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被称为大学者,除了《围城》外,还有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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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之前一直没有人读到过原稿,直到201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晓宇出于对民国那代学者“脚踏东西文化典范”的存疑,带着求证的好奇心给博德利图书馆写信,才第一次看到了钱锺书的毕业论文原稿。那时钱锺书使用的还是威玛氏注音,原稿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线装本。面对这样一个宏大得在今天几乎难以成立的论文题目,钱锺书开始了浩瀚的文献考证,而且还从英语之外的欧洲大陆语言文献中去寻找。晓宇记录道:“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20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和关键词搜索的时代,他是看了多少书。”
论文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钱锺书考证了17世纪英国文献记载上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安东尼·伍德的生活与时代》这本书里,他读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在1687年的对话记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沿着伍德和海德的书稿找下去,钱锺书查到了这位中国人,还考证出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中国围棋和骰子。钱锺书考证的这些文献,都是拉丁语所写的。这篇论文的英语不乏行云流水的长句和排比句,词汇的使用不仅复杂高级,而且也有文采,闪烁着他的幽默感。 ——三联生活周刊(钱钟书: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学问高的人,毕业论文就是高水准,例如钱钟书的这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再例如周一良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唐代之密宗》,再例如福柯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学术上的三岁见老,大概就说的这种。

钱钟书之所以不愿意写专著,是因为专著必然是成系统的,而钱钟书不相信大的系统,他觉得大系统就像《庄子》的浑沌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死。所以他只写写传统的札记式的自我小系统的书。

他不是写不出学术文章,而是认为没意义。他的《管锥编》里面能出的文章多了,稍微拾掇拾掇就是,不信你去看杨绛后来的一些学术文章,有不少就直接利用钱钟书的札记,只不过她没有注明罢了。

钱钟书才大如海,这是共识,很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钱钟书事迹,其实是真的。例如钱钟书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他就真的横扫了,在几十年后,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在《穿林书简》中就感慨到:

看书也有怅然若失的时候,我当时重点看宋人文集,自以为看得前无古人地多,但当年北大图书馆所藏很多宋人文集的借书签上,却都签有“钱锺书”三个字,也许是当年他做《宋诗选注》时的记录,这让我仿佛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直到翻得一册没有钱先生题字的书,才嘘出一口气,好像发现一部钱先生没有看过的宋人文集,也仿佛是一个大发现似的。不过,这种发现似乎不太多,这时才体会到前辈学者读书范围的广大

但是也有人不太喜欢钱钟书,这种不喜欢并不是觉得他学问不行,而是觉得其有刻意做名士的嫌疑。例如在扬之水新出的《读书十年》日记中,就记载到她和金克木闲谈的时候,金克木先生对钱钟书就比较不屑,认为其是装出来的名士。

当然,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并不能说明什么。傅斯年还觉得陈寅恪不爱带学生很自私呢。

说到读书札记这个体裁,联想到了几个人:顾炎武、钱钟书、周一良。

钱钟书和顾炎武很像,都将一生的寄托放在了读书札记之中,顾炎武说自己一生心血都在《日知录》里面,而钱钟书的一生心血也在其读书笔记之中。同样的,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也是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学术著作,例如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两位权威是已经退休的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和还在任上的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忠夫。有一次,请日本学者撰文推荐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名著各一种,吉川忠夫先生推荐的,古代经典是《世说新语》,而现代名著,就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很多札记都是名著,因为札记没有吾道一以贯之的系统,却无所不包。最考验一个人的博与精。

很多人的几篇文章,还真的就不如钱钟书《管锥编》中的几条札记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知识。

我眼中的「錢鍾書」

一、創作、學術與學術成就?

  1. 你撰寫的正史、詩、詞、散文、戲劇、小說……等作品,叫創作;所以《圍城》是小說創作,不是學術著作。即《圍城》——創造未知的文字。
  2. 你對正史、詩、詞、散文、戲劇、小說……等作品進行的專業論述,纔叫做學術研究。如《運用Delabastia的雙關語翻譯理論評析〈圍城〉英德譯本的雙關語翻譯》[1]——評論已寫定的文字。
  3. 他人對你的學術成果(著作)的專業評價,就是所謂的學術成就。所以對論文《運用Delabastia的雙關語翻譯理論評析〈圍城〉英德譯本的雙關語翻譯》的價值與貢獻的闡述就是所謂的學術成就。
  4. 學術成就包括著作本身(解決的問題、治學方式方法)以及你對這一領域的貢獻(突破性進展、學術史)。

文字來源上來看,作者(家)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類

  1. 創作型作家:文字主要來源於作者對外界生活環境和個人內心感觸的直接描摹反映而非單純使用系統的理論分析某一主題。如那些作詩填詞、撰寫青春言情、武俠玄幻小說的作者,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個人連綴創造出來的。他們是(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體的直接創作者。
  2. 學術型作家(亦可稱之爲研究型學者):文字主要來源於對前人文字的系統專業論述。如因研究詩詞而創作的關於詩詞的「論文集」、「專著」。他們是(研究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文體的間接創作者。

所以那些想象力特別豐富、觀察力及其敏銳,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就能夠用筆記錄下來的人,比較適合當作家。而書讀得多的人,往往更適合當學者、做學術。這也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創作型作家)而專職培養學者(學術型作家)的原因之一。

二、管窺「錢鍾書」

不讀其書,不論其學術;
既論其書,先除我成見。[2]

(一)錢鍾書與讀書

幾乎說到「錢鍾書」三字,條件反射就得提到「書」,他是可以被當作「讀書」一詞的代名詞的。錢鍾書就是書讀得多的人,具備當學者的最重要基礎。即使閱讀他的非學術性著作,亦隨處可見其學識與知趣。而錢鍾書先生的姓名正是他的一生的最好注腳,以「鍾書」蓋棺論定其人其書,可謂天作之合。他的「鍾書」之名取得真是太妥帖了:(1)與書一見鍾情,鍾情於書。(2)與他的人生志向契合。(3)與他留給世人的屏幕人設契合。可惜沒能做到「默存」,不過這或許就是書讀多了的人的通病——好議論。相反也是一個優點——通達深刻而不拘限;容易發現書中、他人的錯誤片面之處。

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

他與大部分人不同,他是爲了讀書而讀書;部分學院派研究者是爲了做學術(功利目的)而有針對性地讀書。錢鍾書不管讀書、治學,都不是爲了爭名,因爲這衹是他的人生愛好,而愛好是自發、自然的。楊絳在《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裏明確表明:「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也不喜旁人爲他號召,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需要號召的。《錢鍾書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談藝錄》和《管錐編》是他的讀書心得,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會驚喜又驚奇。

據楊絳的回憶性傳記《我們仨》[3]記載:錢鍾書愛書如命,不愛活動,喜玩文字遊戲,「文」戲生活,讓人感到既幽默又真實。錢鍾書在清華求學四年,幾乎足不出戶,天天在校啃書。他遊過頤和園,也遊過一次香山,其他地方都沒去。直到1934年北上看望正在清華讀書的楊絳,纔由楊絳帶著遍遊北京名勝。錢鍾書事後卻在《北遊》詩中吐槽到:「今年破例作春遊。」之後去英國牛津留學,其他同胞在假期總是外出晃悠,錢鍾書卻在第三個學期暑假纔出去。

錢鍾書在留學期間,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讀書上。有西方經典名著,有中國經典名著,以及同學朋友間互相借閱或贈送的書。錢鍾書與世無爭,深居簡出,從不在乎什麼虛名,他的「志氣不大,但願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4]。錢鍾書通過了牛津的論文考試,如獲大赦。他覺得爲一個學位而賠掉許多時間不值得,想讀的許多書都衹好放棄。因此他引用一位曾獲牛津文學學士的英國學者對文學學士的評價:「文學學士,就是對文學無識無知。」錢鍾書從此以後不再幻想繼續讀什麼學位(浪費看書時間)。當他們去巴黎大學求學時,也不管學校如何安排,全按他們自己定的課程讀書。這一年是錢鍾書收穫頗豐的一年,楊絳記錄道:「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實實地讀書。法文自15世紀的詩人維容讀起,到18、19世紀,一家家讀來。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後來又加上意大利文。這是愛書如命的鍾書恣意讀書的一年。」

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錢鍾書撰《管錐編》時,正處於文革時期。「有人責備作者不用白話而用文言,不用淺易的文言,而用艱深的文言。當時,不同年齡的各式紅衛兵,正逞威橫行。《管錐編》這類著作,他們容許嗎?鍾書乾脆叫他們看不懂。他不過是爭取說話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學問」,「『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友聲可遠在千里之外,可遠在數百年之後。鍾書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學問也是冷門。他曾和我說:『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們希望有幾個知己,不求有名有聲」!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5]故紙君希望能成爲錢鍾書先生中文著作的知音。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6]

