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是什么水平？他的死对明朝到底有多严重的后果？

以下内容节选自李晓鹏博士《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第八章 救亡图存
九、皮岛总兵：毛文龙东江根据地的建立

带兵攻击后金大后方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是明末对后金战争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浙江钱塘县人，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长大。他母亲的哥哥沈光祚是万历年间进士，当过山东布政使（常务副省长）、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等高官。

有这么一个舅舅，毛文龙不管做官还是经商，都很方便。但他偏偏对于四书五经提不起兴趣，也无心赚钱，成天只喜欢研究兵书战法。结果没有功名、没有事业，快三十岁了还娶不到媳妇，打着光棍。

毛文龙二十九岁的时候，他的伯父、海州卫百户毛得春去世了，膝下无子。明朝的百户是可以世袭的，毛文龙本来就喜欢当兵打仗，就趁机前往海州，继承了这个“铁饭碗”。有了这个正式工作以后，才结婚生子。因为表现突出，不断升官，当上了守备、都司。

沈阳、辽阳连续失守时，毛文龙奉经略袁应泰之命在山海关制造火药，逃过一劫，但在辽阳和鞍山的亲属一百余人不幸遇害。后来辽东巡抚王化贞，想派人前去援助朝鲜，毛文龙就自告奋勇，带了一百九十七个人，坐着四艘船就出发了。

从辽西出发前往朝鲜，要绕过辽东半岛，海路行程超过两千里。

当时明朝在辽东十几万大军，不过几个月就土崩瓦解。一百九十多人，没有后方支援，远涉重洋，能干成什么事儿呢？

毛文龙带着这支敢死队，于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出发，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十八日在朝鲜登陆上岸，突袭位于后金和朝鲜交界处、鸭绿江西岸的镇江堡（今辽宁丹东附近），竟然取得成功，生擒镇江堡游击、后金外戚佟养真。这也是萨尔浒之战以来，明军第一次攻取后金的城堡，史称“镇江大捷”。

在这个过程中，毛文龙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才能。他首先是联络了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搞清了镇江兵力大概是一千人。然后派了几十人去镇江附近的双山放火，制造双山地区有辽民造反的假象，诱使佟养真派出几百人到双山镇压叛乱去了，使镇江城防空虚。随即派一员将领带了几十人在双山和镇江之间的险要路口设下埋伏，以防敌军回援。自己再亲自带一百人攻打镇江。发起进攻的时候，又让沿途招募的民兵负责在城外放火呐喊、敲锣打鼓，制造大军压境的声势。陈良策等人又在城内大喊：“明军大兵杀过来了！”，制造恐慌气氛。最后非常顺利地攻下了镇江堡，招降八百多名士兵，生擒佟养真及其家丁六十余人。佟养真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毛文龙在叆阳当了十多年守备，对辽东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各种熟人关系也很多。有些原本驻守各地的明军士兵，因为大部队溃败得太快，就投降后金了。毛文龙派人跟他们秘密联络，鼓动他们当内应。每次攻击后金据点，都会有辽民提供情报，有内部将官作为内应，然后按照镇江堡的套路，想办法把城堡中的军队引诱出来，再发动突袭。因此连战连捷。一口气攻下了宽奠、长奠、永奠、叆阳、凤凰城等多个后金城堡，杀敌五千多人，他自己的队伍也迅速增长到了四千多人。

率孤军长途奔袭两千里，奇袭敌人后方，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名将中，也是可以写上一笔的。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把毛文龙与东汉时期带三十六人突袭西域的班超、带一百人守卫疏勒的耿恭相提并论。

毛文龙的胜利，让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毕竟兵力很少，而且缺乏后勤粮饷支持，只能主动撤退，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躲避金兵锋芒。后金军也跟随进入朝鲜，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退守皮岛，以此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在朝鲜从铁山、义州到宽奠这一带进行屯田，建立“敌后抗金根据地”，不断对后金进行骚扰。

