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郑和时期宝船体积庞大，后期明朝军舰再无如此规模的战船？

明初短肥型五千料海船的推导

郑和时期的船体积到底有多大，现在流传下来的可考的记录最大的是五千料，出自明洪保墓志铭“……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招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

五千料之下还有两千料，一千五百料等等，南京静海寺残碑出土了五桅大型船只的图像，碑文中出现了两千料海船的字样，“帝敕建弘仁普济天妃之宫于都城外龙江之上，以……帝复建静海禅寺，用显法门，诚千古之佳胜。岂偶然之……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两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一般认为图像中的五桅船就是两千料海船。

另外，南京明故宫“光禄寺”也出土过永乐年间的青花瓷画五桅宝船图，明初五桅型海船的存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2004年国内船史研究者对2000料的海船复原结果见下表，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170顿。这个结果可以与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中式海船泰兴号的数据，长59.1米，宽12.93米，（满载）排水量1450吨比较接近。应该说大致上2000料海船对应长60米，长宽比5：1的海船。

那么5000料的海船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来看料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衡量船只大小的数字，有的学者认为是载重量，也有学者认为是船用料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与船大小的具体对应关系也没有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5000料海船必须得比2000料海船有十分明显的扩大之处，才能配得上这两倍多的料数。

首先看船长，5000料的船长比2000料大很多可行吗？

先看看后世超过长度超过60米的帆船记载：

封舟，长67.2米（舟与寻常 规造迥别、广六丈,长二十一丈,入水约五丈,中有大堂,上置诏敕,左右官房 引道直出,两旁共二十四房,顶天妃殿。首尾五帆。出自《明崇祯朝册封琉球始末考辫》）。

南京永茂号，长 69米，（长38寻，宽18寻【此宽存疑】1807-1820见于长崎，出自《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

福建商船，长73.6米，（清代到达朝鲜济州的福建商船，长二百三十尺，广四分长之一，凡三桅，其最大者百五十尺。出自《李朝实录》）

红头船，长度超过64米，（清代潮汕的红头船，船长20余丈，阔7～8丈，可容数百人。出自《中国古船录》）

参考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aOiaOLSd7aBq3xCjNFZa8A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出中式海船的极限长度基本上是70米上下，在船长仅仅多10米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提供二倍还多的料数的，那么有没有可能5000料就是很长，远超现在的记载，只是失传了呢？

再看看下面一组数字，被认为是纯木制帆船的极限，末代风帆战列舰们的尺寸：

西班牙的“至圣三位一体”号长61.3米，排水量4950吨。

法国的“东方”号长65.18米，排水量5095吨。

俄国的“阿波斯特洛夫”号长63.4米，排水量4790吨。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号长64米，排水量约5000吨。

法国的“瓦尔密”号长64.05米，宽度为18.11米，排水量5826吨。

奥斯曼土耳其的“马哈茂迪耶”号长76.15米，宽21.22米，排水量5835吨，

英国的“威灵顿”号（混合动力）长73米，排水量超过6000吨。

可以看出，即便是欧式纯木船的天花板，最大的长度也只是70米多而已，由于船底受力最大处便是船只的中段，因为木质材质抗拉和抗剪等数值的限制，船长到了70多米已经是极限了，船长再长从技术上来说不太可能。只能从别的数值上下手了。

上面得数字也透露出来即使在船长差不多情况下，欧式帆船的排水量可以达到中式船的3-4倍，那是因为欧式船的梨形结构可以比中式船的U型结构提供多好几倍的空间和载重。

这就提供了一个思路，5000料的船比2000料的船在船长增加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改变船型才能大幅度增加船的规模，答案便是船宽。目前宋代出土的泉州古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实际长达34米、宽11米。长宽比达到了3：1，而去年刚刚造成发掘，进入船体测绘阶段的“南海一号”长30.4米，宽10米，高4.5米，长宽比也是3：1，都是短肥型海船。

基于上述推测5000料的海船是长度接近或者超过70米，长宽比等于甚至是小于3：1的短肥型海船，和2000料海船相比巨大感明显。也因此被洪保的墓志铭记录了下来。

回到问题上，这类海船为什么没有了，其实就记载来看后世二十丈的短肥型的海船至少还有崇祯年的封舟和清代的红头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不成立了。

至于目前盛行的宝船的另外一组四十四丈长，十八丈宽的尺寸，分析请见这个回答

结论：所谓的"宝船"其实从未失传，也并不是战船。明清两朝中国人一直使用“宝船”级别的大型帆船作为礼船或商船，晚明至清初曾一度使用过这种尺度的大型战船，至康熙年间迫于修造成本裁汰，之后巨舶被作为远洋商船一直使用到近代。

• 图1-1. 一艘可能约等于小号宝船的清代大型商船——耆英号（Keying）。

第一个故事——“宝船”

《明史 郑和传》中的超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还是个谜，学界主流认为郑和乘“六十三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宝船”这个说法出现较晚，最早见于万历二十六年罗懋登的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 》。之后又原封不动出现在 《客座赘语》、 天启刊本《瀛涯胜览》等诸多笔记、资料上。又为清代官修《明史》所采录，为《郑和传》数据来源。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对船舶尺度毫无概念的文人杜撰的，同时代明文人也记载过欧洲夹板船长“三四十丈”甚至“五十丈”、“大者六十丈”。实际上直至19世纪中后期借助近代工业水平与铁质龙骨世界上最大的木船的长度才开始突破百米，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质船怀俄明号（ Wyoming ）诞生于1909年，长140米，使用钢铁龙骨，尺寸仅略大于传说中宝船的尺度44丈（约合136.8米），却也不及明人笔下“五十丈”、“六十丈”的西洋夹板船。

• 图1-2. 1909年下水时的怀俄明号。

郑和等人真正使用过的大船是这些，据1936年郑鹤声教授在南京静海寺拓印的《静海寺碑记》残文可知永乐三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二千料海船”，永乐七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一千五百料”海船。

......建弘仁天妃之宫于都城外龙江之上……复建静海禅寺用显法门试千古之佳胜偶然之……一、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海道永乐四年大船驻于旧港口即古之三佛齐……首陈祖义金志名等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亦由是……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国王阿烈苦奈儿谋劫钱粮船只……阿烈古奈儿并家……”

2010年，郑和的副手，副使太监洪保之墓在南京被发现，由洪保墓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铭藏》铭文又可知出使西洋船队中存在“五千料巨舶”。

.......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贲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

• 图1-3.《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铭藏》铭文铭盖。[1]

根据铭文内容，1500料、2000料、5000料海船很有可能就是郑和历次出使西洋船只中的最大者，即记载中的“宝船”。根据多方研究，中国传统海船的“料”指的是船只的净吨位容积，即可载空间总体积为多少石。宋代资料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等体量的巨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宋室出使高丽所雇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以料折算为一千料，宋一石为二斛）。”又新造两艘更为巨大的“神舟”。南宋《梦梁录》又云：“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宋“料”略小于明“料”，因为宋一石约只有明一石的约三分之二，如此推算宋5000料约为明3350料、2000料约为明1340料、1000料约为明670料。

