，至正七年擢升秘书监丞。至正十年（1350）辞职南归，途中病逝同州（陕西大荔），享年66岁。
《元史》列入《儒学传》，称：“孝光以文章负名当世。”流传的作品以诗为主，平生喜寻幽探胜，登天台，探禹穴，渡钱塘，览三吴。遍游匡庐、五岳。写下大量山水诗，皆收入《五峰集》中，计有670余首，与杨维桢在当时诗坛并称“杨李”。其书学苏轼，笔画丰腴，运笔流畅，连带自然：
七、张 渊
生卒不详，活动于元末明初年间。浙江吴兴人，字子静，号孟嘏。守道安贫，隐居不仕。与当时吴派山水画大师沈周相友善。工书，以苏轼字为宗。《史书会要》记云：“渊行楷规模玉局，翩翩有致”。
八、吴宽（1435-1504）
明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字原博，号匏庵，玉亭主，世称匏庵先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获第一，入翰林，授修撰。曾侍孝宗东宫，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又升任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官至礼部尚书,专典诰敕修《宪宗实录》，粹然笃实，为当时馆阁巨手。
吴宽作风高洁，不受时尚左右，而以清正自守。死后谥文定。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尤喜《左传》、《汉书》、唐宋大家散文,最喜苏轼文章。他学有根底，诗文和平恬雅，有典则。《明诗评》说：“文定力扫浮靡，一归雅淡，诗如杨柳受风，煦然不冽；又如学究论天下事，□□竟日，本色自露。”代表作有七律《悼沈癯樵画史》、《题杨铁崖墓铭后》、《送张兼素出知施宗州》、《谢顾良弼李世贤携酒过访》等，七古有《赋黄楼送李贞伯》等。
吴宽兼工书法，字学苏东坡。诗文集有《家藏集》77卷,其中诗30卷，文40卷，为吴宽自订。后7卷疑为其子吴□所增益。文侧为吴宽墨迹。著有《匏翁家藏集》存世。
九、文徵明（1470——1559）
初名壁（也作璧），字徵明，后来又改字徵仲，祖籍衡山，自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斋名停云馆。长洲（今苏州）人，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 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
文徵明学字是从苏轼入手的，早年其书全是苏字面貌，后来文徵明从李应祯学书，李应祯书宗欧阳询，平正婉和，清润端方，秀润非常，后改学黄字。
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王世贞在《艺苑言》上评论说：“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文徵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
十、董其昌(1555-1636)
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
董其昌学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由此可见，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以古为师，以古为法，他的书法成就一方面得力于自己刻苦勤奋,善于深刻地悟通、反省，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交往，得以饱览许多书画真迹。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董其昌在仕途上的通达,不是明代前几位书家所能比拟的。到了清代，康熙又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论书绝句》曾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书风日下，实在是书坛的悲哀。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颜骨赵恣”又得力于颜真卿、宋四家，特别是米芾的开张和苏轼的韵致，赵孟頫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
十一、汪由敦（1692-1758）汪由敦《行书临苏轼春帖子词轴》纸本行书 115.2×59.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十二、梁同书 （1723-1815）
字元颖，号山舟，晚年自署石翁，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其父是大学士梁诗正。梁同书于乾隆十二年(1747)中举人，十七年特赐进士，官侍讲。著有《频罗庵遗集》。
梁同书家学渊源。他自幼接触书法，12岁时即能书写擘窠大字。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以后又取法苏轼、米芾，特别得苏轼之秀润华滋之美，70岁以后融汇贯通，纯任自然。他习书60余年，久负盛名，所书碑刻极多。
梁同书工于楷、行书，到晚年犹能写蝇头小楷，其书大字结体紧严，小楷秀逸，尤为精到。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四大家。
十三、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军机大臣、大学士刘统勋的长子。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清仁宗嘉庆九年（1804），享年85岁。一生历康、雍、乾、嘉四代。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乾隆皇帝身边之宠臣"宰相刘罗锅"。刘墉不仅官运亨通，位高权重，他的书法也是极具盛名。他与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并称为"清四家"，且位居第一。康有为称其为帖学之集大成者。其书法肥厚雍容，秀润绵密，堪称学苏之集大成者，后人无可逾之者。尤善小楷，用墨厚重浓烈，丰腴遒劲，时称"浓墨宰相"。
十四、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李鸿章是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评论其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显现出他书法的非凡功底。
李鸿章的书法于端庄中不乏生动，用笔按提有序、丰腴厚重，结体内敛有致、疏密井然，笔墨酣畅淋漓，有欧、颜遗风。李鸿章书法源于早年为争取功名时所下的苦功，他最擅长行楷，有台阁大臣的风度，后来发展为自己的情趣爱好。通观李鸿章存世的众多书联、信札、扇面等，其书法博采众家、底蕴丰厚。其书法光华内蕴，气韵灵动，妍媚儒雅。在当时千篇一律的台阁体书风盛行之下，其书法更凸显出难得的另一方面，或许是颜真卿气韵凛然的君子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李鸿章，在颜真卿的书法上，李鸿章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与人格上的契合。
其追随苏轼脚步，认为颜真卿的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通过苏轼，使得李鸿 章深得颜真卿书法的精要，并且师古不泥古。观李鸿章楷书，碑帖兼容，笔力苍劲沉稳，刚柔相济；结体宽博端庄，外密中疏；风神豪迈，气势雄强，极具庙堂之气：
十五、翁方纲（1733-1818）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年得到苏轼书《天际乌云帖》，因此又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擅长正楷与隶书。行草学习苏轼，又学董其昌，飘逸跌宕，气清韵通。论诗创“肌理说”，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
十六、翁同龢（1830-1904）
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持变法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归里后，隐居虞山西麓鹁鸽峰墓庐。困顿七载后病故。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得其厚润，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十七、近代、赵朴初(1907-2000)
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和佛教人士，安徽安庆太湖县人，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四明银行行长。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全学苏轼李北海：
很多朋友“觉得”苏轼书法很差，其实自己可能没见多苏轼的几个字帖，就开始想当然贬低和扬弃其书法水平。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的大意是：弹奏了上千只乐曲之后，才能领略音乐的精髓，观看了上千把宝剑之后，才能知晓兵器的奥妙。说明这位知友需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不能坐井观天，否则就算是王羲之在你面前，你也会觉得还是庞中华、田英章的字好。
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古往今来，北宋以后大书法家无不对于苏轼书风赞不绝口，就连皈依晋唐笔法的赵孟頫也对苏轼毕恭毕敬。苏轼书法最大的特色在于“韵致”直追魏晋，跨过了唐代的法度束缚，不从字形上亦步亦趋，反而是抓住了魏晋笔墨的淋漓温润之气，这一点，与黄庭坚对《瘗鹤铭》的崇拜，米芾对于王献之的取法殊途同归，都是绕过唐五代的天花板，取法魏晋，加上天资高纵，遂成一代宗师。等你看完了苏轼的传世书法碑帖，拿着魏晋的法帖细细端详品味，就知道东坡的厉害了！
苏 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 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 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 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
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