天启二年六月，明朝正式建立东江镇，管辖辽河以东所有沦陷区的军事斗争，由毛文龙任总兵。并在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设立登莱巡抚，负责为东江镇提供后勤支援。后来又从内地增派了八千士兵到皮岛来增强东江镇的实力。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招抚因为不堪后金残暴统治而逃跑的辽民，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

毛文龙是敌后游击战的大师。他的很多策略都跟三百年后敏感词领导的抗日敌后游击战非常相似，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以少数精锐的部队来发动敌占区老百姓起来反抗后金统治”。

后金是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非常残暴。努尔哈赤曾下令清查所有征服地区的人口，凡是家里太穷没有五斗以上粮食的，就认定为“无谷之人”，没有被奴役的价值。努尔哈赤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人”。然后，努尔哈赤又下令，把剩下的人以及全部的土地和财富分配进入各种农奴制庄园，并把这些庄园根据战功和地位在八旗兵内部进行分配。而对于人民的反抗，则往往采用整村屠杀的方式来血腥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又是一团散沙，个别的、分散的抗争除了自我牺牲以外毫无意义。

东江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就为辽民带来了希望。遇到有后金奴隶主、庄园主压迫得太厉害，就可以鼓起勇气把他们杀了，然后投奔东江，很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

毛文龙依靠自己以前的关系和各地赶来投奔的难民，广泛的建立起情报网络，不断地向后金各个地方派出奸细。每次打仗，总能预先摸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然后到处放火放炮制造声势，引诱敌军出动，再带着敌人在大山沟里兜圈子，等到后金军队人困马乏了，才突然出现一支埋伏的军队对其进行打击。

王化贞、孙承宗其实也很想利用敌占区人民的力量来打击后金。但是他们寄希望于大规模的辽民起义帮他们打击后金，这很不现实。普通老百姓的特点是熟悉本地情况，让他们通风报信、带路什么的很合适，真的要跟金兵厮杀，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才行。正面战场的文官大佬们，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不敢与之野战，龟缩在广宁、锦州、宁远这些远离前线的大城市里面，指望随便派遣一支部队，打着大明的旗号就能引起后方一片人民起义，帮他们把后金军队干掉，这是不可能的。

毛文龙能够深入敌后，亲自带兵与金兵血战，战胜之后，又能一路解救护送辽民逃往朝鲜，甚至进一步把他们从海上转运去山东、浙江等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才会放心地为明军提供帮助。而那些逃亡到根据地的辽民，也要经过挑选，选出精壮男子经过训练，配备基本的武器，才能出去杀敌。

毛文龙的这种战术，搞得后金后方一直鸡犬不宁。到了金兵不敢单独行动的地步。努尔哈赤甚至专门为此颁布法令：士兵出城行动，必须一次十个人以上，少于十个人的，每人罚款一钱银子。

因为毛文龙的功劳，东江开镇之后八个月，也就是天启三年二月，天启皇帝授予了毛文龙尚方宝剑，允许他独立节制一方，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个事情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恐慌，他们对毛文龙的态度开始迅速转变，从积极支持变为猜忌防范，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天启三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间谍报告，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

从朝鲜到赫图阿拉，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在牛毛寨附近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毛文龙一听到对方主力来援，马上就退兵了，让努尔哈赤扑了个空。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①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后金男丁十四名，妇女五名。

此外，毛文龙还派兵陆续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金州、复州和旅顺。登莱、旅顺、皮岛、铁山、宽奠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

从王化贞丢掉广宁以后，一直到天启五年底，后金一直没有进犯锦州、宁远一带，为孙承宗和袁崇焕专心修筑宁远、锦州、大凌河堡和右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努尔哈赤在跟蒙古部落作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毛文龙在朝鲜皮岛的敌后游击战的牵制。努尔哈赤不能同时三方作战，才让孙承宗多修了几个城堡。但是等探听到孙承宗在右屯放了三十万石粮食以后，他就带兵来抢了好几万石走人，还顺便搞了一把拆迁，把明军的七千多水师和水军基地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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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朝辽事实录》卷13。

