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处理国政上说，明宪宗到底昏君还是明君？

这个回答本来想继续添加内容重新整理一下的，但是原回答就已经够长了，实在不太方便再去修改、添加。

对于明宪宗，最近还在继续啃《宪宗实录》（已到成化五年），我打算根据实录将成化朝的历史事件一点点地写成文章。

每篇文章为实录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内容，不管有没有人看，都将会一如既往地写下去，作为我读完成化朝二十三年实录的动力，这是一项长期抗战：

终于回家了，先小小地更新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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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明宪宗朱见深本人和他身边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太监厂花汪直及成化年间的历史都很有兴趣，所以最近都在自己标点、细读《宪宗实录》，当然，我没那么多功夫，对于祭天、登极、大赦天下、尊太后、皇帝大婚、群臣上贺表等等又臭又长的段落，就直接略过了，碰巧刷知乎的时候意外看到这个问题，本着学习的心态点进来，看了高票几个回答，不禁大失所望，这不是我想要的回答啊！！！

首先，题主所提的问题是“单从处理国政上说，明宪宗到底昏君还是明君？”

以“皇帝担心天象不利于国家，钦天监就以陕西饥荒饿死百姓为国家挡灾来宽慰圣心，以至龙颜大悦”来作为回答。进而似乎得出了皇帝不在乎百姓生命，不尊重人权？所以是个昏君？

史料没问题，翻译也没问题，分析更没问题，但是这似乎不能很好地回答本问题吧？

如果以在不在乎百姓生死、尊不尊重百姓人权来评判古代皇帝之昏庸贤明与否，那将毫无意义！

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是皇帝。

秦始皇伐六国，一统天下，修长城、建驰道，死者以百万计，他在乎百姓生死吗？

汉武帝征匈奴，收交阯、辽东，开疆拓土数千里，死在征途的军民又该有多少？

几千年的古代中国史，有几个统治者、贵族、豪强、官僚、士绅真把百姓的生命当回事的？在99.99%“肉食者”心中，都只是将老百姓视为一种资源，和土地、牛羊、矿产并无任何分别，统治者即所谓的“牧民者”，或许只有朱元璋曾经略微把老百姓当做人看过，但和他的朱家子孙、大明天下相比，百姓也是可以牺牲的。

牧民者和牧羊者其实并无二致：羊（民）少的时候，当然是要鼓励生育、促进生产，进而为牧羊者（牧民者）创造更多的财富，有脑子的牧羊者（牧民者）也是爱羊（民）的，死了羊（民）也是很心疼的，都是资源都是财富啊。可一旦圈里的羊（民）太多以致于羊圈（国家）无法承受，进而灾害、动乱频频时，又恨不得多死些羊（民），好空出地方，这样羊圈（国家）才能安稳。尤其是对于古代较为迷信的牧羊者（古代统治者）来说，如果饿死些羊（民）能为羊圈（国家）挡灾，那他能不高兴么？

如果单从处理国政上来看，就不能以现代人权至上的观念来评判古代皇帝是贤明还是昏庸，讲真，从夏至清，诸多帝王将相们，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反动的奴隶主、封建大地主，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同样也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标准来，只可能一锤子锤死，那还研究个蛋。

就本问题而言，要从处理国政上评判明宪宗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无非就是看他的文治武功。

文治即朱见深治下的大明王朝，统治是否安定、稳固，百姓是否安居乐业；

武功即对内平叛、对外战争是否胜利，国家是陷城失地还是开疆拓土。

我个人认为，在处理国政上，宪宗好与不好的地方都很多，例如重军事，知人善任，快速稳定烽烟四起、危在旦夕的大明，大败北虏鞑靼，收复河套，成化犁庭，重创建虏，是他好的或者说有为的一方面；滥用厂卫、亲信太监、大开皇庄、过度奢侈等等是他坏的一方面。

而且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各个阶段并不一样，总体是前期好的地方多，而后期弊政增多，目前我只梳理到成化三年，先期就写到成化三年十二月。

考虑到宪宗曾有“成化犁庭”之事，我将仅以《宪宗实录》为基础，而不考虑《明史》，并参考《国榷》，从天顺八年正月朱见深登基为皇帝开始，详细分析史料，尽量客观地从治国理政上评判朱见深。

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八年（西元1464年）正月十六日宾天，其子朱见深于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七周岁。

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讳见深，英宗睿皇帝之长子，母今圣慈仁寿太皇太皇太后，于丁卯十一月二日生，......，天顺丁丑，英宗睿皇帝为众所拥戴复辟，废景泰帝仍为郕王，复立上为皇太子。上初名见深，至是更名见濡，诏书失写，其故颁行天下，人皆惊相问，曰此非向所立太子乎，何名之不同也，盖上为天下人心归向久唉。

朱见深其实是个相当悲催的人，他有个极不靠谱的父亲朱祁镇，曾一举将大明朝送到了悬崖边上、地狱门口，朱祁镇自己则来了个草原一年游，而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也随之被废。

后来朱祁镇时来运转，因为一群投机者而复辟成功，又当了皇帝，接着便恢复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其实朱见深这个太子之位，在这时候还真不需要朱祁镇来恢复，朱祁钰病重，儿子也死了，一旦归天，太后尚在，于谦一心为国，这时候还有谁比朱见深更有资格继承皇位？朱见深其实只需安心等待叔叔朱祁钰驾崩，按部就班地接过皇位即可。

好了，这个不靠谱的老爹又回来了，“朱见深”也改名成了“朱见濡”，没想到诏书还给写错了，结果修《明史》的一帮人也跟着错，导致已经更名为“朱见濡”的他，在几百年来一直被误叫做“朱见深”。

悲催的朱见深又熬了七八年，那个祸国殃民的老爹终于撒手西去，只留下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其实朱见深这时候也不过才十七周岁，和明末的朱由检其实差不多，遇到的局面也颇有几分相似，都是内忧外患，烽烟四起。

天顺末年至成化初年，大明朝遍地饿殍，揭竿而起的流民及趁势作乱的盗贼达百万之众，几乎涵盖大明朝所有的省份，尤其是两广、四川、湖广四省，皆不是小打小闹，抢掠人口财物、截杀官吏百姓乃至攻城拔寨，都不在话下；而河套地区的鞑靼人也不断犯边，逐渐占据了河套，且南下的蒙古军队规模越来越大，严重威胁明朝的统治；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也趁势作乱，大肆杀戮、抢掠钱财、人口、生畜，辽东百姓深受其害......

先看明宪宗朱见深从其父朱祁镇手上接过的大明朝是个什么情况，以及他是如何处置的：

两广：

天顺八年正月，戊寅（正月二十五日），广西都指挥佥事邢斌等奏：天顺七年十一月，柳庆蛮贼觇我大军俱会梧州，乘虚拥众攻劫上林县村社四十余处，杀虏男妇五百余人，马牛财畜无算。今桂林、平乐等府，荔浦、富川等县，贼巢遍地，民不聊生，虽有哨守分捕等官兵，少猝难应御事，下兵部，请移文总兵官泰宁侯陈泾等，严督所在官军固守城池，仍选将调兵往彼征剿，若广东贼已诛灭，速旋师广西捕贼安民，从之。


壬午（正月二十九日），先是，天顺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时緫兵官泰宁侯陈泾驻兵城中，会太监朱详、巡按御史吴璘、按察司副使周璹、佥事董应轸、布政司右参议陆祯、都指挥杜衡、翟政、土官都指挥岑瑛等于城中议调兵，是夜三更，贼驾梯上城，泾等不之觉，贼遂入府治，劫官库，放罪囚，杀死军民无数，大掠城中，执副使周璹为质，杀死训导任璩，泾等拥兵自卫，不敢发一矢，随军器械并备赏银货等物皆为贼所有，致仕布政宋钦时家居，挺身出，以大义谕贼，为所害。黎明，贼声言官军莫或动，动则杀周副使，泾等乃遣人与贼讲角□，羊晡时纵之出城，贼既出，乃纵璹还时，官军数千，贼仅七百而已，至是，掌都司事都指挥邢斌奏始至。


上曰：梧州蕞尔小城，总兵、守镇、巡按、三司，俱拥重兵驻城中，乃为小贼所篾视，况遇大敌乎？尔兵部其区处之。


先是，天顺七年十一月，广西流贼夜入广东靖远卫城，守城官军弃城遁，贼毁城楼庐舍，纵狱囚杀驿丞钟奎，掠官民男妇及财畜凡三日始遁去，时佥事王鼎、都指挥佥事尹通在城中，不能拒御，至是，清远县知县谢智等奏始至。上命兵部勘实罪之。


敕广西总兵官泰宁侯陈泾等曰：今得广东守臣奏称贼势十分猖獗，约会尔等进兵往主梧州，久候不来，显是尔等不以地方贼情为重，迁延推托不肯会调军马，以致贼势日甚重，为广东祸患，似此玩法偷安纵贼殃民，本当重罪，但今正系杀贼之日，姑置不问，敕至尔等即当洗心涤虑，改悔前失，督调官军土兵人等，星驰前赴广东，会合剿贼，以靖地方，以赎违慢之罪，不许仍前延调致误事机，决不轻宥。

朱见深刚即皇帝位没几天，尚在正月里，两广、四川、陕西皆连告急的紧急奏疏就如雪片般飞来，多地都报有“蛮贼”、“番贼”造反，这可不是小打小闹，他们敢攻打重兵驻守的梧州城，更不把一般的府州县治及官军卫所当回事，杀知州，劫官库，放罪囚，残杀军民，掠官民男妇及财畜、军资等满载而归，官军甚至不敢发一矢。

朱见深对此的做法是：要么直接指出地方军政官员的过失、罪责，或是下兵部议，命察明原委，核实官员罪责，但往往都是高高拿起，而轻轻放下，并未真的重惩这些官员，“本当重罪，但今正系杀贼之日，姑置不问”，基本上就是在说：你们在天顺年间犯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也都记下了，我没当皇帝之前的事就姑且不管了，但你们从现在起，必须得给我好好办事！再像以前那样玩忽职守，决不轻饶！

另外，朱见深经常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只要你们认真办事，有功必赏，即使没有功劳，但只要你勤勉做事，也不会怪罪于你，而且他也确实是如此做的。

天顺八年二月庚寅（二月初七日），巡抚广东右佥都御史叶盛等奏：天顺七年十二月内，守备新会指挥李祐遇贼于河村，广西左参将范信遇贼于滕县野狸岭，奋击，败之，共斩首三百余级，追回被虏军民九百余人。


壬寅（二月十九日），巡抚广西右佥都御史吴祯，劾奏广西总兵官泰宁侯陈泾，会兵广东捕贼却乃潜回广西，闻贼屡陷城堡，略不为意事，下兵部方议，移文趣之，而泾亦奏自去冬以来，山洞蛮贼啸聚纵横，四出桂林等府，境内乡村寨堡屡被焚毁杀掠，又攻陷陆川县治，杀死吏民，如入无人之境，盖此贼觇知官军俱会左江，而右江一带空虚无备，今宜令左参将范信等会兵东征，右参将孙麒仍回宾柳保障。 上以御贼事已尝，降敕督责，而泾奏词若是，仍下兵部审处之。


