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对郑和下西洋的争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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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专栏系列文章：美国的历史课怎么讲中国的32：大航海时代的明朝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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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大量来自美国高中AP世界历史课程指定教材之一。德克萨斯州公立学校指定教材。
书名为：《Ways of the World with Sources for AP®》第二版，作者Robert Strayer。
普通字号为原文信息归纳总结或读后感，黑体字带引号为原文翻译，根据语言习惯略有调整。
“我们设想的这个环球旅行家离开中国，到达欧洲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文明跟中国一样，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对大海的探索。
1415年，一个小国葡萄牙赞助本国船只开始顺着西非大陆南下开辟新的航线。
1492年，葡萄牙的老对头西班牙资助哥伦布一路西行，横跨大西洋，希望能够到达东方，却误打误撞地到达了美洲大陆。
5年以后，葡萄牙人Vasco da Gama 伽马 顺着西非南下，绕过非洲的最南端，然后延东非北上，穿过印度洋，终于到达了印度南部。
然而，中国与欧洲的海洋探险的有着巨大的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莫过于规模了。
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只有3艘船，不过90名船员而已。
Gama有4条船，据称有170名船员。
跟郑和上百艘巨轮，上万人的庞大舰队比起来，哥伦布也好，GAMA也好，他们的船简直就是小舢板。“郑和的船队里面随便找一艘船出来，甲板上就可以放得下哥伦布和GAMA加在一起的船。”
此外，两者向海洋探索的动机也完全不同。
欧洲人目的非常明确，要去非洲与亚洲寻找财富------黄金，香料，丝绸等等等等。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他们需要转化更多的基督徒，需要找到盟友加入十字军团，来面对来自穆斯林的威胁。
而中国人，则正相反，他的实力强大到完全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之匹敌，根本不需要在印度洋找什么军事盟友，也不怎么需要这些地方的物产。同时也没有什么冲动去象欧洲人一样输出自己的宗教或者文化，去转化当地的居民。
实力爆棚自信满满的大明既不想占领外部土地，也无意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而欧洲人在东方心心念念想的是独占印度洋的贸易；在美洲，则是诉诸武力把美洲土著的庞大帝国剔除。
两者之间最令人惊愕的差别，则是双方航海探索的后续。
中国决然地终止了对海洋的进一步探索。而欧洲则孜孜不倦地持续投入，直到将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区都纳入他的控制中。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郑和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被提及，因为没有产生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功绩，然而欧洲人对海洋的探索，尽管规模和投入都比中国小的多得多，却为构筑未来的世界级强权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意识地选择放弃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而欧洲却能够坚持不懈地向大海迈进呢？
首先，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来下令停止对海洋的探索。不同于中华帝国的统一且高度集中的王权，欧洲有的是一系列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城邦。城邦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互相攀比，你去的远，那我比你去的还远，这种竞相攀比的态势最终让欧洲人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欧洲的整个上层社会都在远洋拓展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利益。商人阶层通过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各国的王室则盯着商人的远洋贸易征交易税，或者干脆去掠夺远方的资源；教会看到了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增加了信徒；贵族们则满脑子想着到外国的土地去获得荣誉与财富。
然而在中国，郑和的远洋航行几乎得不到朝中官员们的支持，当支持远航的永乐皇帝去世后，朝堂之上的反对者们迅速地达成了一致，终止了这个项目。
最后，中国有着非常强的优越感，对自己的文化极为自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如果自己需要什么国外的东西，自然有人赶着送上门来。而欧洲人从宗教的角度，作为“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的信徒，也认为自己得天独厚，unique的很。在物质上，他们需要东方的财富，但是通往东方的道路却被穆斯林所阻断。穆斯林不仅仅断了欧洲的财路，他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一直对欧洲造成严重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欧洲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持续向海洋迈进寻求出路。
中国在印度洋的退出，事实上促成了欧洲人的进入。(郑和的舰队）在印度洋（来回几趟）为葡萄牙人的进入扫清了障碍，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应付OTTOMAN的海上力量就可以了。如果达伽马的四艘小舢板在1498年在亚洲海域遭遇到郑和的巨型舰队，那世界历史肯定是要改写了。
实际上中国对海洋的放弃，与欧洲对海洋的执着，都是为了解决两大文明面对共同问题----- 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稀缺。只是两者应对的方式不同。
在未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为了提高产量，一方面进一步地精细化耕作提高亩产量，一方面是向内陆中亚地区拓展地盘。而欧洲的农业是以小麦和家畜养殖为主，他采取的拓展方式是在海外占领更多的土地，这也使欧洲对海洋的拓展成为一种必然。”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里面对同时期的历史事件所做的横向对比。比如郑和下西洋，我是知道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两个事情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前后相差也就是50年左右。我也不知道哥伦布只有3艘船，而郑和有300条巨轮。哥伦布只有90名船员，而郑和带着一个2万7000人的庞大队伍。我一直知道中国是大陆国家巨无霸，但是我不知道中国也曾经当过横扫印度洋的海上巨无霸。
以前对于明朝，我的概念里面就是锦衣卫，东厂，太监，再就是”剥皮实草“的酷刑。总之没什么好印象。反而是看了这篇史料，让我对大明朝的发达心生敬仰。
这一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历史真是充满了偶然，如果中华帝国在1433年没有决定退出大海，而是进一步建立印度洋帝国，进而发现欧洲与美洲，世界历史就完全不同了吧！“
”我们不是说欧洲的成就完全就是运气好，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必须承认，欧洲的崛起是由一系列的条件促成的。一些很小的事件会撬动人类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面对未来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未完待续。
上一篇：
谢邀。
我以前曾写了一篇有关明朝海事的，大概是05年吧，打算从郑和写起，写到汪直、郑成功，写一半的时候有事，就撂下了。结果……就撂了到现在……
现在看来，当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不少史料也有待核实完善，毕竟是十年前写的东西了。不过大方向和观点，我迄今以为没太大问题，就偷个懒，不修正了，直接贴其中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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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耀眼而短暂的中华最强海权
——世界最强之海军：明帝国的郑和舰队
世界最强最大的郑和舰队大航海，比之欧洲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早了整整将近一百年，可最后郑和舰队辉煌的航海成果，却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被彻底毁灭了，中国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中国，也许因此失去的是一个世界。
1，历史记载中的郑和无敌舰队
一缕曙光透过厚重的云层，照亮了六百年前中国苏州的太仓刘家河港口。青灰色的天幕前，影影憧憧地显露出一大片和小山一样庞然大物，连绵不绝地填满了整个港口和河道。
这片庞然大物，是一支由两百多艘海船组成的远洋舰队。船只上那些巨大的桅杆，象原始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一样密密麻麻地矗立在港口中，无数尖利的桅顶直指微微泛着青光的天空。
这支庞大的舰队中最大的六十三艘海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是舰队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这些船只上，一共搭乘着约二万七千八百名大明朝的精锐海军将士，而在它们的船舱里，除了航海必需的补给物资外，还满载着各种中原特产，如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等等，更有无数的金银珠宝。
大明成祖皇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世界上最大的、掌握最好航海技术、拥有以最先进造船技术制造出来的最好战船的远洋舰队——郑和舰队，从中国苏州起航直抵福建，然后自福建五虎门迎着东升的太阳，驶进了茫茫太平洋的深处。
中国乃至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一次的大航海开始了。
中国，这个古老而庞大的东方陆地帝国，第一次将眼睛看向了海洋深处，海洋的另一边，那中国大陆以外广阔的新世界。
大明帝国派出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是一支真正的超级无敌舰队。它的总吨位超过了当时全世界海军力量的总和，单只是舰队中一艘船的吨位，就大约等于当时欧洲国家一支常规船队的总吨位。
根据《明史》和其他各种资料的记载，郑和舰队共有五种不同尺寸和功能的船只，最大的名叫“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按这个尺寸推测其载重量大约在八百吨左右，这样大小的海船大概可以装载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第二种则叫“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是“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是“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是“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
但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明史》记载里的这个宝船尺寸，是有问题的。
如果将记载中四十四丈长、十八丈宽的明尺尺寸折算成米，那么宝船的长度大约是125.65米，宽约为50.94米。以此计算其排水量，则宝船的排水量大约在一万六千吨到一万八千吨左右，是艘接近两万吨级的大木船。
但是，学者们提出的问题就在于如此大尺寸的木船龙骨以及其他建造材料，都将非常的成问题。因为以木材的长度和强度，不足以支撑如此大的长度、宽度，而更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目前的科技和工业水平下，也依然很难制造出如此巨大的纯木帆船。
在1999年，我国的金秋鹏研究员率先发现了刻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也就是现在郑和研究中经常提起的《天妃经》。在《天妃经》的卷首，绘有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这幅图是由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口述，由其弟子描绘而成的。
《天妃经》完成时，郑和船队正处于下西洋的高峰时期，因此这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者发现图上的船型为船首及船尾上翘，属于尖底福船，船也没有出梢，和长期以来认为郑和宝船是有1/3船长出梢的北直隶平底沙船造型不同，同时图像表明其船上有六桅，和史料中记载的九桅、四桅也不一样。
与此相关的是，其他一部分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在近二十种明清时期的书籍里记载宝船四十四丈长、十八丈宽的尺寸，都是源自于明万历年间一位叫罗懋登的人所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属于小说家杜撰，宝船的真实尺度和排水量，应该以《南京静海寺残碑》和祝允明《前闻记》记载中所说的两千料、一千五百料、大八橹和二八橹船为准。
目前一般研究者普遍认可的是明代两千料船总长大约为60米，宽15米，排水量约为1500吨，而部分学者们认为这才是当时郑和下西洋中最大的“宝船”尺寸，国内郑和研究权威学者之一的杨槱先生也持此见，他在2002年的《现实地和科学地探讨“郑和宝船”》一文中认为：“郑和远航用的船舶的尺度不大于12丈长，3——4桅，可载200——300吨货物和200余人。”