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頭巷尾,看到一個人,或者在公共汽車上,或者在路上,在樹下,在牆邊,在任何地方,都拿著書看,這個人看的一定是《管錐編》或者《談藝錄》。她(劉夢溪的妻子)這樣寫,是寫實,不是文學描寫(劉夢溪在《錢鍾書的學問方式》)

錢鍾書既被稱爲「鴻儒」[7]「文化崑崙」[8],那他到底讀了多少書?這是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衹能從他僅存著作讀書筆記中推測。從量上來說,或許他就是中國目前爲止閱讀量最大的一個人,恐怕也可以提前說一聲「後無來者」。其學術性、非學術性著作,三聯書店有《錢鍾書集》十種及《宋詩紀事補訂》傳世。而三種讀書筆記則由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總名之曰《錢鍾書手稿集》,前後歷時15載。自2016年03月《外文筆記》正式宣佈問世後,三種72冊讀書筆記全部出完。世人論錢氏學術,衹知《管錐編(全4冊)》、《談藝錄(1冊)》,不亦窄乎?更不用說,那種對我國歷代經典作品及文藝理論不熟悉的人,竟敢遽論《管錐編》?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

在研究性代表作《管錐編》中,錢鍾書徵引2000多種古籍。這衹是開胃菜,大頭還得看在他去世後留存的讀書筆記《錢鍾書手稿集》,如在1.5萬餘頁的《中文筆記》中,徵引3000多種書籍;在3.5萬餘頁的《外文筆記》中,引用了4000餘種外文圖書、期刊。其中《外文筆記·總索引》,即所引書目竟達三百多頁(傅楚楚《我爲〈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校書目》)。

《容安館札記》三千餘頁、《中文筆記》一萬五千餘頁、《外文筆記》三萬五千餘頁。這些讀書筆記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記到作者1998年逝世,跨越了六十餘年,兩萬多日。這六十餘年中還包括作者輾轉流離的年代身不由己的年代疾病纏身的年代。不僅如此,今天所見的讀書筆記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可以看出當中有遺失的部分,有作者專門編輯整理和重新打印的部分。更驚人的是全部筆記都有作者反復閱讀、勾畫評點的痕跡。也就是說,這些書和讀書筆記,作者讀了不止一遍,記了不止一遍。恐怕所有面對這個「人間奇跡」的人都不禁會想:六十餘年的時間,每天要讀多少書,記多少頁筆記才能留下如此規模的知識寶庫?[9]

「我和《外文筆記》的責編田媛聊天,她提到自己在整理書目時,發現錢先生的閱讀習慣是但凡讀一套叢書,就要從第一卷讀到最後一卷,比如《歌德全集》和《莎士比亞全集》,不會漏掉任何一卷。這說明錢先生有著近似『知識攝取強迫症』一般從頭到尾通讀下來,追求知識的廣博和系統性。我在校訂法語書目的時候也發現,錢先生閱讀了聖伯夫所有的《週一的討論》(Causeries du Lundi)和《新的週一》(Nouveau lundis)。……要知道聖伯夫的週一專欄體量巨大,《週一的討論》是1851年到1862年寫就,共14卷,《新的週一》是1863年到1870年寫就,共13卷,跨越20年的文章,卷帙浩繁[10]。而這些多卷本文集/叢書,對錢鍾書來說,衹算「一種」。

(二)錢鍾書的學術成就

論及錢鍾書先生的學術學術成就,幾乎沒人能給一個全面的評價。如果你能給一個全面而中肯的評價,至少說明你讀的書不少、懂的外語不少,重走「錢氏路」。既然擁有如此條件,已足以自成一家之學,何須專研「錢鍾書」。普通人更不必說,光是《錢鍾書集》就使人頭疼,遑論三種汗牛充棟的讀書筆記。有人曾呼籲「勸君免談陳寅恪」[11];故紙君也想呼籲,非精於多門外語,不熟悉中國經史子集著作,未閱讀《錢鍾書集》之人,勸君莫論「錢鍾書」。尤其反對那種衹引用回憶型懷念文說話的人,此類文章往往說了當沒說,主旨在論人而不是論著作

我把世人對錢鍾書的瞭解,分爲以下幾類:

  1. 沉迷其讀書、治學、交遊……緋聞軼事的;
  2. 讀過《圍城》或《宋詩選註》的;
  3. 讀過《談藝錄》及《管錐編》的;
  4. 通讀三聯書店十種《錢鍾書集》及《宋詩紀事補訂》的;
  5. 錢鍾書腦殘粉(資深研究者),研讀《錢鍾書手稿集》的。

故紙君正在第4級攀爬,於是以爲知乎上沒幾個人能評價其「學術」,衹能談談閱讀某本書後的「讀後感」。那種不讀錢氏著作或衹讀幾頁,就拿著「別人的評論性文章(觀點)」直接評論錢鍾書學問的人,貽害無窮,很多評論看起來是大而無當(充滿偏見)的。要全面評論他的學術,三種讀書筆記則不得不觀。而49冊《外文筆記》是其安身立命的本業,此非通曉多國語言者不能道。

讀錢鍾書先生的文字,真的是一種享受,言必有據,凡是涉及他書、他人的觀點時必標上具體出處。這個行爲本身便暗藏著重要的治學經驗:(1)你未讀其書,是不知道具體內容與頁碼的;(2)說明讀書時勤做筆記;(3)勤修改:或改字句(表達),或糾錯,或補充。(4)論證時按類、按相關性彙集在一起。融會貫通發而爲文。這是大學者治學的公理(做筆記、寫劄記)。故而楊絳在給《錢鍾書集》寫序時,評介道:「《談藝錄》和《管錐編》是他的讀書心得,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誠哉斯言!他是寫給知音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那種讀了《管錐編》幾頁的人就敢論述錢氏學問的,我能怎麼看待他們?懂的人都懂。

大學者從做筆記(寫札記)開始

其次因爲他不囿於專業限制,遍覽經史子集,讀書廣博(來者不拒),兼通西學,所以文章中總會出現很多我們「未知」的文字,除卻世人皆知的歷代基本書目,還有很多雜書、小書,那些「鮮爲人知」的隻言片語可補正統之不足。觀其所引書目之博雜,非專事閱讀者不能辦。

也有一部分讀者心高氣傲(底氣在哪兒?),竟(憑藉別人的文字)否定錢鍾書的文字或認爲錢鍾書的文字於今意義不大,謂之「獺祭魚」。對此我想僭越代爲答覆:絕大部分持此觀點的人要麼不熟悉中國歷代典籍,要麼讀書少,要麼持有頑固的學術立場,要麼缺少悟性最後一點尤爲重要,這是錢氏著作對後之讀者提出的隱性要求。

有人說,錢先生的著作不見義理,光引那麼多故書,意欲何爲?其實錢著充滿了義蘊理趣,到處都是「創發的觀點」和「獨出的見解」,思想的燭光照亮著論全體。如果錢著沒有思理意蘊,他就不會擁有那麼多讀者了。

坐擁一座寶庫,你卻發現不了金銀珠寶,不是主人不給力,是你自己積累、悟性不足。相反錢先生總能在衆多「前人之言」的基礎上不時道出一句金玉斷言,啟發後學。即他不僅引用多(學),還有創見(識)。這個「識」有多重要,爲善於讀書者所共知。

總結起來,他的文章:有議論(斷言),有論據(廣博)。於是有的人愛上他的扎實論據(博雅),會心人則更愛他深刻而通透的議論(觀點結論)。反對他的人,除了僅反對「治學方式」的那一類人外,其他人衹能歸爲羡慕嫉妒恨,或半罐水(讀書少發現不了佳處)。其中尤以自以爲掌握了21世紀新型治學理論的年輕人居多。錢鍾書不爲治學而治學,其人其書,自帶一種旁人少有的妙趣。

雖然我們沒能力論述錢鍾書先生的學問成就,但行文至此必須給個說法,暫且引用他人的讀錢心得。劉夢溪《錢鍾書的學問方式》一文中總結錢鍾書的學問構成(中文著作),認爲其約略可分爲四目,一曰經典闡釋學,散見於《管錐編》、《談藝錄》等書之中;二曰學術思想史,參見《管錐編》中對經史子集著作的解讀;三曰中國詩學,代表作即爲《談藝錄》,以及在分散在諸書之中的文字,如《中國詩與中國畫》、《詩可以怨》、《通感》、《宋詩選注》注評部分;四曰文體修辭學,號稱「錢氏體」,一讀即知出自誰人之手。豐贍、睿智、幽默,如長篇小說《圍城》、中短篇小說《人·獸·鬼》、散文《寫在人生邊上》。明顯可知以上論述並未涉及到龐然大物《錢鍾書手稿集》,雖非確論,但在某個層面(傳世中文著作)概括了錢先生主要著作的主要學問。