天顺八年三月丙辰（三月初三日），广西蛮贼入梧州北流等县杀虏人口。


戊午（三月初五日），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毛吉为本司副使。 先是，广东总兵官欧信奏吉分巡岭东道，程乡县境贼首曾玉、杨四据石坑峒、谢茔据龙归洞、杨辉据上宝龙、下宝龙，累年，纠合福建上杭、江西安远等处贼流，劫福建之上杭、武平、广东之长乐、兴宁、龙川等县境，又攻破安远县治。吉至，调土兵，募勇士，躬抵贼巢，破石坑峒，斩曾玉，擒杨四，又破龙归峒及上下宝龙，斩谢茔、擒杨辉等，计先后斩获共一千四百二十七级，出奇制胜，功有可嘉，奏上下于所司久之，至是，又以剿广西流贼有功疏上，上特旨升吉为副使，且赐敕曰：朕惟朝廷设置官司，本为安餋斯民，近两广贼寇猖獗，民被荼毒，而彼居官任职者，往往坐视不救，甚至以推奸避事为能，朝廷虽知其故，姑为宽容，期收后效，是以缓其诛责，惟尔以佥事分巡地方，累次督兵擒杀贼众，功勤显著，朕甚嘉焉，使人人效力如此，贼寇何患不平，今特升尔副使之职，仍赐敕奖谕，尔其益加奋励，用心杀贼，凡有剿贼安民良策，悉听尔公同守镇等官计议，从宜施行，事体重者具奏处置，尔宜深体朝廷升用之意，殚心竭力，以平贼寇，以靖地方，功成之日，别有升赏，如或始勤，终怠事无成功，朕不尔贷其免之。


甲戌（三月二十一日），广西流贼入广东界，劫虏肇庆之新兴、阳江及雷廉高州等处吏民财畜，仍围困城池，经年未散，巡抚都御史叶盛及副总兵欧信、广西总兵官陈泾及巡按三司等官调官军土兵击之，斩获首从贼二百八十级，夺回被虏千户赵箎、吴能知县陈谅，及官吏军民男妇八百五十余名口，阳江县铜印一颗。


天顺八年夏四月癸未，朔（四月初一日），广西流贼入广东石康等县，杀乌家驿驿丞林安等，执海北盐课提举司提举邹贤、翁良等，并劫虏官民男妇共四百二十余名口，劫去海北盐课提举司石康盐仓乌家白石驿印四颗。


天顺八年六月乙酉（六月初三日），广西指挥舒镛，哨守荔浦、修仁等县地方，科取猺獞之归化者财物，遂复为乱，巡抚都御史吴祯等抚平之，以状闻命，逮治镛而追其赃给主。


辛丑（六月十九日），以剿平蛮贼功，赏在京及两广等处官军钞币布绢有差。


成化元年正月辛酉（正月十三日），巡抚两广右佥都御史吴祯奏广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众四万，攻劫上林长官司，既而又杀土官岑志威，灭其族，劫其印，占据其境土，虽经兵部移文，累令抚治，豹恃顽不服，事下兵部，言豹强犷如此，不旱为之，所恐贻边患，宜行祯等可抚则抚，否则调兵擒捕，明正典刑，从之。

成化元年正月，朝廷决意大举征讨两广蛮贼：

甲子（正月十六日），命中军都督同知赵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右都督和勇，充游击将军，浙江布政司左参政韩雍，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往征两广蛮贼。


先是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朝远奏广西流贼越过广东界，十郡疆域，残毁过半，田亩荒芜，遗骸遍野，余民无几，道路几无人行，兵力衰微，民情惶惑，今贼徒日益延蔓，过广东者已至江西，在广西者又越湖广。虽两广各有总兵欧信、范信、巡抚都御史吴祯等官，但地广贼众，力不能支，乞敕廷臣会议，别选谋勇名将及有威望大臣，委以重权，责其成效，庶或有济。
时副总兵范信亦会巡按三司等官奏称贼党众强，又多乘马，我军单弱，反止步队，猝于平地遇贼，步不足以当骑，自来官军取胜，全藉达（鞑）军骑射，乞调达（鞑）军，委都指挥廉忠统领，仍乞照广西事例，选卫所旗军有丁力者，优免余丁三名，令自备鞍马，协同达军征讨。
事下兵部，言两广地广贼众，而以都御史吴祯一人兼任两处地方，顾此失彼，初议调达（鞑）军，亦以祯偏执而止，今宜如朝远等言，会廷臣推举文武大臣各一员，假以总制、便宜之权，及达（鞑）官中可将者一人，选领达（鞑）军以往，事下多官议佥，举中军都督同知赵辅可兑总兵官，浙江左参政韩雍，素有才识，可提督两广军务，前军右都督和勇，可统两京达（鞑）军从征。上从之，故有是命。


辛未（正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王竑条上两广剿贼安民事宜：
一，两广之事，在此一举，赵辅、韩雍须假以赏罚重权，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辅等至彼，须审度贼情轻重缓急，事轻而缓，委三司官，谋勇可任者，分道守御；重而急者须躬亲率兵从事，欲于广西进兵，则先守浔州诸处要害贼奔之地，欲于广东攻贼，则先据贼之归路，务俾此贼进退无路，腹背受敌。
一，贼闻我军既集，恐深遁不出，须筑堡立栅，图为围困之计，不可輙称贼退民安即与班师。
一，须严戒军士，不得斩杀幼儿妇女及被胁来归之人以为功，仍宜榜谕胁从之人，愿复业者，曲加赈恤。
一，广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杀败蛮贼平定一村一寨者，即给与冠带，具奏量与官职，其两广境内官吏军民及致仕闲住等官，有谙破贼方略，许询访举用有功，一例升赏。
一，两广连年被贼扰害，民不聊生，今大军徂征，复累供给，其民间应买办解纳物料并清解军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粮银、商税、钞贯，乞暂停止。
凡军中钜细之务共二十余事，上俱允纳，敕令赵辅等施行之。

四川：

天顺八年正月，戊寅（正月二十五日），巡抚四川左佥都御史陈泰奏：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盗入广安州，毁公廨文卷，劫狱囚四十余人，杀知州柴良。上命该部议处之。


三月，庚辰（三月二十七日），四川强贼流劫铜梁、定远、内江、永川、荣昌等县，烧毁廨宇，劫放狱囚，虏杀官吏人民事闻。 上命镇守巡抚等官严督原委，三司官督同所在军卫有司量调官军民快剿捕之。


四月，乙酉（四月初三日），四川安岳县贼悟昇、何文让聚众攻掠州县，都指挥何洪等讨昇，斩之，文让等伏诛。


己丑（四月初七日），四川按察副使刘清偕都指挥刘雄率兵巡捕至罗江县遇盗，清避城中不出，雄为盗所杀，事闻，命巡按御史逮清及都司官治罪如律。


甲午（四月十二日），四川强贼入汉州德阳县，虏掠人财，烧毁公廨，劫放狱囚，杀死指挥夏正、刘演、千户彭珍。


己亥（四月十七日），敕：巡抚四川左佥都御史陈泰会同镇守右少监阎礼等访察四川都司，并所属卫所中选举廉能智勇官，俾管军政，仍督操军马，抚恤士卒，固守城池，遇有盗贼生发，即督官军相机抚捕，不许互相推调，因而纵贼殃民，仍令陈泰、阎礼督修城垣，未有者因地设置，坍塌者用工修筑，务在人不告劳事有成绩，且禁约所司官吏毋得乘机生事，科扰害人，若所在三司并军卫有司官敢有似前怠慢误事，害军虐民纵恶长奸者，宜从泰同巡按清军监察御史指实劾奏，必罪不宥。


辛亥（四月二十九日）：刑部司务朱贵奏：切见四川强寇猖獗，人民日夜惊惶，相率为逃避之计，兼以比年以来旱涝相仍，饥馑荐至，有司抚字无术，以致衣食不足，变伪滋生，始则鸠合为偷，既则蜂聚为寇，因而得计遂至滋蔓军卫有司交相蒙蔽，及至狼狈方始上闻，杀死军民十乃讳其七八，横行强寇百，但言其二三，皇上宥罪之诏虽颁，而彼怀疑之心未释，故退散则尚畏国法之诛，群聚则不免官军之捕，惟其进退之不堪，是以无籍而亡命，然欲消弭不过招安、追剿二途而已，乞于朝臣之中选其本土之人，忠信诚悫才智明达者一二人，使之赍捧纶音，亲诣巢穴宣布，皇仁指示生路，凡拖欠亏损岁办课役一切蠲免，仍令有司不得烦扰，则群寇之变，庶或可消，而军不必征调，民不必其戕害，奏入。


上命兵部会官计议以闻，于是尚书马昂等议，以贵所言有理，会举户科给事中童轩素有智谋，贵土人备悉夷情，乞敕轩、贵驰往四川，访贼所在，谕以朝廷恩威，安其反侧之心，散其胁从之党，如果革心悔过，待以不死，仍令所在官司蠲其徭役，不许欺扰，或别有意外之虞，仍会镇守巡抚等官计议行事，从之。


天顺八年十一月乙丑（十一月十六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曹英奏四川贼寇生发，虽有给事中童轩、司务朱贵奉敕抚谕，尚未宁靖，况今保宁等府、汉州、什邡等州县，并三水关等处，各报强贼千百成群，攻破县治，放囚劫库，杀掳军民，搜掠财畜，知县刘宣等亦为所害，又兼松潘等处，番蛮不靖，其原调贵州守备官军三千员名，乞勿听其取回，俟中外地方宁靖，然后发遣，事下兵部覆奏，从之。

湖广：

天顺八年二月庚戌（二月二十七日），赞理军务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奏：先是，苗贼占据赤溪湳洞长官司，天顺七年十月，湖广总兵官李震、贵州副总兵李安，率兵分道进讨，十一月至赤溪湳洞长官司治所，合兵攻之，贼退守平坤寨，败之，追至清水江，擒斩贼首飞天侯苗老底额等六百四十余名颗，破其寨二百余处，贼徒走死，今已复长官司治，而地方宁，妥上下其事于所司，命计议之。


天顺八年十月庚寅（十月初十日），湖广平溪卫军李容伪称总兵官名号，紏集苗人，协助贼首，蒙能共谋不轨，事觉伏诛。

苗乱方止而荆襄流民似乎将要大爆发了：

天顺八年十一月癸丑（十一月初四日），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从巡抚都御史王俭之请员外置也。


戊午（十一月初九日），湖广会同县吏陈三清等十有四人逃入山岗，纠合贼首苗虫虾等作乱，其党苗金虎捕送军前巡抚都御史王俭以闻。上付法司议，拟诛之。

两广贼势蔓延至湖广南部：

成化元年正月壬子（正月初四日），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奏广西猺贼流劫湖南境，夜入桂阳州城，杀掠军民，千户樊珤弃城遁，千户王凤御之不克，死，总兵官李震等率军追及于临武县，力战败之，擒斩二千余级，追回被虏男妇一千七百余人，马牛二百余匹，贼今拥众约有万余，势甚猖獗，所至骚动，良由哨守指挥刘政等不加防遏，以致贼乘夜架梯登城，珤等失守城池，罪在不宥，总兵官李震等，后虽有杀贼之功，前不能无失守之罪，俱宜究问，震等亦以其事闻。 事下兵部，言湖广流贼，累移文俭等严兵讨捕，今势益滋蔓如此，盖其平居玩寇弛备，临事乃互相归咎饰非，虽有追斩微劳，仅足以赎误事之罪，乞敕责俭等协谋捍御，并核实战守将士功罪，以行赏罚。从之。