但问题在于《崇明县志》中却有记载说，郑和舰队返航后，在永乐末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竟然因为其中的宝船太大而无法驶入刘家河，因此宝船不得不回到崇明去停泊。《明史》以及其他资料都没有记载能证明那年出现了大旱或者水文异常，也就是说当年的长江水位是正常的。可著名的太仓刘家河港竟然不能让宝船驶入，可见其吃水之深和尺寸之大，这极可能是在南京或福建附近等入海口船厂所制造的大号宝船。
同时，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于1957年5月和不久前两次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如果以正常比例来推测船体大小的话，是确实存在着44丈长和18宽的大木船的，而支持存在大“宝船”的郑和研究学者，也为数不少，如郑鹤声、郑一钧、庄为玑等著名学者均持此说。
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目前郑和宝船的尺寸问题还远不到定论的时候，无论是南京明代龙江船厂遗址还是最近苏州附近发现的宝船制造基地遗址，都没能发掘出除舵杆以外可以确定宝船尺寸的船体部件实物，所以如果要想有定论，则唯有寄希望于发掘出新的史料和实物了，而现在只能是各种观点并存。
但是，不管最后事实的真相会是什么，退一步说，即便郑和宝船确实是排水量1500吨的两千料船，那也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由两百多艘如此吨位海船组成的郑和舰队，依然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远洋舰队。
除了舰队的船只规模和数量外，在先后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著之《瀛涯胜览》一书中，则记叙了郑和舰队的人员规模。根据此书记载，在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舰队共拥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名，监承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另据明人祝允明的《前闻记》所言，郑和舰队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各类军、工专业人员。
谈论郑和，有一部描写郑和事迹的明代小说是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部小说是万历年间人罗懋登有感东南沿海的倭患，根据郑和的随从马欢、费信两人的《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还有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等笔记资料创作的神魔小说，习惯上简称为《西洋记》（2）。
一直以来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对考证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向达和赵景深等人。还有部分意见是认为《明史》中“宝船”的尺寸，便是来自这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对郑和舰队的航行队形有过这样的描写：
每日行船，以四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列到左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后分二队，如燕尾形；马船一百号当其当；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叼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
在舰队的数量上，罗懋登显然是在完全自由发挥了。因为在他笔下，郑和舰队的规模竟然达到了1400余艘，此实不足为凭。不过，书中关于航行队形的描写，倒确实颇有点实战风范，按照他的描写，整个舰队有着规范的人字形前卫、两翼卫队、后卫战斗编队以及指挥中心和主力战舰集群，各个战斗编队的方向转动、作战、护卫救助等功能都相当完善。无论这是小说还是纪实，作为一名小说家写出了这样的军事部署，似乎应该可以说在明朝时期的海军的作战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常识，并不是什么不传之秘，因此小说家才能将其写入自己的作品中。
撇开《西洋记》的可信度不说，只凭前面所述的船只规模和人员配备的郑和舰队，哪怕放在二十一世纪来看，也是相当庞大的，其规模几乎和一支配备了海军陆战队的航母特混舰队编制相差无几。
郑和的首次航行，历时约两年零三个月，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结束，整个舰队回到了中国大陆。其后，郑和又率领着这支无敌舰队六次下西洋，前后历时二十九年，合计七次，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
第二次：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夏
第三次：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十一月——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六月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十一月——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七月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五月——永乐十七（公元1419年）年七月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八月
第七次：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十二月——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
郑和在最后一次航行中，由于积劳成疾，病逝于印度古里（卡利卡特），终年六十二岁。归国后被明宣宗赐葬在南京牛首山麓。
郑和舰队的七次出航，先后到达了亚、非大陆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如红海口的阿丹(今亚丁)和东非洲的麻林、木骨都束、剌撒，阿拉伯海的祖法儿，红海内的天方（麦加）圣地等，这些足迹使得郑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走完自亚洲大陆到红海、东非航线的人。
而在郑和首次下西洋将近一百年之后，欧洲的航海家们才开始了他们对茫茫大海的征途。
公元1492年，哥伦布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美洲。
公元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葡萄牙船队越过非洲好望角，于公元1498年到达了印度西海岸。
公元1519年，由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绕过南美洲驶入了广阔的太平洋，并于第三年到达菲律宾群岛，由于他开辟了这一航线，因此美洲南端的海峡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
这些世界航海史上豪杰们的船队，其规模一般为三、四艘，最大载重量大约一百二十吨，船员不过二百人。和郑和舰队相比，整个舰队的吨位和人数甚至连一只《明史》记载中的“宝船”都及不上，即使是公元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的第二次航行，其舰队也不过拥有二十艘战船，总载重量不超过三千吨而已，和郑和远洋舰队两百多艘的规模完全无法抗衡。
毫无疑问，即使和一个世纪后世界各国的远洋舰队相比，郑和舰队也依然是辽阔的海洋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真正的海上霸主。
六百年前的明帝国，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无敌海军，以及中国史上最强盛的海权。
可是，明帝国为什么要成立一支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呢？
（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
（2）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明万历年间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共分20卷100回，题有“二南里人编次”、“万历丁酉菊秋之吉罗懋登叙”等字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其“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特颇有里巷传说”，鲁迅先生说的“所述战事”云云，乃指其中所写种种情节颇有沿自《西游记》、《封神传》的痕迹。
2，永乐大帝战略和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何以要建设如此庞大的舰队，并屡屡派遣郑和远航，而远航活动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在位期间，这一直以来都是个疑问。
在《明史•郑和传》中，倒是对其中原因说得相当明确：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然而，郑和真的是为追杀建文帝而七下西洋吗？
明太祖朱元璋自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起事，在江南和元朝政府军以及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武装势力鏖战十六年后，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曰“明”，建元洪武。之后他又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奋战，才逐渐消灭了全部对手，并将元军逐出中原肃清了边疆，奠定了明帝国基业。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十日，七十一岁的朱元璋病故，由死去的懿文太子第二子朱允炆继位，这就是明惠帝，因其年号为建文，故又称建文帝。
据说建文帝生性仁厚，史称其自小“颍慧好学，性至孝”，又说其“宽大”、“天资仁厚”，所以甚得朱元璋欢心，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九月被立为皇太孙（1）。
然而这位“宽大”、“天资仁厚”的建文帝继位后，他爷爷派出去守边的那些叔伯们的藩王势力，却马上开始让他感得寝食难安。
在和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等人商议后，年少气盛的建文帝决定削藩。
仅仅在其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各地藩王中被削废、问死者就有五人：燕王朱棣之弟周王朱橚以谋反罪被监禁，随后“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紧接着“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2），准备对长期驻扎在北方、防备蒙古的燕王朱棣下手。
朱棣见势不妙，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起兵反叛。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建文帝生死不明或者说不知所终，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随即他迁都北京，改年号为永乐，故史称“永乐大帝”。
由于在此次夺位之战中，朱棣的大军号称“靖难之师”，因此这场夺位之战又叫“靖难之役”。
然而，建文帝年纪既小，从他先前贸然削藩的举动，还有他在四年的战争过程中的表现，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缺乏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再加上他的得力部下又已在“靖难之役”中和之后被全部消灭，所以虽然他本人于大火中“不知所终”生死不明，但政治上极成熟而又生性强悍的明成祖，是否仅因此便会孜孜不倦地追杀他近二十年，甚至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派遣出一支无比庞大的舰队，远至海外万里的不毛之地，去查访这个显然已是孤家寡人的建文帝踪迹呢？
由于没有其他直接资料的反证，我们目前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是，仅以这个理由，或者炫耀武力、宣示中国富强等等，显然都是不足以解释在永乐时期持续近二十年的庞大而又频繁的郑和下西洋行动，这两条理由肯定是让人难以完全信服的。
那么，其他还可能有些什么原因呢？
近年来有些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新推测，认为永乐大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从侧翼包抄对明朝构成威胁的由帖木儿所建之蒙兀儿帝国。
蒙兀儿帝国也就是《明史》记载中的撒马尔罕国。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必须从蒙古人成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说起。
在朱元璋消灭了位于中原的蒙古宗主国元朝后，中亚细亚的蒙古察合台汗国也陷入了分裂状态，但随即那里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蒙古领袖帖木儿。
这个帖木儿的妻子是西察合台汗国合赞汗的女儿，因此《明史》称帖木儿为元驸马，其国则为撒马尔罕国。但是，帖木儿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并且自认是个“拼图者”，意思是说他要把已经支离破碎的蒙古成吉思汗帝国，再一块块地重新拼回去，同时，他还是个狂热的回教穆斯林。
帖木儿于十四世纪末期先统一了西察合台汗国，然后远征俄罗斯，在十五世纪初又并吞了位于今阿富汗所在的蒙古伊儿汗国，并击败了印度和周边国家拥有象兵的联军，南下攻入了印度北方的德里（公元1526年，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建立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莫卧儿王朝，一个蒙古人统治的印度帝国）。
曾经打败了蒙古西征大军的马木路克王朝，也遭到了帖木儿的无情打击，叙利亚被占领，历史名城大马士革被帖木儿焚毁。
公元1402年7月20日，正处于全盛时期，击败了欧洲不可一世的法兰西—勃艮第十字军骑士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皇帝“雷电”巴耶塞特（巴叶济德•伊尔迪里姆），和西进的“跛子”帖木儿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平原相遇，爆发了一场参战人数多达百万的大决战。