• 图1-4. 真实的下西洋海船形象：明《天妃经》卷首插图（摹）。

历次下西洋中使用的宝船 “一千五百料海船”、“二千料海船”、“五千料巨舶”究竟有多大，尚无定论。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是“五千料巨舶”的尺寸都远远不能达到《明史 郑和传》中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20世纪初，学者郑明（海军装备部原部长）、辛元欧、唐志拔曾对“二千料海船”做过较为细致的复原研究，在复制船只尺寸时使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杨槱教授（今年10月17日是杨槱院士的百岁生日，祝杨老健康咸平。）给出的方法[2]：“料”是一种体积单位，假设二者船型接近，将郑和海船的料数与已知尺寸船只的料数之比开立方，分别乘已知尺寸船只的各项尺寸就能得到郑和海船的大概尺寸。郑明等以《龙江船厂志》与嘉靖《宁波府志》中记录的三艘400料-500料战座船为计算参考，楼主本人在其计算基础上补充了计算表格（取两位有效数字）：

• 表1-1. 三种下西洋船只尺寸估算。

不同参照的推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宁波府志》与《龙江船厂志》中的船料数字并非其精确净吨位容积，我国古代并不以实际净吨位容积判定船只料数，而是根据船只尺寸“三乘四因算法，合成石数”（明、清《 淮关统志 》），再取整得到整数料数。如此同料数船只的实际尺寸与净吨位可能有不小的差距，例如《龙江船厂志》四百料战船长8.9丈，宽1.65丈，深0.6丈，而《宁波府志》四百料战船长9.4丈，阔1.95丈，深0.92丈，在每一项尺寸上都大于前者。故我们对表格数据取平均值，得：

1500料海船：身长15.34丈（47.71米），宽3.30丈（10.26米），深1.34丈（4.17米）。

2000料海船：身长16.92丈（52.62米），宽3.64丈（11.32米），深1.48丈（4.60米）。

5000料巨舶：身长22.75丈（70.75米），宽4.90丈（15.24米），深1.98丈（6.16米）。

• 图1-6. 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编年史》插图，描绘了1340年的斯鲁伊斯海战（Battle of Sluys），此战标志着英法百年战争拉开序幕，百年战争中部分西方大型船只尺寸已可与小号“宝船”匹敌。

据郑明等估算，二千料海船的排水量在千吨左右，而五千料巨舶的排水量则高于2000吨[3]。在她们所处十五世纪初，如此庞大的体量足以笑傲全球。五千料海船几乎与15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汉萨同盟“吕贝克之鹰”一样大！放眼当时世界，即使是如英格兰于1420年建成的战舰“主之恩典”号（“Grace Dieu”）等少数巨舰亦难望其项背，据对1930年发现的 “Grace Dieu”残骸之研究，其排水量仅约1400吨（传说 2750 吨），同时地中海国家存在部分1000余吨的大型商船，与二千料海船略相当。然而，与亨利五世的舰队中的战舰 “Grace Dieu”等不同，明之宝船并非为了作战，而是为彰显天朝上国之威仪。宣德后下西洋罢止，册封唯一的海外属国琉球成为这种巨舶唯一的用武之地，她们的代号也由“宝船”变为了“封舟”。

第二个故事——“封舟”

• 图2-1《琉球志略》中明封舟图。

象征着中朝天子威仪的封舟是永乐海上天朝体系中的唯一孑遗。茅瑞征在《皇明象胥录》中称册封琉球封舟“从福建往，治五桅巨舰，长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铁梨木。”据学者统计，有五艘明代封舟的具体尺寸得以流传至今：

• 表2-1 五艘明代封舟的尺寸数据[4]。

可见大多数封舟的尺寸与郑和船队中的一千五百料海船接近，最大的一艘要数崇祯六年杜三策所用之舟，出使前正史杜三策曾上书思宗：

“欲航海必先造船，此船规制长十七丈阔三丈有奇，曰稳、曰舵、曰桅采自関中，非数百年之木不用，非数万人之力不能运，闻往时船完或二年或三年，木植工价与臣等种种供应费皆不赀。”（《明实录 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而落成后的大船据出使随员胡靖言：“舟与寻常归造回别，广六丈，长二十丈，入水约五丈。”（《杜三策册封琉球真迹奇观》）尺寸甚至超过了二千料海船，接近传说中五千料巨舶的尺度。目前并没有明朝官方长期保留封舟的证据，所有的封舟几乎都是在册封琉球之前临时建造。

• 图2-2. 同时代的英格兰克拉克巨舰——“玛丽罗斯”号（Mary Rose），1511年建成，水线长约32米，宽约12米，排水量500-700吨，装备大小火炮92门（1545年），其中24门用于摧毁对方舰体的重炮。

封舟庞大体量导致操作过于困难也时常为出使人员诟病，明朝水师则偏好使用更小而相对灵便的战舰，大船长度往往在十丈左右（最大约12.5），《龙江船厂志》中在案的最大船只即是仅长八丈九尺的“四百料战座船”，并言：

我圣祖尝谓陈友谅乘尾大不掉之舟，以自取败。而彭蠡之战，六舟飘摇，势若游龙，卒以克敌。战舰之不贵大亦明矣。而乃有肆百料者何与？夫主将贵持重，非持重则敌得而窥其际；偏裨贵敏疾，不敏疾则不能赴功。故所乘之舟，亦各有宜也。不然，则斯船也独非国初之遗制耶！

可见在时人认为水师中八丈九尺的四百料船只就已属“大船”，明中后期水师的头等主力“大福船”长仅九丈（据何汝宾《兵录》，另据《 全浙兵制 》一号福舩九丈，二号福舩八丈），却已被称为“高大如楼，可容百人......矢石火炮皆俯而发，敌舟之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诚海战之利器也。”（郑若曾《筹海图编》）

• 图2-3.《筹海图编》插图“大福船”，明中后期海上力量的中坚。

第三个故事——“巨舰”

中国海上力量短暂的“重型化”开始于16世纪的后半叶，长期海禁的压制使越来越多民人铤而走险投入武装走私与掳掠团伙，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海盗团伙各拥水手数千甚至上万，战舰数百，俨然一支支海上大军，为朝廷大患。刚刚成功镇压“嘉靖大倭寇”后的明政府惊讶地发现官军手中的战舰在面对海盗战船“大乌尾船”时居然毫无优势，甚至十七世纪之后海盗手中的“乌尾船” 依旧是官军劲敌，“《靖海纪略》言：

（香）贼所恃止乌尾船。细查之，委是难攻。其船有外护四层。一破网，一生牛皮，一湿絮被，一周回悬挂水瓮。铳不能入，火不能烧。且比芝龙船高丈余。自上击下，更易为力。此皆粤中资以利器，真有无如之何者。”

• 图3-1 《筹海图编》东莞县广船图，曾一本团伙的“乌尾船”即出自东莞县广船。

朝廷手中还有一道撒手锏。隆庆初年，为剿灭势力庞大的海盗团伙，福建“照李总兵建议，造册封琉球过洋极大巨舰皆可以一当十者二十四只”做为战舰。在文献中，这类大船常常被称作“巨舰”。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军事奏议集《 涂中丞军务集录》中有这些大型战船的建造的详细资料[5]，她们普遍配备高达十七八丈的桅杆，外包铁叶加固，额设水兵二百二十多名（约为戚继光《绩效新书》中“一号船”的两倍）。这些庞然大物的尺寸在名将俞大猷所著《洗海近事》中得到了印证，正气堂言：

十一月初十、十七、廿四共三日，闽兵与贼交战，胜负之形此间闻得极详......闽中今大振奋，前发去策应火药九万余斤，今又在省制造火器无算，造四丈面船二十四只，一面摧赶.....