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著。早期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寒食诗》、《醉翁亭记》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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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宝月帖》纸本行书 23.2×17.8cm 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宝月帖》行书 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
《宝月帖》曾编人《苏氏一门十一帖》。此帖四行，四十二字。每字各具姿态，皆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灵变无常，神采飞扬。行间气脉贯串，全幅气韵生动。笔法精严，但不拘束；姿态妍美，但不做作；一切自在有法、无法之间。作者的学问才气发于笔端，与书札的萧散风格相吻合。
释文:大人令致恳 为催了礼书 事冗 未及上问 昨日得宝月书 书背承批问也 令子监簿必安胜 未及修染 轼顿首
苏轼《廷平郭君帖》纸本行书 26.4×30.3cm 熙宁四年（1071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启 辱教 具审孝履支持 承来日遂行 适请数客 未得走别 来晨如不甚早发 当诣见次 梅君书写未及 非久差人去也 李六丈近遣人赉书去 且为致恳 酒两壶 以饮从者而已 不宣 轼再拜 至孝廷平郭君 三日
苏轼《致运句太博帖》纸本行书， 25.6×24.5cm 熙宁四年（107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啟。适辱教不果。即答悚悚。晚来尊体佳安。惠貺临安香合极佳妙。领意之厚。敢不捧当。但深感怍也。谨奉啟。上谢不宣。轼再拜。运句太博阁下。十六日。
苏轼《北游帖》纸本行书 26.1×29.5cm 元丰元年(107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轼启。辱书，承法体安隐，甚慰想念。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未由会见，万万自重。不宣。轼顿首，坐主久上人。五月廿二日。?
苏轼《京酒帖》纸本行书 26.2×14.9cm 约书于1080年（元丰三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京酒一壶送上 孟坚近晚 必更佳 轼上道源兄 十四日
苏轼《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纸本行草书 元丰三年（1080年）
《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苏轼书于元丰三年(1080)。纸本。行草书，诗稿二则。凡12行，255字。尺寸失记。今不知藏所。本文见《苏轼诗集》卷二十。
《东坡纪年录》：“元丰三年庚申。二月一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之东，作《初到黄州》、《月夜偶出》……”此《月夜偶出》即本集上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二诗。启功《雍睦堂法书?目录》：“《诗稿》真迹，与集本异同。翁覃溪《复初斋集》曾详考之。谛玩勾乙处，可悟诗法。书亦天真烂漫，颜鲁公《争坐稿》不能专美于前。标题《东坡诗稿》四字后人所加。”
苏轼《啜茶帖》纸本行书 23.2×17.9cm 书于元丰三年（1080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道源无事 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 有少事须至面白 孟坚必已好安也 轼上 恕草草
曾编入《苏氏一门十一帖》。内容是通音问，谈啜茶，说起居，落笔如漫不经心，而整体布白自然错落，丰秀雅逸。
苏轼《跋吏部陈公诗帖》纸本行书，27.8×60.6cm 元丰四年（108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故三司副使吏部陈公 轼不及见其人，然少时所 识，一时名卿盛士多推 尊之，尔来前辈凋丧 略尽能称诵 公者渐不复见，得其 理言遗事，皆当记录 宝藏，况其文章乎 公之孙（师仲）录 公之诗廿五篇以示轼三 复太息，以想见 公之大略云，元丰四年十 一月廿四日眉阳苏轼书。
此帖自署书于元丰四年（1081）。题跋一则。13行，计106字。为吏部陈公诗题跋。?“吏部陈公”乃陈洎，宋彭城人，字亚之。皇祐中官司三司监铁副使。著有《陈副使诗》。
苏轼《新岁展庆帖》 书于元丰四年（1081年）纸本，行书，前帖纵30.2cm，横48.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新岁展庆帖》与《人来得书帖》二帖合装为一卷。卷后有董其昌跋。鉴藏印有“御府书印”、“御府宝绘”、项元汴诸印、安岐诸印等。 此二帖均是苏轼写给陈慥（季常）的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公择（李常）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 《东坡集》卷五十《岐亭五首序》中记载了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贬谪黄州时与陈慥相见之事。并有“明年复往见之，……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在《东坡集》中共有苏轼写给陈慥的十六封书札，“俱在黄州时作”。《新岁展庆帖》中所写时间（上元）与《岐亭五首序》中所记“明年复往见之”的时间与事由一致，而宋傅藻《东坡记年表》中记载，东坡于“元丰四年辛酉在黄州，正月二十日往岐亭”。由以上记载可推知，该《新岁展庆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春季，苏轼时年44岁。该帖在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有详细的考证。 苏轼在黄州时与陈慥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之信中亦常提及陈慥，可知二人友谊深厚。 《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代分明，精心用意。虽为书札，却写得非常精致，字的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 《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释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此字旁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另纸行书：子由亦曾言（此字旁注），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纸本行书 34.5×199.5cm 元丰五年（1082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州寒食诗帖》，纸本，25 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 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 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释文】：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诗中阴霾的意象如小屋、空庖、乌衔纸、 坟墓……渲染出一种沉郁、凄怆的意境。表达出了作者时运不济谪居黄州的灰暗烦闷的心境。 从文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可以想见他窘迫的生活。这两首诗放在苏轼三千多首诗词中，并非是其上乘之作。而当作者换用另一种艺术形式——书法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酿造出来的悲凉意境，遂使《黄州寒食诗帖》成为千古名作。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誉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满庭芳词 》行书 元丰六年（1083年）
释文：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chuāng）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gāng）。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péng）逢。
这首词是苏轼谪居黄州时的作品。墨迹未署名款、年月，可能是后来抄录的。
当时，苏轼的许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zào）却蔑视世俗，仍与他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江南，过黄州来访苏轼。苏轼对王长官素闻其名，可谓神交已久，以前却无缘得见，此次到访，苏轼为表达与其倾盖如故之情怀，故有此作。
原词有序：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 ，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zào）来过余，因为赋此。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 ”，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 ”。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 。“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 ，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 。“摐摐”二字拟（雨）声 ，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 ，风林舞破 ，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霄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 ，船鼓催发 ，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 ，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子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苏轼《前赤壁赋》 卷 纸本 行楷书 23.9×258cm 元丰六年（1083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赤壁赋》（局部）