陕西：

天顺八年正月戊寅（正月二十五日），镇守陕西少监黄沁等奏：岷州管内熟番纠聚生番，屡焚毁寨堡，杀掠军民、财畜，乞调兵应援。上命巡抚右副都御史马昂，督守备岷州署都指挥佥事韩春等率军抚捕之。
四月己酉（四月二十七日），番贼入陕西岷州，劫掠人财，攻烧寨隘，杀伤官军无筭，日益猖獗。 上敕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令亲诣地方，督同守备管粮分巡等官，议调官军土兵分守要害以备之，仍令审视贼情，差人赍榜，以谕改过迁善不死之，信有畏威向化者即从容诱出之，仍设法擒挐首犯，毋令余贼惊变，如果冥顽不服即严督官军剿捕，务在尽绝，以除地方之害，其烧毁寨隘，俱令修完，拨军防守，毋或怠玩。
庚戌（四月二十八日），甘肃总兵官宣城伯卫頴等奏：率领官军剿杀马吉思冬沙等簇为恶番贼，生擒男妇八口，斩获首级一百三十六颗，耳记五十五副，获贼军器盔甲刀剑弓箭称是。

山西宣大：

天顺八年七月乙亥（七月二十四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言：山西大同境内，自春不雨至今，二麦已无收，秋禾复大半槁死，人民恐至饥窘失所，况边报日夕不绝，外虞亦不可不防，宜敕巡抚官加意抚安堤备，以免逃移，以固藩篱。 上曰：卿等虑是，凡事当先有备则无患，外寇犹邪气，边境饥则乘虚以入，善摄生者，正宜谨之。

京畿：

天顺八年四月，乙未（四月十三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昂等奏：近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处直抵南京一带，水陆二路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劫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商旅不通，甚至杀伤人命，无所忌惮，所在巡捕官，略不加意缉捕，禁令废弛，莫此为甚，乞行沿途一带官司专委老成官，率领旗军机兵民快人等，分巡要害，用心访缉，遇有贼盗出劫，务多方设策擒拿鞫问，赃仗明白具奏处治，不许坐视重贻民患，庶法令严而人知警惧，上以为然。

关于北虏（鞑靼、瓦剌）：

天顺八年九月壬子（九月初二日），宣府总兵官都督同知颜彪奏：近得边报，朵颜卫奄颜帖木儿，称有孛来人马六万，从大同进贡，及称瓦剌扯只八拥众七万欲与孛来讎（仇）杀，恐有声东击西之谋 。 上敕沿边将帅、镇守、巡抚等官严加堤备，及敕在京总兵等官整饬军马以听调用。


壬戌（九月十二日），镇守独石、马营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佥事黄瑄等奏：胡寇出没不常，近据谍报，孛来领众六万往征瓦剌，回则欲寇我边，事下兵部覆奏，请移文各边镇巡等官，佥议御寇方略及整兵以固边方守备。从之。


天顺八年十月甲申（十月初四日），巡抚辽东左佥都御史滕昭奏定辽、广宁等卫十一仓粮储，多者仅支一岁，少者数月，猝有警急，难于供饷，请以边库见贮折粮并赃罚市马银共六万一千两、各色布绢一万二千六百余匹、籴粮收贮，并折官军俸粮，仍乞长芦淮浙在官盐课计五十五万六千余引，给散诸仓，召商中纳以备缓急支用，从之。


乙酉（十月初五日），巡抚辽东左佥都御史藤昭奏：建州女真传报，孛来领众五万欲寇边。 上敕沿边守臣曰：自九月以来，辽东屡奏贼虏近边，中间必有侵犯之举，敕至尔总兵等官同心计议方略，申严号令，行属一体，整搠军马，以逸待劳，时遣人四远哨探贼踪、人马众寡，庶可相机行事，若贼入境侵犯，彼寡即领兵截杀，彼众宜坚壁清野，使野无所掠，乘其蔽而击之，如须官兵策应，即星驰奏报以凭调遣，务在料敌制胜，不可堕其计中，慎之，慎之。


己亥（十月十九日），辽东总兵官武安侯郑宏奏谍报：孛来拥众三万余，紏合朵颜三卫残寇，欲来侵边。 上敕沿边诸将曰：即今秋深草枯，正宜烧荒，以便瞭望，尔等可如年例，分遣官军出境，乘风举火，凡贼经行出没之处，尽行烧了，以破其潜伏之计，仍先遣夜不收之警敏者，四远哨探，相机进止，务在密切，毋致误事，慎之慎之！


天顺八年十一月乙卯（十一月初六日），宣府总兵官都督同知颜彪等奏，洗马林地方，达（鞑）贼数千聚散近边，敕各边总兵、参将、守备等官严加堤备。


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十二月十三日），命都督同知张钦，统团操官军七千，往居庸关，防候孛来进贡使臣。 甲午（十二月十五日），命都督佥事李杲充总兵官，佩靖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

关于辽东建虏：

天顺八年四月乙未（四月十三日），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遇有建州等卫女真到边，湏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务在抚驭得宜，防闲周密，以绝奸究之谋，毋或生事阻当，致失夷情及纵令窥瞰，引起边患。


天顺八年十月乙巳（十月二十五日），会昌侯孙继宗、吏部尚书王翱等议奏：自古抚驭外夷，来则嘉其慕义，固不厌其多而拒之，亦不病其少而招之，今野人女真，僻在东荒，永乐间相率归附，时月有期，名数有限，近年络绎不绝，动以千计，彼所贪得者，宴赏之优厚，而豺狼之心，亦何厌之有哉，若不限其来数，中国劳费实多，限之太狭，则失其向化之心，合酌量事体，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从之。

明宪宗朱见深相当重视军事和武备：

朱见深很重视北方边地军事，上任伊始便开始大幅调动地方巡抚、总兵，先将在甘肃、辽东、宣府、延绥、蓟州、大同等九边重镇常年驻守却毫无政绩的庸官、庸将调回，几乎是一把全撸了：

壬申（三月十九日），召甘肃总兵官宣城伯卫頴、辽东总兵官成山伯王琮、宣府总兵官海宁伯董兴、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张钦、蓟州等处总兵官都指挥佥事马荣、分守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盛广、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胡本惠、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徐瑄、巡抚宣府左佥都御史李匡还，从兵部会多官议给事中金绅建言，择重臣以备边患事，以頴等九人在边年久声誉无闻故也。

并重新任命文武重臣镇守：

复都督佥事郭登定襄伯，命佩平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甘肃；命武安侯郑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辽东；都督同知颜彪佩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宣府；都指挥同知张杰升署右军都督佥事，佩靖虏副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延绥；修武伯沈煜充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都指挥佥事李英，充右参将，分守大同西路；起复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滕昭巡抚辽东；改南京右佥都御史李秉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升兵科都给事中徐廷章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

并分别告诫、勉励文武诸臣：

敕登等曰：今特命尔等佩印充总兵官镇守地方，整饬边备，申严号令，练抚士卒，振作军威，遇有贼寇相机战守，凡一应军机之事，须与镇守巡抚等官从长计议停当而行，务在同心协力济理边务，不许偏私执柪，乖方误事，及科扰克害致人嗟怨，尔其敬之慎之。 敕诏等曰：今特命尔巡抚地方，训阅军马，整饬边务，抚恤士卒，防御贼寇，务要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治固完，屯田粮草督理充足，禁约管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科克下人及役占军余、私营家产，违者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奏闻，区处一应军务事情，听尔从宜处置，该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者须从长计议而行，尔宜劳心殚虑，输诚效忠，勉尔任使其敬之慎之。

重赏边关将士：

天顺八年四月，壬子（四月三十日），赏守边官军自辽东至甘肃等处计银七十六万六千二百两有奇。


十月癸巳（十月十三日），赐宣府独石诸城堡官军毛袄凡三千七百四十寻，又赐大同守墩官军毛袄凡一千五百七十有奇。


上曰：穷边冱寒，兵士尤苦，故于常例外赐以毛衣，其他边障不得援以为例。

整顿大明军队，编练新军，重视武备，立武举法：

庚寅（四月初八日），敕继宗等曰：朕惟国家以武备为重，武备以练习为先，今于五军、神机、三千营选拔壮勇官军一十二万，分为一十二营，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营团操，时命尔等同太监刘永诚总管提督，必湏严纪律，整部伍，坚利器，械鲜明盔甲如法，演习武艺，以备调用，坐营官员不许虚应故事，如有偏私违拗违犯号令，及科歛役占军士者，指实参奏黜罚，其五军、神机、三千大营存留军马，尔等仍照旧提督操练，以备战守，尚其勉副朕怀，毋怠毋忽，故谕。


壬辰（四月初十日），都督佥事赵辅奏，五军、三千、神机等营，原选一等官军团操，其奋武等十二营监枪内臣十二员，乞注定职名，令赴该营监枪，上注太监周中奋武营，右少监王亨耀武营，太监唐慎练武营，右少监林贵奉显武营，太监张温敢武营，右少监赵永果武营，奉御郑达效勇营，右少监来童鼓勇营，右副使高廉立威营，奉御王璇伸威营，右副使张璘扬威营，奉御张绅振威营，仍命太监刘永诚与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提督操练。


己亥（四月十七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奏五军、三千、神机等营官军多缺马骑，操恐误调用。上命兵部行太仆寺拣选堪中者给之，五军营三千匹，三千营二千五百匹，神机营一千五百匹。　


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奏：遂安伯陈韶沮挠军务，上命三法司锦衣卫于午门前会鞫之，罢其所管军务。


且谕之曰：兵政国家重事，今选用尔等坐营操练军士，务令武艺精熟，不许虚应故事，亦不许役占剥削，总管提督官时常比较戒约，若无成效及有违犯者，定黜罚不宥。


戊子（六月初六日），兵部臣奏：冠带闲住右布政王亮献平虏三策五计及布阵图机，并持剑法，事下臣等会同三营总兵、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于大教场试验其三策，固为有理，其五计惟可守城，独持剑法可用。 上以亮年老，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令致仕，其持剑法令造与在京官军操用。


乙巳（六月二十三日），以抚宁伯朱永总管神机营军马，升都督佥事赵辅为都督同知，同理军务。 天顺八年七月甲戌（七月二十三日），命选牧马一万匹赴京团养，以备调用。


辛巳（七月三十日），召甘肃总兵官定襄伯郭登还京，总管神机营，抚宁伯朱永荐登博通经史，素多筹略，征麓川镇、大同多著勋绩，方今有事之秋，宜膺大将之寄，乞取回代臣总管神机营。 上曰：登，宿将，有重望，用之于外，诚不若用之于内，卿能举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登还。