明清传统中式帆船的船长略等于或略长于桅高，长宽比为5左右，如此俞大猷提及的船宽四丈正好与桅高十七八丈（52.87-55.98米）对应。可知这批巨舰的实际尺寸已经超过嘉靖时的封舟，甚至可能略微超过郑和的“二千料海船”。在世界范围，即使是依西方标准她们的尺度也属于大型战船，与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帆船——汉萨同盟于1567（隆庆元年）年投入使用的巨型商船“吕贝克之鹰”号（Adler von Lübeck）亦相差不远。“吕贝克之鹰”船体长64米，宽14.5米，排水量2000-3000吨。

• 图3-2. 汉萨同盟“吕贝克之鹰”号（Adler von Lübeck）

尽管尺存差距并不太大，此时中国战船的火力却早已远远落后同时代欧洲的战舰与商船。与偏好中型船只与轻型武器的中国水师不同，15世纪始西方国家就已经走向了“重炮巨舰”之路，16世纪初欧洲就已出现搭载大小铳炮上百门的大舰，如英王亨利八世的旗舰“天佑亨利”（Henry Grace à Dieu）等。16世纪中后期的西洋巨舰更胜前者，以“吕贝克之鹰”为例，作为远洋大型商船“吕贝克之鹰”的火力堪称恐怖，装备有8门48磅铜炮，6门24磅铜炮，26门10磅铜炮，10门6磅铁炮，4门5磅铜炮，8门3磅铜炮，另有40门1.5磅小铁炮与30门更小的炮。

• 图3-3. 1545年沉没的英格兰克拉克战船玛丽罗斯号上巨大的青铜长炮。

而16世纪后期火力最重之中国战船是《纪效新书》等书中的“一号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言其装备枪炮为：“无敌神飞炮二位”、“大狼机八位”、“百子铳六位”、“鸟铳二十门”、“喷桶三十个”、“神机箭五百支”。《登坛必究》一号船用神飞炮4门、大狼机5门。更早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中福船应备器械为：“大发贡一门，大佛郎机六座，碗口铳三个，喷筒六十个，鸟嘴铳十把。”无论是舰炮数量还是炮重，华船都远远不及西船。

• 图3-4. 无敌神飞炮，蓬莱登州卫城存。

“无敌神飞炮”是当时明水师用炮之最重者，是在西传佛郎机炮基础上深度开发的重型化型号，最大者一号神飞炮据《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载重一千零五十斤，用火药“每出六斤”，戚继光时中国火器的弹重与装药重约等，可知“无敌神飞炮”发射的球形炮弹亦重六斤左右，约合西制8磅（取整，实不到8磅），另可发散弹群子“每出二百丸，每丸一两”，姑且认为战船用“无敌神飞炮”相当于欧洲8磅炮。“大发贡”（发熕）即为西方之隼炮，发贡是falcon之音译，据《筹海图编》此时的铜发贡“重约五百斤”，“铅子重四斤”，弹重约合西制5磅炮。“大佛郎机”用火药“每出半斤”，为1磅以下的小炮。结果整理如下：

《登坛必究》一号船炮备：8磅后装炮4门、1磅以下小炮5门。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一号船炮备：8磅后装炮2门、1磅以下小炮8门、小散弹炮6门。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福船炮备：5磅前装炮1门、1磅以下小炮6门、碗口铳3门。

如此的火力不要说与装备8门48磅巨炮，6门24磅炮、26门10磅炮等132门大小铳炮的巨舰“吕贝克之鹰”相提并论，就连火力普遍远弱于大西洋卡拉克（carrack）、盖伦（galleon）大型帆船的地中海加列（Galley）桨帆战船都不可比，加列战船往往在船头装有一门48磅炮、2门12磅炮、2门6磅炮与其他小型火炮，不纳入统计的回旋炮都可能与“大佛郎机”体量相当。

• 图3-4 一艘西班牙的地中海加列桨帆战舰的船头，1571年。[6]

“巨舰”的尺度大大超过戚继光所记的福船与乘员104人的“一号船”，其火力理应有所提升，然而提升不会太大。因为此被称为“红夷大炮”的数千斤前装重炮尚未传入中国，明军所用仅有发射数磅炮弹、体重千斤的“无敌大将军”（神飞炮）、隼炮“发熕”以及更原始的薄壁粗腹“大将军炮”等。“巨舰”可能会比戚子书中战船搭载更多火炮，然而落后的固定炮架与“筏”式滑动炮架又限制了火炮的作战效能。

虽然明水师的火力在世界范围内很不够看，在东亚范围内却是BUG一样的存在，因为朝鲜水师最重之火器不过是将戚继光等人嗤之以鼻的“大将军炮”本土化后的天字铳，而日本水军火炮更是绝少。在壬辰抗倭援朝战争中很可能出现了“巨舰”的身影，露梁海战中明军主力是六七丈的“苍船”与“唬船”（《万历三大征考》“陈将军璘等率苍唬船追击。”），然老将邓子龙以三只巨舰独为全军先锋：

“十六年，朝鲜用师。诏以故官领水军，（邓子龙）从陈璘东征。倭将渡海遁，璘遣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巨舰为前锋，邀之釜山南海。”（《明史 邓子龙传》）

《惩毖录》言：“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可以想象倭军在目睹四五十米巨舰的庞大身影自黑暗中渐渐逼近时会是怎样一种惊恐。“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李忠武公行述》又言：“ 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

• 图3-5. 朝鲜人绘露梁海战中一艘明军小型师船。

16世纪之后中西冲突已不可避免。很明显，即使引进了佛郎机与隼炮明人手中的火炮在面对西人时也显得极其尴尬——在外洋为轻器者，在内地已是巨擘！当然，明人丝毫不掩饰对泰西“巨舰巨炮”的艳羡，乃至在记载中大大夸张其尺寸与威力[7]，称夹板船“长二十丈”、“三十丈”甚至“五十丈”，西洋大炮长“二丈余”，“弹重数十斤”，“能击十里”。又称官军完全不能与夷人敌，“彼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合闽舟师不足以撄其锋”.，“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福建巡抚黄承玄在《闽海赠言序》中甚至直言以土抗洋为“以卵击石”[8]。