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友人乘舟遊览黃州城外赤鼻矶，遙想八百多年前，三国时代孙权破曹军的赤壁之战，作《赤壁賦》，表达对宇宙及人生的看法。同年十月重遊，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賦》，兩文传涌不绝，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杰作。此卷行楷书，结字矮扁而紧密，笔墨丰润沉厚，是中年时期少见的用意之作。
本书卷为友人傅尧俞（1024--1091）书《前赤壁賦》，自识：“去岁作此赋”，所以知道是元丰六年书，时四十八岁。书卷前有缺行。曾经贾似道、文徵明、项元汴、梁清标等收藏过，后入清内府。此赋用笔锋正力劲，欲透纸背；在宽厚丰腴的字形中，力凝聚收敛在筋骨中，此谓“纯绵裹铁”。这种力又往往从锋芒、挑踢、转折中闪烁出来，就像宽博的相貌中时有神采奕奕的目光流观顾盼。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苏轼选用行楷表现出一种静穆而深远的气息。明董其昌赞扬此赋“是坡公之《兰亭》也”。试作剖析：王羲之的《兰亭序》既有诗情画意，又渗透玄理，《前赤壁赋》的内容与之相近。苏轼的旷达胸襟、高洁灵魂与羲之亦有相似之处。王羲之将他风神萧散、不滞于物的襟怀在行书《兰亭序》中表现出来，而苏轼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心神也在此赋中显现。董氏还赞扬此书墨法：“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
附《前赤壁赋》全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轼《职事帖》纸本行书 27.8×38.8cm 元丰六年（1083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启。衮衮职事，日不暇给，竟不获款奉，愧负不可言。特辱访别，惋怅不已。信宿起居佳胜。明日成行否?不克诣违，千万保重、保重!新酒两壶，辄持上，不罪浼渎。不一一。轼再拜主簿曹君亲家阁下。八月十九日。
苏轼《阳羡帖》纸本行书 27.5×22.6cm 书于元丰八年（1085年）旅顺博物馆藏
释文：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末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渍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阳羡帖》，苏轼墨迹，纵27.5，横22.6厘米，纸本，旅顺博物馆1963年购藏。行书，68字，是苏轼致友人信札。署款“轼再拜”。帖中钤有元、明、清三代收藏者印章及清内府藏玺。元代郭畀、陆友，明代沈周、崔深、项元汴，清初元揆曾收藏此帖；信札后有元名僧来复、明董香光、项元汴诸题跋钤印，弥足珍贵。乾隆年间入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
传闻当年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携带大量历代内府所藏的字画名迹，偷偷密藏于东北(长春)伪宫“小白楼”，苏轼此札亦在其中。日本投降后，溥仪仓皇逃命，不少宫内宝物弃之于“小白楼”中。乱兵发现楼中有宝，一阵哄抢而尽，苏轼此札散落民间。后，幸被国家文物部门征购入藏，成为旅顺博物馆镇馆之宝。
此札，曾经启功、谢稚柳、杨仁凯等国宝级专家过眼鉴定，认为其笔墨气息甚佳，来源真实，确为内府收藏之珍品，疑为钩填本。但今之学者，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信札笔墨流畅，清逸神俊，气息超然拔俗，毫无生硬迟涩之笔；笔墨内含再现苏学士潇洒出尘之风骨，或为苏轼真笔。
苏轼《久留帖》纸本行书 30.4×25.8cm 书于元丰八年（108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軾再啟。久留叨慁。频蒙餽餉。深為不皇。又辱宠召不克赴。併积慙汗。惟深察深察。軾再拜。
苏轼《屏事帖》纸本行书 25.1×23.1cm 书于元丰八年（108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宣猷丈丈计已屏事斋居 未敢上状 至常乃附区区 轼惶恐
苏轼《题王诜诗帖》纸本行书 29.9×25.7cm 元祐元年（1086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之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
苏轼《题王诜诗帖》，又名《王晋卿帖》，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年49岁时作。
本帖有卞永誉等藏印四方，左右各有“式古堂”等半印六方。
该帖是苏轼为王诜自书诗所作的题跋，记述了王诜因受其累而贬至武当，然仍醉心于诗词，有世外之乐。此跋在《东坡集》卷六五有记载。《东坡集》卷一三中还有苏轼另一跋“和王晋卿诗、并叙”的记载：“元丰二年，予得罪贬黄州，而驸马都尉王诜亦坐类远谪，不相闻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诜亦还朝，相见殿门之外，感叹之余，做诗相属。词虽不慎工，然托物悲慨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以上两段跋文再结合《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中的史料，证明了王诜的贬官一方面是受苏轼的牵连，另一方面是因为得罪了他的妻子魏国大长公主。
该帖笔丰墨满，结体长短交错，纵横抑挫，富有动感。虽是叙事而兼有议论，充满感情色彩，是为知己而作。
苏轼《祭黄几道文卷》行楷书 31.6×121.7cm 元祐二年(1087年)上海博物馆藏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散文汪洋恣肆，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清新晓畅，词作则开豪放派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自出新意，与蔡襄、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这卷楷书《祭黄几道文》现存于上海博物馆，是苏轼与弟弟苏辙联名哀悼同年黄好谦的祭文，写于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四日，当时苏轼五十二岁，书风古雅遒逸，真率自然，是苏轼传世作品中极少的楷书珍品之一，历来饱受赞誉。
黄好谦，字几道，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以著作佐郎登上仕途，之后历任太常丞权监察御史等职务，元丰八年（1085）八月，以朝散郎为驾部郎中，元祐二年，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还没有到任，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去世了。由于他去世前最后的职务是颍州知州，所以又被称为黄颍州。
宋人楼钥著有《攻愧集》，卷七十三中有一篇《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这样写道：“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情好可知。”文中所说的黄颍州指的就是黄好谦，龙图则是黄好谦的儿子黄寔。根据《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六《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的施注（宋人施元之、施宿父子注），“黄寔，神宗时登进士第，历枢属……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终宝文阁待制，知定州，赠龙图阁直学士。”关于黄、苏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清代学者王士祯的《香祖笔记》里也有记载：“黄师是是章惇之甥，以二女妻颍滨（苏辙号颍滨遗老）之子适、远。”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苏轼、苏辙和黄几道是同一年中举的进士，而黄几道的儿子黄寔则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可见两家的关系相当亲厚，也正因为这样，黄几道去世之后，苏氏兄弟共同为这位同年好友写了祭文。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收有一种元代袁桷所作的《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七卷的《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有如下记载：“黄师是寔，先浦城人。其父颖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桷尝闻长老言，其家所藏二苏公帖凡数十纸，五世泽衰，皆散落殆尽。此帖盖遭母章硕人之丧，文忠所慰唁者。旧亦尝见石本，今获真迹，为之深有感焉。”可惜的是，经多年世事变迁，黄氏家族所藏的二苏手迹，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只剩下这幅《祭黄几道文》卷子了。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纸本行书 30.9×47.9cm 元祐二年（1087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次韵 三舍人省上一首 。 纷纷荣瘁何能久？雪雨飞来翻覆手。慌如一梦坠枕中，却见三贤起江右。（刘贡父、曾子开、孔经父皆江西人也）嗟君妙质皆瑚琏，顾我虚名但萁斗。明朝冠盖蔚相望，共扈翠辇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雪乡，正与群帝骑龙翔，独留杞梓扶明堂。（明日扈谒景灵，故有此句）元祐二年三月晦日
苏轼《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 墨拓 楷书 61×61cm 元祐二年（1087年）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