十、东江移镇：文官集团对毛文龙的初步攻击

有一种传闻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被袁崇焕的大炮击伤，所以才被迫退兵。六个月之后，努尔哈赤就因伤去世了。

这种说法不是真的。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毫无生病的迹象，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练兵准备再次南下进攻明朝。

柳河之败和宁远之战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关宁军战斗力极差，只能用大炮城墙来防守，在野战中不堪一击，即使在自己从宁远撤军的过程中，也始终不敢大规模出城追击。毛文龙的军队虽然敢从后方骚扰，但是装备不行、人数不多，攻打坚固的城池比较吃力。

基于这样的判断，努尔哈赤制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进攻战略。

宁远之战后一个半月后的二月初六，皮岛总兵毛文龙就从朝鲜发来情报：“闻奴酋（努尔哈赤）西边（宁远）回来，吩咐各王子，河西荒草尽烧了，待新草长起，正好统兵率马攻城。”三月二十四日，毛文龙又报告称：“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

四月二十日，蓟辽总督阎鸣泰也报告说：连日来屡屡接到来自辽东的情报，有说努尔哈赤四月初七八带兵渡河，准备再来劫掠；也有说蒙古部落在带兵配合。这些情报有的来自于我们的侦探，有的来自于逃亡的辽人。还有蒙古内部的一个喇嘛给我发来信息，说努尔哈赤这次准备干一场大的，而且很有可能会佯攻宁远，其实从北面的蓟镇进攻。这一招非常凶险。

四月二十七日，袁崇焕也向朝廷报告：最近后金有再次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听说女人们都在打磨箭头和盔甲，连房子都拆了来制造船只。

毛文龙和阎鸣泰的情报都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努尔哈赤打算从北边绕过辽西走廊，而利用蒙古部落的地盘，从山海关西边的蓟州镇防区进攻明朝。而袁崇焕虽然认为敌人有大举进攻的迹象，但仍然认为他们会进攻锦州和宁远。

综合比较三方面的情报，努尔哈赤应该是想趁明朝把重兵集结到宁远、锦州一带的时机，绕过关宁防线，出奇兵从蓟镇入塞到华北地区烧杀抢掠一番。为了防止主力南下以后，毛文龙从皮岛方向骚扰其后方，他决心坚壁清野，提前把人口和兵力都龟缩进海州、辽阳、沈阳这几个大城市。

实际上，努尔哈赤四月初就已经基本准备完成，亲自带兵大军出发了。为了扫清沿途障碍，他首先攻击蒙古喀尔喀部，杀其贝勒囊奴克，抢了不少牲畜。大军到达了今天内蒙古赤峰附近。从这里南下，经今天的承德热河一带，就可以进攻喜峰口等蓟镇负责的长城关口了。

奏章从皮岛到北京来回至少要三个月。毛文龙得到的情报是努尔哈赤正在等待蓟镇方面奸细的消息，随时可能南下。他来不及向朝廷汇报，立即发兵。

此次出兵，毛文龙以寡击众，以弱打强，许多地方都是硬拼的，而且是出动东江精锐，不完全是类似以前的游击战术。因为努尔哈赤明显是看出来毛文龙的游击队不擅长攻城，所以才寄希望于龟缩防守，然后大兵南下。毛文龙必须要打破努尔哈赤的这种认识，才能阻止后金，那么就必须攻下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城市。

这次东江军的主攻方向是鞍山。鞍山城墙总长一千二百米，高十米，厚七点五米，外面用石砖垒成，内部夯土。它比沈阳、辽阳这种巨城要容易攻打，但又比普通的堡垒、山寨坚固得多，打鞍山能够体现东江军的攻坚能力。而且鞍山城位于辽阳和海州之间，是后金攻击锦州、宁远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很大。如果能够把鞍山拿下来，就可以向努尔哈赤传递一个信号：你要想主力南下，用老弱固守城池是守不住的。