这次决战的结果是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巴耶塞特和他的儿子被俘虏。帖木儿善待了他们，后来他们因试图逃跑而被关入有围栏的轿子里，由于巴耶塞特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所以在几个月后郁闷地死去了。而正在遭受巴耶塞特进攻的拜占庭帝国，也因此侥幸地多活了一段时间。
帖木儿最后建立了一个横跨中亚、西亚，几乎囊括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庞大军事帝国。
然而，这位让欧亚无数英雄豪杰和辉煌帝国遭受了屈辱与毁灭的“跛子”、“毁灭王子”帖木儿，却在他开始向西方世界挺进时，三次（公元1387、1392、1397年）派遣使者向明太祖朱元璋赠送了大批马驼和礼品。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位狂热的穆斯林统治者，除了会打仗之外还“有足够的政治精明，知道该什么时候停下来等待时机”（3）。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帖木儿并不想在东西两面同时开战，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大后方暴露在处在上升时期的明帝国火力之下。同时，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消灭了蒙古宗主国元朝，并迫使中亚察合台汗国的艾米儿们向自己朝贡的朱元璋感到莫测高深，不知道这个明朝皇帝拥有什么样的实力。因此在没有把握之前，他是不会向这个处于全面上升时期的中原帝国宣战的。
但是，帖木儿派遣使者来北京向明朝朝贡，却未必是真正友好的表示。如果我们结合他西进过程中他的使团到过的地方，以及这些地方在其后的遭遇来看，那么就可以发现，他的这些所谓的使团与其说是友好外交使团，还不如说是军事侦察团来得更确切些。
终于，机会来了。
帖木儿在公元1402年七月击败了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惊喜地知道东方那个消灭了蒙古宗主国元朝的汉人帝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
公元1404年，也就是明永乐二年，帖木儿扬言要让中国皈依伊斯兰教，集结了多达四、五十万人的大军，由他亲自率领开始东征明朝。
望不见尽头的蒙古部队又一次向中原开来。
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对帖木儿的这次东征行动以及永乐大帝可能的表现，曾有过这样的评论：
无疑，这是中国文明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因为，现在入侵的已经不是尊重佛教和儒学，并希望成为中国天子的某个忽必烈，而是一位狂热的穆斯林。……当然，明朝最强悍的皇帝永乐大帝并不是轻易就会被击败的，他很可能成为帖木儿最难对付的对手（4）。
然而在公元1405年，帖木儿却于东进途中因病去世了，于是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就此夭折，帖木儿的帝国陷入了夺位的纷争之中。
同年六月，明帝国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永乐大帝下令建造的远洋舰队业已全部建成，并完成了编组工作。郑和，这位永乐大帝的亲信，善于征战的总兵级太监，率领着这支当时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最强大的舰队，开出了中国港口，驶向南中国海和西方的亚非大陆。
永乐大帝朱棣，确实是明朝最强悍的皇帝，也的确可能是帖木儿最难对付的对手。他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最具备军事天赋的皇帝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后，便马上派出了他的儿子们去镇守边疆。当时身为燕王的朱棣镇守的是北方军事重镇北京，他在这个据点上屡屡发起对漠北蒙古残元势力的打击，战功累累。对此，朱元璋曾经称赞他道：“肃清沙漠者，燕王也！”
在夺位成功成为明朝皇帝后，永乐大帝和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行动是，他的父亲试图在自己家乡——中国腹地安徽建造首都，并实行了“诸王守边”、 “海禁”等一系列本土防御战略，而他却立刻放弃了建造完善、富庶而美丽的南京城，把帝国首都迁到了北方的边镇北京，以一位堂堂天子和帝国的首都去镇守明帝国的北方边疆。
永乐大帝显然不想实行自汉代以后中原帝国沿长城进行防御的边塞战略。
他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向着中国版图的各个方向全线出击，重点则是西北的蒙古人。所以他自己大多时间驻扎在北京，并五次亲自率领明军深入荒漠，攻击距离最远的一次战役——忽兰忽失温会战，就爆发在今蒙古共和国境内乌兰巴托附近。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明成祖朱棣正在试图彻底消灭一千年多来来自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胁。
而已经被消灭的蒙元王朝在其统治中原期间，曾经数次自中国大陆向海外用兵，动用兵力数以十万计，战船多达千艘，征途甚至远抵印尼群岛，这导致了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敌意。而素来与中国交好、奉中国为宗主国的日本更由于遭到了大规模的元军攻击，自此开始对中国大陆戒心重重，终元一朝双方不曾有官方来往，倭寇、各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现象亦自此始。在明朝立国后的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中，胡惟庸除了被指控暗中勾结蒙古势力外，还有联络日本的罪状，甚至还牵连到了当时南洋的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巨港）（5）。
而位于中亚、西亚的回教世界，则素来精通航海之术，自印度洋到远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此刻明帝国眼中的元朝“驸马”帖木儿，这个类似“什叶派”的穆斯林统治者（6），却正好统治着这片拥有纯熟航海技术的回教世界。
这一切，再加上永乐二年传来帖木儿在讹答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尔克斯坦南帖木儿车站东北）组织了五十万大军准备远征中国的消息，无疑会使任何一位清醒的统治者都明白自己正处于一个由不友好势力组成的庞大包围圈内。
强悍的永乐大帝面对这样的局面，舍弃了中原帝国一直以来以长城和高山、海洋为界线的固守本土战略，采取了四面出击的主动出击策略，把战火烧到了明帝国境外。
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消灭威胁中国的各方势力，以破除自蒙元之后形成的异族势力对中国大陆的海陆包围，巩固帝国版图，另一方面显然还有着极强烈的拓边扩张意图，以期有超越其父的建树。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篡位者”或者叫“夺位者”，通常而言，其心态总是会与一般的正常继位者有些不一样的。以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位“篡位”、“夺位”皇帝为例子进行比照的话，就会发现永乐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以“篡位”、“夺位”手段坐上皇位的皇帝，大约要算隋炀帝、唐太宗和永乐大帝这三位了。
无论最后的成败如何，这三人都是无一例外地一登上皇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拓边和讨伐行动，同时也都有修史和修典籍的强烈愿望及举动，并且对此格外关心，因为这项文治工作关系到他们在后世的名声。另外，他们也都对大规模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程很感兴趣，尤其是水利和交通等，只要这些工程一旦成功，那将会让后人们永远对他们感恩戴德并牢牢记住他们。
从客观上说，这些除军事行动外的建设工作一旦成功的话，确实对整个帝国的建设有极大好处，同时如果其军事行动规划得当，也并不是全无益处的。
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心态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要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或前任统治者更优秀，这样才能让人们承认他们的“篡位”和“夺位”行动是正确而必要的。
这些举动不但可以证明他们比原来的统治者更适合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他们掩盖继承皇位的程序的不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大家就会称赞他们是明主、雄主，说他们是如何的英明神武，再不会有人提起他们继位的程序合法问题，人们会因为他们带来的利益，而忘却或原谅他们继位的不合法性，甚至会主动去帮助他们寻找其行动在道德和制度上的合理性，以证明他们的“篡位”和“夺位”是必须的、正确的。
而倘若他们碌碌无为，那恐怕除了“篡位”、“夺位”这些恶劣的名声外，他们将什么也不会留下，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问题，可怕的是这极可能引发其他宗室和贵族中的野心者对皇位的觊觎，因此而动摇他们的统治者地位。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主动的“篡位”和“夺位”者，首先肯定是一个具有极强政治野心和进取意识，又不因循守旧的人，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有“篡位”、“夺位”这些在道德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现实中将会导致灭九族的举动的。
野心和征服欲，始终是促使他们“篡位”“夺位”最初始的动力。
也因此他们的侵略性和进攻性，也多半要比一般正常继位的皇帝们来得大，甚至于还可能更胜过那些开国皇帝们。
然而要证明自己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和前任统治者更优秀，是困难的，尤其是面对开国皇帝们，他们必须要做出比前任更为巨大的成就来。
因此，他们一登位就会无一例外地去进行如开拓疆域，远征异国，宣谕远方确立自己宗主国的地位，修建内河疏浚航道，开垦田地减轻赋税，并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准则去编修史书和典籍等等举动。这些行动，是最符合他们需求的。
永乐大帝在夺取了他侄儿的皇位后，首先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动作。
他向各方派出了使者，《明史》载曰：“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这个几乎和郑和一样的侯显“五使绝域”，不太为人所知，但是从其行动来看，他并不比郑和差，只不过他的行程不如郑和远。侯显曾经两度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率领部队出使到印度半岛的孟加拉邦一带，几乎就到达了帖木儿统治圈的边缘：“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7），南亚——西藏——西亚——中亚，从这些半军事化外交使团的行动轨迹中可以看出，永乐大帝的拓边愿望非常强烈。
同样的拓边愿望也体现在了军事上。
永乐大帝登基后，除了马上把首都迁移到北方军事重镇北京，以便从那里聚集重兵主动出击打击西北的蒙古残元势力，打算解除这个中华帝国的千年之痒外，建立了哈密卫，制造了一个缓冲带以阻止西方帖木儿等蒙古帝国的侵略企图。
同时对来自南方陆地的威胁，他也一样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
自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起，他数次派大军出征安南（越南）、老挝等地，甚至远达泰国，对南方邻国及附属国的敌对势力穷追不舍，以稳定南方的陆地疆土。永乐时期，明帝国南方的大规模战事至少持续了十年以上，甚至有部队的主帅病死在征途中。最后，来自南方陆地边疆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越南也一度被并入了中国版图。
结合这样的战略部署和当时亚洲大陆的军事背景，永乐大帝一上台就立刻偏离了他父亲的“海禁”政策初衷，派出一位具有回教徒和佛教徒双重身份且能征善战的亲信，率领一支极其庞大的舰队去远航南洋和南亚、西亚地区，显然不只是为了追杀建文帝这么简单。而《明史》记载的郑和下西洋的原因，除了“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外，也确实尚有“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之语。
因此，有相当的理由让人相信，庞大的郑和舰队远航南洋、南亚、西亚乃至红海等地，并不仅仅是为了探察建文帝下落，甚至可能这个理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大的可能是永乐大帝在陆地开拓疆域的同时，已经把眼睛注视到了广阔无边的海上，准备对“不服则以武慑之”，永乐大帝也许只是以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借口，来堵住那些固执地坚守以农为本思想的大臣们的嘴。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仅仅只是对“不服则以武慑之”而已，他已经用这支庞大的舰队，去安抚、震慑甚至消灭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使它们不能威胁中国，彻底破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让他们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甚至或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如果在条件允许可能的情况下，他当然可以直接派遣大规模的远洋舰队远征南洋、南亚、西亚地区，建立一个拥有强大海权的东方帝国。
但是，话说回来了，要说永乐大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包抄帖木儿帝国，则似乎可能性不大。
因为永乐大帝虽然会知道帖木儿帝国试图对明朝发起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以当时对世界的认知，可以知道自南洋迂回到西亚能对中亚形成包围，目前可以证实的是明人能自海路到达麦加，也就是《明史》中所说的天方，还知道在当地有传说可以自麦加走陆路到中原，其路程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而对于其他情况，则不甚了了。