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苏轼书于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齐州长清真相院住持释法泰主持镌刻。青石质，刻成后置于本院舍利塔地宫内舍利石函上面，1965年出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真相院遗址，今藏长清区博物馆。保存完好如初。
《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书刻精湛，用笔丰腴跌宕，结体天真烂漫，字字神完气足，如珠似玑，堪为苏书中逸品。其铭文见于《苏东坡全集》，个别字略有改动。
《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曾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复刻，复刻品砌于塔身底层。八百年来，崇苏者拜谒传拓历代不绝，而今已是面目全非。
幸有地宫原刻存在并面世，才使人们再睹苏书之神奇风采。
苏轼《次辩才韵诗帖》纸本行书 29×47.9cm 元祐五年（109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復出入。軾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復过虎。（闕。据东坡集。此行当為溪矣二字）。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軾上。 日月转双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天人争挽留。去如龙出□。（□当為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駢头。此生蹔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离别忧。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十九日。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绢本行书 纵28.4cm 元祐六年（1091） 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藏
释文：王晋卿尝暴得耳聋，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云：“君是将种，断头穴骨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颂示仆云：“老婆心急频相动，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较君不割，且喜两家总平善。”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云得之晋卿，聊识此事。元祐六年六月二日，轼书。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帖又名《王齐翰勘书图跋》。 帖中所云《挑耳图》即原装帧、有宋徽宗题写“王齐翰妙笔”的《勘书图》。图中，相对三扇大屏风右侧，有二呙士，束发长髯，身着白衣，敞开衣襟，裸脚倚在凳子旁，作剔耳状。画幅上钤有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哲宗的“睿思东阁”印。在苏轼此跋的前后还有苏辙和王说(晋卿)的两跋，同时还有宋、金人诸跋。此圆在明代有三十多处着录，但《宣和画谱》却无记载。南京大学藏本画得不太高明，且与苏辙题跋之“羽衣大夫，据床剔耳”不合。此阅大约乃摹拟之作，是截取真迹之题跋附于伪画之上的。帖中云此圃乃王定国(巩)所藏，且是从王晋卿(说)那里得到的，于是，东坡在题跋中记载了一件有关王晋卿的逸事。这则逸事亦是一篇很好的杂文，收入东坡本集，并为同时代人、东坡的好友赵令时收入《侯鲭录》。 王晋卿事见本卷《题工晋卿诗后》说明。王定国即王巩，《宋史》乇素本传：巩乃王素长子，“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泅水，登魑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驭。”
苏轼《祷雨帖》纸本行书29× 120cm 元祐六年(1091年)
苏东坡《祷雨帖》又称《颖州祈雨诗帖》、《颍州祷雨纪事》、《龙公神帖》，苏东坡自署书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纸本29× 120cm，诗文二则，行书，凡29行，计239字。今不知藏所。
苏东坡谪居黄州五年结束后，由江南到京师，由京师再到颖州到扬州；又由扬州回京师，由京师再到定州，最终流放岭南惠州。此间十余年，尽管形迹不定，苏东坡在书法艺术创造上收获愈来愈丰富。黄州突变后，其书渐渐远离晋人清隽萧散之韵。《颖州祈雨诗帖》为苏东坡这一时期行书代表作之一。
东坡失意于朝廷，被排挤出知颖州，却忠于职守。守颍不足半年，掘西湖，赈灾，祈雨，关心人民疾苦，颇有政声。此帖即记其久旱祈雨之事。《苏诗总案》：“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赵令时、陈师道、欧阳荣、辩兄弟，会饮聚星堂，和欧阳修禁体韵，并书颖州祷雨诗。”
因仕途坎坷，东坡悲欢交集，感慨万千，一寓于字里行间，时而愤厉难遏，时而平稳深厚，时而恬静虚无，时而……
【释文】： 元祐六年十月，颍州久旱，闻颍上有张龙公神祠，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迨亦颇信道教，沐浴斋居而往。明日，当以龙骨至，天色少变。二十六日，会景贶、履常、二欧阳，作诗云：“后夜龙作云，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景贶拊掌曰：“句法甚亲，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相与笑语。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而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既感叹龙公之威德，复喜诗语之不谬。季默欲书之，以为异日一笑。是日，景贶出迨诗云：“吾侪归卧髀骨裂，会友携壶劳行役。”仆笑曰：“是男也，好勇过我。”
苏轼《春中帖》页 纸本行书 28.2×43.1cm 约1092年（元祐七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轼启。春中□□□□达，久不闻□渴仰增积。比日履兹馀□尊候何似，眷聚各无恙。轼蒙庇如昨。二哥□，春□□□有书问往还，甚安也。子由不住得书，甚健。会合何时，惟祝倍万保啬，不宣。轼再拜。德孺运使金部老弟左右。七月廿六日。
本帖鉴藏印有“奎章阁鉴书博士”、“柯氏清玩”、“柯九思鉴□真迹”、“江恂”、“王禹卿氏”。
此帖是苏轼写给范纯粹（德孺）的信札。范纯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第四子。宋神宗元丰年间，共有五路军团出兵讨伐西夏，其中包括由高遵裕率领的环庆军和由刘昌祚率领的泾原军。《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粹本传》记载，北宋元丰末年，范纯粹因调和讨伐西夏的遵裕、昌祚两路军的矛盾有功，神宗将他由陕西转运判官进为转运副使，这与帖中德孺之官衔“运使金部”是一致的。据此可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应为元丰末年，即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年），苏轼年约50岁左右。帖中“二哥”是指范纯仁（范仲淹次子）。
此帖笔法自然流畅，寓巧于拙，仪态淳古，有浑厚凝重之韵致。虽有缺字、残损，仍不失为苏轼中年时期的上乘作品。
苏轼《尊丈帖》纸本行书 26.3×19cm 约书于元祐八年（10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尊丈不及作书 近以中妇丧亡 公私纷冗 殊无聊也 且为达此恳 轼又白
苏轼《李白仙诗卷》 蜡笺 34.5×106cm 元祐八年(1093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该帖为宋神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58岁时书。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后有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衍及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明、清人跋。此帖已流入日本。施宜生谓“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 太白之诗共两首。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十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此书境界，颇难企及。
苏轼《令子帖》纸本行书 30.4×25.8cm 约书于绍圣元年（1094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令子所示 专在意 来日相见 即达之 但未必有益也 辄送十缗 省为一莫之用 患难流落中 深愧不能展毫末也 不罪不罪 轼手启
苏轼《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白麻纸 28.3×306.3cm 绍圣元年（1094年）吉林省博物馆藏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均为苏轼撰并书。此两赋并後记，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纸精墨佳，气色如新，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者行书三十二行，二百八十七字；后者行书三十五行，三百十二字；又有自题十行，八十五字，前後总计六百八十四字，为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前者作於公元1091年冬，後者作於公元1093年，为苏轼晚年所作，苏轼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二赋述怀。自题云：“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时年已五十九岁。
此时，苏轼笔墨更为老健，结字极紧，意态闲雅，奇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 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 乾隆曾评：“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明张孝思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