毛文龙派参将王辅等带领六千多人，还带着大炮，去强攻鞍山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最终攻破城门，夺取了鞍山。

但是，这种强攻战术的后果也很严重。后金援军很快赶来，重新包围了鞍山。东江军人数不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被四面围困无法冲出，阵亡两千四百余人，剩下三千多人突围回营。这也是开镇以来东江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如此血战，无非就是实现毛文龙事先说的“务在用命勤王，扑剿狂逞，不敢西寇”。

而其它各路，由于采取了更灵活的战术，则损失较小。把总韩熊这一路还烧毁了金兵制造的五十二艘战船。毛永嘉、毛有忠这一路带领六千余人，进攻辽阳。于四月二十二是晚上，行至甜水站，遇接到情报说有东江奸细被捕，供出了军队的前进计划，金兵在前面伏兵五千，等待明军。于是毛永嘉等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从伏兵的背后进行反偷袭，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得知鞍山失陷，东江军逼近辽阳。只能带兵返回，放弃了南下的计划。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一度攻下了鞍山城，震动全辽。连躲在宁远城里的袁崇焕都知道了。他上疏说：“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这也是袁崇焕唯一一次公开承认毛文龙的战功。袁崇焕这种正面战场的文官将领，虽然只会躲在城墙后面放炮，根本不敢带兵与后金野战，却非常看不起敌后那些小打小闹的游击战。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毫无作用的。努尔哈赤多年来不来打他们，完全是被他们制定的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堡垒战术吓到了。游击队只知道骚扰偷袭，见了敌人大军就跑，谈不上什么战功。只有这次打下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才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有点本事。

毛文龙这次放弃游击战术，精锐尽出与后金硬碰硬，除了向努尔哈赤显示攻城能力以外，也是在文官们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文官开始说他浪费粮饷、数年牵制无功了。而朝廷的钱粮总是不能按时按量运到，给东江军带来了很大的困境。他必须要发动一场比较大的战役，才能为自己正名。

在开战之前的一个月，他在一封上奏朝廷的公文中就说：“东江现在粮食紧缺、兵饷无有，都是因为前后两位登莱巡抚武之望、袁可立贪污忌恨所致。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后金将持火器，绕过宁远，直攻关内。我已决心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攻击奴贼后方。各关口只要用火器壁垒固守，他们必不能成功。我以身许国，随时准备为国牺牲，并不害怕那些人在背后说三道四。”①

这段文字明显充满了愤懑之情。贪污粮饷和猜忌武将是文官士大夫们的拿手好戏。毛文龙深入敌后、孤悬海外，因为粮饷不足，手下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武器盔甲更是缺乏。就这样，眼看着粮饷被贪污，自己又不断遭到文官们的各种无端猜忌和攻击，说他冒领军饷、谎报军功、违法经商等等，才在战前有这样一番言论。

五月十九日，这一场大仗刚刚打完，还没有来得及向朝廷报告，毛文龙忽然收到一封天启皇帝的圣旨。打开一看，里面是这样说的：

奴犯宁远已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其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毛文龙当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显然，这是又有文官在皇帝面前说毛文龙坏话了。

其实宁远之战毛文龙早就出兵牵制了。努尔哈赤刚从沈阳出兵，他就发兵去攻海州和沈阳。毛文龙在正月二十号的报告中说：“探得奴酋于沈阳正月十四日出兵”。对照《清太祖实录》，里面记录的是：“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一天都不差，怎么能说“不知觉”呢？努尔哈赤之所以围攻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退，就是因为毛文龙的牵制。

四个月之前，正月二十日，毛文龙就已经写好奏章向皇帝报告这次出兵牵制的行动了。从皮岛到北京，奏章走一个多月就能到。而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严重的耽误，过了三个月还没有到。朝廷上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大力攻击毛文龙，说过去几年你毛文龙啥事也没有干就算了，努尔哈赤都打到宁远了，你还不搞点大动作牵制，拿你这个东江镇来干什么？