此文又論及錢鍾書的修辭原則——說破乏味。「其實就是含蓄爲美。所謂行文典雅,語言使用的訣竅,是爲不露,是爲含蓄。……他不喜歡空疏著論,而是善用遮言和隱喻,將理趣意蘊寓於古今典例故事的徵引敘述之中。也就是不把問題全都『說破』,點到爲止,引而不發,留給讀者以三隅反的空間」。

三、作品概述

學術成就凝結在學術著作之中,下面這些文字,主要概述每部作品的內容,而不論及作品背後潛藏的學術理論。因爲我所知的理論有限,不能上昇到理論研究高度,故而衹能述而不作,目的則是給後之讀者充當錢鍾書著作介紹者。若讀者想看每本書背后的蘊涵學術理論,可閱讀相關中外研究論文、專著。如我看過的由復旦大學許麗青撰寫的博士論文《錢鍾書與英國文學》,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許麗青《錢鍾書與英國文學》

(一)《錢鍾書集》

三聯書店的《錢鍾書集》分《管錐編》、《談藝錄》、《宋詩選註》、《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人·獸·鬼》、《圍城》、《槐聚詩存》十種。

1.《槐聚詩存》

詩人作詩必定遵循一定的創作原則審美傾向,於是所作之詩自然是其詩學觀的體現之一。此爲錢鍾書古詩自選集。錢晚年大病,久病在床。楊絳建議「宜自定詩集,俾免俗本傳訛」,錢鍾書答應了,同時也怕他人「以余流傳篇什印爲一書牟薄利」。於是兩人「選定推敲」,集爲是書。因錢鍾書號槐聚,故名曰《槐聚詩存》。所選詩歌起自1934年、最晚者1991年。所選古詩多爲近體,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亦有少部分四言、六言體。凡275首[12]。或靜坐問心,或感物、即事而成詩,或羈旅抒懷、閨情詩(與楊絳詩)、贈答交遊,憂國思鄉。所詠題材可大可小,情動於中便發而爲詩。

留學牛津、巴黎時,在部分詩歌中表達思鄉憂國之情,如《哀望》「哀望江南賦不成」(庾信《哀江南賦》);1938年留學歸國前,賦《將歸》詩兩首,有詩句「染血真憂成赤縣」、「田園劫後將何去」,《巴黎歸國》詩「拈出江南何物句,梅村心事有同憐」[13];歸國後,《題叔子夫人賀翹華女士畫冊》,因國家陸沉及畫冊之畫多在莫斯科所畫,故曰「江南劫後無堪畫」。《哀若渠》「故鄉陷豺虎,客死古所悲」。述志詩如《浪仙瘦句》[14];《苦雨》「河傾彌切陸沉憂」;挽詩《哀若渠》「乃知人命薄,反不若紙厚」;1942年2月14《辛巳除夕》詩云「好辦杯盤歌拊缶,更知何日是昇平」?

2.《人·獸·鬼》

《人·獸·鬼》爲錢鍾書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凡四篇。曰《上帝的夢》(神鬼)、《貓》(獸)、《靈感》(鬼)、《紀念》(人)。在《序》裏,作者聲明:「書裏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假如誰要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裏的人、獸或鬼,這等於說我幻想虛構的書中角色,竟會走出書,別具血肉、心靈和生命,變成了他,在現實裏自由活動。」毫無疑問,書中的人獸鬼絕對是綜合現實中的人獸鬼的行爲而提煉出來的典型人物形象。既然是典型人物,那麼很多人自然都能從中找到現實的影子。於是讀者觀後的常見心理:他是在說我嗎?他是在諷刺某某嗎?文字風格還是熟悉的錢氏風格——機智辛辣的諷刺、奇特而充滿學問化的比喻、精准的心理描寫……

《上帝的夢》:開頭先諷刺對進化論的盲目崇拜,引出小說主角——進化論的最終產物(至高無上的上帝)。改編上帝「創世」故事,諷刺上帝這一類獨裁濫權、唯我獨尊、驕傲自大、虛榮自私的人。並借上帝製造出來的第一對男女,諷刺人性之惡——善變、貪得無厭、虛僞。

《貓》:此篇小說由貓引出主人公李太太,再以李太太愛默爲中心,描寫圍繞在她身邊的各色名流。男主人公李建侯是個富二代,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可謂李太太的忠實「舔狗」(建侯對太太不是普通男人佔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種被佔有、做下人的得意),喜歡被妻子管著。胸無點墨,聘人爲自己代寫遊記,而少不更事的年輕大學生齊頤谷就是被聘之人。在李太太舉辦的沙龍上,齊頤谷親眼看到了在社會上聞名的風流人物,結果大失所望。此外「小說中寫了一些愛戀情節和有關愛戀的議論,諸如作爲李建侯的私人秘書齊頤谷對女主人公愛默的迷戀,衆清客對愛默的恭維,他們彼此閒的爭風吃醋,以及李建侯和十七八歲女孩子的『私奔』等等。但是描寫男女之閒的戀情並非這篇小說的目的。陳俠君等人關於男女閒如何克服『心理距離』的高見,以及李建侯帶頭克服『心理距離』的實踐,都是爲了表現知識份子心靈的空虛和百無聊賴的世俗氣。實際上,小說『穿了戀愛的外衣』,『是想在各人的戀愛行動中透露出各人的意識形態』,在『戀愛描寫的背後』,反映『一些重大的問題』,即在外敵入侵、國家危亡之時,文人墨客們的不同心態」。錢鍾書在文章開頭對貓這一動物進行了細緻刻畫,實際上寫貓就是爲了寫人,以貓喻人,批評具有貓一樣性格的上層知識份子,這便是此篇小說的主旨所在。坊閒盛傳此小說暗諷林徽因,故紙君不太贊同,這是對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抗戰時期部分知識份子的整體刻畫,是典型的,自然糅合了大時代下的眾生相,作者對他們的生活、思想、心理都有深刻而清晰的認識。你看他像誰,總能找到對應目標。詳參王建中論文《試評錢鍾書的短篇小說〈貓〉》、程霏《「沙龍」式小說在敘述上的差異——以〈貓〉和〈我們太太的客廳〉爲例》。

《靈感》:諷刺了一位作家:他名氣最大,大到成爲「作家」二字的代表,但世人皆不知其姓字;他自稱天才,多產,專爲不大不小的「中學生」創作暢銷書,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他的殘篇剩文;他憾失諾貝爾文學獎,又被輿論氣死。文章同時諷刺了出現在作家身邊的其他人。他死後本以爲能去天堂,接著又以爲自己能去美國,不料最終來到地府,變成「鬼」。他在地府受到自己筆下角色們的聲討,經過幾輪論戰,被司長懲罰轉世成一個青年作家書中的角色。這位青年作家是一個已經等候靈感三年之久的作家。然而主人公碰巧成功擺脫命運,沒成爲作家筆下任人擺弄的角色,反而一躍成爲青年作家的兒子。錢鍾書在結尾發問:「這孩子長大後會成爲作家嗎?」

《紀念》:本文既可以看成是對曼倩出軌的諷刺——標題爲「紀念」,曼倩與天健發生關係後意外懷孕,丈夫才叔對她說「假如生了一個男孩,我想就叫他『天健』,也算紀念咱們和天健這幾個月的相處,你瞧怎樣」?曼倩也不算渣,回答道「我不願意!並且,我告訴你,我不會愛這個孩子,我沒有要過他」。才叔聽後,覺得讓妻子產生「不要孩子的念頭」,是自己的責任。回過頭再看標題「紀念」,諷刺不言而喻。其次,本文也可以看成錢鍾書對上個世紀戰時狀況下所見男女關係的一次記錄與紀念。最後,通過對曼倩戀愛、婚姻、出軌的記錄,反思人性。小說最後一段,才叔看著夫人的背影,「眼睛裏含著無限的溫柔和關切」,讓我想到了電影廊橋遺夢》。