此两帖真迹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逊位，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1982年12月上旬发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此卷前隔水、引首在散失时被人撕掉，造成残损。
附文： 洞庭春色赋 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 叶之有馀，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嫋嫋兮春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 携佳人而往游，勤雾鬓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云蒸而冰解，旋珠零 而涕潸。翠勺银罂，紫络青伦，随属车之鸱夷，款木门之铜镮。分帝觞之馀沥，幸公子之破悭。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 痹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醉梦纷纭，始如髦蛮，鼓包山之桂揖，扣林屋之琼关。卧松风之瑟缩，揭春溜之淙 潺，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惸鳏，属此觞于西子，洗亡国之愁颜。惊罗袜之尘飞，失舞袖之弓弯。觉而赋之，以授公子 曰：乌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 中山松醪赋 始予宵济于衡漳，军涉而夜号。燧松明以记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 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嘻构厦其已远，尚药石之可曹。 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 嘈嘈。味甘馀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瘿藤之纹樽， 荐以古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邀。跨超峰 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 颠倒白纶布，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及，归铺啜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 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
苏轼《致南圭使君帖》纸本 行书 26.1×20.9cm 绍圣三年（10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谨奉謁。贺南圭使君阁下。十月一日。
苏轼《书林逋诗后》 纵32cm 约元祐四至六年（1089-109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歩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平生高节巳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苏轼《渡海帖》，行书，纸本，28.6×40.2 cm 元符三年(110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於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忽忽留此帋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此作为其晚年代表之作。1100年（元符三年），苏轼离开海南居地儋州，被诏徙廉州，路过澄迈时未遇赵梦得，便留此札。文中言此去恐难得相见，嘱咐友人晚景善自珍重，切切之情，溢于言表。而这种感情也在此书中充分熔铸于点画之间，即行即草，信笔写来，浑然天成。——“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是苏轼对自己书法的评语。
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纸本 纵27厘米 横96.5厘米，元符三年（1100）上海博物馆藏
【附录】 《答谢民师书》 苏轼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苏轼《邂逅帖》，又称《江上帖》，行书，30.3×30.5cm 约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启。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辱书，且审起居佳胜。令弟爱子，各想康福。余非面莫既，人回匆匆不宣。轼再拜知县朝奉阁下。四月廿八日。
苏轼《归去来兮辞》卷 32×181.1 cm 台北故宫博物
苏轼《行书杜甫堂成诗卷》纸本行书 27.9×85.4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兰千山馆寄藏）
释文： 背郭堂成蔭白茆， 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 籠竹和煙滴露梢。 蹔下飛鳥將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 懶墯無心作解嘲。 蜀中多榿木，讀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獨中薪耳，然易長，三年乃拱。故子美詩云：飽聞榿木三年大，為致溪邊十畝陰。凡木所芘，其地則瘠。惟榿不然。葉落泥水中，輒腐，能肥田，甚於糞壤，故田家喜種之。得風，葉聲發發如白楊也。吟風之句，尤為紀實云。籠竹，亦蜀中竹名也。
《行书杜甫堂成诗卷》，又称《桤木卷帖》，《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苏轼书杜甫诗，墨迹本，澄心堂纸本。行书，十九行，一百五十九字。后有元人吴睿、危素等元明诸贤题跋，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第十二册。台北兰千山馆藏 现寄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杜甫此诗藉描写草堂景物，抒发历经兵燹之祸，流寓成都定居草堂之心境。苏轼藉杜诗，抒发流寓黄州的心情。跋文以杜诗，说明榿木易长因而农家多栽植。
此卷行书结字秀润，姿态横生，笔法遒劲，墨韵生动，為其中年时意韵丰厚之杰作。安岐评论说：“此卷字画沉着，用墨浓淡适中，较丰墨者别有生动之趣。”明代金冕跋云：“昔先生尝赞美杜子美诗、颜鲁公书皆求之于声律点画之外，今观先生书杜诗，后千百年，宛然若昨日挥洒者，盖寓精神于翰墨而才品所自到尔。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论之，是未可同赏妙也。”在这短幅中，苏轼以其笔墨骨肉赋其形，以其才学品性灌注其神情生气；吟物有所寓，咏诗有所悟，读杜有所思，挥毫有神助，使后人“爱玩不忍舍”。苏轼《治平帖》纸本，行书，纵29.2cm，横45.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人来得书帖》纸本，纵29.5厘米，横45.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人来得书帖》北宋苏轼书。纸本，纵29.5厘米，横45.1厘米。正文行书十六行，共192字，款署“轼再拜”，但未署发信年月。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人来得书帖》是在季常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帖后有董其昌跋:“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此帖曾经明项元汴，清安岐等递藏，后入清内府。安岐将此帖与《岁新展庆帖》合成一帖，并称坡公杰作。《人来得书帖》凝重，笔法流畅，为书牍杰作。
释文：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纸行书：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苏轼《归园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此确云同归院，亦不云宿于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谬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此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今尝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苏轼《归安丘园帖》纸本行书，25.6×31.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啟。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候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苏轼《覆盆子帖》纸本行书，27.7×44.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覆盆子甚烦采寄 感怍之至 令子一相访 值出未见 当令人呼见之也 季常先生一书 并信物一小角 请送达 轼白
苏轼《东武帖》纸本行书，28×37.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东武小邦，不烦牛刀。实无可以上助万一者，非不尽也。虽隔数政，犹望掩恶耳。真州房缗，已今子由面白，悚息、悚息。轼又上。
苏轼《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纸本行书，27.6×45.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是苏轼谪居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写给朋友陈季常的信札。陈季常是苏轼老长官陈希亮的儿子，喜谈佛法，晚年隐居在黄州、光州之间，因为与当时谪居在黄州的苏轼时有往来，便成了好友。在这封信札中，苏轼托陈季常向王君转达：王君所索取的黄居寀画龙已暂借给曹光州，一旦曹光州还画以后，他便马上还给王君。 这幅作品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笔画丰腴多肉，且结字偏斜，前半段的情感平和，逐渐趋於起伏，所以全作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字体型态等也随之改变，相当具有变化的趣味。苏轼一生宦海浮沉，谪居于黄州的期间，正是他艺术创作的顶峰时期，这幅作品即是他在这段时间所作的行书精品之一，作品遒劲茂丽，肥不露肉，神采动人。