如由供职行人司的严从简所作，成书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中道：“天方国与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达其国。乃西洋之极尽处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用回回历，比中国历前后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国也）”，而在《卷十六•撒马儿罕》中则道：“撒马儿罕不知古何国，或云汉■宾地。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番胜。元驸马帖木儿者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午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诸城，皆隶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二人开通道路，贡驼马。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
由此可见，即使在万历二年，明人也还不是很清楚位于中亚的“撒马儿罕国”的确切状况，也不知道西亚和中亚之间是否存在通道，同时即使他们能从方位上判断出帖木儿帝国和南亚、西亚之间的地理关系，也无法知道由南亚和西亚可以迂回到中亚。
因此，虽然永乐大帝对西方的帖木儿帝国存有相当的戒备之心，并设立了哈密卫等等战略防御和缓冲地带，但要由此推论说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形成对帖木儿帝国的包抄，这一假说的证据并不是太充分，成立的基础不够。
不管怎么样，幸运的是那位号称“毁灭王子”的帖木儿在东征行动发起之时病故，亚洲的这两大帝国之间最终没有爆发战争。不然的话，恐怕永乐大帝将无法从容地实施他的扩张战略，并且会马上面对一个和当年元朝入侵时一样危险的战局。
无论战事胜负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中原地区届时将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庞大的。
不过帖木儿死后其帝国内部虽然处于分裂状态，可帖木儿帝国和中亚、西亚的亲蒙古回教世界以及其他汗国，对明帝国依然存在敌意，有重新控制东亚中心的企图，因此不但郑和在永乐年间自海路六下西洋，明帝国在陆路通使西域的举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目前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是，永乐大帝试图在构筑一个中国历史上没出现过的，除陆地外兼具海洋霸主地位的东方新帝国。
能够证明他这个企图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舰队司令官郑和及他的一些重要助手，还有他特意寻觅来的一些舰队特殊成员的身份，以及远洋舰队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3）（4）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二部•帖木尔》。
（5）《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十年，礼官以诸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浡泥、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
（6）希提（Philip K. Hitti）《阿拉伯通史•第四十九章•马木路克王朝的终局》：“1400年，帖木儿象旋风似的袭击了叙利亚北部。……这个侵略者，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具有什叶派的倾向，他强迫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们发表声明，承认他的行为是合乎教律的。”
3，来自西域的穆罕默德后裔郑和及其舰队成员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人氏。他由于在“靖难之役”对李景隆的一战中功绩显赫，被永乐大帝赐姓为“郑”。
郑和出身于一个祖上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家庭，并且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
郑和家族的由来，在《郑氏家谱》的序中，是这样写的：
吾郑氏自宋以上，吾不得而知。宋神宗熙宁三年，由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国王，因被邻国侵略之，不忍以土地这故而害人，舍国适宋，……马哈木长子赛典赤•赡思丁，帝特命驻镇咸阳，为都招讨大元帅，授上柱国左丞相，封咸阳王，仍管平章政事。
而在中国回教史研究的两大重要史料之一《赛典赤家谱》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十五世所非尔普花力国王。公以宋熙宁三年率弟艾尔沙入贡京师，神宗大悦，封宁彝侯，升庆国公，赠朝奉王，遂家咸阳，……十六世赛严，十七世苏祖沙，十八世麻哈木，二十世赛典赤之平章政事，封太师，咸阳王。谥忠惠。公讳赡思丁，……元帝命驻咸阳，为都招计大元帅。……授上柱国，左丞相，仍管平章事……三命安抚滇南，……为云南名宦第一，此入滇之始祖也。
由此可见，郑和是自西域来中原的穆斯林后裔一事，确凿无疑。因为这一家族名字前面的“赛典赤”，并非是名字，而是一种尊称，在回教词汇中是“圣裔”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
郑和是元朝上柱国左丞相、咸阳王赡思丁的第五子马速忽后裔，赡思丁的六世孙。此一脉赛典赤的后裔，以马为汉姓。郑和的曾祖父名伯颜，祖父察尔•米的纳是伯颜的长子，元末时被封为滇阳侯，察尔•米的纳之子，就是郑和的父亲米里金。
米里金出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官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并袭封滇阳侯。其妻温氏共育有两子四女，长子马文铭，次子马和，就是后来的郑和。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去过天方（麦加）朝觐，所以有“哈只”之称，时人不识此乃回教中对朝觐过圣地之人的尊称，故有误以为其名字为“哈只”者。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率悍将沐英、蓝玉等人攻入云南，郑和的父亲滇阳侯米里金战败被杀（一说病死）。年仅十岁出头的郑和被俘获，没入宫中为奴成了一名宦官，最后被发配到北京的燕王朱棣府中，开始了他的宦途，也是在这里，他随宫中太监的惯例加入了礼佛的行列，因此具备了另一个宗教身份——佛教徒，并拥有佛教法名。
除了郑和之外，郑和舰队中还有相当多的重要成员是回教穆斯林。
前面提到的郑和助手，《瀛涯胜览》和《星搓胜览》两书的作者马欢、费信，就都是回教穆斯林。
马欢，字宗道，别号汝钦，又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人。他精通阿拉伯语，因此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参加了郑和的第四、六、七三次远航。马欢在航行途中，记录了沿途所见的风俗人情、疆域地理和各地物产，分为十八篇，名曰《瀛涯胜览》。书中记载有占城、爪哇、祖法儿等亚洲、非洲十九国的详细情况，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他也和马欢一样精通阿拉伯语，以“通事”一职随郑和四次下西洋。费信亦是每到一地，就记叙当地的人物风情和地理物产等情况，并据此撰写了《星槎胜览》，分为前后两集，前集记其在当地之所见，后集叙其于外国之所闻，所以和《瀛涯胜览》一样，此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还有一位郭崇礼，时人说他与马欢二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是杭州仁和人。马欢《瀛涯胜览》一书的刊行，他出力甚多，在《瀛涯胜览》之《纪录汇编》本后序（撰序人及年月均不明）中，曾有这样的记叙：
余少时观《异域志》而知天下舆图之广，风俗之殊。……今观马君宗道、郭君崇礼所经历诸番之事实，始有以见夫《异域志》之所载，信不诬矣。崇礼乃杭之仁和人，会稽山樵宗道，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率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而远造阿丹、天方，凡二十余国。皆录之于笔，毕而成佚。其用心亦勤矣。二君既事竣归乡里，恒出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异域之事也。崇礼尚虑不能使人之尽如，欲锓莘以广其传，因其友陆庭用征序于予，遂录其梗概于后云。
在研究中国回教史的资料中，有两大重要史料，一个是《赛典赤家谱》，另一个则是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的《蒲氏家谱》。根据《蒲氏家谱》记载，蒲家是福建地区航海世家，精通航海之术，通晓外域故事。蒲寿庚的后裔泉州人蒲和日，字贵甫，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元末时他和金阿里共同修造了泉州的清净寺，后为郑和所请，参与了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第五次下西洋。
在这次出航前，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到泉州穆斯林圣迹灵山圣墓进香，蒲和日勒石立碑，名为《郑和行香碑》，此事遂得以流传。蒲和日在归国后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守卫灵山圣墓（1）。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四月，郑和第四次奉敕前往西域阿拉伯各国，他在行前来到了西安。西安的《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说，郑和此次“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
哈三，西安人，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在郑和第四次远航期间作为郑和的翻译和顾问，他一路“揄扬威德，西夷震砻。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孕得济。”《碑记》中这段说因哈三吁天而安息风浪的文字，不免过于夸大，但是从郑和归国后资助哈三重修了西安清净寺这个举动来看，这位大清真寺掌教应该在远航中起过不小的作用，至少是舰队回教穆斯林们精神导师，也是和回教世界打交道的重要人物。
在郑和舰队中，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回教人士外，还有很多无名回教人士。根据《瀛涯胜览》记载，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就曾派遣了七名通晓阿拉伯语的通事，前往麦加圣地朝圣，还“买得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这次明帝国外交使节团朝觐麦加圣地的举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备官方身份的穆斯林朝觐行动，而他们带回中国的《天堂图》真本，应该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地图。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知道，郑和不但是来自西域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是一个传统回教穆斯林家庭的成员，还是蒙元王朝滇阳侯的嫡出子孙，同时他也是一名佛教徒。如果永乐大帝的目标是想在陆地扩张完成后持续向海外扩张，那么郑和这样的身份，显然足以使他成为远航舰队司令官的不二人选。而郑和舰队中招揽了如此之多的回教穆斯林精英，也不会是偶然的或仅仅是因为需要他们的航海知识。
郑和的穆罕默德后裔、回教穆斯林身份，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世界无疑具有相当强的亲和力，而他蒙元王朝贵胄后裔的身份，也会让他在和蒙古势力可能进行的外交活动中，拥有相当的说服力，且易于获得对方的尊敬。同时他的另一重佛教徒的宗教身份，显然也可以使他在和南亚国家，譬如印度等佛国的交往中，获得很大的认同感。
第二章 明帝国的东南亚藩属控制及帝国舰队的海外军事行动
1，肃清（苏门答腊）旧港，旧港宣慰使争位事件
比较能直接体现永乐大帝已经把目光注视到海上的事例之一，是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侨居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的华人首领、回教穆斯林施进卿，协助郑和剿灭了当时试图袭击郑和船队的东南亚最大的海盗陈祖义部队，并在明帝国支持下控制了旧港这个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正是明帝国把施氏家族扶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这件事的经过相当复杂，但其过程却很明显地表明了永乐大帝对东南亚海域的重视，以及他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海外统治的努力。
旧港在洪武时期就与中国关系很密切，但苏门答腊岛本身就许多小国和地方势力存在，同时在周边还有暹罗、爪哇、印度势力，远一些则还有西亚庞大的阿拉伯势力，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唯中国独尊。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控叛乱，当时在他的罪名中，有勾结蒙古、日本势力企图谋反之说，《明史》又曰：“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云云，其时爪哇攻破三佛齐国，而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等则占领了旧港（1）。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郑和从满剌加返航时停靠旧港，陈祖义遂图谋偷袭郑和船队，当时侨居那里的华人施进卿前来报信，并率领部下加入了郑和部队。
这是一次真正的高强度海战，陈祖义部队当时纵横东南亚海域无人可制，尤其在前首领梁道明死后，更是横行一时，并一直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旧港。双方在开战后，动用了舰只上的各种火器，结果郑和舰队大胜，此战击毁对方十艘战船，斩杀敌军五千多人，并俘获七艘战船，活捉了敌酋陈祖义。
郑和随后将陈祖义等三人押回了中国，最后他们在中国被永乐大帝下令处死。
永乐大帝随即诏设旧港宣慰使之位，并加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这实际上等于由明帝国扶立了一位新的旧港统治者，自此以后，旧港便归属在明帝国和施氏家族的统治下。
施进卿同年派其女婿丘彦诚前来中国朝贡，大约在永乐十九年，施进卿故去，根据郑和随从所著的《瀛涯胜览》言，当时他依照当地习俗，“位不传子”，以“其女施二姐为王”。施二姐在当地甚得人心，她不但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还争取到了爪哇的支持，被人尊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俾那智”在马来语中乃是首领的意思。