3《圍城》

錢鍾書先生在《讀〈拉奧孔〉》中說:比喻正是文學語言的特點、特長。確實,比喻最見一個作家的文字功底、觀察力與想象力。《圍城》正是這樣一本書,盡顯漢語之博大精深,極盡諷刺罵人的藝術。於嬉笑怒罵中寫盡人生之無奈!不過錢先生筆下的比喻更有趣、機智、學者化……如果你讀《圍城》衹知道「有趣」,那請繼續閱讀大學教材、論文專著,帶你進一步瞭解《圍城》及其意義。

貼幾則「比喻」給大家欣賞:

  1. 有人叫她「熟食鋪子」(charcuterie),因爲只有熟食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爲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並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爲「局部的真理」。
  2. 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
  3. 船又過了錫蘭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貢,這是法國船一路走來第一個可誇傲的本國殖民地。船上的法國人像狗望見了家,氣勢頓長,舉動和聲音也高亢好些。
  4. 方鴻漸洗了澡,回到艙裏,躺下又坐起來,打消已起的念頭仿佛跟女人懷孕要打胎一樣的難受。
  5. ……

看到有人說「用文字遊戲來看《圍城》也不是不可以」確實不可以,好比僅以《金瓶梅詞話》中描寫性的部分判定《金瓶梅》爲黃色小說。第一,《圍城》的文字風格東西方影響。西方如德萊頓、蒲伯、拜倫。合「喜劇氣氛與悲劇意識」於一體。第二,對文字本身的掌控,如花式比喻。雖然錢鍾書白話寫作僅「偶爾爲之」,但也無不入木三分。重讀《圍城》不得不佩服錢鍾書先生的筆力。第三,精准的心理描寫第四,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記錄與諷刺,有時代意義第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見溫儒敏《〈圍城〉的三重意蘊》。第六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索。即「圍城困境」(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15]

因此《圍城》被夏志清[16]評爲「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由作品及作者,錢鍾書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他的文字風格,被評論者稱爲「錢鍾書風格」,可與其短篇小說集《人·獸·鬼》,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合讀。

其實錢鍾書還是很擅長白話創作的。建國後,錢鍾書未再創作白話小說,夏志清認爲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中國現代小說史》)。每當談及錢鍾書的白話文學作品時,總有憨憨信以爲真,拿著上圖所示文字,強調錢鍾書「悔其少作」。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這是作者自謙之詞,讀者須默記於心。就像梁任公——啟超沒有什麼學問……但是也有一點嘍![17]

楊絳代序的文章裏,錢鍾書自陳他對早年的白話小說、散文等作品「都不大滿意」,它們「喚不起他多大興趣」。但下面還有一句話暗示讀者「不過也並不認爲見不得人」。而我們現在都知道《圍城》已經成爲中國經典文學名著,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也有專節論述錢鍾書的白話文學創作。如果你真的認同錢鍾書的話,那置我們這些專業讀者與編文學史的學者於何地。

這只是作序時的潛規則而已。給自己作序——不能一味讚美,最好提前自陳缺憾,然後再在序末加一句「筆者才疏學淺,疏忽不可避免,望各位方家批評指正」。給他人作序——如果作品確實屬於難得一見的高質品,那就可以任情讚美(論點+論據);如果是劣質品,也不能明言,而是披沙揀金,拿著安裝放大鏡的妙筆,集中讚揚他那僅剩的優點。最後亦可以加一句無傷大雅的話「如果/建議……則更佳」。

4.《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

第一部《寫在人生邊上》裏的十篇文章均作於1939年02月18日之前,此時錢鍾書還未滿三十歲。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借魔鬼之口,諷刺一些人及社會現象;第二篇《窗》論窗、門、眼及其他;《論快樂》論述快樂的時閒與分類;《說笑》批評幽默及幽默文學;《吃飯》論吃飯裏的學問;《讀〈伊索寓言〉》借書中的故事闡述己論;《談教訓》論教訓及教訓者;《一個偏見》由偏見論及人籟(人的聲音)、天籟(自然的聲音);《釋文盲》由文盲談到文學之盲;《論文人》從世人眼中的文人論及文學專業變異者。意在彼而不在此,借題論及當時社會(文壇)現象,行文幽默而諷刺。

第二部《人生邊上的邊上》,書名爲楊絳先生所擬,收集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之外的論文、隨感、序跋、書評譯文等各類文字。這一部分文字較重要,上面有很多論文,是評價錢鍾書學術成就的重要參考資料。《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強調文學創作與文學鑒賞(批評)是兩回事,文學史與文學創作是兩回事,文學史分期不應與政事等同,即文學體裁分期與歷史政治分期不同。其次文學史與歷史也是兩回事。綜上而論,注意各學問的偏重與獨立性(文學之所以爲文學)。強調文章表達的思想感情從屬於文學表達(語言、文字、修辭……),若空有動人的大感情、大道理,而無確切的文學性表達,亦不能稱其爲佳作。強調不能以「感人與否」、「讀者之多寡」品定作品的優劣。《論不隔》從安諾德(Arnold)《迻譯荷馬論(On Translating Homer)》中關於「翻譯」的論述轉而談論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不隔說」。「不隔說」有不嚴謹或者說失誤的地方,在「隔」與「不隔」之外,還存在「隔而不隔」的情況。即代字、套話、典故都可以用,只要達到「隔而不隔」的境界即可。《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前半部分闡述中西方理論的共性,即有些理論是中西文學自發共有的,不存在誰借鑒誰的說法;後半部分論述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特點——人化或生命化。《談中國詩》從巴別塔的詛咒說起,其他藝術是超越國界的,它們的表達材料(媒介)具有普遍性,顏色、線條、音調均不需翻譯而爲人類所共知(獲得審美快感),而文學則受語言文字的限止。此文是作者1945年12月06日應邀在上海美軍俱樂部的演講稿,面對的是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詩的美國大兵。其實這篇文章同樣適用於懂中文而不懂古代詩歌的現代中國人。與以上兩類人談中國古詩,那就得從整體上,概括出一般人讀中國古詩時獲得的共有印象——富於暗示。一種懷孕的靜默,說出來的話比不上沒有說出來的話,影射未說出來的話。即中國詩人要使你從「易盡」裏望見「無垠」,體會言外之意。《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強調文學研究與實證主義(考據)的獨立性;反對混合二者,文學研究應該回到「文學」本身。強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輕視理論;甚至「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也無可諱言,偏重資料的搜討,而把理論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文學研究」要與「文獻學」有所區分。文學研究者不能一味沉迷在羅列文獻、箋注掌故、考證真假或尋章摘句式評點上。《近代散文鈔》表達對古代散文(文體)的看法。《論復古》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所說的文學觀(復古論)。第一,對「文學」的認識前後矛盾。其次,強調「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不同,反對其涵義不明的「文學進化論」。第三,反對其樸素的粗淺的適用不明的「文以載道說」。要從文學家與道學家的立場分別看待。最後,文學中的復古是一種正常的革新方式。總而言之,文學批評必須是關於文學的批評。

1932年02月05除夕日,陳衍[18](字石遺)招錢鍾書度年,相談甚歡,陳月旦天下人物,述創作(爲詩爲文)經驗,錢鍾書退而記其言。後在1937年得許大千信,知其仙去,「因發篋陳稿,重爲理董。知人論世,或可取裁;偶有愚見,隨文附註」,追記於1938年巴黎客寓,即爲本書(文)《石語》。

5.《七綴集》

本書是作者全部《舊文四篇》與半部《也是集》的合併。拼湊綴補新舊文章七篇,作者又想到古代的「五綴衣」「七綴缽」等名目,於是題爲《七綴集》

  • 《中國詩與中國畫》:闡述中國古代關於詩畫的批評理論。
  • 《讀〈拉奧孔〉》:用中西理論及作品解讀《拉奧孔》。
  • 《通感》:不知這是不是國內第一篇專論「通感」(感覺挪移)的論文,文中用大量例子論述了中國詩文中的通感現象。又有人譯爲「移覺」。另外,讀者須注意「通感」與「聯覺」的區別(具體使用場合)。
  • 《林紓的翻譯》:論述「林紓的翻譯」並指出「翻譯的最高境界」。
  • 《詩可以怨》:論述中國文學中與「詩可以怨」相似的理論傳統。
  • 《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論述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
  • 《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舉了三部中西文獻中記錄的同母題故事,論述它們對這個故事的不同處理方式及其目的。

6.《宋詩選註》

中國古籍的傳抄方式[19],由口耳相傳,至文字發明轉爲書面相傳,以上是廣義上的傳抄。從文獻的載體來看,大致分爲:甲骨金石時代→簡牘時代→縑帛時代→紙張時代→電子時代。從物理、工具和技術角度來看,主要分爲四階段:刻寫→書寫→印刷→拷貝。尤以印刷時代與電子時代對讀書治學(獲取文獻資料)影響最大。