原文：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纔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軾白。季常。廿三日。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纸本行书 30.7×45.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聵。人将蚁动作牛鬪。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苏轼《获见帖》纸本行书 28.2×37.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啟。近者经由获见為幸。过辱遣人赐书。得闻起居佳胜。感慰兼极。忝命出於餘芘。重承流喻。益深愧慰（点去）畏。再会未缘。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冗中。不宣。轼再拜。长官董侯阁下。六月廿八日。
苏轼《天际乌云帖》
释文：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蔡君谟《梦中》诗也。 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邀余饮堂前小合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二诗皆可观，后诗不知谁作也。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坐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故知杭人多惠也。
《天际乌云帖》又称《嵩阳帖》，苏轼诗文一章，行书，真迹曾由明代项元汴收藏，清归翁方纲，有翁氏题跋。共三十六行，计三百零七个字。藏处不详。
此帖无年款，据清翁方纲所考，苏轼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唐，寄述古五首》之作，其次章有“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句，并自注云：“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此正是帖中所言陈太守放营妓周韶事，杭人称誉之。因周韶诗中有“开笼若放雪衣女”事，正应放鸽为寿。此在熙宁五、六年间事。翁氏又考苏诗外集有《过潍州驿，见蔡君谟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生眼底，逡巡旧事上眉尖。春来试问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为谁而作也?和一首》。此事在苏轼自密州移徐州之际，即在熙宁九年苏轼潍州度岁时。翁氏即猜此帖在熙宁十年书。然诗与帖又有矛盾：帖云“仆在钱塘”见“堂前小阁中壁上”书蔡君谟“绰约新娇”诗，而诗云：“过潍州驿，见蔡君谟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二者必有一伪。再，《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又载苏轼《题蔡君谟诗草》云：“此蔡君谟—《梦中》—诗,真迹在济明家，笔力遒劲。”并自署为“元皊五年十月四日”。此是苏轼知杭州事，距初悴杭州又十五、六年时间。这又留下一个可猜想的余地。但帖中“仆在钱塘”云云，书此帖时必不在钱塘。因之，断为熙宁十年左右较合理。然翁氏在帖考中又云此帖书颇类《满庭芳词——为王长官作》和《上清宫词》书。前者书于元丰六年，后者书于元皊二年。因此断定在熙宁十年至元皊二年这十年之间。此又平添一重疑难也。
翁氏收藏此帖后，又引起了是否钧填本的争论。因存世苏书钩填本很多，而此帖纸质擦损严重，“有二一描失处”，故疑之。但翁氏肯定说这是真迹本，并将此帖与《快雪堂帖》刻本逐一比较，而断定《快雪堂帖》刻本所据乃为董其昌记载所见之摹本。在没有寻找到更多的证据前，我们尊重翁氏之论，也是有道理的。纵览全篇，字态凝重而饶有韵致，笔画圆浑朴茂，一点一画恰具有力屈万夫之力度。如果从用笔上去推究，苏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颜真卿的笔法，落笔沉着，行笔涩进，提按转折凝重，故线条圆润丰实而富有内涵。据载，苏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黄庭坚《山谷集》）。《天际乌云帖》明显地留有颜字的遗痕，这是苏氏中年临写颜字的自然流露。
笔力雄厚，却能书写随意；宗法传统，却能时出新意，这是苏氏在此帖中为我们展示的驾驭笔墨的非凡才能。作为尚意书风的主要代表，苏东坡的艺术追求，从来就是强调自我发挥，挥洒性情。他屡屡自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气强烈地抒发了一种不为绳缚，崇尚自我和自然的艺术情感。欣赏此帖，能感受到作者从头至尾都处于一个心手双畅，兴到笔随的精神状态。字势的映带关联，字态的率意洒脱，字列的大小错落，都营造出一种顺乎自然的艺术情景。所谓『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竦掩映，熠熠如从月之星，纡余宛转，缅缅如萦茧之丝气显现出诗一般的美感。
黄庭坚曾云：『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确实，苏轼那种萧散的性情和学问文章之气，是他的书法艺术魅力产生的根本所在。
苏轼《近人帖》上海张氏涵庐旧藏
苏轼《武昌西山诗帖》 墨拓 元祐二年（1087）
苏轼《三希堂法帖》第十册辑录了一件《武昌西山诗帖》。此作乃元祐二年（1087）二月苏轼于刑部侍郎范百禄宅中宴饮，亲作此书相赠，其款书为“右武昌西山赠邓圣求一首”。惜未见有墨迹存世。
苏轼谪居黄州，黄州没有特别有名的山，而长江之南，武昌（此武昌非今武昌，指的是今湖北鄂州）诸山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依山临壑，萧然绝俗。于是，东坡便常常到武昌诸山去游玩。此诗是哲宗元佑二年（1087），在汴京与内翰邓圣求的话旧之作。邓圣求亦曾在黄州为官。此诗语言朴素感人，饱含深情，运用借景抒情、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表达了那次令他魂牵梦萦的旧游，历来广为传颂。
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
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
西山一上十五里，风驾两腋飞崔嵬。
同游困卧九曲岭，褰衣独到吴王台。
中原北望在何许，但见落日低黄埃。
归来解剑亭前路，苍崖半入云涛堆。
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杯饮无樽罍。
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
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
当时相望不可见，玉堂正对金銮开。
岂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烛高花摧。
江边晓梦忽惊断，铜环玉锁鸣春雷。
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
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
苏轼《罗池庙碑》 墨拓
《罗池庙碑》即《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或称《罗池铭辞》、《荔子丹碑》等，以苏轼的真迹刻石而成，刻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正书，十行，行十六字，无书写年月。唐韩愈曾作《罗池庙碑》，沈传师书，其碑久佚。苏轼书韩文中的迎享送神诗，后精工摹刻于石上，石在广西马平罗池庙。在用笔上虽仍是三分笔，但温厚中出险辣，得气得势。比如其中一些“我”字，“戈”法不取钩，而是一泻而下；“事”、“兮”等字末尾均以铦利之锋芒挟裹而出。结字上也率性而作，如“鹅”字特大，且用行书，众多“兮”字，也随手妙变。王世贞也有评：“东坡书《罗池铭辞》遒劲古雅，为其书中第一。”侯镜昶认为：“《罗池庙碑》用笔险劲，此刻更具法度，但兼有气势，与唐碑各家调然相异。东坡善于发展变化，融势入碑，开宋书特有之风。苏碑又以帖的布白，融入碑中。……自东坡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苏轼《醉翁亭记》 墨拓
《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刻石，在安徽省全椒县。原石宋时已毁，明嘉靖间重刻石。宋刻本字有漫漶，但书体远在明刻本之上。今拓明刻本分四张拓，前三张七行，末张五行，行二十字。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在笔画的披拂之间既得其遭劲，又显示洒脱之美，其捺与撇往往十分舒展，如举手投足之自如萧散。笔笔用力，沉着宽厚，显出雄强；而又巧寓对比，错综变化，显示灵逸。比如“醉”字的“酉”旁共有四竖画，先用一分，继用二分，最末用三分笔。“提携”两字均为左右结构，又上下相联，苏武却将下一“携”字改为上下结构，使“扌”旁置于“乃”字上。赵孟頫《松雪斋》云：“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里裹铁也。”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李长善认为：“文忠早师颜鲁公，大书《醉翁亭》、《袁州学记》，不改鲁公家法。”可谓知言。
王世贞云：“坡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擘窠书法出颜尚书、徐吏部，结体虽小散缓，而遭伟俊迈，自是当家。”清梁巘《评书帖》曾云：“东坡楷书《丰乐》、《醉翁》二碑，大书深刻劈实劲健，今惟《丰乐亭》尚清白。”
苏轼《丰乐亭记》 墨拓
《丰乐亭记》，欧阳修撰文，苏轼楷书。原石刻于北宋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间重刻。此碑是苏轼晚年书法力作之一。前人称“体度庄安，气象雍俗”，确为恰当，字体楷中稍见行意，有“笔圆而韵胜”的特点。明人王世贞评论他“自颜真卿，徐浩，结体虽小散缓而遒伟俊迈”，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证。