袁崇焕是这一轮攻击毛文龙的急先锋。宁远之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上疏抱怨毛文龙没有给予宁远足够的支持，说毛文龙离朝鲜近，离后金远，所谓支持牵制都是虚的。

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甚至上疏说，毛文龙现在都不在皮岛了，跑到距离后金营寨有两千多里远的须弥岛去了，根本不可能牵制后金。

这个言论相当奇葩，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南北距离还不到两千里。说毛文龙跑到距离后金两千多里的岛上去，难道是说他到日本投靠倭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袁崇焕因为宁远保卫战的功劳被提拔为辽东巡抚。他又再次上疏，要求东江“移镇”。也就是把毛文龙的驻地从皮岛移到更靠近宁远的地方。

皮岛在朝鲜，跟宁远隔了一个辽东半岛。袁崇焕认为最好把东江镇搬到辽东半岛的西侧（也就是渤海湾内侧），跟宁远隔海相望，而且靠近三岔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宁远、锦州提供支持。

兵部研究的结果：赞成袁崇焕的意见，东江对正面战场牵制不足，建议移镇。

天启皇帝见努尔哈赤都退兵三个月了，还没有见到毛文龙的报告，也相信了文官们的攻击之词，非常生气，就下了这么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但天启皇帝还是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尽管几乎所有的文官都这么说，报告也确实三个月没有到，他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处罚毛文龙，还是先要听毛文龙解释，要他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圣旨刚送出去两三天，毛文龙的正月二十号的报告就到了。

既然毛文龙的报告到了，那么对毛文龙宁远之战中没有牵制的攻击是否可以结束了？移镇事件是否可以告一段落了？放心，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并没那么简单。

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说：根据我的仔细研读，发现毛文龙的报告有可疑之处。报告里面说东江兵二十二号围攻海州，但二十二号努尔哈赤正在围攻宁远。海州距离三岔河只有六十里。既然隔得那么近，毛文龙又说打海州打得炮火连天，努尔哈赤撤兵的时候为什么不慌不忙，看起来不像害怕被毛文龙切断退路的样子？②

这个阎鸣泰，就是萨尔浒之战后被熊廷弼派去沈阳，结果走到一半就吓得哭着跑回来的那个家伙。几年下来，因为辽东将领不断战死、被撤、被杀，他竟然靠熬资格熬到了总督的位置上。根据他的观察，袁应泰、王化贞、孙承宗带出来的军队在遇到危险紧急撤退的时候，都是像山崩一样的逃跑。比如柳河之败，前面几百人被打败了，后面七千人就溃逃，七千人溃逃了，各个城堡的几万人也跟着跑。阎鸣泰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军队打仗都是这样，努尔哈赤的军队遇到类似情况，也应该这样。而他们在撤退的时候竟然有组织有纪律，可见毛文龙是在谎报军功。

根据这个逻辑，阎鸣泰认为毛文龙在皮岛对后金最多不过是“虚挠背后”，牵制作用不明显，所以还是应该移镇。移到哪里呢？根据袁崇焕提出的原则，要靠近宁远、三岔河，阎鸣泰说，盖州这个地方最好，不仅离宁远近，方便照应，而且攻打后金也方便，可以“直刺”后金的“肋窝”。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阎鸣泰在军事上多么白痴。盖州在耀州南边五十里，距离三岔河只有一百里地。辽阳、鞍山、海州、耀州、盖州基本上沿着三岔河的方向从北到南一字排开，每个城市相隔五十里地。这地方确实离后金近，攻击后金很方便。但问题是：后金攻击盖州也很方便。从海州打过来只有一百里地，后金主力部队早上出发，晚上就能打到盖州。让毛文龙移镇盖州，简直就是把东江兵送到后金嘴里头去了。