敕定西侯蒋琬佩平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甘肃。


天顺八年八月甲申（八月初三日），都督同知赵辅上战车制，其略曰：古之用兵者，必有车战，则以为阵，行则以为营，兵器糗粮悉载于此，故用兵之利，莫若战车，上自三代，下及汉晋唐宋以是，取胜者历有可验，今器械之制既已精严，独战车之法缺，而不讲臣窃歉焉，盖胡虏之所恃者，弓马而已，战车之用，诚足以避箭拒马，况我朝火器铳炮，古所未有，用得其法，则虏之弓矢弗能当也，然用铳炮者必须蔽其身，以壮其胆，然后发而必中，若以战车及见用鹿角互相为用，则所向无敌矣，臣今所献车制，即如民间小车，但前增三面木板，广一丈二尺，高六尺，绘飞龙兽面，上为小窗，下虗铳眼，三面阁矛头，每车一辆，占地一丈二尺，设若用车千辆，一面二百五十，约袤一里，二百四十余步，以四面计之，共约六里有奇，或遇险阻，亦可辍之而过，战则外拒为阵，止则方直为营，马不得冲阵，人有所遮蔽，士心安闻，锐气百倍，卒然遇敌，火器迅发，使虏来有所拒，去则中伤，我乃奇兵突出，夹而击之，此诚万全之策也，况今步军辎重必用小车，莫若因其利而利之。疏奏下兵部议之。


工部尚书白圭奏：各局军器，正统、天顺间，例于成造完日，遣科道官各一员，同本部正官，按季试验，务在鲜明，坚致不如式者罪之，迩者诸局因循以往年，边陲急用兵器，未经试验为解，恐玩法之徒遂无所惧，非惟器不足用，而财役亦为虚费，请申明旧制，造完仍令本部会同科道验之，凡器用不精及侵渔物料私役卖放工匠者，必寘之法，则人知所畏，而器得其精矣。


上曰：军器，战守所资，诚为重事，今后敢有似前造作不精及侵渔物料卖放工匠者，必重罪不宥。


天顺八年十月庚子（十月二十日），命定襄伯郭登充神机营总兵官，兼理中军都督府事，抚宁伯朱永专总三千营。


甲辰（十月二十四日），立武举法。凡天下贡举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后果能运筹、奋勇克敌建功，仍听各该领军总兵等官核实，请命升擢，从太仆寺少卿李侃言，兵部折衷覆奏，以为取士之法也。

明宪宗朱见深拨乱反正，处置前朝遗留问题。包括处置天顺年间遗留下的奸倖之臣、对天顺年间重大事件予以盖棺论定、平反遭受冤屈的忠良之臣、召回并赦免被英宗朱祁镇及其亲信所贬谪、迫害的文武大臣：

天顺八年壬午（正月二十九日），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同知门达、指挥同知郭英、陈纲、指挥佥事吕贵，俱调贵州边卫，达都匀，英安南，纲赤水，贵平越。


天顺八年二月丙申（二月十三日），贵州都句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门达有罪，论斩。 上命达坐斩，如所拟律，追其家私，以万计，其党指挥张山，同谋杀人罪，如之。其余都指挥牛循、聂恿、千户陈琏、侯爵百户李瑗、叚祥、陈让、包原、杨旬、门达及达子序班升侄千户清婿、指挥杨观等俱谪戍、降调有差。


天顺八年六月癸未，朔（六月初一日），监察御史白侃言，天顺初年，御史劾奏石亨等罪，反为所挤，调都御史耿九畴及掌道御史周宾等外任，而张鹏、杨宣充军，又因罪九畴，而调其子翰林检讨裕于外，其后言官多有坐事谪调，今亨等败露被诛，乞将各官取回听用。 上曰：鹏等既为权奸所陷，吏部其即复其官。于是吏部覆奏，杨宣、张鹏先已取用，耿裕实以父九畴连及，宜并取用，从之。


天顺八年八月壬午朔（八月初一日），革正冒报迎驾功都指挥等官周淮等及旗舍等三十四员名各复原卫职役。


天顺八年十月丙申（十月十六日），升束鹿县知县盛颙为邵武府知府，慱罗县知县邵铜为温州府知府，衡山县知县郑冕为衡州府知府，襄阳县知县李人仪为荆州府知府。颙等先任御史，以劾石亨坐贬，在官抚字有方，守臣请超迁之，以彰忠直。


上曰：颙等以直谏为权要所排，又善于其职，其悉予大郡，以为人臣奉职者劝。


乙巳（十月二十五日），复定州判官耿裕为翰林院检讨，裕先以父都御史九畴为权奸所诬调官，至是言官白其诬，故令复职。 复监察御史张鹏官，鹏先以劾石亨谪戍广西南丹卫，至是言官白其诬，乃复任。

朱祁镇在位时，御史张鹏等人弹劾石亨、曹吉祥，石亨等人认为九畴实是主使者，于是同张鹏一同被贬。

朱见深不好的一方面：

1、似有过度重用、乃至包庇勋戚武将之嫌（在不少文臣看来），但亦可以说此举乃是抓大放小，并有意扶持、拔高武将，以平衡自明中期以来逐渐势大的文臣。

天顺八年四月辛亥（四月二十九日），定西侯蒋琬为叔父让奏其侵占家财，并讦其当国恤时娶妾挟妓事，琬上奏自理因讦让兄指挥谦怨谤朝廷，又教其弟诬奏害已事。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宾等请逮琬等问状，命置琬先鞫谦等，狱成，皆有罪，诏特宥琬。

天顺八年七月己卯（七月二十八日），兵科给事中秦崇言：兵戎国之大事，京师，天下之根本，宜并用文武以协心济事，今南京参赞机务则有尚书，各边同理军务则有都御史，而京营操练独委武臣，非所以慎谋猷重根本也，请简命文武大臣才望素著者一员，与诸总戎武臣协同，总督军务，以备缓急事，下兵部议，尚书马昂等谓正统己巳多事之秋，实尝命前少保兵部尚书于谦以总督军务之任，天顺改元，尽归各营，已敕太监刘永诚、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提督矣，今欲参用文臣，未敢专决。
上曰：姑置之。

辛巳（七月三十日），敕定西侯蒋琬佩平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甘肃。 天顺八年八月庚子（八月十九日），镇远侯顾淳以占夺田土事下狱，既而释之。

天顺八年九月壬戌（九月十二日），山东青州卫指挥康荣故勘平人（故勘平人：指官吏故意违法拷讯无罪之人）致死，都察院议如律，上宥其死，谪戍辽东边卫。

天顺八年十一月甲寅（十一月初五日），宣府右副总兵都督佥事张瑀包种田地、隐匿税粮、私役军人，为千户陈宣所奏，下巡按御史吴王扁核实以闻，都察院请究其罪。上以瑀初犯宥之，第命御史责其罪状，令即改正。

天顺八年十二月戊子（十二月初九日），安远侯柳景、宁阳侯陈润、丰润伯曹振、武进伯朱云、怀柔伯施荣、东宁伯焦寿、清平伯吴玺，以祖父旧禄俱被裁减，奏请如旧，户部言朝廷赐禄必论勋劳，今景等未有勋劳，如其祖父而妄请增禄，宜治其罪。
上曰：彼虽未有勋劳，然皆勋臣之裔，不给则已，奚罪焉，其宥之。

2、专宠万氏（？），废立皇后形同儿戏。

朱见深和年长其十七岁的万氏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或者说是不伦虐恋，可以说是大明十六帝中最大的绯闻和八卦了，几百年来一直为民间士人、百姓所津津乐道。

但从实录中来看，涉及到万氏的地方极少，其实直至目前为止，我并未从实录中看出朱见深是否专宠万氏，或者说有多宠爱万氏，但从其废立皇后形同儿戏来看，这宫闱之事，确实很有些诡异：

天顺八年五月庚午（五月十八日），礼部言大婚重事请遵英宗睿皇帝遗诏，择日奏告天地宗庙，遣官持官持节行礼，上曰：婚礼定期，朕心有所不安，其缓之。


甲戌（五月二十二日），襄王瞻墡奏：大行皇帝遗诏内言，嗣君以继承为重，婚礼不宜过期百日外，......，臣忝宗室遗老，不容无言，并进玉斝以备礼筵之用。 诏曰：王为国家至亲，劝朕早行婚礼，以遵遗命为孝，宜从所请，还写书报王。


是日礼部亦上言：皇上孝心纯笃不忍遽定大婚之期，然先帝遗诏拳拳以婚礼，不宜过期者，盖为祖宗嗣续计，为社稷生民根本计，况近者皇太后已降圣谕，亲王宗室复上劝章，诚不可以少缓，乞俯从臣等所请，俾得以按礼行事。


上曰：婚礼定期，朕本不忍遽行，今卿等祗奉先帝遗命，重以宗社生民大计为言，诚不可缓勉，从所请，其择日具仪以闻。


乙亥（五月二十三日），礼部奏钦天监选定择大婚礼日期，本年六月初九日奏告天地宗庙，六月十一日传制遣官持节行纳采问名礼，七月初七日传制遣官持节行纳吉纳徵告期礼，七月二十一日传制遣官持节行发册奉迎礼。 上从之。




辛巳（五月二十九日），升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为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以将册立中宫也。


天顺八年六月癸巳（六月十一日），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副使，持节行纳采问名礼，制曰：兹奉圣母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命，选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吴俊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


天顺八年七月戊午（七月初七日），命怀宁侯孙镗充正使，太子少保吏部尚书王翱，兵部尚书马昂，充副使，持节行纳吉、纳徵、告期礼，......


壬申（七月二十一日），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姚夔充副使，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皇后受册宝，自其第至大内行礼，皆如仪册，制曰：......


丙子（七月二十五日），命妇以册皇后诣慈懿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宫，上笺表贺。以册后礼成诏天下曰：婚姻正始人道所重，朕大婚之期，先帝有成命矣，......，昭告天地、宗庙，以天顺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册立吴氏为后，正位中宫，以共承宗祀，......