由唐至宋,學術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印刷術盛行。原來手抄是「一對一」地傳抄,容易散佚;印刷術則是「一變多」地傳抄,文獻留存的可能性更大。故宋人爲宋史研究者留下了數量極爲豐富的詩文詞集、筆記小說、正史編年史……但是由於復古傾向(對宋詩的偏見),明清時期對宋詩的選輯[20]卻很少。宋呂祖謙編《宋文鑒》一百五十卷(詩文合編),宋陳起編《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賦、雜文、詩)、《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元方回所編《瀛奎律髓》之宋詩部分,明曹學佺所編《石倉歷代詩選》之宋詩選有一百七卷,清吳之振編有《宋詩鈔》一百六卷,清陳焯編《宋元詩會》一百卷,清厲鶚等編《宋詩紀事》一百卷。以及清張景星等合編的《宋詩別裁集》 [21]

而錢鍾書先生既然要選註「宋朝的詩」,那就得以某書爲主,他書爲輔,先通讀後精選。當時《全宋詩》[22]尚未問世,前人所選宋詩總集亦不甚合意,所以他衹能遍讀史書、類書、語錄、詩話、筆記、方志、別集、總集……選擇其中存在的「宋詩」。其難可知矣。

普通人喜歡的詩大部分都屬於家喻戶曉的名篇,而有些名篇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卻沒有收錄。此受當時學術環境的影響,加之其他原因,「我以爲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爲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錢鍾書《模糊的銅鏡》)。此《選註》可謂作者的一家之言,體現了他對「宋詩」的看法,在進一步則體現了他的詩學觀點、文藝批評理論觀普通人關注的是所選之詩研究者關注的則是選詩背後體現的理論

王水照先生曾講述個人讀《宋詩選註》的四種讀法[23]:一曰「從宋代詩歌演變史的角度讀《評》」,一曰「從比較鑒賞學的角度讀《註》」,一曰「從版本學的角度研究『修改』」,一曰「從貫通互參的角度讀全書」。爲什麼要注意《宋詩選註》的版本?因爲《宋詩選註》前後存在增刪損益,有幾個版本。如果你不是專門研究它,只看最後的定本即可。如果你專門研究它,則必須按出版時閒先後,依次閱讀每一個版本。最後一點展開來說,即「此書的有些部分如能跟錢先生的其他著作聯繫起來合讀,可以加深理解。《談藝錄》《管錐編》中對宋詩的直接論述尤應輯錄、對讀。……有時《宋詩選註》中的片言隻語,如能互參綜觀,收穫必多」。即錢鍾書先生不是沒有長篇大幅系統集中論述某一問題,而是散見在諸書之中,須讀者博覽自得。不過有時片言隻語也足以啟發後學,比如對韓愈「不平則鳴」說[24]及歐陽永叔「詩窮而後工」說[25]的議論。

7.《談藝錄》

暫付闕如,從頭到尾讀完,再補更。

8.《管錐編》

是書集論經部易類《周易正義》27則、經部詩類《毛詩正義》60則、經部春秋類《左傳正義》67則、史部正史類《史記會註考證》58則、子部道家類《老子》王弼註19則、子部道家類《列子》張湛註9則、子部術數類《焦氏易林》31則、集部楚辭類《楚辭》洪興祖補註18則、子部小說家類《太平廣記》213則、集部總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277則。所論凡十書,779則,正文分四冊共2423頁。幾乎涉及到中國古代所有人文學科的絶大部分問題,亦涉及大量西方文藝理論

作者在1972年的序文中稱「又於西方典籍,褚小有懷,……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即原計劃用外語仿此寫一部論西文的《管錐編外篇》。惜乎,天時地利人和不與焉,未能成藁。1978年補記「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由今定本可知《全唐文》同樣未能成書,不過可在其筆記日札中略睹未定藁。「還想寫一篇《韓愈》、一篇《杜甫》」(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此兩書又是大部頭,終因不易理董、多病易倦、年老體衰內外原因而擱淺。後之讀者不能再觀那精闢的洞見,誠爲治中國古代文藝者之永恨也。

時隔幾年,積累漸多,再翻《管錐編》,依然百感交集(收穫大)。比如其中關於「愚民」的說法,再次印證先秦諸子爲政治而著作的屬性。不僅上可以愚民,下也可以愚上。不僅強制性措施能愚民,「利祿」(社會既定價值觀)也能潛移默化地愚民,如唐太宗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學而優則仕」……聯想到當今社會,「愚民」可以引申爲「馴服」,你有沒有被社會上的既定價值觀馴服?而且就博徵的「愚民」文獻本身來說,彼此之間也能互相釋讀,用於句讀、政治學、諸子思想研究等。

《管錐編》在論述一個問題時,由於引用多,所以我們在看他書理解不深的地方,在這裏能得到幾乎完美的解讀。於是又可以把它當作「訓詁書」「變異的章句註疏體」來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最重要的其實是他對文本本身的理解,多發前人之所未發,此有待研究文體學、文學批評、語言修辭學者詳論之。大而言,亦能爲研讀比較文學者所資。部分文字也涉及到文獻學,有助後人考證。

註:錢鍾書不認爲自己的研究方法屬於比較文學,而是「打通中西、學科之間的壁壘」,不過很多中外學者都這樣看待他。

針對諸如(錢氏逞才自炫、博徵文獻而無原創觀點、著作無人引用)等評論,集中回答如下:

  • (1)有時「引用」這個行爲本身還會削弱《管錐編》等類似之書的影響力。因爲其書徵引博及群書,所以讀者往往能從中得到某條稀見的、有價值的文獻,然後有的人據爲己有,在列參考文獻時,直接回到原始文獻,因爲錢書所引文獻必標明具體出處,於是有些論文者不再注明是通過錢鍾書轉引的,此爲雞賊。我幹過這種事,也在其他人的論文中見過。最近我又在《管錐編》中發現一條我可以使用的文獻——出自《嵩山文集》(又名《景迂生集》)卷一三《儒言》。即可以把《管錐編》當作資料庫
  • (2)《管錐編》等書,擁有固執偏見的人,只知襲人之論,攻擊旁徵博引無用,或曰在現在我有網絡檢索功能。你錯了,所以你不是大學者。那些人只看見旁徵博引本身,看不見旁徵博引背後的鉤連、融合、議論(觀點結論),讀錢書總能在他的啟發下,若有所得;高級別則進而撰文。因此有人評價錢鍾書的著作「是一座橋」[27],一座帶領你進入古今中外的橋,誠哉斯言!而且研究《管錐編》本身就已經算是一種學問(見數量龐大的論文)。雖然不能與「選學」「許學」「紅學」相比,不過此書若早生幾百年,或許現在就有「管學」了。
  • (3)讀不懂不怪你,首先《管錐編》等書爲什麼要用艱深的文言有時代原因;其次有體例原因——論述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所引亦多爲文言,故用文言行文爲最佳選擇。即使讀不懂,僅當作文言文閱讀,也很有趣。
  • (4)《管錐編》論證的內容就不是顯學(不吸引人),沒有故事體受衆廣。對於我來說,它就是必讀寶藏之一。而且普通人只知《管錐編》《談藝錄》,卻不知《容安館札記》、20冊《中文筆記》。其陋如是。
  • (5)錢鍾書的學術性著作,他是以經史子集、西方人文學科等作品爲原料,闡述自己的修辭學、文藝理論、解釋學、比較文學、學術思想……故而很多不同學科的人都以《管錐編》爲研究對象,闡述本人所瞭解的學問。
  • (6)《管錐編》本身是挑選讀者的——不是讀者挑選它。此非熟讀相應古籍者,不能讀;非熟悉各種理論者,不能知。用楊絳的話來說,它是「供會心者」閱讀的。
  • (7)一本書,外行讀,要麼讀不懂;要麼讀完而無所得。內行讀,隨處見寶,誘撰文章。

錢鍾書的好友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朝宗曾招收研究生專治《管錐編》,並有《〈管錐編〉研究論文集》行世,實爲「錢學」的首倡者。但錢鍾書在1988年致鄭朝宗的信[28]中卻反對這一行爲,認爲「以拙作爲題目,作文章趕熱鬧,於拙作非有真賞灼見,而爲者敗之,徒累弟(錢鍾書自稱)惹人厭耳」。其實他也不是百分百反對,只是反對「於拙作非有真賞灼見」的大部分人,即不熟悉中國歷代典籍,未通讀《管錐編》,未深研中國古代文論的人,最好不要談。委婉(直接)拒絕「中學西學積累不足者」研究其學,不足則不通達,不通達則易產生偏見。隨著那種偏見(不懂)地流傳而厚誣錢鍾書,正如本回答下,部分複讀「他人的觀點」的文章。要論別人的學術著作,知彼是基本要求,知己(讀書、理論)則是第二個要求。