第四个故事——“重炮巨舰”

有巨舰而无重炮的尴尬并未持续太长时间。17世纪20年代的大明王朝已进入多事之秋，辽事骤起揭开了王朝终章的序幕，国防压力骤增迫使明政府引进并仿制了艳羡已久的重器——西洋大炮。中国海上力量也进入了“重炮巨舰”时代，鸟船船型的崛起是这一时代的又一显著特征。

• 图4-1. 明末西方人笔下一艘停泊在福州的巨舰——“大鸟船”。

《武备志》记载，鸟船发源于明中期的“开浪船”，《筹海图编》载：“戚继光云：开浪船，以其头尖故名。”。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鸟船（开浪船）的尺寸并不大，初版于万历三十四的《兵录》记鸟船身长七丈五尺，这一数字应是初版原内容，因为待《兵录》于天启、崇祯年再版时鸟船业已成为十余丈的庞然大物与头等主力舰。

• 图4-2. 何汝宾《兵录》鸟船图。

《兵录》中的一处矛盾亦能反映万历-崇祯间中国海上力量的火力革命，书中有明显复制《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中的“福船装1大发贡6佛郎机”，又有崇祯年再版时添加的这段内容：

焚寇之舩莫如火，碎寇之舩莫如炮，大抵舩宜极新坚为佳，大固好，亦不必太大，随海上双桅皆可用也。将此舩下层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舩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与五百觔之铳，必要五百觔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至上层战坪如用百子狼机等炮。大约一舩要兵百余名，大小铳共五六十门，多多益善。

可以看出在16世纪中国战船上享有主炮地位的500斤“发熕”此时已经已沦为次炮，《兵录》中这型战船装备双层火炮甲板与火炮滑车，总炮备为：6-8门2300或2400斤红夷炮（约12-18磅）、12-24门500-1000斤的发熕炮（约3-6磅）、18-42具更小的火器。大大优于数十年前。

• 图4-3 英国旅行家彼德·芒迪绘制的两层火炮甲板中国战船，广东内河，1637年。

“重炮巨舰”不仅只出现在兵书上与官军中， 当时海贼手中的大舰亦十分了得。邹维琏 《督剿刘香老报捷疏》：

至二十六日黎明，贼连而出。我舟占上风，胡美、陈豹首冲入阵，郑芝虎、陈鹏等杀破重围。卑职又与陈豹从内击杀，贼众死者无数，其船系大鸟，白旗，写“五官”二字，登即连船烧毁。又再打大鸟船一只，红旗写“十三舍”三字，跳船砍飘弃。即原陈有用被夺者，陈顺亦奋勇攻击香贼胞弟，一大鸟船红旗写“二舍”二字，火箭、火砖连打，其船焚毁，郑然、许泽二船火桶、火罐齐出，焚烧大乌尾一只，白旗写“副帅”二字，火势焰烈。二船首尾牵扯与之俱烬。周朝京配在郑然船中，自辰至申攻打八十余合，查乌尾每船有四百余贼，大鸟船每船有三百余。贼被我船冲犁、擒斩与毙於铳不取功给者不计。

• 图4-4. 17世纪前期世界上真正的重炮巨舰，英国“海上君王”号战列舰（HMS Sovereign of the Seas），1500吨，1637年建成时装备20门60磅重炮（以中国标准重约七八千斤）在内的102门火炮。

虽然此时中国的“重炮巨舰”在世界范围内性能、火力、尺寸皆不突出，不能匹敌欧洲专业军舰甚至商船，然已足以与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势力抗衡，一来西方势力在亚洲并无头等巨舰，二来中方主场作战往往能聚集起绝对的数量优势。与荷兰的冲突几乎贯穿整个晚明海防史，1633年，料罗湾海战前荷兰舰队突袭厦门，烧毁大量明方“巨舰”，荷方资料《巴达维亚城日记》如是记载：

尊贵的先生率领舰队于7月11日到达漳州湾，驻扎在鼓浪屿与厦门城之间，在厦门城下发现一支由25至30条威武壮观的战船组成的势力相当的舰队，此外还有15至20条小型战船，所有船只装备有大炮，配备充足的人员和武器弹药，长官先生余同月12日率领快船Tessel、Weesp、Couckebacker、Catwijck和Kemphaen对她们发起攻击，结果没有遇到敌方的丝毫抵抗，将她们全部焚毁、轰炸殆尽。据中国人自己称，中国从未整训过规模如此强大的舰队。

《热兰遮城日记》记载：

遭烧毁约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的战船，都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以及二十到二十五艘其他小的战船......

• 图4-5 排水量1200吨的巴达维亚号（ Batavia ），是荷兰在亚洲少有的大舰（图片为1995年复原船）。

三个多月后，荷兰-刘香联合舰队与明水师主力遭遇，著名的料罗湾大战爆发，《热兰遮城日记》如是记载：

（10月22日）天亮以前的十五分钟……中国舰队出现了，分成两队，其兵力约有140－150艘戎克船，其中约有50艘特别大的战船……他们看起来，配备有相当的大炮与士兵，士气旺盛，跃跃欲试，使我们确信他们通通是作战用的戎克船……

这时他们分别向我们靠过来，有三艘同时钩住快艇Brouckerhaven号，其中一艘对他们自己人毫无考虑地立刻点火燃烧起来，像那些丢弃自己生命的人那样疯狂，激烈，荒诞，暴怒，对大炮，步枪与火欿都毫不畏惧地，立刻把该快艇的船尾燃烧起来……

快艇Slooterdijck号被四艘他们最大的戎克船钩住，被他们跳进船来，有两次把那些中国人打出船外，但最后还是被接著跳进来的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击破，而被他们夺去了……我们率领Bredam号，Bleyswijck号，Zeeburch号，Wieringen号与 Salm号费尽力气摆脱非常多的火船，向外逃去……这场战败后，我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本季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

荷兰-刘香联合舰队在此役中被彻底击败，参战的9艘荷兰战船（非大船，每船配备70-90名水手与士兵）只逃出五艘，刘香则几乎全军覆没。明军“ 各船之目兵阵亡者八十六名，重伤者计一百三十二名 。 ”“ 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 。“（ 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

• 图4-6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台湾的要塞——热兰遮城（Zeelanda）。

然而，海上的巨舰并不能阻止明朝从内部崩溃，也无法阻止满洲自东北迅速入关继承明朝的遗产。诚然郑氏的舰队曾经给南下清军带来很大麻烦，然而陆地基地的不断丧失使残明的反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金陵之役后清军夺回南京、镇江等地，郑军根据地只剩沿海的台州、温州、金厦等隅。地势孤危，不足安顿军民，其另寻根据之地已迫在眉睫。 1661年1月，郑成功决定攻打台湾，郑氏攻台之役是早期中西冲突中的典型模式：中方对殖民者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郑军两批登岛总兵力达25000人，仅第一批13镇11150人就拥有大小船只400余只。而荷方在台湾仅有1500人，且严重缺乏资深军官。船只有7艘商船与12艘舢舨， 后10艘战、货船与725名士兵从巴达维亚增援而来。郑军以一年苦战与惨重伤亡换来了对手献土投降，此时荷方能够作战者亦只剩600人。