天顺八年八月癸卯（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后吴氏居于别馆。
初，上在东宫，英宗为择配，榜谕中外，分命中官往采得十二人，皆至，英宗亲选王氏、吴氏、柏氏三人，留于中宫，初意在今皇太后，会章皇后崩，既而英宗崩，左右窃有不利之疑，上即位 ，皇太后复命礼部榜谕京师，采择三人者仍在选，而立吴氏，王氏、柏氏皆入副宫。俄有旨，牛玉坏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狱，并吴熹鞫之，玉、熹皆太监也，玉辞，连后父都督同知俊，逮俊及其子雄下狱，狱词谓将立后时，玉以王氏非其所选，说太后欲易之，而俊、雄以玉尝选吴氏，因熹赂玉故，卒立为后，具以闻，上重其事，命多官集议，于是公、侯、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给事中、御史等官、孙继宗等皆谓吴氏系先帝所退，且有过，决不可共承宗祀，遂白太后废之。 敕谕后曰：朕惟皇后所以共承宗祀，表正六宫，非德性淳淑礼度闲习者，不足以当之，尔言动轻浮，礼度粗率，留心曲调，习为邪荡，将何以共承宗祀，表正六宫，其上皇后册宝，退处别宫。


仍谕文武群臣曰：朕勉遵先帝之命册立皇后，不意太监牛玉偏徇己私，朦胧将先帝在时选退吴氏于母后前，奏请立为皇后，朕观吴氏轻浮粗率，诗云：靡不有初，初尚不谨，何以尧终，朕负天下之重，处礼之变册立，中宫为风化之原，不幸所遇如此，岂得已哉？敷告群臣，悉予至意。 遂谪玉、熹南京孝陵种菜，俊戍登州卫，雄随之，后立朱踰月而废，当时传言，或谓后宫先有擅宠者，被后杖责，故及，然宫禁事秘，莫得而详，又谓有恶牛玉之专者，欲夺其权，有所承望，而然故罪独归于玉云。

《国榷》基本原封不动地照抄《宪宗实录》，不过谈迁加了段自己的点评：

谈迁曰：吴后废不以罪，且席未暖而长门之恨继之，归狱牛玉，玉诚专，欲擅轩龙之柄，义所不出也，入宫之妬，实才人万氏酿之，自来床簧之爱，人主溺其私，虽法拂无所关其口，然唐宋时犹有力争者，至国朝结盈廷之舌，将恕己谅主之说胜耶。

谈迁明白地说是因为万氏才导致吴后被废的。

宪宗的第一个皇后吴氏于天顺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被正式册立，八月二十二日即被废，前后刚好一个月，几乎是前几天还在大张旗鼓地预备、举行册封皇后的典礼仪式，突然转头就把皇后给废了！这不是开玩笑么！

据朱见深自己说，是因为太监牛玉弄虚作假，把先前已经被英宗退选的“吴氏”推到太后面前，立为了皇后，而且这个吴氏“言动轻浮，礼度粗率，留心曲调，习为邪荡”，根本不配当皇后。

接着就把牛玉、吴熹赶到南京种菜、把吴氏的父兄赶到登州站岗去了。

真是如此吗？实录里说，当时就有传言说是因为后宫有擅宠者被吴后杖责，惹怒了皇帝，到底如何呢？

不管怎么说，吴后被废了，没了皇后肯定不行，

天顺八年九月庚午（九月二十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上言：皇后上配 圣躬，恭承宗祀，表正六宫，母仪天下，系国家根本之重，其位不可久虚，伏望皇上遵依先帝遗命，册立贤淑，正位中宫。 上曰：卿等言是，但此事且当从缓。


甲戌（九月二十四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复言：天必有地为之配，阳必有阴为之对，君必有后以为之配对者，顺天地阴阳之道也，况先帝拳拳之命，不可有违，伏望皇上体先帝之心，顺天地阴阳之义，俯从臣等所请，早命所司涓吉具仪，册立中宫，以慰天下之望。


上曰：中宫不可虚位，卿等所言固为有理，但朕不幸遭此变故，不欲遽行，其缓之。

朱见深对大臣们的劝说百般推脱，直到实在躲不过去了，于是改立王氏为皇后：

戊寅（九月二十八日），敕谕礼部臣曰：朕之婚礼，先帝在时，已选定王氏，育于别宫，以待期矣，不意太监牛玉偏徇己私，朦胧奏请将选退吴氏复选为皇后，朕既察知其非，请命皇太后废黜吴氏，明正牛玉之罪，将以正家，诚有不得已者，朕方自省前误，心尚未宁，而文武群臣再三陈请，谓中宫正位不可久虚，义正辞切，朕难固拒，今勉从所请，仍遵先帝成命，册立王氏为皇后，所有合行礼仪，尔礼部会同翰林院斟酌举行，仍先择日以闻。 天顺八年十月癸未（十月初三日），敕授金吾左卫指挥使王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以将册立中宫也。


乙酉（十月初五日），起丙戌礼部上册立皇后行礼仪注一十月十二日行册立礼，......


壬辰（十月十二日），立王氏为皇后。


乙未（十月十五日），上御奉天殿以册立皇后，......

到这差不多也就糊弄过去了，罪过都是牛玉、吴熹等人的，谁知道这时候有几个不开窍的家伙跳出来，上了千五百字的长篇大论，说牛玉等人惩罚太轻，要论死：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十一月十七日），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二事，一曰明刑罚以正朝纲，臣等切惟人主之治天下者，在明号令、修纪纲、号令行，纲纪振，由人主操赏罚之柄也，苟赏罚不明则号令不行，欲求天下之治难矣，伏惟皇上嗣登大宝，初遵先帝遗命册立皇后，盖以继承宗祀为重，岂意贼臣牛玉大肆奸欺，横贪贿赂，朦胧进退，其意欲固宠于内，檀权于外，包藏祸心，深不可测，幸赖陛下圣明，废退吴氏，盖亦出于不得已也，然遇此大变，处此非常，朝野腾諠，中外骇听以为吴氏既退，则牛玉之罪必万死无疑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京全首领，夫牛玉故违先帝之命，其罪当死一也，谋立皇后，其罪当死二，也欺侮陛下，其罪当死三也，使陛下员废后之名，其罪当死四也，凡此四不韪者，人臣之大恶，而牛玉兼有之，明正典刑枭首街市，以明号令，以正纪纲可也，......

朱见深这么回复的：

上诏曰：牛玉坏大婚礼，众人无预，朝廷已有处分，徽等不知情，实妄言要誉，希求进用，令吏部俱调官远方，于是徽等俱调州判官，徽普安州，王渊茂州，朱宽潼川州，李翔宁州，李钧绥德州，奏草盖钧笔云。

朱见深说他们几个胡说八道，就是想博取名声，以图得到重用，于是就把他们全贬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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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务得失上说，明宪宗作为皇帝的确是可称作明君,虽然和所有君主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朱见濡是一位出色而有为的皇帝。

朱见濡在位期间,处理前朝大大小小的危机，对弊政加以䃼救,在階级、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外患猖獗而边防不振的局面下作出了适当的应对,使大明王朝安穏地度过了15世纪后半期,因此可称明君。

之前已有高赞答主指出了宪宗即位时国內民变,民众流亡的情況,因此我不再作更多陈述,在此我先陈述一下朱见濡的应对措施。

朱见濡初即帝位后便与诸大臣商谈,接收他们的意见,随后颁布诏令,革除㢣政,大赦天下。大赦诏令长达三千五百字,涉及到各个方面,现摘录其重要项目如下:

1.两广、湖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等处起义频生,民多为盗寇,多因官司采买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饥寒交迫、身不由己,故为盗贼。诏书到日,悉免其罪,听复旧业,户下拖欠税粮全数免去,并免杂泛差役三年以解民困。

2.天顺六年十二月以前军民人等所欠各项税款,悉于免除,天顺七年受灾税粮悉予免。改元时,税粮免去三成。

3.各处内外官员人等今后不得进贡马匹、花木、鸟兽、水陆品味及土物产以免加重生民负担。

4.各边军今后凡杀敌所获财物自行收用,不必入官,军官不得侵取,有阵亡病故者,朝廷出资支付棺木并送还本土下葬。

5.军民饥荒,有司不必申请,即行赈济,不力者罪。

6.各处民间纳粮田有水冲沙壅不堪耕者,上报所在官司勘实后,除免粮税。

7.天下军民近年以来,贫困已甚。各处一应造作,除修理城恒、仓库、运河等处,由各地方经中央批准者外,其馀各项造作,悉以停罢,以解军民之重困。各衙门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擅役,一文不许擅科,有违者重罪不饶。

8.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均要直言不隐,文一武官员有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不言者罪。

9.以上诸条事项,诏书到日,有司即便奉行,有延缓者以违制论,巡按御史察究问罪。

10.天顺元年有因奸党充军者，放回原籍为民;其正犯典刑，家属充军者皆赦免。房屋、田地入官者给还住种。因连坐复职调卫者，仍还原卫。

11.医士、厨役，乐工人等老不堪应役、无丁替代者，悉放为民，有司另行签䃼。

12.凡问讯囚犯，今后须依大明侓科制,照例采用运砖、做工、纳米等项发落，不许深文妄引參语，濫及无辜。

13.在京在外军民骑操、孳牧、原养、寄养马匹、马驹，有倒死、走失、亏欠、被盗等项，悉予免追。

由以上诏令可见,朱见濡着重于减少百姓负担,救济生民及抚慰官军等,在政策方针上作出了合适的应对,減轻階级矛盾,重振军队,也为成化一朝的统治方针奠定格局方向。

而在朝堂之上,朱见濡即位后便平反冤狱,打击奸臣。原本,在朱祁镇复辟后,先是用夺门诸奸邪之言,杀于谦、王文,清除景泰班底,继而石享、曹吉详共倾除有贞,终于酿成曹石之变。后期又倚重奸吏锦衣卫指挥使逯呆、门达监控群臣,深恐自己权位不稳,造成官场人心浮动不安,人人自危。当时锦衣卫官校为英宗耳目动辄陷害告奸，大兴冤獄,当英宗一死，革除锦衣卫的告讦之风便成为了所有官员的一致要求。此时逯呆已死,门达便首当其冲。

天顺时期门达权势什大，以至"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为能。"

门达以己之权势大兴冤獄，迫害者甚众: “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达发其事。绍宗被责让，余悉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纵。达治其事，皆下狱谪官。达以囚多，狱舍少，不能容，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报可。御史樊英、主事郑瑛犯赃罪。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达劾其徇私，亦下狱谪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有军士妻酝冤，会斋戒不为奏。达劾诸人蒙蔽，诏下达治。已，劾南京户部侍郎马谅，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老聩，皆罢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帝怒，命达遣官核，籍其赀，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臣等停俸，琬等谪县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挞军职，用军容迎送。御史杨琎按辽东，韩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达治，蕃、琪并荷校死。陕西督储参政娄良，湖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皆为校尉所发下狱。瑛守官无玷，不胜愤，自缢死，其他多遣戍。湖广诸生马云罪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达初欲行督责之术，其同列吕贵曰：“武臣不易犯，曹钦可鉴也。独文吏易裁耳。”达以为然，故文吏祸尤酷。”

门达更迫害有大恩于英宗的袁彬，而法司卻因门达权势甚大而不敢过问:“都指挥袁彬恃帝旧恩，不为达下。达深衔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诓人财，奏请下彬狱，论赎徒还职。有赵安者，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后谪戍铁岭卫，赦还，改府军前卫，有罪，下诏狱。达坐安改补府军由彬请托故，乃复捕彬，搒掠，诬彬受石亨、曹钦贿，用官木为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砖瓦，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军匠杨埙不平，击登闻鼓为彬讼冤，语侵达，诏并下达治。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至是，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埙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埙。”

对于门达的种种恶行，宪宗尚为太子时就目见耳闻，登基后便于天顺八年二月逮捕之。以都察院会同五府六部、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廷审，在审審后议斩。宪宗考虑到英宗的面子和新君即位应宽減天下罪过的传统改为流放广西充军谪守。

在审理门达的罪行的同时，宪宗亦顺势将英宗时期的锦衣卫众奸党一并问罪，锦衣卫指挥使张山、都指挥牛循、聂恿，千戶陈琏、百户李瑷、段祥、陈让、杨旬及门达之子门升、姪门清、婿杨观等人均被下狱，宪宗达拆毁门达私自在城西设置的锦衣卫狱。后又召回为人宽厚老成的袁彬掌锦衣卫事，袁彬一改前任率张权劳、罔财贿之风，任职日久而行事安静。

对于宪宗即位后谪奸任贤、革除告奸的一系列善政，文武大臣都是举朝称快，此举可谓是伸张正义，昭天理公道之于人心!