在這封信末尾錢鍾書繼續談論到「大抵學問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網絡上流傳的「荒江野老屋」系衍一「野」字。另,錢氏此語,亦有所本。

(二)《〈宋詩紀事〉補訂》

由上可知,由於時代及其他原因,有些心儀的宋詩未能入選,且《宋詩選註》所選之詩未能盡合錢鍾書之意,於是他這本後出的《宋詩紀事補訂》可補前書之闕。

選一朝詩爲何難?一難難在所觀不足,如佛道文獻、方志文獻、墓誌石刻文獻。所以《全唐詩》《全宋詩》問世後不久,都會有人持續補輯、糾錯。

三聯書店《宋詩紀事補訂》

《宋詩紀事》清厲鶚(1692-1752)等輯,凡100卷,收錄宋詩作者3812家。以事存詩,以詩存人,雖名曰「紀事」,實乃宋代詩歌總集,是彼時收集宋詩最爲宏大的一部著作。厲鶚有感於明人對宋詩的鄙棄,「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槩置不問,迄今流傳者,僅數百家。即名公钜手,亦多散逸無存,江湖林藪之士,誰復發其幽光者」[29]?於是與馬曰琯、馬曰璐兩兄弟商量,準備仿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編輯《宋詩紀事》。「因訪求積卷,兼之閱市借人,歷二十年之久」。所編其人其詩「畧具出處大槩,綴以評論;本事咸著於編。其於有宋知人論世之學,不爲無小補矣」。由於內外原因,是書未能盡善盡美,陸續有人補正。如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屈彊《〈宋詩紀事〉拾遺》。縱然如此,仍有不足。錢鍾書先生無書不讀,自然名著《宋詩紀事》是批讀過的。錢先生從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在《宋詩紀事》上作批註,數十年來積累了大量筆記心得,於1982年開始正式撰寫《宋詩紀事補訂》(《宋詩紀事補正》)。在其後的十幾年中,錢鍾書對《宋詩紀事》的內容作了廣泛而細緻的補充和訂正,其徵引之宏富、議論之精當,有裨於學界關於宋詩的研究。按在五十年代錢先生曾受指示[30]編撰《宋詩選注》一書,《宋詩紀事補訂》吸收了《宋詩選注》的成就[31],並彌補了部分遺憾。此外,《宋詩紀事補訂》本身在文獻考證(文獻學)方面亦有重要貢獻。

(三)《钱锺书手稿集》

此爲作者遺留的讀書筆記,分《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外文筆記》三部分,總名之曰《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已分別於2003年和2011年出版;而最後出版的《外文筆記》則被學界視爲錢鍾書讀書筆記中分量最重、最豐富、最可觀的部分。因爲錢鍾書在清華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主修的都是外國文學,顯然很多人被他的中文著作迷惑了,以爲他是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的 ,怪就怪他舊學根柢太深厚。2016年3月24日,楊絳先生親自參與整理的6輯48冊《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由商務印書館官宣正式完整出版。至此錢鍾書先生存世的所有文字基本上已經全部集齊。《外文筆記》的出版,標誌著這套歷經15載、共72冊的《錢鍾書手稿集》最終完璧。實乃學界一大盛事。

1.《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

第三類是「日札」——鍾書的讀書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開始的。最初的本子上還有塗抹和剪殘處。以後他就爲日札題上各種名稱,如「容安館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齋日札」;署名也多種多樣,如「容安館主」、「容安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還鄭重其事,蓋上各式圖章。我先還分門別類,後來才明白,這些「館」、「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調整」後,我家居住的中關園小平房(引用陶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以後屢次遷居,在鍾書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稱一直沒改。
日札共二十三冊、二千多頁,分八百零二則。每一則只有數目,沒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寫的,雜有大量外文,有時連著幾則都是外文。不論古今中外,從博雅精深的歷代經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說院本,以至村謠俚語,他都互相參考引證,融會貫通,而心有所得,但這點「心得」還待寫成文章,才能成爲他的著作。[32]

而這些經過「互相參考引證,融會貫通」之後的「心得」(觀點)才是我們後之讀者需要重視的地方。你不關注這裏而關注論文體例,可謂舍本逐末!

全3冊

2.《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

第二是中文筆記。他開始把中文的讀書筆記和日記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識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時,他風聞學生可檢查「老先生」的日記。日記屬私人私事,不宜和學術性的筆記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記部分剪掉毀了。這部分筆記支離破碎,而且都散亂了,整理很費功夫。他這些筆記,都附帶自己的議論,亦常常前後參考、互相引證。以後的筆記他都親自記下書目,也偶有少許批語。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的數量,大致不相上下。(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
全20冊

3.《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由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莫律祺夫婦編排整理,分六輯。「關於筆記順序,我們采用了兩種不同的劃分標準將全部筆記分爲六輯:首先,我們把裝訂好的筆記本,除了摘錄期刊的本子之外,按年代、根據錢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轉折點分成四輯。 其次,散頁整理成第五輯,而以期刊爲摘錄對象的筆記本歸入第六輯」。

2015年年底《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全49冊,附總索引1冊)全部出齊。全書約計35000頁,共211個筆記本,涉及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希臘語等7種語言,囊括4000餘種外文圖書、期刊,博及歷史學、哲學、語言學、修辭學、文學、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心理學、邏輯學、政治學、人類學等西方人文學科。

全49冊(附總索引1冊)

莫芝宜佳爲德國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教授和埃朗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主任。譯有《圍城》《我們仨》,專著《〈管錐編〉與杜甫新解》。她如是評價經過她手的48冊《外文筆記》及其摘錄藝術(筆記體):

《外文筆記》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跡」。它不是把中國與世界分隔開,而是像一座「萬裏長橋」,把中國與世界聯繫在一起。
……摘錄的藝術是東方和西方古老的文人傳統,在中國尤其受到重視。[33]錢先生對這種傳統掌握得比任何人都好,在筆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對書籍和在摘錄中「探險」的興趣。即使對我們歐洲人來說,錢先生所選擇摘錄的內容也常常出人意料,很新鮮。西方文學作家和作品是伴隨我們長大的,早已爲我們熟知,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常常感到,摘記內容的選擇如此睿智,竟讓我們刮目相看。
……事實上,錢先生摘錄作品不是隨手就記。摘錄的藝術首先是對每部著作的用心體會。錢先生絕對不固守讀書的第一印象。像楊先生說的那樣:摘錄僅僅是他多次仔細閱讀之後的最後一步。他的閱讀速度和接受能力絕對是超乎尋常的。他完全靠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把成段的內容理解成一個整體,再把它們重新寫成流暢、沒有錯誤的筆記,而不用一再擔心地去看書來查看寫得對不對。
……各篇摘錄的內容篇幅長短差異極大,從短短的幾行到幾百頁都有。原因很簡單:作品品質越高,所選作品與他的興趣關聯越緊密,錢先生摘錄得越詳細。讓人驚訝的是他的毅力。幾十頁,甚至是幾百頁寫得密密麻麻的摘錄筆記並不少見。
萊布尼茲有個習慣:所有讓他感興趣的東西都要記錄下來。而他對一切感興趣,特別是對非同尋常乃至怪異的東西。借助於文字,他把資訊深深地銘刻在驚人的記憶裏,用這種方式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字筆記。這一點,萊布尼茲與錢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錢先生懂多種語言,他閱讀和摘錄的基本上是原文,因此他筆記文字的完美就更加令人驚歎了。
……西方有各種類型的摘記作品,比如說蒙田的《隨筆錄》、叔本華的《附錄與補遺》、伯頓的《憂鬱的解剖》,其吸引力恰恰在於出人意料地重新組織在一起的引文。錢先生的《外文筆記》則更向前邁進了一步。他摘錄的引文是有意識地不與他自己的想法混雜在一起的。在博學和謙虛的摘錄背後難道不正隱藏著獨特的創造意識,甚至是向一個全新的文學類別的邁進嗎?
……《外文筆記》的出版將面向什麼樣的讀者呢?也許它應該面向的是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是中國和西方比較文學專家或者恰恰是——未來的世界公民。[34]

四、還會誕生下一個「錢鍾書」嗎?

錢鍾書是中國公認的通人,也是遠銷海外馳名漢學界的大學者。其中文著作從中到西、由西歸中,自先秦談到他去世前不久。博雅如此,數百年難得一見!而難讀的49冊《外文筆記》同樣讓外國漢學家心折。「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35],其此之謂乎!