可施进卿还有一个儿子叫施济孙，根据《明史》的记载，他为与施二姐争位，曾来华求助，要求明帝国册封他继承施进卿的旧港宣慰使职位。而丘彦诚则又一次来到中国报告施进卿的死讯，可这个丘彦诚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就此滞留在了中国，再也没有回去旧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明帝国任命施济孙继任旧港宣慰使。
关于这件事，中国本土记载的有《明史》和《殊域周咨录》等，其中以《殊域周咨录》的记载比较详细：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这里有个问题。按目前流行的说法，郑和是七下西洋，但并没永乐二十二年这次在内。但关于郑和于永乐二十二年下西洋却有很多记载，如《明史》的《成祖本纪》二十二年条下就有明确记载：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巳，郑和复使西洋。
在《郑和传》内也有同样的记载：
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齐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明史•三佛齐国》则曰：
二十二年，进卿子济孙告父讣，乞嗣职，许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贡，诉旧印为火毁，帝命重给。
可见郑和应该在永乐二十二年去过西洋。
不过我国在1983年10月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公园“树萱斋”西壁内，发现了“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一般称为“周闻墓志铭”，现存太仓人民公园内。在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
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甲辰又往，仁庙诏停止之。
这是当事人亲历的记载，可说绝无可争议之处了。
所以，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确实曾奉诏前往旧港的，并已经准备起航，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突然驾崩而中途被仁宗招回，于是最终没有成行，《明史》在这点上，肯定是漏记了。而相当多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也因从未见过这块碑铭，因而引发了郑和下西洋究竟有几次的争论。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了施进卿统治权的“三佛齐国宝林邦俾智”施二姐，不但此后依然统治着旧港，而且她抚养长大的一位名叫索朗吉瑞的孩子，成年后还被被爪哇人尊为圣人，并成为了当地教长。而施二姐本人也一直都是旧港的统治者，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
所以，继承施进卿管理旧港的真正统治者，应以如《琉球历代宝案》之类的记载中所说施二姐为准。盖因其资料有本地人士之记叙，理论上应当比中国的记载更准确些。但《明史》记载中对施济孙的赐封，也不可能有假，此事非同小可，也断无错记、误记之理。
因此，这件事情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在知道施进卿死讯后，自然而然地准备让施济孙继承旧港宣慰使之职，因为这一来符合父死子继的中国习俗，二来他还不知道旧港发生的争权之事。
时至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九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闰十二月初六，船队自龙湾（今南京下关）启航会于太仓刘家港，郑和等人在此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之后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又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石碑，这两块碑都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情况。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十二月九日，郑和舰队再次从福建五虎门出发前往南洋和西亚、非洲等地，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木骨都束、竹步等地，最后在到达非洲南端后开始返航。当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初船队到达印度西海岸古里时，郑和因病于此逝世。舰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到达南京。
在这次远航前，明帝国及郑和肯定已知道了旧港的情况，而目前也没发现明帝国及郑和舰队对施二姐进行斥责或者不友好的记载，显然两者良好关系是继续得以维持的。
所以当郑和率舰队于宣德七年抵达旧港后，应该是考察了当地实际情况后改弦易辙，承认并支持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因为倘若当时明帝国以及郑和对此有异议的话，那么在如此庞大的帝国舰队达到后，施二姐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这个位子的，同样的事例在锡兰、苏门答剌等地都发生过，事实上凡是明帝国不支持的统治者，最后都会遭遇郑和舰队的武力镇压，其首领也都会被抓回中国进行处理，同时明帝国会把选中的人选扶植上台，锡兰和苏门答剌事件，都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在此前明帝国已经把旧港宣慰使的职位颁发给了施济孙，那也不好追回，但没有了明帝国和郑和舰队的支持，这显然已成为一个虚衔而并无实际意义，至多只能成为明帝国安慰此人的一个平衡手段而已。在这次事件中，明帝国或者说代表明帝国的郑和，显然支持并站在了施二姐这一边，可以说明问题的现象是，那位施济孙就此再也没被提起过。
另外，中新社五次前往当地调查郑和事迹的韩胜宝先生在当地获取的资料也表明，明帝国和郑和最后确实承认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施二姐以“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姐”的名号继续行使职权，这等于是让她继承了旧港实权，无非名义不一样而已。
再一个能证实明帝国改而支持施二姐的旁证，则是施济孙为争夺旧港统治权，不但到明帝国进行了求助活动，还曾求助过日本和琉球，希望借助这些国家的力量统治旧港。可在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求助过程后，他虽然名义上是继承了旧港宣慰使之位，但却依然没有真正统治旧港。如果明帝国真的支持他继承，则绝无是理。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施济孙派那弗答和邓子昌等人为使者，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但日本方面却一转手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了琉球：“日本国九州官源道镇，送到旧港施主烈智孙（注：烈智孙既施济孙）差来那弗答、邓子昌等二十余名”（2），然而一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琉球才将他们送回旧港，同时带来书信一封，名曰：“琉球国王相怀机致旧港国管事官书”，实际这也就等于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施二姐修国书一封交给琉球船队，致琉球国王相怀机，题称《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致琉球国王相怀机书》，内里客气了一番，同时淡淡地送了几件礼物，便完结了这桩公案：“今见便船回国，薄礼贡奉……象牙二条，谈否仙酒四埕。宣德六年二月初三日，愚妇俾那智施氏大娘仔百拜奉书。”（3）
当时的日本，也许还可以说因为他们正处于内乱时期，没有太大把握和能力去解决这个权利之争，因此放弃了此次纠纷调解人的角色，但琉球却是有着足够能力介入旧港争夺的。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愿望，两家政府一个把这个皮球开了个大脚踢的远远的，另一个则干脆押住了使者不放，等几年之后局势已定再将他们送了回去，同时还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这不但不是介入的姿态，差不多已是把这些人送回去给施二姐处理的意思了。
这样的结果，与明帝国的态度以及郑和舰队这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之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郑和舰队不但下过西洋，在下西洋之前还曾去过东洋，也就是当时的“倭国”日本。鼎鼎大名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
又，明人冯应京在《皇明经世实用编》中也道：
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
类似的记载见诸于各书，不下六、七种之多，由此可见，在下西洋前，郑和的远洋舰队已去过日本。虽然，顾炎武说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不无可能，盖因郑和有可能负责统率和协调各出使海外的船队，譬如侯显等人，毕竟相当于军区司令的总兵级太监不是满地都是的。但如果说出访水军有十万之多，则不免过于夸大，但是，相信这次出访舰队的规模比较庞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支持此判断的原因有二：
一，次年郑和就开始了庞大的下西洋行动，所以此时舰队的建造应该已经完成了相当数量，同时明军原有水师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譬如《明史》记载仅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闰六月，朱元璋一次就“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
二，日本在元朝就被蒙古帝国猛烈进攻过，因此对中国一直心怀戒惧。而郑和前往时期日本正处于“下克上”的内乱时期，相信他们对中国的大规模舰队也无法组织起全国性的战斗力量以抗衡，另外，郑和的舰队如果不是足够庞大，也无法对自元朝以来就对中国怀有相当敌意的日本进行威压，并致使出现“日本首先纳款”、“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等状况，而日本也不会自此以后就长时间地频频捉拿一直在骚扰中国的海盗和倭寇，并远道而来献给永乐大帝以邀好。
另外，也正是因为日本这样的臣伏姿态，才换取了其后明帝国给予其“勘合贸易”的资格。
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靠，是不可能达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证，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进一步进行讨论。
这次郑和下东洋，应该是大规模下西洋前的一次近距离操练。而在遭遇了如此庞大的海军力量拜访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以及海上问题的处理，恐怕一定会先看一看明帝国的眼色，然后再考虑自己怎么行事的，而东南亚等后来郑和舰队频频到访的国家，也更应是如此。因此，日本和琉球两国对施济孙求助行动的推诿、冷漠态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施氏这个明帝国任命的回教穆斯林家族掌管并控制了旧港的结果，是保障了明帝国的舰队可以自此顺利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且在海峡的尽头进行补给后，可以保持充分的给养以继续开向西方。同时，这也证明了明帝国对旧港的控制和重视程度，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此外，选择郑和作为舰队司令官，并且在舰队中大量配备了通晓阿拉伯语的回教穆斯林，甚至包括清真寺大掌教哈三这样的回教长老这样的举动，也显示出永乐大帝自一开始，就把这支远洋舰队的目标定位在南亚和西亚地区，而不仅仅只是南洋地区。郑和舰队的航行路线，也证实了这一点。舰队的第一次下西洋，就是绕过越南、爪哇等地，直抵印度古里（今印度科本科德）后才返回的中国大陆。
由此可见，永乐大帝选择郑和作为远洋舰队的司令官，是符合他的海洋战略的。而永乐大帝试图建立强大海权的另一佐证，是郑和本人的才干特点和舰队战斗力。
2，锡兰和苏门答剌战役，帝国远洋舰队的战斗力
郑和自十岁余就跟随朱棣左右，可说是在燕王府中长大的。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手下“不独名将甚多，而内臣兼智勇者，亦往往有之。……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并云南人。……皆内臣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阵战，多建奇功”，尤其在对李景隆的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境内东坝）作战中，他更是立下了大功。因此永乐二年封赏“靖难”功臣时，永乐大帝曾亲笔给他提写了一个“郑”字作为赐姓，以表彰此战功绩（1）。
所以郑和不但是永乐大帝身边的亲信，还是一个长于军事有相当实战能力的统帅。
事实上，郑和舰队的七次下西洋中，不计算小规模冲突在内，其中的三次都在海外展开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而且郑和率领的舰队武装力量，每次都能迅速击败对手并坚持追剿，直到彻底消灭并俘虏敌对国家统治者或者当地武装势力头目，把他们带回中国交给永乐大帝处理为止。
前次和陈祖义船队的战斗是一次大海战，而这次和锡兰（斯里兰卡）国王烈苦柰儿之间爆发的一场战斗，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陆混合作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共有近八万，这场战斗直接导致了锡兰国王之位的易手。
当时锡兰国王烈苦柰儿部队有五万之众，且占尽地利，他先诱骗郑和及部分随从人员上岸，然后以路障阻断了他们回舰队的路，伏军对郑和及其卫队发起了攻击。
同时他的五万大军直扑去港口，开始攻击郑和船队，但郑和舰队的战斗力显然大出对方意料，并没有被两倍之众的敌军攻下。
而在路上被阻断归途并遭遇伏击的郑和和他二千精锐卫队，此时不退反进，反而快速向前方运动，猛攻烈苦柰儿王城。这个行动显然也是出乎烈苦柰儿意料的，王城当即被攻破，烈苦柰儿本人和其妻子均被郑和抓获，随后郑和押着他们回到了正在激战中的港口。烈苦柰儿既然在手，他那五万大军也就不攻自破了。
郑和最后把烈苦柰儿和他妻子一行人押回了中国，交给永乐大帝处理。
在郑和将他们押解到中国后，永乐大帝下令礼部询问俘虏，选择其国内的贤人为君，最后明帝国认为一位叫“耶乃巴”的“贤人”符合自己的标准，于是便册封他为新的锡兰国王，并下诏废掉了烈苦柰儿，同时下令锡兰国人在烈苦柰儿被俘后自己拥立的另一位国王逊位：