• 图4-7 《被贻误的福尔摩沙》插图，开进的郑军。

郑军的主力战舰“大炮船“或称呼“熕船”与《兵录》二层甲板战船不同，来源颇为传奇，《从征实录》永历戊戍年（1658）八月十四日条记：

此灵熕重万斤，红铜所铸，系外国夷字。戊子年杪，定国府入揭阳港，夜半发芒光，定国见而疑之，至次夜又见，定国随令善没者入捞之，出云：“一条光物，约丈余，有两耳，其大难量』。”定国再令善没者详视，出回云：“系熕铳，两耳二龙”。随传令船中用索绞起，顷刻即进船上。定国即造熕船，载运教放。容弹子二十四斤，击至四、五里远。顽寨并门辟虏炮城俱被击碎，远近闻风，俱云神物，后送归藩，多助效灵。

可知“熕船”是郑军专门搭载更重火炮的战船，其火炮布置方式可能是在首尾各安置一门至少三四千斤能发射24斤炮弹的重炮（或共一门），考虑到船只承载力，两侧只搭载数十门1000斤以下的隼炮（发熕）。

• 图4-8 《被贻误的福尔摩沙》（"Verwaerloosde Formosa","Neglected Formosa" in English.）插图，郑、荷台江大战。

这种战舰的存在可由之后的数份第三方资料中的内容印证，例如东印度公司末代台湾最高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在事后撰写的《被贻误的福尔摩沙》中所云：

“中国大型帆船约六十艘，各装有两门大炮，驶离舰队前来迎战。我方船只首先开炮，炮声如雷。于是，海战开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驶在前面，作战颇为顺利。它一驶过去就用大炮击穿了许多逼近的敌船，有一二艘敌船很快地沉下去......”

施琅在《飞报大捷疏》中罗列澎湖大战胜利后清军的缴获时亦提到：

其投诚伪镇营徼到伪关防、牌劄，与夫得获船只、大炮、甲器、旗帜等项。查所获红衣大铜炮十二位，每位重有四、五千斤，炮子大者二十二、三斤，中者十七、八斤，次者十四、五斤。鉎铁大炮二位，每位重七千余斤，用炮子三十余斤。尚焚毁炮船所配之炮，俱已沉落在海，现在寻捞。

• 图4-9 清《皇朝礼器图式》中的“台湾炮”，为康熙平台后缴获的大小郑军火炮。

第五个故事——残阳

天数已变，神器易更。清继承了明朝在华夏朝贡体系中的上国地位。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世祖下旨册封琉球，然残明犹在，海陆未靖，行李不行。至康熙二年（1663）二月清使才得以出海。据正使张学礼的《 使琉球记 》，康熙二年所用的封舟是两艘长达56米的二层火炮甲板大型帆船，各载红夷炮24门:

（康熙）二年四月，抵闽；督、抚设席于南台，阅视船只。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层，阔二丈二尺、长十八丈、高二丈三尺。桅舱左、右二门，中官厅，次房舱；后立天妃堂，船尾设战台。桅杆，众木凑合，高十八丈，俱用铁裹；杆头有斗，可容数人观风了望。船内有水井二口，设官司启闭，不妄用涓滴。船底用石铺压，上层列中炮十六位、中层列大炮八位。

这两艘大船几乎不亚于明代的任何一艘封舟，尺寸在“二千料海船”与“五千料巨舶”之间。本舰水兵水手达334人，又搭载使团成员与武官近200名。时荷兰人遣使请求与清方联合进攻郑军据守之金厦，有船在港，张学礼高度评价了荷方船只，又评清方封舟，称：

“其船底用铁包，缝以铅灌。桅杆三节：如风大，用一节；风小，用二节；再微，用三节。每节有盘，无斗；盘容数人。其船坚而且稳，左右前后俱有大炮，过海最善。所造二舟虽坚固不及，而宽、广过之。”

为保障封使的安全，“镇将李遣游击郑洪以鸟船百余、兵三千”护送封舟出海。张学礼为舰队出洋的壮观场景感染，又偶然遭遇一艘郑军战船，护航清舰集中炮火将其摧毁，学礼十分激动，感叹不已，：

出海口，中流风作，护舟游徼左右；炮流旌掣，闪电虹飞。炮声轰动，空海如沸。坐战台，顾而喜曰：“马之罄控在人，舟之旋折亦复如是。有军如此，何烦朝廷南顾忧为！”
是日，至白洋，大风息，云雾散；忽见贼船一只，随令游击领兵发炮，击碎贼船，杀贼百余。道开，举帆长往；郑之舟师亦辞归矣。

• 图5-1 金门之战中与清军协同作战的荷军

然而此时的清方舰队虽装备精良，看似威武，实则草包。康熙二年七月，400余艘战舰组成的清荷联合舰队大举讨伐金夏。郑经率舰队奋战，与敌军互相炮轰“ 自辰至酉”，讨取清方总大将马得功，然最终不敌被迫撤往台湾，参战的荷方指挥官Balthasar Bort高度评价了郑方的勇敢精神，并给并肩作战的清方舰队打了一个极低的分数：

“这下我们即可看见鞑靼人多么懦弱，他们以这么一大支舰队面对敌军的七、八艘戎克船，却连交火都不敢，只想躲在我们的大炮下报名，对自己的同伴也见死不救。实际上，他们抛下了自己的舰队司令马得功以及另一名高级指挥官，结果两人都因此遇害。我们一旦遇到紧急时刻，能够获得他们提供多少协助，由此就可知了。”

• 图5-2 清荷联军荷方指挥官Balthasar Bort。

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之乱大起，耿精忠遣使渡海请明郑以为援。数年间，刘国轩郑军在东南沿海一度克复大批疆土，夺回金夏，但最终不支，于康熙十九年退回台湾。清方在与刘国轩的反复拉锯中亦逐步强化了水师力量与作战经验。康熙二十（1681）年，已平定三藩之乱的清廷将彻底消灭台湾的明郑政权提上了日程，复曾上《边患宜靖疏》，坚决主张武力平台的侍卫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整船练兵。

此时的清军舰队由主力舰“大鸟船”与次等战舰“赶缯船”、“双帆艍船”组成，根据现有资料清方的鸟船至少有十二丈二三尺（38.25米）的长度，大型鸟船则有封舟巨舰的水平，长十五丈以上（47米），宽三丈多，两层火炮甲板。赶缯船最长可能有九丈六尺（约30米，数据来源为《钦定皇朝通典》福建大号赶缯船），只有一层火炮甲板。艍船比赶缯船略小，头号长八丈九尺（27.68米《钦定皇朝通典》）。