臣民见宪宗如此，自是受到鼓舞，于是纷纷向宪宗申诉平反，宪宗亦一一平反各项冤情。

天顺八年六月初一，监察御史白侃的一伤奏疏揭开了平反的序幕。奏疏提及掌道御史张鹏、周斌、御史杨瑄等人控告曹吉祥、石亨橫行不法，強夺民田等事，而曹吉祥石亨二人反而诬告张鹏等人是代宗时期权宦张永的从子，结党排陷为张永复仇。结果英宗不但不惩罪曹、石二人不法，反而下诸御史入狱，其冤屈不可谓不大。

宪宗见到白侃的奏疏后立刻批复道“鹏等既为权奸所陷，吏部其即复其官。”

其后几个月，监察御史赵敔又公开提出为于谦平反之事，宪宗对此大为感慨:“御史言是…… 朕在青宮，稔闻谦冤。盖谦实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慘，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于是立即为于谦平反，且特为于谦撰㝍祭文。其文曰:“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为于谦平反，是深得人心之举。当于谦被害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而这一祭文也一时为天下人所传诵。人们被压抑多年的情绪，开始申张，迸发。

在平反于谦后，与于谦同时被害的众多忠义之臣如都督同知范广、俞士侻、王文等人也同时被平反。其馀在天顺年间蒙受冤屈的官员也大都恢复职位。

在一系列的平反，加之政局安穏，政治风气由天顺时的緊张渐变成宽和后，朱见濡在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下了一道旨意，要求礼部商议为景泰皇帝复帝号并为其加谥，又令会所司重修朱祁玉陵寝。

而对于宪宗这一举措，以商辂为首的文武大臣群臣纷纷连名上表，极言景泰帝在位时的功绩，又将曹石等人伏诛称是英宗的醒悟，最后共拟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同月宪宗又在奉天门外举行景帝的加谥仪式，正式确立景帝的地位。

可以说，成化年间政局日渐安定，与宪宗平反冤案及为景泰皇帝加谥号这些深得人心的举措不无关係，难怪后世史书国榷对此事大加赞叹道“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

在宪宗平反冤案的同时，天顺年间的流民及民变问题又进一步扩大化，而首当其沖的就是大藤峡、荆襄的用兵问题。

宪宗于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二十九日便接到了广西都指挥使刑斌的奏章，报告梧州城被作乱的瑶人掠劫，城中大乱，财产物资也被瑶人抢劫一空后扬长而去。

而后在几个月內，广东广西地区又先后上报有流盗劫掠城县，杀害官吏人民。宪宗接报后下兵部议处对策，之后兵部尚书王竑上奏，说两广三司官进京贺万寿节，各官久在两广，熟知山川之险易，瑶人之虚实，可令其提出平灭动乱、安定地方之策，并各举骁勇智谋之将官。宪宗于是向兩广各官求策。两广官员都主张应以重兵压境捣破其据点。

宪宗于是在成化元年正月决定以十六万大军征伐瑶民动乱，宪宗拜中府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总兵官，以右都督和勇为游击将军，左佥都御史韩雍提督军务主持征伐。

值得一提的是，韩雍作为提督军务也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质司令在前一年才因为王伦一案而被贬，此时就又立即当此重任，这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爭议，而对此宪宗则全力支持韩雍主持出征，还专门给韩雍传下敕谕:“阃外事一听雍节制，敇将士得自署置，监司而下不用命者，辄以军法论，朕不中制。”

而韩雍也没令宪宗失望，很快就做出了成绩。韩雍其人负气果敢，才略过人，就任后很快就制定好用兵方略，他指出“贼已蔓延数千里，而所至与战，是自敝也。当全师直捣大藤峡。南可援高、肇、雷、廉；东可应南、韶；西可取柳、庆；北可断阳峒诸路。首尾相应，攻其腹心。巢穴既倾，余迎刃解耳。舍此不图，而分兵四出，贼益奔突，郡邑益残，所谓救火而嘘之也。”

进而断言“先人有夺人之心，兹行也必胜，我夺之矣” 众将对此策都称善，于是便以其策进兵大藤峡。

韩雍统兵于九月二十九日进至广西全州，往桂林挺进。在行军途中，为了严明记律，保证将士用命，韩雍将未能令行禁止的指挥李英等四人斩首，使全军都不敢有任何拖沓，自是纪律森严。

之后，韩雍将全军十六万人分兵五路，先取修仁，再攻荔浦，生擒斩首近万，平定两县。另外，此两县位于大藤峽地区北部，是官军进击大藤峽的必经之地，这里的瑶军被剪除后，前往大藤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十月，韩雍统兵至浔州府，访问当地父老关于大藤峽的具体情況，父老都认为大藤峽是天险，昜守难攻，劝告要小心行事:“十月至浔州，延问父老，皆曰“峡，天险，不可攻，宜以计困。”但韩雍则认为如不速战速决则会引致师老财匮“雍曰“峡延广六百馀里，安能使困？兵分则力弱，师老则财匮，贼何时得平？吾计决矣。”

韩雍当即出发，长驱直入至大滕峡口。此时韩雍于道旁突然发现有几十人自称儒生、里老的土民跪伏在道旁，表示愿为响㝵。韩雍一见立刻命左右官兵将其捆起斩首。卫士果然发现了这些人身有利刃，经刑讯后供认是刺客，这些人全数被韩雍肢解，分挂林中。

其后,韩雍根据大藤峡的山川形势的特点,令广东总兵官欧信、参将孙骐、高瑞等人将六万八千人并分兵五路,由象州、武宣由北向南推进;都指挥白全、杨屿、张刚、王屺等帅九万二千人等人兵分八路、从桂平、平南向北推进,自己和赵辅、和勇在南缐督战。參将孙震等人兵分两路,乘船从黔江上、下游两头入峽。另遣指挥潘铎等人分守大藤峡诸山隧口,以防瑶军突围。

成化元年十二月初一,韩雍指挥官军水陆并进,至南山,瑤军首领侯大苟已立木栅于南山,滚木、垒石、镖枪、箭矢,倾泄而下。韩雍督兵持团牌登山死战,大破之。一日之內,官军又连破石门、林峒、沙田、古营等地,火烧其巢。

瑶军见大势已去,纷纷逃住橫石塘及九层楼等山头。官军亦穷追进击而至,此时瑤民已重立木栅,据高临下进行抵抗。韩雍一面整军正面佯攻,引诱瑶民投石发矢,一面令死士绕道攀山,抢占瑶民防地后方制高点,瑶民腹背受敌,大败。

至此,韩雍先后攻破瑶寨三百二十四座,斩首万级,俘侯大苟內一千九百馀人,而瑶兵被官军驱赶坠山死者不计其数,取得大捷。战后,韩雍到达大藤峡的那条"大藤"旁,让兵士递上利斧,亲自斩掉大藤,改峽名为断藤峡,以夺瑶人之气,后又勒石记功而还。

此后,韩雍上奏建议设置郡县并派遣各处巡检、千户所，均得到批准采纳。于是改断藤峡设武靖州，命岑铎为知州，属浔州府。此后大军班师论功，升任韩雍左副都御史，封赵辅为武靖伯，子孙世袭。虽然瑶人作乱的馀波一直到成化七年才完全消除，但在这一役中瑶人武装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本营被捣破的瑶民已是无力再大规模作乱，可以有韩雍此次的出击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后來明廷又在当地设两广都御史、巡抚，新设州县管治，安定下两广的局势。

在兩广用兵之际，宪宗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在荆襄用兵，成化元年十月，兵科给事中袁恺上报湖广荆襄等处流民，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而深为民患。而当地总兵、御史、三司等官员无剿抚之策又坐视民患，宜各究治。但荆襄问题在天顺年间已有，数年间朝廷无所作为，今已为大患，要整治又谈何容昜?

早在天顺时期,就有一名叫杨英的锦衣卫千户上疏,说荆襄南阳一帶流民众多,內伏大奸大恶,如不早制,必有后患,建议"选良吏賑济,渐图所以散之,愿占籍者听,盗矿者宜绝外民以通。"而这项上报卻没有得到英宗的理会。

而在宪宗即位后先派出工部员外郎刘子钟到湖广布政司专职抚治荆襄流民，后又调河南布政使王恕往湖广抚治流民，但流民作乱之势始终难以平息。

朝廷在湖广地区抚治失败，而当地已有刘通、石龙等人挑旗称王，聚众数万人分为七屯，设国师、总兵、将军、国老、军师等名号，以梅溪寺为王府，实已成了一股气侯。朱见濡见此，实已非招抚可解決问题，在一轮廷议后便決定出兵剿灭当地叛乱。

成化元年十二月，宪宗拜抚宁伯朱永为靖虏将军、都督同知喜信、都督佥事鮑政为左、右參将，统率京营及山东班军一万五千人，以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主持作战，会同湖广都御史王俭、抚治荆襄都御史王恕、湖广总兵李震等合兵佂伐荆襄流民。

与此同时,宪宗又给兵部尚书王复(之前的兵部尚书王竑已致仕)下了一道敇谕,要求兵部全面筹划对荆襄的战事,又以荆襄用兵,命吏部让湖广、河南、陕西三省朝觐考察后急速回任,又采纳户部郎中王育的建议,开输纳例以筹军饷。

至成化二年正月初六,朱永等人已到达襄阳西南的南漳县(湖北今县),进入了流民活动区。据当地居民提供的情报,造反称汉王的流民首领刘通等人的巢穴就在万山之中的豆沙河一帶。朱永留镇南漳,白圭和太监唐慎、总兵李震、都御史王恕由南漳向西推进到潭头坪,并下令命少监林贵奉、參将喜信、都指挥王信自襄阳府房县进兵浪口河;抚治都御史王恕、都指挥刘清自谷城进兵㓊庭庙。对在豆沙河口的刘通进行合围。刘通等见官军势大,便分兵两路,刘通等领兵向西北宊围,欲往陝西,苗龙等向东南突围,欲往远安,但两路均受官兵遭遇。三月二十三日,刘通等在房县南的雁坪与都指挥田广等部遭遇。官军在古路口追及流民军,刘通子刘聪及副将苗虎阵亡,刘通等被团团围困于后岩山并最终败亡。

白圭后來上书报告这场战事,使战场情境现于眼前:"二十四日,贼据险悬架辊木垒石,各执枪牌器械以抗我师。臣与李震、王俭等攻其右、喜信、王信等击其左,鲍政等冲其中,刘清等袭其后,四面夹攻。贼下木石如雨,臣等往来督战,士卒争奋,攀崖涉涧,蚁附而前,缘木扪萝,鱼贯而进,尽锐鏖战,呼声震山谷。贼遂大败,追而击之,破其巢穴、焚其庐舍。生擒贼首刘通等二千五百七十余人,斩首二千五百六十余级,获贼属子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牛马驴骡一万一百八十有奇。