阎鸣泰还进一步分析说，盖州还有一点好，附近有个连云岛，可以为它提供支持。这个分析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连云岛跟盖州的位置关系，与觉华岛和宁远的关系几乎一模一样，连云岛还要更靠北，冬天大海冻得更硬。当初把水师放到觉华岛的提议就是阎鸣泰向孙承宗进言的，也分析得头头是道，把孙承宗说服了③。四个月前，刚刚发生了觉华岛大屠杀。阎鸣泰竟然再次抛出他的小岛和陆地互相支持的理论，也是够奇葩的。

阎鸣泰还打了一个比方：从辽东战争的大局来看，毛文龙居住在皮岛，离主战场太远，就好像住在乡下；到了盖州，就好像是进城了。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啊！

阎鸣泰和袁崇焕关系很好，彼此惺惺相惜。袁崇焕率先发动东江移镇的提议，阎鸣泰再跟进长篇大论提出这一番看法，前后配合得很好。结合袁崇焕和阎鸣泰的奏章，可以大概分析一下正面战场的文官统帅们希望如何处置毛文龙。

缺乏战争经验的文官，不理解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和意义。这种意见分歧，跟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理论与苏联控制的中共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方针冲突有类似的地方。毛泽东认为不应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把敌人消灭了，城池失掉一些也早晚能收回来。而苏联军事专家则认为应该“拒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敌人迈进根据地一步，同时要尽可能地去攻打敌人占据的大城市。

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的奏章里面就说：“毛文龙的职责是牵制后金不要来攻打宁远，而不是杀多少后金兵。只要你能牵制好金兵，自然就是你的大功。如果金兵总是来犯宁远、山海关，你毛文龙老是没事运一些敌人的首级、俘虏过来报功，有什么意义？”④

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后金是少数民族政权，人口也就几十万，大规模地杀伤其有生力量是最终击败他们，恢复辽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招。

薛国观、袁崇焕等人，认为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守卫宁远、锦州等城市，消极防御。只要后金来攻打宁远，就是毛文龙没有牵制好。

实际上，最佳的战略并不是不让后金来打宁远，而是应该让他不停地出兵。打宁远的时候，毛文龙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宁远方面再出城追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毛文龙再趁机反击。这样反复调动后金的军队，让他们疲惫不堪，在运动战中消耗它的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明朝的人口、战争资源是后金的上百倍，这种消耗足以在短时间内让后金陷入崩溃。

但是，正面战场的袁崇焕、阎鸣泰这些文官，他们带出来的兵，战斗力太差，根本不敢与后金打野战，只能修个城墙来躲在后面放大炮。这种战术，就使明朝方面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他们要求毛文龙要把努尔哈赤牵制得死死的，不能来打宁远，就是把全部的战争责任都推卸给毛文龙。而自己在后方躲在城墙里面高枕无忧。

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他们才认为毛文龙最好到盖州去。那里靠近三岔河，这样毛文龙就不是从后方牵制后金，而是在正面给他们当挡箭牌，阻挡后金。后金打宁远必须要过三岔河，毛文龙的大军就在三岔河边的盖州守着，他们肯定要先打毛文龙再过河，不会丢下盖州不管直接就奔宁远去了。后金和毛文龙两败俱伤，是袁崇焕、阎鸣泰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毛文龙是行伍出身的武将，竟然手持尚方宝剑独立节制一方，直接向皇帝上疏汇报军情，接受皇帝的直接指示。这跟文官集团的利益严重冲突，完全不可接受。朝鲜太远了，文官巡抚们无法节制，如果把东江镇移到非常靠近辽西走廊的位置，那么就很容易按照“以文制武”的老规矩，让东江镇归辽东巡抚或者经略节制了。在这个问题上，东林党和非东林党文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早在天启二年十二月的时候，东林党人、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就最先上奏要求东江移镇。没过多久，另一个东林党人、南京陕西道御史刘之凤也上疏附和。天启皇帝正在生东林党的气，这两人的提议都被天启给臭骂一顿驳了回去。