苏氏所书碑版原刻宋拓本传世极罕，《丰乐亭记》是坡翁盛年大楷书精品，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的这本跋文中诸德彝认为此为宋代打本，又有罗振玉、吴湖帆、陈承修，黄葆戉等题跋，神完气足，远胜近年用明代翻刻本印刷的出版物。
附录：欧阳修《丰乐亭记》原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苏轼《宸奎阁碑》 墨拓
《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是苏轼为 为阿育王山广利寺中怀琏收藏皇帝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奎阁所写的碑文，苏轼撰并书。正书，廿二行，行卅五字。宋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立。 明万历间蔡学易访范钦，得旧拓本；重刻于鄞县。乾隆间钱大昕见范氏天一阁旧藏是元和刻本。原石宋拓孤本已于早年流入日本。
《宸奎阁碑》为苏氏楷书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由于党禁，碑石曾遭损坏，所以此宋拓本是传世孤本。这是日本京都东福寺(临济宗东福寺派大本山京都五山之一)的开山祖师圆尔弁圆(圣一国师，1202—1280)归国时，带回的重要文献之一。
附录：苏轼《宸奎阁碑》原文：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万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屡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传，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平？”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琏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词！” 臣谨按古之人君号知佛者，必曰汉明，梁武，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绘其像于壁者。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琏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铭曰：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琏，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于穆颂诗，我既其文。惟佛与佛，乃识其真。咨尔东南，山君海王。时节来朝，以谨其藏。（苏东坡全集 - 正文·卷八十六·碑十首）
苏轼《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墨拓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
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元丰八年，寄居在江南的苏轼再次接到转任登州的任命，遂北上赴任，据载，六月出发，十月达到登州任上。元丰八年九月二十日，如果遁儿活着，那就快两周岁，此时，他抄下这篇心经超度遁儿亡灵，不胜唏嘘。
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 墨拓
《司马温公神道碑》，是苏轼五十三岁所作。李苦禅大师跋以评之“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 司马温公即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其所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叙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595）共一千多年的历史，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纪，内容以叙政治、军事为主，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国家治乱兴衰的借鉴。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附录：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原文：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时叙，民安其生，风俗一变。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务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过，中国无事，四夷稽首请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怀毒自疑，数人为寇。上命诸将按兵不战，示以形势，不数月，生致大首领鬼章青宜结阙下。夏人十数万寇泾原，至镇戎城下，五日无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声延以其族万人来降。黄河始决曹村，既筑灵平，复决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骚然，而今岁之秋，积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复禹旧迹之势。凡上所欲，不求而获，而其所恶，不麾而去。天下晓然知天意与上合，庶几复见至治之成，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间也。 或以问臣轼：“上与太皇太后安所设而及此？”臣轼对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二圣躬信顺以先天下，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应是三德矣。且以臣观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眇然如颜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泽，其与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丰之末，臣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至京师，民知其与公善也，所在数千人，聚而号呼于马首曰：“寄射司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百姓。”如是者，盖千余里不绝。至京师，闻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拥其马，至不得行，卫士见公，擎跽流涕者，不可胜数，公惧而归洛。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边隙。”其后公薨，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既还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而岭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荐公者，其词尤哀。炷芗于手顶以送公葬者，凡百余人，而画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岂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动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诚一德，其孰能使之！《记》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矣。”《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凶。”或以千金与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诚与不诚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终朝，而一线之溜，可以达石者，一与不一故也。诚而一，古之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 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曾祖讳政，以五代衰乱不仕，赠太子太保。祖讳炫，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终于耀州富平县令，赠太子太傅。考讳池，宝元、庆历间名臣，终于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赠太师、温国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聂氏，皆封温国太夫人。 公始进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始发大议，乞立宗子为后，以安宗庙，宰相韩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计。事英宗皇帝为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陕西刺义勇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奸蠹，乞斩以谢天下，守忠竟以谴死。又论汉安懿王当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天下韪之。事神宗皇帝，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降，公极论其不可纳，后必为边患，已而果然。劝帝不受尊号，遂为万世法。及王安石为相，始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谓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争之。当时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帝以公为枢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遂以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摄政，起公为门下侍郎，迁正议大夫，遂拜左仆射。