• 图5-3. 清陈良弼《水师辑要》中所绘的赶缯船与艍船。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将各大小战船风蓬上大书将弁姓名，以便观者备知进退先后”，率领84只大鸟船，152只赶缯船、双帆艍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自铜山出阵，直取澎湖。六月二十二日，清与明郑政权的决战——澎湖海战爆发。施琅在《飞报大捷疏》（收录于《靖海纪事》）中如是奏报：

......遣臣标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领赶缯、双帆艍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东畔嵵内直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又遣臣标随征总兵董义、康玉、外委守备洪天锡领赶缯、双帆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西畔内直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将大鸟船五十六只居中，分为八股，每股七只，各作三叠......尚有船八十余只（包括28只大鸟船）留为后援。

台湾方面集中二百余只战船迎战：

（贼）知臣乘南风决计进剿，就台湾贼伙选拨精壮敢死者，及抽调草地佃丁民兵，将洋船改为战船。凡各伪文武等官所有私船，尽行修整，吊集来澎湖。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艍船，合计二百余号，贼伙二万余众。

郑军以其招牌——搭载重炮的“炮船”卫主力与清军鏖战：

臣督率严阵，指挥直向娘妈宫扑剿贼各处炮城，及迎敌炮船、鸟船、赶缯、大小各船，四面齐出迎敌。每贼炮船安红衣大铜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熕二十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

澎湖海战以清军大获全胜告终，清方乘威迫使明郑无条件投降，台湾就此平定。十六日的前哨战与二十二日的澎湖大战清军总计伤亡为“水陆官兵攻杀贼众死亡者计三百二十九员名，带伤者计一千八百余员名。”郑军则几乎全军覆没：

贼被我师用火桶、火礶焚毁大炮船十八只，击沉大炮船八只，焚毁大鸟船三十六只，赶缯船六十七只，洋船改战船五只。又被我师火船乘风烧毁鸟船一只、赶缯船二只。逆贼并力死闘，势穷难支，用火药藏于船舱，发冲心炮，自焚炮船九只、鸟船一十三只。贼惊危势急跳水，得获鸟船二只、赶缯船八只、双帆艍船二十五只......焚杀、自焚、跳水溺死贼伙约计一万二千有奇，尸浮满海......贼止剩有小炮船三只、小鸟船二只、赶缯船十一只、双帆艍船十五只脱出，北向吼门遁走。讯知刘国轩乘小快船，亦从吼门而逃。时值黄昏，难以迫杀......总司黄贵等共一百六十五员，带贼众四千八百五十三名倒戈投降。

第六个故事——余波

郑氏降清的那天也是中国“重炮巨舰”的末日。中国南方的造船木材经过明中后期的砍伐早已捉襟见肘，高昂的建造成本使在和平时期保持大吨位的战舰显得极为奢侈。

• 表6-1 清代造船费用表（表摘自陈希育：《清代中国的远洋帆船业》[9]）

陈侃《使琉球录》中记录嘉靖前期一艘长十五丈的封舟造价仅为2500余两：

造船之制，访于耆民得之，大小、广狭惟其制；价计二千五百两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见其费之广也，而遂不敢无益于国，而侈其费财之蠹也。惟旧制以铁梨木为舵杆，取其坚固厚重；今以轻价索之而艰于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价以购，后果得之；财固当惜，舵乃一船司命，其轻重有不难辨者。

然而，清初与封舟大小相仿的水师主力舰大鸟船，造价已经高达“万金”，比嘉靖年间疯涨四倍。施琅在平台之后，奏请将舰队中的主力舰鸟船悉数裁撤改为次等战舰赶缯：

凡各处港道，有各处船只不同…大者亦如赶缯之式，小者亦如艍船之式…至若鸟船之式甚大，梁头至於三丈余，可载数千石，则如今之商洋船也，然莫如战船上乾净明亮，双战棚，两重炮位，器其重大；配水兵将百名，连战兵共有三百人。如先年平台之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令各县备造一只，费动万金。即平台之后，将军施琅见海宇升平，空縻粮饷，奏请改拆赶缯，今无此式。只见商船尚有似之，而装载货物，少以六、七千计，大则万余石矣。（ 陈良弼 《水师辑要》）

• 图6-1. 一艘18世纪末的赶缯船，玛噶尔尼使团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绘。

此后直至近代早期，只有一层火炮甲板的赶缯船一直是清代战船中的最大者。然而即使是不甚庞大的赶缯船造价也并不便宜，根据乾隆《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例则》，福建省为奉天金州水师营建造的大赶缯船长仅七丈四尺（23米），宽仅一丈八尺（5.5米），裸船却也需银1438两余。清中后期部分淘汰了赶缯船，从民船中选择了更优秀的米艇与同安梭船船型作为战船。尺寸与赶缯船相仿，据《道光厦门志》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头号同安梭船需要银6000两，大米艇连带炮械亦需4000两[11]。已经远远超过明代一艘巨舰的成本。

• 图6-2 康熙二十二年册封琉球的正使清初明士汪楫，也是最后一位乘“巨舰”出海的中国封使。

不止水师中的大型战舰被裁撤殆尽，高昂的建造成本使“巨舰”在中国官船体系中彻底消失，自康熙二十二年开始，中国再也不为册封琉球专门建造“封舟”，而是雇佣战船、商船为之（为了省钱，甚至所雇并非最大的战船、商船）。康熙五十八年的中国封使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 》中纪录了这一事件：

从前册封，以造舟为重事。历考前册，采木各路骚动夫役，开厂监造縻费官帑，奸吏假手，为弊无穷；经时累岁，其事始举。自前明以至本朝册封之始，其烦费迟久，前后一辙也。康熙二十一年，使臣汪楫、林麟焻即取现有二战舰充之，前弊始绝。至今三十余年，区宇升平，海滨利涉，沿海县、镇巨舶多有；册封命下，臣等未到闽前，督臣满保移檄各镇选大船充用，豫为修葺，诸具咸备。二船取自浙江宁波府属，皆民间商舶；较往时封舟，大小相埒而费轻办速，前此未有也......