九年，归献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十年，遣使赍诏印往封之。……时群臣皆请诛烈苦柰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为王。诏谕使逊位。
其中永乐大帝在册封耶巴乃那为锡兰国王的诏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
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呜呼！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2）
“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惟忠可以事上”、“尔其钦承朕命”云云，以及诏使锡兰国人自己推立的国王逊位、让明帝国选择的人选登上国王宝座这种种行动，都充分表明了明帝国依靠郑和远洋舰队已经完全掌握了锡兰的统治权，对锡兰政府予取予夺，把它彻底当作了自己的下属，这差不多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由明帝国操纵统治者的海外殖民地，而郑和更在满剌加和旧港等处设立了“官厂”，以为“外府”，进行官方贸易和补给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帝国也介入了当地的贸易框架。
只是明帝国没有和西方国家一样，在当地长期驻军，不过这也是由于当时明帝国的重心放在北方，如果假以时日等北方安定一时，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以永乐的性格和为人，以及他兼并越南的举动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大。
永乐十三年，郑和舰队在苏门答剌又遭到了当地酋长苏干剌的攻击。
这次战役，是因为其国前国王在与邻国花面王的战争中死亡而引发的。
当时其国的王子年幼，于是王后就颁布号令曰：“孰能为我报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
其国有一渔翁闻之，当下率国人奋起还击，遂馘花面王而还。而王后也果然履约下嫁于他，并称其为老王。后来原国王的王子成年，和部下一起谋杀了老王而夺袭其位，但老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出，之后连年率众与新国王对战不休，新国王不能胜之，于是派遣使者前来明帝国，要求明帝国派部队前去镇压。
明帝国显然认为原王子才是正统继承者，因此郑和率领着庞大的帝国舰队前去调解和弹压。正常情况下，在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舰队威慑下，应该是能够让双方不发生武力而达成某种协议的，但由于苏干剌嫉恨到达的郑和没有给他明帝国的官方赏赐，遂率先领大军向郑和舰队发起了攻击，于是导致郑和率领舰队武装力量与其展开了激战。
之前当地的新国王与苏干剌征战不息，但却一直未能分出胜负，而郑和部队在展开进攻行动后，却马上击败了苏干剌大军，之后又一路猛攻进行追击，最终在喃渤利俘获了苏干剌和其妻子。
和以前明帝国敌对者的遭遇一样，在永乐十三年七月，他们被郑和押回了中国，交由永乐大帝处置。
郑和远洋舰队在海外进行的三次战役结果大同小异，毫无悬念。
旧港海战的结果是对方五千多人被消灭，擒获了酋首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中国斩首示众；锡兰和苏门答剌这二次战役的结果，也一样是击败了对方正规军主力，并擒获了其首领全家，将他们押解回中国后由皇帝进行处理，同时册封由明帝国选择或认可的人选为当地统治者。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帝国依仗郑和舰队已经把彻底取得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和陆地控制权，把整个东南亚地区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只要明帝国愿意，郑和舰队这支近三万人的明帝国海上正规军，可以随时对东南亚任何一个中小国家发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也可以登陆攻城掠地，与占有地理及人数优势的敌军相峙作战，甚至登陆进行相当规模的远征，而且明帝国无论是从船队还是人手上，都保持着足够轮番出航远征的能力。
如果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那就是郑和舰队能轻易地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颠覆和消灭一个国家的政权，干预和操纵当地的统治者和统治。
这些作战行动，还证明了郑和个人确实具有相当不错的军事统帅和实战能力，史书中说他“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绝非是恭维夸大之语，永乐大帝选择他作为舰队司令官的举动，可说是极其正确的。
同时，这些战役也证实了明帝国这支庞大的远洋舰队，确实是一支强大的海陆两栖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外交船队。譬如被郑和消灭的陈祖义部队，就是当时东南亚地区一股实力强大的海盗，而三佛齐旧港之所在，也一样是东南亚地区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明史》对他们有着这样的描写：“其地为诸蕃要会，……辖十五洲，……俗富好淫。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地多水，惟部领陆居，庶民皆水居”。
如果不是郑和舰队在海、陆战斗中展示了其强大的战斗力，要想让一个“辖十五洲”、“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庶民皆水居”的长于海事的海洋国家臣服，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明帝国在洪武时期的正规军中，就已最少拥有十一万之众的职业水手和水师战士了。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一次就曾下令征调了方国珍水师旧部和沿海居民“充船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录各卫为军”。
永乐时期明帝国海军的突出战斗力，有时候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根据《明实录》和《国榷》的记载，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张谦在下西洋后返航至浙江金乡卫海面时，遭遇大股倭寇，当时船队官兵合计仅一百六十余人，然而在海上盘旋激战二十多个回合后，却大败倭寇，消灭四千多人，活捉数十人。这个战果如果不是记载故意夸大，那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近乎于传奇了。
事实上当时明帝国的海军实力以及科技水准，确实是相当突出和先进的，完全可能获取这样的战果。明军的海上导航以及舟船操控技术，从郑和舰队下西洋的实例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自不必再说，而其舰队的编制、装备和人员素质，应该也可以说是一流的。
首先，明朝立国就是起自南方，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屡屡进行着大规模的水上战役，它能够最后战胜群雄独霸天下，其水师之强大了很大作用。朱元璋和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势力都进行过各种规模的水上战役，尤其他是对陈友谅的作战，正是因为双方水师进行了决战，才奠定了双方势力的盛衰，朱元璋最后甚至是凭借这次胜利而奠定了统一南方的基础。
延至永乐大帝平安南时，明帝国已经获取了“神机枪砲法”，并且对枪砲的制造和使用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制（枪砲）用生、熟赤铜相间，……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3），并开始装备各边镇、卫、所。
同时，在当时明军中的海战舰只以浙江舟山的乌槽船为最，其次是广东船，这些都是“巨而坚”的适合航海的尖底福船，而不是更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沙船：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4）。
除这些大号战舰之外，另外还有小一些的“大福船”和“海苍船”、“开浪船”等，也都是海战舰只。但即使是这些小一些的战船，也有柁楼三重、舱下四层，其上一样装备着枪砲：
大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砲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5）。
即使到了一个世纪后欧洲大航海时期，也就是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虽然明帝国海军数量极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但由于倭寇频繁，频频爆发海战、水战，所以在戚继光等善用火器的名将主持下，其水师和海军的装备及海战技术，依然可以说是一流的，并不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国家：
（佛郎机）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6）。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永乐朝在洪武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水师和海军，其战斗力和装备比之洪武朝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属于一流的。
明帝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海外的威慑作用，还体现在当时国际事务的处理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
如在永乐十一年左右，满刺加（马六甲）与爪哇关系日趋紧张，进入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永乐大帝派郑和率领舰队前去进行调解，正是由于明帝国的介入，最后双方都接受了调解而没有爆发战争。
宣德六年，郑和又奉命率领舰队再次前去调解暹罗（泰国）与满刺加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同样地，他也使暹罗答应了不再对满剌加发起军事行动，再次使一直处于明帝国庇护下的满刺加得以继续安享太平。
此外，满剌加的港务总管，也都是由郑和招来的占城华人所担任的。而在暹罗，中国人则拥有相当的特权，如中国商人在当地只需缴六分之一的税金，而其他国家的商人却要缴九分之二的税金；暹罗对西方人及其他种族与当地人的通婚行为是加以限制的，但对中国人却无此限制，并且还很欢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在东南亚地区，明帝国拥有着强盛的海权，这使得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愿意并且是自愿奉明帝国为宗主国。
另外，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到达在满刺加时，就和满刺加的国王达成了协议，在当地的一座山上（今三保山）建成了一座城池作为基地。这个建造在山顶的城池拥有坚固的内、外城，四面开门，里面存放着大批粮食、金银和补给物资，城堡上设有敌楼，长期驻扎着明军并有部队日夜巡逻。这一行动也可以证明，永乐大帝派遣郑和远航的目标一开始就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南洋地区，而包括了南亚和西亚，在泉州的《郑和行香碑》中也明确地记载道：“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等国公干”，此亦可为一证。
满刺加基地，显然是明帝国为以后控制东南亚地区，以及继续通航西方而准备的重要中转、补给基地，不然的话，完全没必要在马六甲海峡建立这么一个牢固的军事化基地。
满刺加基地的设立和旧港基地的存在，意义是相当重大的。这使得明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两端有了两个牢固的军事堡垒，这等于控制住了大半个东南亚地区以及极其重要的马六甲海峡通道。在这个范围内，任何试图和明帝国为敌的势力，都可能遭遇到来自明帝国本土猛烈的轮番打击，同时因为这些基地的存在，明帝国的远征部队可以就地进行补给，进行长期作战并登陆进行陆地战斗。另外，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也一样需要对明帝国保持着友好的姿态，不然的话他们将随时都可能在这里遭遇打击，甚至被消灭在这里。
同时明帝国依仗马六甲海峡这块稳固的跳板，还可以让帝国舰队轻松地以此为起点跃过印度洋，到达西亚而进入红海地区。
结合永乐大帝亲自率军五征漠北，朱能、沐晟、张辅十年讨安南，郑和七下西洋、侯显五使绝域等行动的结果来看，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陆地稳固，永乐大帝实施海洋扩张战略而掌握东亚海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从满剌加、锡兰、旧港和苏门答剌等地的情况来看，几乎可以说他已经展开了实际行动。
然而不幸的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七日，强悍而野心勃勃的永乐大帝，在第五次远征漠北归来时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病危，次日便突然病故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使得中国历史上乃至于当时世界史上最强盛的明帝国海权，如同夜空中耀眼的烟花，在瞬间爆发出了无比的辉煌和美丽之后，随即灰飞烟灭，消散于无形。之后甚至由于一位明帝国官员滑稽而愚蠢的行为，差点连这一瞬间的辉煌都不能留下痕迹。
史上最强盛的中华海权，它比烟花更寂寞。
第三章：天朝上国和外番蛮夷
——明帝国的闭关锁国和欧洲大航海时代
1，祖制、忠臣，突然消亡的明帝国海军与海权
一代雄主永乐大帝死后，继位的明帝国统治者立刻把历史行进的轨迹扳回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轨道上。
他们显然无法理解永乐大帝的所作所为，因此把北方战线再次收缩到了长城一线，因循汉以后中原帝国固守长城的边塞防御战略，从洪武、永乐时期的主动攻击一变为被动防御，从此基本上就再没主动出击过，导致再次处于汉朝以来中原地区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至于后来瓦剌等部势力日益猖獗，最终演成了“土木堡之变”。
另一方面，明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一起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继续实行“海禁”政策，由此把永乐时期建立的世界最强海权和海军舰队一齐化为了乌有。