鋒芒內斂愈發渾成 | 攝於八十歲

中書君享年八十八歲,以他的能力、速度與時間,能看多少書,不可知之者也。僅就「集部之學」來說,讀《管錐編》,則知錢已經通讀通評《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觀其他著作,可知其已通讀《昭明文選》《全唐文》《全唐詩》及後世諸朝總集、別集,尤其是人們不熟的清朝詩、文集。1923年秋季,錢穆從集美轉入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時錢鍾書之父錢基博任四年級國文教師。於是錢穆便與錢基博兄弟及錢鍾書相識。錢鍾書時年十三、四左右,錢穆謂[36]「時其(錢基博)子鍾書方在小學肄業(學習),下學,亦常來室,隨父歸家。子泉(錢基博)時出其課卷相示,其時鍾書已聰慧異常人矣」。後來錢穆到清華任教,「鍾書亦在清華外文系爲學生,而兼通中西文學,博及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過目」。這個「宋以後集部殆無不過目」,故紙君在初讀錢穆自傳時只有佩服,發誓要成爲類似之人。幾年後,積累漸多,對錢鍾書的文字瞭解愈深,回過頭再來看《錢鍾書集》,或有溢美之詞,但無虛言。讀其書總是若有所得、所契。綜覽其中文著作,我們可以稱錢鍾書先生爲「古今治集部者,一人而已」。

大部分普通中國人非常容易忽略一點:錢鍾書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又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研讀外國文學,擅長外國文學研究,熟悉西方人文理論。不過雖爲文學專業畢業,但其讀書範圍卻是無範圍,是書即可。49冊《外文筆記》就是最好的證明,涉及西方人文學科諸種學問,無所不包,是留給後人的一大寶藏,靜候博學之人解讀之。

鍾書在國內、外大學攻讀外國文學,在大學教書也教外國文學,「院系調整」後,他也是屬於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別的工作,以後又借調中國古典文學組,始終未能回外文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也始終未能如願。那些外文筆記,對他來說,該是「沒用了」。但是對於學習外國文學的人,對於研究錢鍾書著作的人,能是沒用的嗎?(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
錢先生的外文筆記最令人歎爲觀止的,除了其涉獵語種之多,更是其各語種之間轉換之流暢,這背後再深一層的,是錢先生涉獵的西方人文學科知識之廣博和貫通。我在法國讀書時,攻讀的是法國文學戲劇方向,按照歐洲的人文社科教育體系,各個學科之間其實是不分家的,就是研究文學的人,也必得閱讀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書籍;若是哲學專業的學生,那麼也必得好好研習德語、希臘語、拉丁語,不然學問是做不下去的。所以錢先生的外文筆記,其實是體現了做西方學術研究最講究的方法以及最頂級的成果。(傅楚楚《我爲〈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校書目》)
《中文筆記》中記載的錢鍾書所讀古籍書目舉例

再回到我們中國人熟悉的中文領域,那也是經史子集,古代現代,無所不包。就連少有人涉足的釋、道經典亦不放過。觀其20冊《中文筆記》可知,這與他的家學淵源頗深。後世以博覽群書著稱者,不得不回望錢鍾書,因爲他就是「博覽群書」四字的具體表現。

一定會有人問是什麼造就了錢鍾書?

  1. 天生此人,天賦才能,一也;
  2. 後天努力[37],二也;
  3. 古今中外諸學並通之時代背景,三也;
  4. 父輩友朋,家學環境,四也;
  5. 壽命既久,所觀自多,五也。

凡此五端,缺一不可,錢鍾書之所以爲錢鍾書,此之謂也。

有的人可能會繼續追問:中國今後還能產生下一個「錢鍾書」嗎?

余答:幾無可能。沒有兼通中西古今之學的時代潮流。唯一能保證的只有上一代積累好原始財富,爲下一代專職讀書提供物質保障。接下來又要考慮,此後代自身天賦足夠嗎?壽命能保證活到88歲嗎?其難可知矣。何況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的社會,反映到學術研究上,說好聽點則爲細化專精之學;說不好聽點,仿佛又回到了西漢博士專治一經的時代,寡陋而不通達。

我曾經用「空前絕後」一語,形容他們(二十世紀學者)學問結構的特點。「空前」,是指這些現代學者,在西學的修養方面,漢儒、宋儒、清儒,都比不過他們,因爲當時不可能有這個條件。……二十世紀學者不同,他們常常十幾歲就留學國外。陳寅恪十三歲留學日本,然後美國、歐洲,前後大約有十六七年的時間在國外。連馬一浮也有在美國、日本的經歷,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去的,儘管停留的時間前後不是很長,畢竟擴大了學問的視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現代學人的國學根基,又是後生晚輩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四五歲開始發蒙,到七八歲,十幾歲,不用說五經四書,十三經、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讀過了。他們有這樣的學問積累的過程,所以在學術的知識結構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絕後的。「絕後」不是說後來者的聰明智慧一定少於他們,而是沒有當時那些個具體條件,包括對學人爲學非常重要的家學和師承國學需要童子功,年齡大了補課,實際上爲時已晚。因此後來者要趕上他們,難之又難。[38]

窺天,詎知天之闊狹

指地,寧測地之淺深[39]