见濡得报后,降敇奖谕他调度有方,官军奋勇,但荆襄流民问题则尚未完全解決，直至数年后项忠第二次出剿荆襄方才平定动乱。而第二次出征的则是成化朝名臣，战功卓然的项忠。

成化六年下半年年间，宪宗又再收到关于荆襄动乱的消息，这次在荆襄地区帶头闹事的人的是自称太平王的李原，而归附在李原之下的流民已达几十几之众，这些人共分为一千一百屯，分別在竹山县与均州集结成势。这些流民四处作乱，据巡抚襄阳都御史杨 的题本称:“千万为群，树黄 ，劫狱囚，敌官军，非调诸路兵进讨，不能平灭”

只是前几年才平定过ㄧ次流民动乱，何故这一次又在荊襄发生动乱?原來是规模巨大的災情所致，整个成化五年冬至六年春期问各地都受了大災害，陕西平涼延庆等地累遭寇掠，家破人亡，转徙流离，困苦至极;两广盗攘尚存，疫疠大行;福建灾㫒迭见，淮南旱涝相交;南北兩直隶、河南、山东雨雪愆期，二麦槁死，而流入荆襄流民的流民卻达数十万人之巨。荆襄一帶在宋未元初经历大战乱，人家早已稀少，而当地自然环境经百馀年的复原，至成化时期已是自然资源丰富，大量良地实可开发耕种，而当地一帶的官府有司数量不足，对当地管控力弱，自是流民大量流入开发荆襄。而又有部份身強体壯的流民以荊襄为据地打家劫舍，造成动乱。

面对此等局面，地方官员卻又救振不力，災情未得善治，朱见濡只得连忙选派两京大臣分往各地考核政事，减免赋稅，黜罢不才官吏，又下令文武群臣修省过失。至于荊襄一帶，李原已树黄旗公然造反，明廷自然是兴兵剿灭。

成化六年十一月，宪宗命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荊襄军务，会湖广总兵李震，对荆襄叛乱进行第二次征剿。

这一次项忠带了二十五万蒙、汉、苗兵分八路向屯驻在竹山县官渡一帶的李原部和钧州龙潭涧一帶的小王洪部合围清剿。成化七年七月，项忠就已向宪宗报捷，李原、小王洪已被官军捕获，部众溃散，官军先后斩首一千余级，俘二万八千人，经核查户籍姓合而遣散的流民达九十二万八千人之巨。后几个月中，项忠又遣散流民五十万人，追捕李原余党共二百八十六人，斩首六百人，充军者共计三万五千佘人，荆襄一地宣告平定。

在这一次平定荊襄动乱后，宪宗接纳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派下左副都御史原杰处理荊襄事务，而处理方法则可见于原杰的奏本。原杰先是对荊襄一带所有民众进行造冊登记。经统计，有民共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四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口。然后，原杰又将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欲返回原籍者送返原籍，其馀九万六千多户均就地入籍，占旷土为业，向政府提供徭役赋税。

明廷又就当地行政建设的缺陷，以原杰会同湖广、河南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及都、布、按三司官员经实地视察后，拓广郧县县城，建立府治，定名郧阳府，下辖八县之地，其中有四县为新置县。同时，又在郧阳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建立官军据点。明廷又依原杰推荐选择良吏充任知府知县。

明廷在当地的这一布置无疑是成功的，终明之世当地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大动乱，而明廷又在这一地区每年增收一万四千四百石的粮税，对于荊襄的治理也成为明清两代安置流民的模式，这正是以成化时代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处理国內动乱的同时，宪宗对于边患的问题也没有放在一边，而首要的事务则是处理建州入寇。早在天顺年间董山等人已不停入寇辽东，累年掠劫人口财物深为边患。成化二年九月，宪宗由辽东总兵郑宏的题本中得知建州入寇开原庆云堡以西深入汉地大肆抢掠。

宪宗在得知警信后以左都御史李秉总督辽东军务，酌行剿抚。而李秉刚就任后就在凤凰山击破建州部，将在占据当地的女真人全数驱逐。董山只得连忙派人入贡表示服罪。三个月后宪宗即命锦衣卫都指挥使武忠前往辽东处理董山归顺事务，并招抚其他女真部族。经武忠交涉事务后，董山接受招抚并亲自与其他头目前往北京朝贡。但董山这人卻不是什么安分之人，在跟明廷一番讨价还价不成后，便扬言要回去纠合女真各部抢掠边境，这时的董山气焰当头，卻没料到自己已是大禍临头。当时有位叫高冈的礼部主事献上了两条计策，建议令赵辅、李秉等人将回程的董山扣在路上，同时选京营精锐佂剿建州。而李秉则提出可以先拘留下董山，但将同行家属十馀人放回劝说建州部众，如归还所掠人物，不再掠边则放还董山;如不从则进兵出击。

经宪宗同意后，李秉赵辅等人将董山等二百一十六人拘留在广宁，放返家属劝说建州部众。但另一批留在驿馆內的首领得知有变后竟是各持刀剑杀出驿馆，这些首领被明军截住，当场发生战斗，其中二十六人被明军斩杀，宪宗得报后知道谈判一事已不可能，遂決意进兵出剿。

宪宗拜赵辅为靖虏将军，左都御史、辽东总督李秉參赞军务出讨伐建州女真，九月二十日，明军分左、右哨五道各万骑从抚顺关出塞至十月初四初五日抵达建州本部。其后赵辅连战连捷:“生擒二十七人，斩首五十六级，俘获男妇二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五十二人并获其牛马器械，烧其庐舍。” “袭至朗家等寨，连战十余合，贼败，生擒六人，斩首一百二十五级，俘获男妇五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四十七人，又获其牛马器械并烧毁贼舍。”

“是月三十日至次日，追至五岭等处与贼交锋，攻战二十余合，贼溃，生擒一十八人，斩首六十四级，俘获男妇二十八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一十八人，又获其牛马，搜出敕书朝先国帖文及番书器械等件，贼舍俱焚之。”

“与贼大战三十余合，官军奋勇夹攻斩首九十七级，生擒一十人，获贼属男妇二十六人，夺回被掳男妇一百三十七人，并获牛马器杖等物。次日至十月初七日，连日官军四散搜捕直至摩天岭、松林子等处，遇贼，斩首三十七级，生擒二人，获贼属妇女三人，夺回被掳男妇五十八人，烧毁贼寨房屋千余间。”

“与贼交锋，转战数十合生擒十有四人斩首一百三十八级俘获男妇十有一人夺回被掳男妇二百五十三人”

“并力攻战，杀败贼众，生擒十七人，斩首一百二十一级俘获男妇五人，获其牛马器仗无数，焚其巢寨。”

另外朝鲜国王李瑈也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万人协助明军作战，擒二十余人，斩三百余人。

是役大捷，生擒、斩首千余人，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伏诛，董山被剮于京师。

其后，成化十五年十月，宪宗再讨不服明廷号令而扬言入寇的建州女真首领伏当加，拜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太监汪直监督军务，以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参赞军务，又命朝鲜国王李娎出兵夹击建州女真。

十一月，明军再分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建州部据险而守，但被官军四面夹攻，且又发轻骑焚其巢穴，女真人再次大败。是役明军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明军再度大捷。

两役下來，明军擒斩千七百级又诛杀建州部首领，致使建州女真元气大伤，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万历年间才回过气来，辽东边患终得平息。

另一方面，在征讨女真之间，宪宗还得再宿敌蒙古人的叛乱，这一次要征讨的是满俊之乱。

成化四年六月三十一日，陕西开城县蒙古人满俊作乱，这满俊是元朝时平涼万户巴丹的曾孙，巴丹及其部众于元亡后又被明廷安置在开城固原一帶并授以千戶，明朝官方对这些蒙古人称为“土达”。开城、固原一帶地方千里，水草丰茂，两宋时已是西夏重要据点。到了满俊这一代时，部众居于这塊游牧行猎之地已有数十年之久，时常在六盤山一帶劫行人、掠牛马，作恶多端。当时一名已致仕的都督张泰有牧场于六盤山，却被满俊连同一名叫张把腰的土达劫去牛羊上千，张泰把此事告到官府去，官府于是派人抓捕满俊。满俊得知消息后聚众抢劫苑马寺马匹逃至固原西北的石城，于石城相抗官军。

满俊又吸纳大量居住在边境的土达加入，成了规模，当地总兵吴琮、參将刘清得知后调兵征讨满俊。吴琮连日行军至石城，命令连夜抢攻。但当时明军未得体息，饥渴交加，极为疲惫，官军攻城不下，阵亡二百多人。

宪宗得报后派项忠总督军务，以都督同知刘玉为平虏副将军，调京营及延绥、宁夏、甘涼等地战兵一万三千人征剿满俊。

项忠于九月十九日统领军队分数路往石城挺进，接近后先在石城十至二十里处扎营，各置峰火号炮，相互接应，以围困封锁石城周边地帶。然后又断石城水源，烧野草，扼其要路，招其協从，准備攻势。

至十一月初，项忠先是攻下石城的西北三峰，西部四峰，又烧窝铺百余处，擒斩九十七级，又把大量叛党逼下山崖而使堕崖死者甚众，官军夺获枪炮弓箭牛马等，满俊被逼困守石城炮架山。

(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歛眾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眾。)

此时满俊一方气势已減，減员严重，但仍有二万余人，满俊仍有可能乘黄河冰冻选择方向突围。

恰恰在这段时间，有星孛于台斗，星象家说“占在秦分，于军不利”。钦天监还专门为此事上疏，说用兵天违天时。这种舆论给项忠的部队造成了心理压力，又加之当时天气寒冰，士卒墮指，其师已老。

只是在这时，项忠展示出其坚韧之处，他举例指出唐德宗时李晟讨伐朱泚，荧惑守岁，也有言不利于用兵，但李晟坚持进军，最终击败朱泚而收复长安，可见天道不违人意。然后项忠制定方略布置兵力，亲领精锐迫近石城东门列阵，并调庄浪、甘肃边军切断石城通住黄河的道路。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

马文升所著的石城东征记记下了当时的情況:“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抚宁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议以满四骁勇，恐其渡河与北虏连和，祸不止西陲，乃交章拟益兵赴援。项公与予谋兵应益与否？予曰：「若不益，万一贼不能平，益兵晚矣。第请令抚宁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顺边而来，贼平则止之，未平则并力剿之。」项公从以上请。且日督兵攻围，贼在山熟视不出战，官军至暮则回，项公忧之。予又谋于项公曰：「贼城中既无水，而刍粟亦渐乏，若绝其刍汲，则彼若釜中之鱼，当自毙矣。」项公从之。遂令官军尽焚左右近地之草，贼马死者殆尽。则又尽以死人马填塞城外水泉，候贼夜汲者设伏掩袭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难于水。予曰：「此时贼穷蹙已甚，不足虑矣。」