东林党失势以后，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非东林文官们，仍然继续想办法收拾毛文龙，这才有了新一轮的移镇风波。夏之令和刘之凤都是言官，而这一次提议的袁崇焕和阎鸣泰则是辽东前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分量要重得多。天启皇帝不得不慎重考虑他们的意见。

但终于有人出来反对移镇。不过不是文官，而是勋贵，丰城侯李承祚，这是魏忠贤的铁杆亲信。

李承祚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第一条是如果移镇，朝鲜失去支持，很有可能投降后金。虽然朝鲜军队战斗力太差指望不上，但为毛文龙提供了屯田的土地，每年还提供给东江大概十万石的粮食，这也是很大的支持；第二条是东江根据地现在不仅有几万士兵，还有几十万难民屯田耕种，移动起来困难很大。盖州有地方给士兵住，但是没地方屯田，把这些难民丢在朝鲜或者移到盖州都是不现实的，万一移镇过程中引发动乱，问题更严重。

八月二十五日的时候，毛文龙针对移镇的奏疏也到了。他提出两点不能移镇的理由：

第一点是人心。皮岛地处敌人后方，有大量辽民无法从广宁方向逃走的，只能朝皮岛这边跑。这些人都是在后金统治下活不下去的，许多家人被后金杀害，跟后金有深仇大恨，人心可用，不能放弃。

第二点是地势。这个地方确实离沈阳、辽阳比较远，但是这是优势。跟后金的大本营隔着大量的山脉，后金要大举进攻难度很大。而我们设奇兵偷袭则比较容易。

然后，毛文龙还用人心和地势这两点把东江和宁远作了对比：宁远大量的士兵大都是辽西人，而不是辽东人。辽西人民没有在后金统治下生活过，也并不想恢复辽东，最多不过收复广宁就满意了。宁远到辽阳、沈阳都是平坦的大路，难以出奇制胜。所以宁远方面可以做好防守，也可以收复广宁，但是若要收复三岔河以东的辽东地区，从皮岛方向出征更为合适。目前皮岛难民众多，只是缺乏粮饷和武器装备。如果东江有十万人的粮饷物资，收复辽东不成问题。

天启皇帝脑子还是很清楚的，看到毛文龙的奏疏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下旨：“（毛文龙）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为这场长达数个月的移镇争论，画上了句号。

袁崇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东江镇了，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儿。

八月份前后，袁崇焕派遣他的亲信徐敷奏，带着五十多条船，开往东江镇管辖的旅顺、金州等地，以及诸多驻兵岛屿，造谣说奉旨前来接大家移镇，只要跟着上船去宁远，就可以享受“大粮大饷”，军官去了给升一级，士兵去了重赏。

东江镇长期缺粮缺饷，军士们生活非常艰苦，经过徐敷奏这么一煽动，很多人就跟着上船跑了。尤其严重的是，徐敷奏还联络旅顺、镇江等地的军官，带着军粮、武器、船只出逃，跟着他去宁远山海关享福。这给东江镇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了。

毛文龙紧急带兵拦截，拦下来了一部分船只，随后便向皇帝告状。但是他给了袁崇焕面子，说袁崇焕派徐敷奏过来本来是对接军事行动的，是徐敷奏违反袁崇焕的命令擅自行动。其实这种惊天大事，徐敷奏如何会在没有袁崇焕授意的情况下去做呢？

天启皇帝接到奏报以后，立即下令把徐敷奏抓起来审问。经审查罪行属实，徐敷奏被判处死刑。但是袁崇焕出面保了徐敷奏，死刑一直没有执行。

至此，正面战场的文官将领们与毛文龙的关系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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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职今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掣后。守关上台火器坚壁，固守无害，必不可摇动。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

②原文：“据其所称攻掠海州者正月二十二日也，此正奴酋攻围宁远之日，海州去三岔河仅六十里，既云火炮连天，喊声动地，何奴中寂无一闻而按兵逍遥若无事而回，独不畏其掣也？”《明熹宗实录》卷70。