......康熙二十二年汪楫记：选二鸟船充用，船长一十五丈有奇、宽二丈六尺。（按《海防册》云：烽火营鸟船一只，长一十二丈三尺、宽二丈五尺；闽安中营鸟船一只，长一十二丈二尺、宽二丈六尺五寸。）前后四舱，水舱四、水柜四、水桶十二，共受水七百石。柁长二丈五尺五寸，宽七尺九寸。西洋造法名夹板柁，不用勒肚。

而《中山传信录》的作者徐葆光于康熙五十八年所用者，只是“长十丈、宽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与“长十一丈八尺、宽二丈五尺、深一丈二尺”的两艘商船。

• 图6-3. 日本《唐船图》，描绘了一艘清代旅日大型商船，长25间，合45.5米。

巨舰被逐出官船体系后，繁荣发展的清代大型商船成为了中国巨舰的最后余波。如《水师辑要》言鸟船被裁撤后“今无此式。只见商船尚有似之，而装载货物，少以六、七千计，大则万余石矣。”直言商船中仍然有大如大鸟船的巨舰存在，并提供了其载重吨位。一万石的载重量等于708吨，货船的载重吨位大致等于总吨位的40%-60%。可知此时的清朝商船之大者至少是总吨位1100吨以上的大船，甚至有达到2000吨。

与传统看法清代以规定最大“梁头”（约等于船宽）限制远洋船只尺寸导致“清代无大船”相悖，清代的“梁头”限制可能并未严格执行，理论上康熙四十八年后所有的外海商船梁头都不得超过一丈八尺，也出现过执法力量“押拆”违规商船的情况。实际上海商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直接把大船安排到海外建造，如暹罗等地。一来躲避中国官方的审查，免去行贿费用与关系成本。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木材产地东南亚建造船只成本大大低于在木材枯竭的祖国建造！

• 表6-2. 1822年2月在东南亚的四艘中式帆船造价表[9]

更有甚者，据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中国人曾经只花了银元4250就建造了一艘载重580吨的帆船，每吨仅7银元！[9] 如此看来，清代纪录与日本、南洋、西洋等国纪录中屡屡出现“万余石”的中国大型商船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巨型商船都有被改装为战舰的潜力（中国亦未曾出现专门设计的战舰），然改装者并非官军水师，而是清中后期异常兴盛的华南海盗。嘉庆年间著名海盗张保的旗舰“鹏发”号就是一艘被俘获的大型“洋船”（“洋船”并非西式船舶，只是明清国人对远洋船只的称呼。）清道光袁永纶《靖海氛记》云：

洋舶鹏发，商船之大而善战者也，自安南东京载货还。张保知不可以力取，乃先夺渡船二只，藏贼其中。伪作客渡被贼追状，呼鹏发求救。发众恃累胜，且不知其诈，令客渡棹近己舟。贼乃攀缘而上，及登舱，皆为敌人矣。贼舟复大至。於是刀箭不及施，火炮不及发，歼水手数十人，夺其舟，以为贼首座船。

据被海盗俘虏的西人理查德·格拉斯普尔回忆，张保掳获“鹏发”号后大大加强了其火力（其原有不弱的自卫火力），使其“单是一面甲板上便安装了38门大炮，其中两门能发射24磅炮弹，至少8门能发射18磅炮弹。”[12] 讽刺的是，全中国最强大的战舰竟然是一艘海盗船！

• 图6-4. 西方人笔下的女海盗首领郑一嫂，原为张保前任首领郑一之妻，后改嫁张保。

民间造船业的高度发达与官方造船业的守旧与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官方也接受了民间的反哺，老旧迟钝的赶缯船型被淘汰，民船中的优秀船型同安梭船与米艇被水师大量采购。米艇也是嘉庆朝中外联合剿灭华南海盗行动的中方主力。大海盗张保最终也接受招安，加入朝廷水师并屡立战功，以守备为起点官至福建闽安副将，卒于任上，其妻石氏（郑一嫂）封诰命夫人。

• 图6-5. 1841年1月8日，清广东水师的同安梭船、米艇、赶缯船与英国明轮蒸汽战舰“复仇女神”号（HMS Nesesis）交战。一艘赶缯船在轰击下剧烈爆炸。鸦片战争前请水师火力最强的传统战舰为嘉庆时的集字号大同安梭船，装备大小火炮25门（2400斤-140斤）。

19世纪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秉承天朝体系传统世界认知模式的清政府，只会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个日新月异弱肉强食的世界。鸦片战争中的清朝经历了一场“明朝式”的临时抱佛脚，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效率，早在1839年林则徐就购买了1060吨的34门炮商船“甘米力治号”（Cambridge 即剑桥）并通过葡萄牙购买大量海防重炮。1842年道光帝甚至发上谕：“其该省洋商之内，如有深悉造夷战船之法，及力能购买夷船者，并著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在极短的时间内，清方建造了为数不少火力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战舰的新式战船。据魏源《海国图志》，其中数据较为突出的有礼部候补郎中行商潘仕成与水师提督吴建勋建造的两型战舰。

• 图6-6. 西人笔下的清水师新造战舰，与《广东海防形势图》中的潘仕成造战舰形制极为类似。

潘仕成所制40门炮战船“仿照夷船做法”，据奕山《制造出洋战船疏》奏，新船长13.36丈，宽2.94丈，底与侧船壳板分别厚达6寸与7寸，“船舱分三层，下层压石约三尺余......中层两旁安放大炮二十位，船尾安炮两位，自二千斤至三四千斤不等。柜顶棚面两旁安炮十八位，自千斤至数百斤不等。仍可分列子母炮数十杆，船头炮位，随意安放，此船可容三百余人，共用工料银一万九千两，尚有未造成战船二只，亦照此式制造，约九月可以完竣。”吴建勋所造为49门炮战舰，仿制美国军舰，长13丈，宽2.9丈，深1.8丈，用二千至三千斤红夷炮49门。

• 图6-7. 西方人笔下巨大的中国“现代化”头等战舰，1857年。（ 《伦敦新闻画报》插图，"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21March 1857,P268.）

另据英方资料《复仇女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W.D.Bernard,1844,london.），复仇女神号在作战途中遭遇过36门炮的中国战船，其火炮中有9-12门是英国利物浦公司制造的钢炮。攻陷厦门时英军缴获了部分清方战舰与未完成战舰，港内有一艘“从未见过”的32个炮眼的沙船，英军又发现了清方的造船厂：

“占领厦门鼓浪屿之后，我们发现一座船坞，里面堆放着大量的好木料，还有一支相当大的快速帆船，大约有300吨，正在建造中。这只船放在一座正规的欧式干船坞内，显然他们的造船技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确实，战争时间越久，中国人就会由于需要的推动越来越走上图谋大变革的道路，不但是他们的船只，而且是他们的战争武器及防御技术诸多方面，都已经改进了。”

• 图6-8.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现代化”战舰。（来源同上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中国“重炮巨舰”的回光返照。虽然他们之中的很多，已很难称得上是传统的“戎克船”。鸦片战争失败后，南洋的中国传统海运行业在西方船只的挤压下渐渐式微，东南亚宽广的大洋之上越来越难见到这些航行了600年的巨舰的身影。

第七个故事——最后的远航

1846年，一艘英国人购买的广式大帆船以她轰动世界的环球航行演奏了她们的绝唱，她的船名来自驻广州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耆英号”（Keying）为柚木建造，长49米，宽约10米，深5米，估计排水量700吨，分十五个水密隔舱；设三桅，主桅高27米，头尾桅分别高23米和15米；主帆面积1000平方米，重9吨，升降操作要两个小时，舵重8吨。