　　石城南门与东山相近，时令都指挥孙玺领兵数百驻于上，以视贼之出入，迨兵将回，此兵先掣。贼据前山，矢石雨下，我军不能出。时都指挥鲁鉴统庄浪土兵千余人出为前锋，入为后殿，每被贼袭，至夜方回。予复言于项公曰：「孙玺军掣之太早故也，俟中军兵行远，山上兵方掣。」项公从之。自此贼不得上山，中军兵结阵而回，贼竟不敢袭。其后独延绥军与贼门相对，日被攻围，中伤者众，势不能支。予又言于项、刘诸公曰：「彼处当发兵邀击，攻其所必救，贼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冲其胁，贼必败。」众从予计。乃遣刘公子文同甘州达官指挥亦撒率土兵五百人候贼上山，兵即继进，以邀其后。贼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日。若今日出战，胜则利，不胜事不利矣。至日，贼果出攻我山土兵，我兵依法捣之，遂斩首十数级，贼始惧。

　　会续调甘州都指挥刘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复会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势高峻，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晡，兵在山上者数千人，彼此皆惧，而贼尤甚。予方忧兵不能掣，而贼复恐我攻山，乃诈请降，欲总督、总兵官诣城下。项、刘二公皆单骑诣彼，久不回。贼披戴明盔甲者数百人环遶门外， 而轻骑往来示武。”

此时项忠刚好捕得一名土达名叫扬虎貍，这杨虎狸是满俊的亲信，项忠以不杀为条件換取到杨虎狸的效力。杨虎狸与项忠相约设伏于东山口处，杨虎狸引出满俊军，满俊被引出时，伏兵四出，满俊大败被生摛，之后很快使破了石城，明军得胜。

(有楊虎貍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貍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令為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貍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于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據《鴻猷錄》卷十一補。〉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貍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擣城，忠恐倉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

(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並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貍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並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矢石如雨，略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

此次明廷平定石城后，项忠指出，固原延袭千里，水草丰茂，畜牧蕃多，內为“土达”所居，外为北虏出没之场，而守城惟一千戶所，军少势孤，是以满俊陆梁，捍御无策。所以宪宗依项忠建议，在固原州增立一卫，以加强军力，并在旧西安废城创立一所，以扼制沖要。

土达始终还是在明朝的眼皮子下，局面无论如何都是受到控制的，但真正有组织入寇的北虏们，却不好对付。

天顺年间，随着瓦刺部的衰退，相对的鞑靼部则日益强盛起來。当时一名叫阿罗出的鞑靼部落首领进入无人的河套地区，长驻不去。接着孛来、毛里孩诸部也相继进入河套地区。一时间，河套成了鞑靼诸部的越冬之地，成为了臭名远扬的“套虏”。

至成化初年，套虏已深为西北边患，年年內犯，当官军进剿时，北虏已退回套內，兵力刚散而又再集兵入寇，边民不得安生。

宪宗登基后几年，派出朱永等人往延绥地区分兵防守名处城堡。从成化六年五月到九月，先后在延绥的康家坌、双山堡、开荒川、平夷堡、波罗堡等地与阿罗出部交ˊ战，成功击退阿罗出部进犯。

宪宗其后又令吏部侍郎叶升、三边巡抚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及总督三边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共议战守之事。

然而，初期王越等人数次出师不利，无功，使王越多受朝廷大臣弹劾，而宪宗则坚持以王越參赞军务。

(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遠諸堡，永、越禦卻之。圭復請大舉搜套。

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敕陜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無功。

越、輔以滿都魯、孛羅忽、癿加思蘭方強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饋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墻，以為保障。」奏上，廷議不決。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陜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

直到成化九年，王越等人的努力终见有了成果。该年九月十二日，套虏满都魯、孛罗忽、癿加思兰率部西犯韦州，王越见得机会，決意乘其空巢而出，进兵捣其巢穴、灭其种类。根据情报，王越得知满都鲁汗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王越则绕道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将四千六百骑为左右哨，从榆林红儿山出境，昼夜兼行一百八十里，涉白盐滩。又行进一百五十里，探知鞑靼军老弱俱在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王越用计将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声势，精壮骑兵布于阵前，许宁率左队，周玉率右队，张开两翼。又分一千余精骑埋伏于营侧。明军进至鞑靼部营地外二十里许，鞑靼集众来拒。明军伏兵忽起，前后夹击，击败对方，斩首三百五十五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然后撤军。满都鲁等回营后，见营帐被毁，举众大哭，率军追击明军。王越结阵缓行，又设伏将追军击败。

(狭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袭破虏营于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选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奏云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为遣兵往追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宜率轻兵捣其巢穴乃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咸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进距虏营二十余里虏集众来拒臣督诸将方战伏兵忽从后呼噪进击虏见腹背受敌遂惊溃擒斩共三百五十五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 )

经此一役，满都鲁等因丧失妻子畜产，自此不敢再居河套地区，率部远去，西陲从此数年安定，延绥巡抚余子俊得以全力修建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的“橐驼城”。

“子俊先用军功进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

其后，宪宗再从余子俊议，将延绥镇由绥德州迁往榆林，使防线向北推进二百里，增卫益兵，拓城置戌，配备攻守器具，榆林从此成为扼制蒙古南下的北方重镇，沿边军民得以耕牧。

(初，延绥镇治绥德州，属县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焉。)

及其后，在王越、汪直、余子俊的攻守布置下，明军对来犯北虏的战爭形势日占上风，多次得胜，其中又以威宁海之战最为闻名，王越也因功而封威宁伯。

成化十六年正月，据延绥镇守太监张选报，鞑靼亦思马因将犯边。正月十六日，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总兵官，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往讨亦思马因。二月，明军出大同，王越说服汪直奏请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自己与汪直沿边境往榆林。后侦知鞑靼已西迁至威宁海，便于同月二十二日尽调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一千人出孤店关，昼伏夜行二十七日至猫儿庄。时天降大风雪，王越、汪直率精骑连夜奔袭至威宁海，至次日黎明时鞑靼犹未发觉，明军纵兵掩杀，获大胜。

巴图蒙克仅以身逃，其妻满都海于此时战死。此役，明军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余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共六千余只，盔甲、弓箭、皮袄等一万余件。

(丙戌，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威宁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趣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获旗纛十二、马一千八十五、驼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一万有奇。)

威宁海后明军又破敌于黑石崖:

“等墩入境剽掠，臣等分布官军截杀，追至黑石崖等处，生擒虏贼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上命降敕奖励之，升报捷锦衣卫指挥使汪钰为都指挥同知，指挥同知王时为都指挥佥事，正千户朱暟为指挥同知。……至是，又俘献下兵部，论功，直岁加食米三百石，永世袭公爵，越加升太子太傅，岁增禄米四百石，本色三百石、折色一百石，掌前军都督府事，总五军营兵，提督团营操练，仍荫其一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

至成化十八年六月，亦思马因部侵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內劫掠时，王越、汪直调兵围攻，亦思马因部打算掉头北去，却正好被余子俊所修边墙堵住出路，被逼与明军交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于是不再有敢轻易犯边入侵者，套患得以平息，陕西三镇得以安宁。

“壬寅，虏寇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总兵官、威宁伯王越调兵分御之，宣府游击将军、都指挥使刘宁败之于塔儿山，生擒四人，斩首百六级。参将、都指挥同知支玉、右副都御史何乔新等败之于天窊梁中觜，斩首七十七级。千户白道山等败之于木瓜园，斩首十五级。延绥总兵官、署都督同知许宁等败之于三里塔等处，生擒二人，斩首百一十九级。大同参将周玺、游击将军董昇、镇守太监陈政、巡抚、右佥都御史郭镗、总兵、都督朱鉴等败之于黑石崖等处，斩首三十级。…加直米岁二十四石，越岁禄五十石。……是役也，斩获最多，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入，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

另外，虽已有高赞答主提出，但还是要赞一下宪宗时期的军事胜利得益于宪宗重视武備，罢免不才将官。

“亲阅骑射于西苑 上以武备懈弛乃御西苑命将官骑射敕谕总兵官抚宁侯朱永等曰朕亲阅公侯伯都督都指挥指挥坐营把总等官骑射于西苑其间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此皆尔等不严训练之过抑恐人才高下万有不齐其最下者虽加训终于无成使此辈总统部伍安能递教军士尔等其会议简别察其才力可向进者罢退随操以警将来既而永等会同请罢京营把总都指挥指挥李胜等四十六人 上人谕之曰此辈先皆尔等选补何不精若是自后有缺务宜精选以补之。 ”

“重阅骑射于西苑先是夏四月 上于西苑亲阅公侯伯都督坐营把总将官骑射时武臣有差遣在外及新授职不及试者乃再阅之把总指挥安通等九人以射不中及定襄伯郭嵩安乡伯张宁富阳伯李舆成安伯郭鐄以不任事俱罢之。”

而明代长城制度的建设则又是宪宗时期的一大善政:

在经济发展上，成化一朝亦有可称道之处，比如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

又比如市镇化的发展:

另外成化年间亦颇多水利建设:

“成化二年，修壽州安豐塘。四年，疏石州城河。六年，修平湖周家涇及獨山海塘。七年，潮決錢塘江岸及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二所，錢清諸場。命侍郎李顒修築。八年，堤襄陽決岸。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壟中截。宜鑿通成河，旱引澇泄。從之。

　　十一年，浚杭州錢塘門故渠，左屬湧金門，建橋閘以蓄湖水。巡撫都御史牟俸言：「山東小清河，上接濟南趵突諸泉，下通樂安沿海高家港鹽場。大清河，上接東平坎河諸泉，下通濱州海豐、利津，沿海富國鹽場。淤塞，苦盤剝，雨水又患淹沒。勸農參政唐虞浚河造閘，請令兼治水利。」詔可。

　　十二年，巡按御史許進言：「河西十五衛，東起莊浪，西抵肅州，綿亙幾二千里，所資水利多奪於勢豪。宜設官專理。」詔屯田僉事兼之。

　　十四年，俸言：「直隸蘇、鬆與浙西各府，頻年旱澇，緣周環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鬆尤最下之沖。故每逢積雨，眾水奔潰，湖泖漲漫，淹沒無際。按太湖即古震澤，上納嘉、湖、宣、歙諸州之水，下通婁、東、吳淞三江之流，東江今不復見，婁、淞入海故跡具存。其地勢與常熟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導太湖入江海，使民無墊溺，而土可耕種，歷代開浚具有成法。本朝亦常命官修治，不得其要。而濱湖豪家盡將淤灘栽蒔為利。治水官不悉利害，率於泄處置石樑，壅土為道，或慮盜船往來，則釘木為柵。以致水道堙塞，公私交病。請擇大臣深知水利者專理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則水勢疏通，東南厚利也。」帝即令俸兼領水利，聽所浚築。功成，乃專設分司。

　　十五年，修南京內外河道。十八年，浚雲南東西二溝，自鬆華壩黑龍潭抵西南柳壩南村，灌田數萬頃。修居庸關水關、城券及隘口水門四十九，樓鋪、墩臺百二。二十年，修嘉興等六府海田堤岸，特選京堂官往督之。二十二年，浚南京中下二新河。”

匠役改革:

宪宗一朝亦有过失，但大体而言过失不大，未有害于民生，亦不动摇国本:

总体而言宪宗管治下，功远大于过，谈迁亦称“于全照无大损也” “尺壁之瑕，何足以玷帝德”

而宪宗宽厚大度，能容人，故言路大开。善用人，故名臣辈出:

宪宗重惜人命，重视百姓:

史家评价:

筆者认为，明宪宗在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是杰出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