公首更诏书以开言路，分别邪正，进退其甚者十余人。旋罢保甲、保马、市易及诸道新行盐铁茶法，最后遂罢助役、青苗。方议取士择守令监司以养民，期于富而教之，凛凛乎向至治矣。 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赠太师、温国公，衤遂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官其亲属十人。公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正月辛酉，葬于陕之夏县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轼。 臣盖尝为公行状，而端明殿学士范镇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详不复再见，而独论其大。议者徒见上与太皇太后进公之速，用公之尽，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与为宾师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权不足以相休戚，然犹同己则亲之，异己则疏之，未有闻过而喜，受诲而不怒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间乎？方熙宁中，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书数十上，皆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至为叙其所著书，读之于迩英阁，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圣之知公也，知之于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于方异。故臣以先帝为难。昔齐神武皇帝寝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诸将皆莫能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贵，留以遗汝。”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汝于李无恩，我今责出之，汝当授以仆射。”乃出为叠州都督。夫齐神武、唐太宗，虽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绍宗与，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类皆如此。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臣既书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诗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顾天，惟圣与仁。圣子受命，如尧之初。神母诏之，匪亟匪徐。圣神无心，孰左右之。民自择相，我兴授之。其相惟何，太师温公。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孰不见公，莫如我先。二圣忘己，惟公是式。公亦无我，惟民是度。民曰乐哉，既相司马。尔贾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时哉，既用君实。我后子先，时不可失。公如麟凰，不鸷不搏。羽毛毕朝，雄狡率服。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异，识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怀。天子万年，四夷来同。荐于清庙，神考之功。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真实情况是：
苏轼的书法宋朝第一这件事并不像赵孟頫书法元朝第一那样板上钉钉，
后世也并不乏学苏东坡书法之人。
学苏轼书法的例子已经有人说了，
那我来说一下关于宋朝书法第一的事。
苏轼并不是唯一被誉为宋朝书法第一的人，据我所知，
苏轼、蔡襄、蔡京、米芾都曾被权威书法人士评为过宋朝书法第一。
宋四家排名
首先要讲讲宋四家“苏黄米蔡”的排名问题。
关于这个排名历代以来议论纷纷。
王绂在《书画传习录》卷三中说：
“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蔡京也，
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
端明（蔡襄）在苏、黄前，不应元章（米芾）之后，其为京无疑矣。”
就是说，宋四家其实是按年龄而非水平排的，
“苏黄米蔡”的“蔡”原为蔡京，而非蔡襄，
但蔡京人品不行，所以就拿蔡襄替换了蔡京。
明人张丑在《管见》中也说：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蔡京也。
后世恶其为人，去之而进君谟（蔡襄字君谟）书焉。
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不过，这也是一个公案，各种观点论文一大堆，学界尚无统一观点。
苏轼
○ 关于苏轼书法是宋朝第一，
最权威的话是黄庭坚说的：
“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不过黄庭坚和苏东坡亦师亦友，
有无偏袒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当今艺坛的风气是学生狂吹老师，尬得很。
另外，苏轼的《寒食帖》是天下第三行书倒是没有太多异议，
略有异议的是颜鲁公和王右军的冠亚之争。
应评论区要求，
我补充一下这个冠亚之争的由来。
《兰亭序》真迹下落不明，至今学界议论纷纷。
或曰，此书已向昭陵朽，即给唐太宗陪葬了；
或曰，它不在太宗墓里，而是陪葬于武后墓中；
或曰，它早已不在人世，而是化为灰烬，零落成泥碾作尘。
现存的《兰亭序》都是临的，其中又以冯承素临的神龙本为最佳。
然而即便是神龙本，也因为求形似而下笔犹豫，线条纤弱，不像原作那样自然洒脱。
说难听点，这些摹本都是赝品。
在我个人看来，神龙本的水平还不如王羲之的《丧乱帖》。
《祭姪文稿》则毫无疑问是真迹，
不但技术高超，而且颜真卿当时面临着各种国难家痛，凝于纸上，感人至深。
○ 学苏东坡书法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只是初学者较少学他。
苏东坡自己说过：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他的字略微缺少法度，时有败笔，
确实不宜初学。
不少人的水平就停留在初学的基础上，
所以可能觉得学苏的人很少。
如果多了解一下书法史或者看看国展，
大概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蔡襄
○ 觉得蔡襄第一的权威人士反而是苏东坡。
在《东坡题跋》中，苏轼关于蔡襄书法的题跋有六通之多，如：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蔡襄）为第一，
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时第一，
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
有人因此觉得宋四家的"蔡"原本就是蔡襄，亦一说也。
○ 又如《宋史・蔡襄传》称：
“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
不过，《宋史》是元人写的，
梁巘在《评书帖》里说：
“元、明尚态”，
元朝流行赵孟頫这种传统风格，
和蔡襄一样偏向于二王那路，
或许这会对《宋史》评论蔡襄书法水平有影响吧。
蔡京
○ 传说有一次蔡京问米芾：
“当今谁的书法最好？”
米芾回答说：“从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
蔡京问：“其次呢？”
米芾说：“当然是我。”
连狂傲的米芾都自愧不如，可见蔡京的书法造诣。
不过我没找到这个说法的原文。
○ 《铁围山丛谈》评蔡京书法说：
“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公之右者。”
虽然这本书的影响不小，
但是作者蔡绦是蔡京的季子，
对蔡京多有偏袒也很正常。
○ 另外，元代陶家仪《书史会要》中有宋人评蔡京之语：
“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
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
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
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
这把蔡京评得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米芾
○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
“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
毕竟出于苏轼之上。
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
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率更者，欧阳询是也。
○ 米芾痴于学书，
他的字汇聚百家，笔法非常丰富。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狂傲不羁的人，
所以你看他的书法经常会感觉他在炫技。
就像是一个赛车手一边漂移，
一边笑着对你说：
“看，我能这样，这样，
还能这样，这样，
想不到吧，嘿嘿。”
所以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并且上手也快，
可谓宜乎众矣。
○ 学米芾的人太多了，
宋朝就有吴琚这种痴学米书以至能以假乱真之人，
当代书法大家曹宝麟早年也是苦学米芾的《蜀素帖》，
所谓“吃米快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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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苏轼的书法不是钦定的宋朝第一，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在宣传上将来如果报道上有偏差，
你们要负责，没有人说要钦定。
但是你问，你一定要觉得要问我，
对坡翁的字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
他现在是宋四家首位我们怎么能不支持？
明白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