郑和舰队虽然在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第七次远下西洋，但那是因为“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而并非是出于什么战略和政策上的考量，纯粹是这位皇上自觉我堂堂天朝皇帝登基，那些蛮夷外番们居然迟迟不来朝贡，因此自尊心受到了小小伤害的表现。
事实上，永乐之后的继位者不但不能理解永乐大帝的作为，同样他们也不能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意图。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时期制定的收缩战略，是有着其复杂的大背景的，而他本身也如所有靠战争立国的皇帝一样，绝不是个古板而保守的统治者，他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是基于当时形势做出的比较务实的策略。
朱元璋在占领了当时拥有超过全国总人口80%的南方地区后，凭借南方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准备向北方蒙古残元势力发起攻击。
但是从地理上看，当时的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首都南京又距离海岸线不远，海上威胁可轻易直逼帝国首都。而在争霸中失败的方国珍、张士诚等人擅长水战的部分余党，此刻逃入了海中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加上因日本内战与日本政府交涉不果，零星倭寇屡屡骚扰东南沿海，使得明太祖顾虑很可能在北伐开始以后，他需要两面开战。
基于这种形势，他采取了一种收缩型的本土防御战略，一方面采取“海禁”政策，在沿海设置“卫所”，对可能的海上袭击进行陆地防御，并由此断绝海上小规模反政府武装的补给，避免被在海陆两面夹攻的可能，同时把出击的重点放在了西北战线。
当他通过一系列战役将蒙古残元势力驱逐出中原后，便马上重新整建了明长城，并以此为界，让自己的儿子们去镇守漫长的长城要塞，先拒敌于国门之外，形成“诸王守边”的格局，再伺机出击消灭蒙元残余势力。
凭借江南地区巨大的经济、人口优势，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帝国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六千万这个数字，耕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亦有说四百万顷者），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收入和国力。等到了永乐大帝手上，明帝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发展得相当强大了。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检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行动来验证这一点。永乐大帝刚一登基，就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发民夫十余万，疏浚吴淞江和运河，以便沟通南北，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漕运直达北方的通州。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开始营造北京宫殿，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完成，历时十四年。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到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这七年内，修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驿道。
同时，永乐大帝还发动了庞大的文字工程，编修了著名的《永乐大典》，这部典籍共计二二九三七卷，一一零九五册，内容多达三亿七千多万字。
在这些大规模基础建设行动的同时，永乐大帝又亲自率部五征漠北，派军讨平安南（越南），把安南纳入了明朝版图，遣出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侯显五使绝域等等。
然而，即使是永乐大帝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同时进行了如此之多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军事、外交行动，明帝国内部也只在小范围局部地区内有过一些社会动荡，如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山东唐赛儿起义，而且此次起义的时间很短，几乎是一起就被讨平了（2）。
由此可见，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和军事外交行动，并没有给明帝国带来可以动摇其基础的严重危机与困难，相反，在随后十多年的“仁宣致治”中，明帝国充分体现了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持续发展能力。
但是由于永乐之前和之后，整个明帝国上下依然都秉承着中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思想，外加一些所谓的大儒名臣食古不化，视永乐大帝组建强大的远洋舰队远航海外为“徒慕虚名、自弊中土”之举，同时又死抱着所谓的祖制——朱元璋当初制定的“片板不许入海”之过时条令不放（3），不但使得永乐大帝时期世界最强的无敌舰队全部活活地烂在港口里，也让当时世界最强之海权灰飞烟灭，甚至连此段历史都差点因此泯灭无闻，后来更是让倭寇、海盗骚扰中国达百年之久。
而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郑和下西洋所用之“宝船”尺寸，以及郑和在下西洋期间相当多的事迹、成果湮没无闻无法考据，甚至失去了制造大规格木帆船的技术等等，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根据《殊域周咨录•卷四•东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全部档案，都被成化年间的一位“忠臣”叫刘大夏的给销毁了，原因乃是要阻止宪宗朱见深再次组织船队出海远航，以免荼毒华夏百姓：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自后其国亦不常至，间一遣使朝贡云。
按：《灼艾集》中刘大夏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乐中调军数。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寝。与此相类，因附记以俟考。
这里面提到的阻止取安南事，还可见《明史•列传第七十•刘大夏传》：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勿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二十岁的时候乡试第一，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进士。《明史》评其“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而观此人行事，也确实符合我国数千年来关于“忠臣”的传统标准。
譬如在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他以右副都御史之职治理黄河，自黄陵冈起疏浚贾鲁河等处，又筑长堤三百六十里，黄河一段大治；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公元1504年），又接连上疏请革除非祖宗旧制而害军民者十六条，又陈兵政十害，力争不已，最后获得孝宗支持，于是织造、斋醮皆停罢，部队吃空饷之弊亦大减，并严查克扣贪污军饷等，可说着实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是“弘治中兴”中的一位名臣。
而刘大夏销毁郑和航海档案，在他理念以及相当多的后世名臣儒士之眼中，也都一向是一件为国为民之“大功德”，盖因他们以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同时他们的这一观点，也非常符合有明一朝奉为根本的《太祖宝训》之训导。
明初朱元璋在提到海外问题时，曾以隋炀帝为反面榜样这样说道：“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4）
平心而论，他们的这些观点和举措，在一般意义上是相当正确的，而且也确实都出于安邦定国之目的。
但是，为官忠直，观点正确，目的纯正的举动和方针，就一定利国利民么？
未必。
不但未必，而且还可能是祸国殃民的坏事，甚至可能是贻害无穷、荼毒后世的祸国殃民的大坏事。
任何事情都需要审时度势，一个正确的观点和方针，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就未必再是正确的。
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5）
郑和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永乐时期的海权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永乐海洋战略，这也是永乐和郑和在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在当地扶植明帝国选中的人选为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要想证明刘大夏和郑和这两种观点，哪一个在当时才是正确的，其实也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通过对史料的检阅，将其中所记载的海盗、倭寇侵犯中国的次数进行一次统计，然后以这个数据对比来看看永乐大帝一手建立的强盛海军及海权对中国本土所起的作用，看看这是不是确实如刘大夏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件“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是“大臣所当切谏”之事。
所选取的统计样本首先是官史《明史》和《明实录》，其次是较著名的相关明史资料：《明史纪事本末》、《筹海图编》、《日本考略》、《国榷》、《天下郡国利病书》，再就是沿海海盗、倭寇频发地区的地方志：《定海县志》、《宁波府志》、《揭阳县志》、《潮洲府志》、《广东通志》，合计十二种史料。
官史覆盖面广，相关的笔记野史则大都术有专攻，而相关地方志对一地之事迹记载更是详细，因此这样互相比照考证得出的统计，虽然还不能肯定是100%的完全统计数据，但相信基本上能涵盖绝大部分数据了，入侵事件脱漏出统计范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根据这十二种史料，可统计出洪武时期海盗为祸中国有21次，倭寇进犯36次，合计57次。
永乐时期则是海盗13次，倭寇26次，合计39次。
宣德时期，海盗和倭寇各进犯3次，合计6次。
而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合计，海盗做乱为16次，倭寇10次，合计26次。
从这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比之洪武时期的海患下降了整整百分之30%，但考虑到朝代的长短差异，可以理解为持平。
洪武朝是三十一年，永乐朝为二十二年，而宣德到天顺朝的时间却长达三十九年。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十九年中，海盗和倭寇活动处于急剧下降状态，与永乐朝相比较的话，其比例下降了近60%，如果再考虑到为患规模和时间间隔的话，那么倭寇活动就几乎可以说接近绝迹了。
同时，要考虑到永乐九年日本与中国绝交的问题。如果去除以本国人为主的海盗活动，以永乐时期与洪武时期相比，虽然洪武时期倭寇进犯频频，但洪武时期歼灭倭寇数量有数字记载的，经常是数十数百人，最高是两千多人。而永乐时期歼灭倭寇的记载则常以千人为单位计算，歼灭三、四千人是经常的，多的歼灭数合计高达七千余人、船只上百艘，且与洪武时期相比，海战明显增多，并基本保持大胜战绩。如永乐十一年和十四年，浙江和辽东各歼灭倭寇三千多人，十五年六月，张谦在浙江消灭四千多倭寇，十六年五月，浙江、福建、广东合力消灭倭寇七千多人，十七年于辽东望海埚消灭一千五百人，同年在山东明军又击毁、缴获的战船九十多艘，按船只数计算，最少有二千余人。
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那就是经过永乐朝大规模消灭海盗倭寇的战斗和频繁的远洋航行活动后，侵犯中国沿海的海盗和倭寇现象基本被遏制，接近被消灭的状态，同时也足以说明永乐时期明帝国海军的强盛，以及永乐大帝海洋战略的成功。
如果没有永乐朝强大的海军及其海洋战略，海盗和倭寇们是绝不可能自动消失的，也绝不可能让日本政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为与明帝国交好，一直对海盗倭寇坚持强硬的打击政策，并跨海千里，频频把抓获的本国罪犯送到中国让中国政府来处理，甚至在中国政府表示将罪犯交还日本政府处理后，日本使者干脆自己动手在中国将他们全部处死，以表达其诚意。
这就是永乐大帝组建立强大的海军，获取了强盛海权之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郑和所说的“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海权思想之直接体现。
而之后如嘉靖时期海盗及倭寇活动，我想已经不用做统计了。众所周知，明帝国其时早已几乎没了海军，根本不具备大规模海上作战的能力，甚至连一些小规模的海上作战都要借助于商船和民船来进行。那是海盗和倭寇最猖獗的时期，中国为其所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光是明帝国沿海军民伤亡，因战斗和被抢掠造成的损失，长期战争所需的军费这些直接产生的支出，就足够组建起上百支郑和舰队，而且还能有巨大的赢余，更别说间接经济损失了。
在这样几组统计数据以及前后状况的对比之下，刘大夏这些为国为民的忠臣们毁船队、绝海洋，销毁郑和航海档案之类的举动，是否还能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又到底谁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才是“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呢？
我想，答案已经用不着我来说了。
是非对错，自古从来有公论。
2，郑和下西洋的费用与明帝国财政收支
郑和下西洋行动之所以被取消，在当时和后世，除了前面所说的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的“敝政”外，说其财政支出过于庞大以至于明帝国无法负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郑和下西洋行动是不是真的就让明帝国负担不起了呢？是否真的是一件徒耗钱粮毫无意义的海上大游行呢？
我们先来大致测算一下郑和船队的各项负担和费用，计算的标准是就高不就低，就大不就小。
目前我们知道，当时南京龙江船厂制造一艘四百料战船的薪资为银七十五两，而龙江船厂也正是负责建造郑和舰队船只的主要船厂之一（1）。