【往期回顾】

参考

  1. ^张艳艳. 运用Delabastia的双关语翻译理论评析《围城》英德译本中的双关语翻译[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2. ^成见:或曰「博引而无创见」(只因你眼瞎看不见),或曰「无系统不集中」(你的长篇大论、专著也不见得能予人收获,废话太多,现代模式而已。钱氏无小系统,背后却自带大系统。可体会《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人生边上的边上》背后暗藏的学术理论)。評價錢鍾書最不可取(似是而非)的兩點:衹評價「博引群書」這個行爲(治學方式)本身,要評價的其實是「博引背後所蘊涵的知識、理論」。評價「其人其事」,集中在緋聞軼事上。此類文字適合於傳記、小說創作。而學術上的「知人論世」,強調更多的是「知與著作相關的人世背景」。此「人世背景」是用來輔助「解讀作品」的。即舍棄立場、對作品不對人。
  3. ^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们仨》第三部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04月,第55-165页。
  4. ^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07月,第2页。
  5. ^刘勰:《知音》,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十第四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02月,第713页。
  6.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第八《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35页。
  7. ^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01月,第241页。
  8. ^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01月。此「文化昆仑」用来形容钱锺书先生比较恰当,虽然他的专业是研究「外国文学」,但所看的书却涉及西方所有的人文学科。又由于时代及家庭原因,熟读中国经史子集。中西兼通,博雅巨人。故不能仅言「文学家」「文学研究者」,言之「文化」可也,且是其中的「昆仑」高山。后之读者,不得不感慨一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9. ^田媛《读书为何,为何读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编辑随想》
  10. ^傅楚楚《我为〈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校书目》
  11.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书生傻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06月。
  12. ^故纸君据《槐聚诗存》统计,是集收钱诗凡275首,数据或有错误,应在五首之间。参观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01月。
  13. ^「拈出江南何物句,梅村心事有同怜」,钱锺书此处「梅村心事」指吴伟业的《偶成》诗——关河萧索暮云酣,流落乡心太不堪。书劒尚存君且住,世间何物是江南?参观吴伟业:《偶成》,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525页。
  14. ^此題目爲故紙君所加。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01月,第16-17页。
  15. ^杨绛先生给电视剧《围城》的这段经典题词,在小说中数见。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后来与赵辛楣论结婚,提到「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显然方鸿渐在这里把围城困境从婚姻引申到人生万事,加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也是我们期待中的内涵。参钱锺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08月,第90+133页。
  16. ^夏至清:《錢鍾書》,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1937-1957)》第十六章,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05月,第302-320頁。
  17.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参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梁实秋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01月,第88-89页。
  18. ^陈衍(1856-1937),小名尹章,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先后入台湾巡抚刘铭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1886年在北京与郑孝胥宣扬「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有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行世,为同光派重要诗歌理论。从1916年起开始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书成,凡六百馀卷约1000万字,大部分皆由其经营编纂而成。著作包括《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集补遗》、《说文举列》、《朱丝词》、《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又编有《宋诗精华录》、《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
  19. ^张三夕:《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一章第二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01月,第50-53页。
  20.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卷186-194。
  21. ^《宋诗别裁集》,原名《宋诗百一钞》,共收录137名诗人645首诗。编者还编有《元诗百一钞》,后有人将此两书与清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合刻,名之曰《五朝诗别裁集》。中华书局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诵芬楼刊本为底本缩印。参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琪合编:《宋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1月。
  22. ^唐诗宋诗,号为我国诗歌界的并峙双峰,清朝已有《全唐诗》总汇其成。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于1984年提议编纂《全宋诗》,至1998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完璧出版,凡72册。收录诗人九千多人,3785卷,约27万首(句),共4.5万馀页。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全7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23. ^王水照、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杨联芬编:《钱锺书评说七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05月,第297-303页。
  24. ^解读韩愈之「不平则鸣」说(《送孟东野序》)。部分人为了迁就、整合《诗经》「诗可以怨」,太史公「发愤著书」,欧阳永叔「穷而后工」说等「经苦痛才能撰写好文章」的说法,将数者等同统一起来。然而韩昌黎的「不平则鸣」,实包含正反两面,即「不平」包括「忧」「乐」等情志(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因为古代在论「情」与「性」时,使「性」的平静失衡(不平)的情绪都叫「情」。可与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比读。见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06月,第122-123页。
  25. ^看待有关「文学」的观点,不能太较真、太死板、一根筋、绝对化。比如「穷而后工」说,并不表示只有一个人坎壈不得志,处于困窘的境遇时,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因为「非穷也能工」。于是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不过这不适合于研究文学。文学上的观点一般指的是「一种常见现象」「大多数」「整体上」。仔细一想,欧阳永叔会这么傻?他读了那么多书,难道就没见过「非穷」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佳作?那他及其他人为什么都赞成这个观点呢?因为在文学史上,这(经历苦痛更能创作出好作品)是一个常见的文学现象。翻阅中外理论,持此观点者俯拾即是。也许有人会接着问:为什么经历苦痛,就能创作出好作品?答:经历苦痛,你的感受、认识才真实、深刻。而那些过往经历的苦痛,就是你创作的内容。由此创作出来的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合一。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就是辛弃疾笔下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当然高端作者可以伪造经历,这是另一个问题,略而不言。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指「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辞』的诗来得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辞』的好诗来得多」。见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06月,第125页。
  26. ^盖文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参观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述进士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唐摭言》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08月,第1578页。《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27. ^有论者云:「比较文学架起的,正是东西方的文化之桥。钱锺书是『架桥人』。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是他架设的第一座桥。《谈艺录》采用诗话的体式,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母题,从大量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鉴赏和比较入手,中西诗学互证互补互释,总结出了中西诗学在创作心理、接受心理、艺术方法、风格意境等方面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规律,从而赋予中国传统文论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是他架设的第二座桥。此套巨著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中国10部重要典籍,引用800多位外国学者的1400多种著作,结合3000多位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中西理论双向比较方面作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该书以寻求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为旨归,资料的旁征博引不仅突破了中西之界限,而且突破了学科界限,以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河山大地』的文艺规律。」
  28. ^《郑朝宗纪念文集》,福州市:鹭江出版社,2000年04月,第295页。
  29. ^宋承五季衰敝後,大興文敎,雅道克振。其詩與唐在合離閒,而詩人之盛,視唐且過之。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槩置不問,迄今流傳者,僅數百家。即名公钜手,亦多散逸無存,江湖林藪之士,誰復發其幽光者?良可歎也!予自乙巳後,薄遊邗溝,嘗與汪君祓江,欲效計有功(《唐詩紀事》)搜括而甄録之。会祓江以事罷去,遂中輟。幸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與商榷,以爲宋人詩考本朝尚有未當:如胡元任不知鄭文寶仲賢爲一人;註蘇詩者不知歐陽闢非文忠之族;方萬里不知薛道祖非昻之子。以至阮閎休所紀三李定,王伯厚所紀兩曹輔之類,非博稽深訂,烏能集事?因訪求積卷,兼之閱市借人,歷二十年之久。披覽既多,頗加汰擇。計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畧具出處大槩,綴以評論;本事咸著於編。其於有宋知人論世之學,不爲無小補矣。部帙既繁,恐歸覆瓿。念與二君用力之勤,不忍棄去。暇日釐爲百卷,目曰《宋詩紀事》,鏤板而傳之,庶幾後之君子,有以益我紕漏云。時乾隆十一年(1746)嵗在柔兆攝提格,陽月望,樊榭厲鶚太鴻序。参厲鶚等编著:《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06月。
  30. ^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参观钱锺书:《宋诗选注》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05月,第24-25页。
  31. ^关于《宋诗选注》的得与失,故纸君收集了部分论文。《管锥编》与《谈艺录》就不收了,因为它们是显学,研究的人太多了。注:看论文有两种时间选择,在研究之前或之后。选择研究之前读论文,适合撰写论文的人(写文献综述);平时读书,就不要先看他人论文了,因为他们的评论会对你产生影响(先入之见),如果你读书少,很容易被某些言论裹挟。宜看完著作本身、思考一定时间后,再看论文,看看别人是从哪些方面论述的。[1]刘锋杰.《宋诗选注》的“字里行间”——钱锺书与“文学反映论”的且受且辞[J].学习与探索,2019(01):130-140.[2]夏中义.论钱锺书学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诗选注》与《管锥编》的价值亲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01):28-40+195.[3]李松.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J].文学评论,2016(06):70-78.[4]夏中义.反映论与钱钟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J].文艺研究,2016(11):41-50.[5]丁夏.不沿袭“官本位”的特立独行者——读钱锺书《宋诗选注》[J].博览群书,2016(06):76-81.[6]李肖锐.从《宋诗选注》看钱钟书论诗特色[J].大众文艺,2013(17):53-54.[7]李肖锐.从《宋诗选注》看钱钟书的宋诗观[J].文学界(理论版),2012(11):70-72.[8]郭俐兵.《宋诗选注》诗注艺术探微[J].时代文学(上半月),2012(02):173-174.[9]解志熙.大手笔与小金针——重读《宋诗选注》感言[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1(03):94-97.[10]田丰.试论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考证学成就[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03):63-66.[11]李裕民.是“误订”还是“误辩”——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J].社会科学评论,2009(02):28-35.[12]李昱雯.论《宋诗选注》的“顺着说”与“接着说”[D].上海交通大学,2009.[13]刘斐.从互文性理论重新解读《宋诗选注》[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5):61-63.[14]李裕民.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J].社会科学评论,2008(03):110-113.[15]康思凝.钱钟书宋诗研究论略[D].兰州大学,2008.[16]侯长生.《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1-4.[17]李丽.钱钟书《宋诗选注》研究[D].河北大学,2006.[18]季品锋.钱钟书与宋诗研究[D].复旦大学,2006.[19]魏景波.《谈艺录》的曲喻论和《宋诗选注》的曲喻[J].修辞学习,2003(03):46-47.[20]王兆鹏.钱钟书《宋诗选注》的文献价值及文献疏失[J].中国文化研究,2003(01):46-54.[21]宁江夏.本“源”承“流”——钱钟书《宋诗选注》中的基本诗学思想[J].贵州文史丛刊,2002(04):14-17.[22]魏景波.《宋诗选注》对喻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90-93.[23]吕明涛,宋凤娣.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27-31.[24]向以鲜.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87-89.又关于《宋诗纪事补订》的论文:[1]尹楚兵.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的价值和疏失[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83-88.[2]李平.关于钱钟书《宋诗纪事补正》的一点补正[J].学术界,2005(02):147-148.
  32. ^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06月。
  33. ^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別鈔成帙。《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說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群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然矣。後人效之,遂爲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采正」。韓愈《進學解》複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動勤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乃溫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冊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參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三·诸子略·儒家类》「《儒家言》十八篇」条,《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03月,第277页。
  34. ^注:此文出自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莫芝宜佳、莫律祺夫妇为《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Manuscripts of Qian Zhongshu:Foreign Languages Notes)所撰写的序言,由唐峋翻译,独家刊于《文汇笔会》。笔会微信摘录发表其中《杨绛先生的嘱托》,《钱锺书先生的摘记艺术》,《民族间的沟通》三节。全文阅读请参纸质《文汇报》。
  35. ^钱锺书:《序》,《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06月,第1页。
  36. ^钱穆:《师友杂忆》七《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128页。按:此事钱锺书后有驳正——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Galieo嘲历史家为「记忆专家」(O istorici o dottori di memoria);胡、钱皆以史学自负,岂记忆之「专」,只在思想史、国史,而私史固容自由任意欤?一笑。见1984年7月17日钱锺书与汪荣祖信。虽非真事,但钱锺书是担得上这个「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的评价的。
  37.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在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却不易遗忘。参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06月。
  38. ^劉夢溪《錢鍾書的學問方式》
  39. ^庄周:《秋水》第十七,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外篇卷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08月,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