“耆英”号的远航在香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港口此时已人山人海，站在岸边想一睹这艘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前往英国的大船风采者数不胜数。出发之前，港督德庇时爵士（ Sir John Francis Davis）、海军舰队司令托马斯·科克伦伯爵（ Admiral Thomas Cochrane, 10th Earl of Dundonald,1775-1860）及其舰队的所有军官们、驻港英军总司令等大部分香港名流都登上了“耆英号”的甲板参观。1846年12月6日，在礼炮声中，注定了没有归途的“耆英号”缓缓地驶出了港口。船上有30名中国人和12名英国人，由英国船长查尔斯·阿尔佛雷德·奥克兰·凯勒特指挥。

• 图7-1 .描绘耆英号停泊在纽约港的画作《The Bay and Harbor of New York》（By Samuel Waugh ,watercolor on canvas, c. 1853–1855,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847年3月14日，“耆英号”绕过好望角时遇上了一场猛烈的飓风。在飓风中， “耆英号”证明自己是一艘性能优异的海船：面对风雨她的表现丝毫不亚于英国的同行们。4月17日，“耆英号”到达圣赫勒拿岛，离岛之后原计划直航伦敦，却由于逆风和海流偏离了航线，朝美洲方向驶去。船员们在长途航行中因食品和饮水的供应短缺而牢骚满腹，几成哗变，船长决定将船驶往纽约暂求补给。在纽约停泊时，每日参观人数达七八千人之多，而后，耆英号又访问了波士顿。

• 图7-2. 《伦敦新闻画报》对耆英号到达伦敦的报道。（"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 April 1848）

1847年2月17日“耆英号”从波士顿出发前往伦敦，于3月15日抵达了大洋对岸泽西岛的圣奥宾海湾，只用了21天的时间就跨越了大西洋——这个时间甚至比美国定期邮轮跨越大西洋的时间都更短。“耆英”号在伦敦再一次引起轰动，又自行杨帆开往利物浦等城市轮展。随后她被拆解，她的船材建成了两艘渡轮与其他纪念品。

• 图7-3. 为纪念耆英号到达英国发行的纪念章。

......................全文完

谨以此文献给这些东方巨人，以及她们智慧、不屈、坚韧不拔的伟大建造者们。

部分参考资料与论文

[1]. 祁海宁:《 论洪保寿藏铭的出土与大号宝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航海——文明之迹》,P164-182。

[2]. 郑明,赵志刚:《 再议明代宝船尺度——洪保墓寿藏铭记五千料巨舶的思考》,《郑和研究》,2011年第2期。

[3]. 郑明,辛元欧,唐志拔:《二千料六桅郑和二千料宝船的初步考证与复原研究 第五稿》,北京郑和下西洋理事会理事长会议,2005年5月。

[4]. 赵建群,陈铿:《明代使琉球“封舟”考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二期,P85-P107。

[5].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三 《 涂中丞军务集录》

《与京中诸公书》
广寇曾一本、以二百余艘、横行广海五六年矣先是其船有增无减......今曾一本止遗大乌尾十三艘。中乌尾六艘。其余三十余艘。则皆小白艚阳江船矣、众目共睹、历历可数众口一词、非有隐也。今闽中巳照李总兵建议。造册封琉球过洋极大巨舰。皆可以一当十者二十四只。并集有大福船共八十只及龙艚快船五十只矣。广东又遣总兵俞大猷、同知林秌、亦在福省城外洪塘地方、造有大船八十只。计在一月之内。可以同时完工举事矣......

《行各道并各州县》
提督军门都御史涂，为军务事据监军道呈奉军门令牌，准总兵官李议造巨舰击贼、备行本道、会同布按都三司、议得海寇警急、事出不时、总镇所议巨舰体式殊常、若拘常调在省起造。非惟板料大桅。一时难办。抑且匠作官役。一处难齐。相应查照嘉靖三十七年、井浙直见行事例、分派各州县丁粮多者。责造一只......

《行监军廵海等道》
提督军门都御史涂为军务事、十二月十一日、准总兵李手本，开称原议巨舰底板定厚官尺三寸、今龙溪县所造。止厚二寸。无以敌贼之坚、欲令拆改......

《行福州兵备等道 》
提督军门都御史涂为军务事、案准总兵官李手本、议行各州县掌印官、督造巨舰一只、听调击贼......即将闽等十县共造巨舰七只、并上杭县巨舰一只、照议每只捕盗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八船共该一千七百六十名、分守建宁道、即将福宁州并福安宁德二县共造巨舰三只、照议每只捕盗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三船共该六百六十名、兴泉道即将晋江等七县共造巨舰五只、照议每只捕盗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五船共该一千一百名、分守福宁道、即将莆仙二县共造巨舰二只、照议每只捕盗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二船共该四百四十名、廵视海道、即将龙溪等县共造巨舰四只、照议每只捕盗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四船共该八百八十名、督行所属沿海各县掌印官、用心查访。

《行监军各道》
.......据南平县知县陈嘉谟、揭称督造巨舰船身杠具俱完、择于本月十五日出港听验、及查访往年出使琉球大船，打造铁叶，长短计一十三度，共铁条四十余只从舟通至两舟敢包讫。费既不多，船更坚固......

《行廵海等道》
......照得各州县制造巨舰、陆续告完、惟合用大桅。间有申请欲行帮接。本院因未经见、难以主裁、节会各镇道多方采访、有称往年封夷大船。用桅长至十七八丈者。大抵亦用帮接。今巨舰大桅。必须与船相称。

[6]. Angus Konstam,Tony Bryan:《Osprey - New Vanguard 062 - Renaissance War Galley 1470-1590》.

[7]. 明人对西洋巨舰巨炮之艳羡之词，夸张之载见：

《万历野获编》
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轧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次年复漂洋出粤东，迫近省会，粤人谋之香山奥诸贡夷，皆云：“彼火器即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巳足凭为长城矣。

南居益《谨陈闽事始末疏》
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 和兰》
荷兰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震数十里。”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

陈学伊《谕西夷记》
其舟长二十余丈，高数许丈，板厚二尺有咫，内施锡片。舟旁列大铳三十余，铳中铁弹四五具，重三十斤，舟遇之立粉......

张燮 《东西洋考》
或谓和兰长技, 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 横广五六丈, 板厚二尺余, 鳞次相衔, 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 外漆打马油, 光莹可鉴。舟设三层, 傍作小窗, 各置铜铳其中。桅下有巨铁炮，长二丈余，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今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

（福建总兵朱文达言）：“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以撄其锋。”

池浴德《怀音记》
（夷船）十倍戎艘，内格三层，外附铁板，铜铳金刀，精利甲于被边......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禽业。

[8]. 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P51-P65。

[9]. 陈希育：《清代中国的远洋帆船业》,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

[10].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 林联华：《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研究》,福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 穆戴安（ Dian Murray ）著,刘平译：《华南海盗 1790-1810》（"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3]. 刘波：《清代前期广东造船业的发展》,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