以此工价类推，则一艘两千料战船的工价大约要耗银三百七十五两。当然，随着长度的增加其宽度也是会相应增加的，只是这个工价是整只船的工价，因此已包含了同比增长的宽度费用的。但是考虑到记载中“宝船”长宽比其宽度要大于正常船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1/3的造价作为补偿，这样一艘郑和船队的两千料战船的总工价应为四百九十两左右。
如果郑和“宝船”确实如记载的那样有四十四丈长的话，那么大约是十倍于四百料船的长度，因此工价大约为白银七百五十两，如前所述，宽度增加工价同时增长，所以约为一千两。
除了制造工价外，关于船本身的造价，目前我也一样没能找到直接的资料，所以只好同样靠推算来间接获取。
有比较明确的尺寸和制造记载的，是明代的各种漕船。
明代漕运的“南方运道，由苏州刘家港、海门黄连沙开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乐间因之”，是走的海路，又“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而遮洋船的造制是明确的：“视漕肛长一丈六尺，阔二尺五寸，器具皆同”，漕船的标准尺寸则为“底长五丈二尺，……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2）。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只海舟遮洋船的尺寸应为长六丈八尺，如此则大致“宝船”是遮洋船的6.5 倍长。
根据记载，明万历年间的船料价格有“旧例”、“新例”之分，永乐朝的事情自然当遵循“旧例”，南京船厂按“旧例”制造一只好的楠木漕船的“底船”料银为一百二十两，差的衫木、松木制造的只要七十五两（3）。那么如果“宝船”也用楠木而不是用更便宜的松、杉木造，料银应当为七百八十两。其栈板和船上其他物件的价格，可比照底船料银，那么加一倍就应该是一千五百六十两。再考虑到随着长度的增加，宽度也要相应增加，故料银应适当增加，按上文的计算方式，则大约为两千两左右，与工价合计则总价约为一艘三千两。
另外，当时造船的材料，官方规定有30%是要用所谓的“旧料”的，也就是旧船上拆下来的材料，属于循环使用，并不都是全新的材料，而这里的计算，一概是按照新料计算。因此这个估算价格，相信即使不中亦不远矣，出入不会太大，而且只高不低。
郑和舰队中，共有六十三艘大号“宝船”，以此计，当合计耗银十八万九千两。
郑和舰队除“宝船”外，尚有其他大小四种规格的船只，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可将两千料船的价格当作平均值计算。而郑和舰队总数量大约在两百到三百艘之间，因此剩余船只可视为两百艘，两千料船的工价约为四百九十两，料银约一千三百两，合计约为一千七百九十两，如此则整个船队除“宝船”外的造价为三十五万八千两。
由此可以知道，郑和舰队船只总造价约为白银五十四万七千两。这是一个尽量向高费用靠拢的估算数据。
永乐时期的财政状况，前文已经大致说过，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不良状况，相反，当时府库之充盈已经达到了几乎“溢出”的状态，时常有大批粮食烂在各地粮库中，以至于碰到灾害时，有关部门往往是先放赈，然后才上奏禀告。盖因当时府库极为丰盈，永乐帝对此大不以意，故下属此举断无不准之忧，是以才敢先斩后奏。《明史•食货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
明朝的米价约一石折合白银二钱五，如此则永乐时期的年度财政收入，光是三千万石本色税银就价值约七百五十万两。至于另外的两千万丝钞折色（4），由于此处单位不明，故需要先设定单位然后换算。如果这个单位是锭，按官价则可折米一石，我们按低的算，将其单位视为贯，又明钞实际的比价并没有官价那么高，永乐时一石米折合十五贯钞，按此汇率计算，两千万丝钞折色约合三十三万两白银，这与《明史》记载当时“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正好严丝密缝，符合若契。加上余数，当时总岁入合计至少在八百万两左右。
以此计算，郑和舰队的总造价还不到其一年财政收入的6.8%。但郑和舰队是在永乐元年下令开始制造的，到永乐三年才完成，建造时间长达三年，因此实际上每年的支出还不到岁入的2.3%，而且在造完之后，已无需年年再造，所以这个费用仅只产生在制造阶段，也就是永乐元年到永乐三年这三年中，每年约支出十八万二千两，这实在不算什么大的负担。
我们再做个横向比较，当时无论是疏浚运河还是黄河筑堤，修川藏公路或是编撰《永乐大典》，乃至于远征漠北、南平交阯，这些活动每年支出要数倍甚至十数倍于这个开支，持续时间之长也都大大过于三年，所以这远远谈不上什么耗尽国库云云。
此外，也有部分人说，常年养着那么大一支舰队的费用，也是明政府财政上一笔不堪重负的支出。
确实，我们需要承认，在船只造完之后，无论使用不使用，都需要维修保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看一看当时明政府关于船只维护和保养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在明初和明中叶，凡是楠木制造的海船，官方规定是每十五年一改造，如果有不需进行改造还可使用的，会淘汰下来去当漕船继续用，其使用年限可长达三十年（5）。即使是到了明中叶造船质量大为下降的时候，官方的大修改造年限也限定在十五年（6）。又，万历《明会典》中有记载天顺朝对松、杉木船的规定维修年限：“松木二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
由此可见，楠木海船至多只需要四、五年一小修，八到十年大修，十五年改造，质量尚好的甚至不改造干脆直接作为漕船继续使用，且在维修过程产生的“旧料”还要继续循环使用，所以就是以一年的维护和损耗为总造价的五分之一计，也不过年支出十一万两而已。由此可见，郑和舰队“宝船”和其他舰只在建成以后的养护、维修费用并不大。
再一个支出是船队所属的两万七千多人部队，这个数字单独听起来似乎很大，但放在永乐时期的部队编制中，也只是个零头而已。事实上，不单是明朝，中国历代皇朝的部队都是极其庞大的，少则七、八十万，多则数百万，这两、三万人的部队，无论在哪一个朝代的强盛时期，都不是一个可以造成负担的数目，也都只能算是个零头。
以明代著名的北京守卫部队“京师三大营”为例，这支直属皇帝和京师的部队，其制度就是完成于永乐时期。《明史》载，这批京师部队在洪武四年时定制为四十八卫，人数已达二十万七千八百人，到永乐时期更增加到七十二卫，最后形成名为“五军”、“三千”、“神机”的京师三大营。而洪武二十六年，这三大营将士支出为本色米十二万余石，冬衣折布银二千余两，其他则有防秋三月口粮四万三千石，营操马匹本色料二万四千石，草八十万束，倘若郑和部队以三大营的1/7计，一年也就一万多两的费用。
至于其他部队，单是洪武二十六年时制定的天下都司卫所，就计有十七个都司，留守司一个，三百二十九个内、外卫，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所，此外尚有民兵、乡兵等未计算入内，而《明史》说永乐时对这些“都司卫所”多有“增改”，可见其时编制人员比洪武时期还要多。如果按黄仁宇先生所叙的明常备军总数，那么郑和部队仅占其中的1.35%而已（7）。
另外郑和舰队下西洋的费用，倒是有明确数据可查的。明宣宗五年，曾经下过一道敕令，其中说到下西洋开支时说：“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为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8），由这个“仍”字可知此乃惯例，也就是说一次下西洋的标准国家财政开支为十万贯，折米六千六百余石，折白银仅为一千六百六十余两。不过当时的状况下，即使一分不带也无妨，只要有中国产品在船上，那就是钱，而且回来时候所得，肯定大大超出这一千余两。
也许有人会说，两万七千人的差旅费只有一千多两是不是可信，我会说，最好相信，不要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明一代官员俸禄之低，可谓古今罕见，相当多的学者已经就这个问题有很多论著。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就是明代著名清官海瑞，由于清廉他只靠俸禄生活，其结果是怎么样的呢？结果就是他为他老娘过生日去割了点肉吃，便在第二日的朝班上成为当日朝廷头条新闻，说海瑞家吃肉了，明官员俸禄之低于此可见一斑，甚至于《明史》作者最后也禁不住在《俸饷》一节中哀叹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此外一直以来有相当多的学人都认为郑和及舰队成员有私人进行贸易之情况，且找出了不少证据，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未深加考据，故不能做进一步之探讨，仅为一说录于此。
不管怎么样，综上所叙，单论郑和舰队本身的制造、维护以及人员开支，都只能算是整个国家财政开支中极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因此耗尽府库而导致航海活动无以为继，即使是刘大夏，也只能指控其“费钱粮数十万”而已，而不是“百万”级的单位，这个开支，在明初的财政中应付起来是绰绰有余的。
至于有人说当时明政府因财政紧张发不出俸禄，只得用实物来发放郑和舰队成员的俸禄云云，在这里可以我很明确地说，这不但是一种误解，而且是一种因对《明史》和明代财政特点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而导致的错误认识。
明代，尤其是明初，确实有相当多以实物代替俸禄的事例，但这绝不是财政不良导致的，而是因为明代俸禄制度和赋税特点而导致的。
明代自立国起，就不是货币化的俸禄制度，而是以实物和货币并行的俸禄制度。而赋税也是以实物赋税为主，兼有货币赋税。之后由于实物赋税尤其是田赋及徭役的各种弊端，才逐渐改实物税为货币税，俸禄也渐趋向于货币发放。
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把徭役合并到了田赋中，计亩征银，把劳役税彻底转化成为货币税，并规定各种赋税一律征收银两，从而完成了中国财政史上实物税到货币税的转变，结束了中国因袭两千多年的实物税、劳役税、货币税并行的赋税制度，而劳役制度也因此而消亡，这是我国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在此前，由于实行的是实物赋税，又因当时的白银产量问题及元朝时中国白银大量流至中亚的影响，所以明政府虽然收入相当丰厚，可白银却一直非常短缺，故一直禁止民间以白银为货币进行交易，而使用宝钞和铜钱，如永乐时期“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9），这个情况一直到隆庆年间才有所改变。
而明代皇亲国戚和官员们的俸禄，更是一开始全以实物支取，其后才米钞兼给，又郡王的儿子一类，则干脆赐给田地，让他们以租税为收入，不给俸禄，到后来才改换成禄米。
《明史》中对这些规章制度记载得很是清楚翔实，现仅择录其两条于此：
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亲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
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则米钞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军，并全支米。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永乐二年乃命公、侯、伯视文武官吏，米钞兼支。……正统中，……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北京和南京两地的文武官员们下半年的折色俸，是用“苏木”（一种棉布染料）、“胡椒”支付的，而这两样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经常贸易项目，这些产品在南洋一带产地其价格极低，通常只需要用陶瓷或其他中国普通产品交换就可大量获取，与中国市场的差价数以十倍计，所以一直到后来嘉靖、万历年间海商们的大利润经常贸易项目中，这两样还依然是大宗。事实上这应该算郑和下西洋的一大功绩，因为这使得明政府等于在用价值无几的产品，如陶瓷和铁器、棉布等等作为俸禄发放，极大地为明政府节约了财政开支。
说到这里，则必须说说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贸易得失了。
关于此事，不得不说由于太多的政治性支出，所以单纯从收支平衡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个亏本的买卖，但这个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
郑和下西洋，首先是秉承了永乐大帝可能要掌控东南亚海域海权，让东南亚各国承认中国是其宗主国，让他们成为附属国的旨意，所以在下西洋过程中，赏赐频频，同时对当地统治者的朝贡举动回报巨大。这导致了各国使者频频前来朝贡，虽然其中多有仰慕中华者，但亦不可排除有不少是冲着朝贡贸易的丰厚回报来的，因此单纯从贸易角度看，这确实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明政府和百姓们从郑和下西洋时购回的海外产品中得到利润回报，也是相当巨大的，如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所谓博买，大略是先由政府机构统购统销，然后余下部分让市民与对方直接交易，政府从中抽税。正是由于海外商人和贡使带来的产品价格和中国市场价格差异巨大，因此才有“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一说，如果没有明政府的赏赐和朝贡回报，下西洋和朝贡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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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稿子的目录大纲我是做出来了的，一并贴上，这里的内容只有大约1/3，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应该可以知道我做这篇东西的大致思路。粗体是我贴出来的部分。
明帝国海风云
——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上霸主
汗青
目录
第一部：它比烟花更寂寞
第一章：耀眼而短暂的中华最强海权
——世界最强之海军：郑和舰队
1， 历史记载中的郑和无敌舰队
2， 永乐大帝战略和郑和下西洋
3，来自西域的穆罕默德后裔郑和及其舰队成员
第二章 明帝国的东南亚藩属控制及帝国舰队的海外军事行动
1，肃清（苏门答腊）旧港，旧港宣慰使争位事件
2，锡兰和苏门答剌战役，帝国远洋舰队的战斗力
第三章：天朝上国和外番蛮夷
——明帝国的闭关锁国和欧洲大航海时代
1，祖制、忠臣，突然消亡的明帝国海军与海权
2，郑和下西洋的费用与明帝国财政收支
3， 海外贸易、白银、江南经济和资本主义
4， 航海王子亨利和葡萄牙的崛起及东方海洋经济
第二部：第二代东亚海上霸主——武装海商
——明朝海商及倭乱
第一章 明帝国的“海禁”与经济、海商及海盗
1，“海禁”与日本内战、倭寇
2，“海禁”与江南经济
第二章 互市和海商、海盗、倭寇
1，，少年无赖宗主、徽州大行商汪直
2，，东亚海上霸主：“巨寇”汪直
第三章：生死宦途和国计民生
1， 明帝国政界主抚、主战两派的生死恶斗
2，生死政战下的胡宗宪江南经略
3，帝国政事和汪直之死
——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第四章 “巨寇”汪直之死与随之而来的倭乱颠峰
1，没有出路的海商和海盗
2，平定倭乱与平倭将臣们的宿命
——赵文华、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结局
3，海禁终于还是开了
尾声：日月落沧海——最后的中国海霸主
——颜思齐、郑芝龙和郑氏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