③先是，“守觉华岛之议，始于道臣阎鸣泰之呈详”。至是，经略孙承宗纳阎鸣泰之议，以“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转引自阎崇年《论觉华之役》。

④原文：“毛文龙者，以牵制建州为职者也，果能牵制使彼不敢西来，即不必屑屑然有所擒斩献俘，功自昭著于天下。倘不能牵制使彼无所顾忌而西，纵日擒斩而日解捷，何益于封疆之大事哉？”《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

十一、抗金援朝：第二次救援朝鲜

天启六年八月初二，正是朝廷要求东江移镇的呼声高涨、徐敷奏在东江镇到处蛊惑人心的时候，毛文龙安插在沈阳的内线耿仲明传来消息：努尔哈赤身患恶疮，带三千亲兵到沈阳南边一百多里的威宁堡附近的狗耳岭，找了一处温泉洗疮治疗。请毛文龙派兵一万前往，可以趁机干掉努尔哈赤。

东江军刚刚在五月份打了一场惨烈的大仗，元气未复，加上朝廷的粮饷拖欠严重，士兵缺粮缺饷，徐敷奏又在到处煽动东江兵跟他去宁远。这种情况下，毛文龙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且，他也不敢因为这一个内奸的情报就贸然出动一万大军——耿仲明当了叛徒给东江兵设埋伏也是可能的。他只派了一百五十人前往细探，确认努尔哈赤确实在那里。这些人就半夜在努尔哈赤所在的温泉附近纵火放炮，制造大兵来攻的假象。第二天，八月十一日早晨，努尔哈赤就赶紧坐船要回沈阳，结果“行至辽阳西古城堡河边，本日午时命绝”。①

九月初二，毛文龙确认努尔哈赤已死，就向朝廷发出了报告，把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介绍。

对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这样记载的：“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初七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戍未时崩。”

对照毛文龙的奏章和《清太祖实录》，可以说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及时，不仅日期、地点非常精准，连努尔哈赤死的时辰都摸清楚了。毛文龙说努尔哈赤是午时（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死的，《清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是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死的，时间差不多。

而正面战场袁崇焕这边比毛文龙晚了二十多天才得到消息。朝廷在九月二十九号才收到袁崇焕的报告：“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从宁远到北京距离七百里，都是大路，文件传递时间当在四天以内，袁崇焕最早在九月二十五号才得知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

袁崇焕的报告不仅时间错了一天，也缺乏任何细节，消息前面有六个字“回乡络绎皆云”，也就是这事儿是从那些辽东过来的人那里听说的。由于情报来源不可靠，袁崇焕又补充说，努尔哈赤之前多次诈死，这次说不定还是诈死（“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亦诈，亦不可知。”）②。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文龙的敌后游击战，在情报体系搭建方面，确实非常成功。而袁崇焕则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情报，不过是靠躲在宁远城里面，从那些从辽东过来的逃民或商人口中得到一些难以证实的传闻。

毛文龙的情报在后面也出了差错，他说“大王子已居老奴之位”，其实继位的是四贝勒皇太极，而不是大贝勒代善。但他后面的情报则很有价值。他说“各王子歃血盟誓，言和气平，心心念念，不因奴死而忘我关上、忘我铁山。”这是报告朝廷，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仍然非常团结，没有发生继位之争。

事实也确实如此，努尔哈赤身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大贝勒代善的儿子岳托劝说父亲，以团结为重，推举最有才能的皇太极继位。代善被儿子说服，第二天就主动提出推举皇太极。这样其他王子也就无话可说，皇太极顺利继位。后金安然度过了一次潜在的政治危机。

袁崇焕确认努尔哈赤这回真的不是“诈死”以后，又自作主张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派了使者带上礼物，又派一个喇嘛当翻译，去给夺取上千里明朝领土、杀死数十万明朝百姓的努尔哈赤吊丧，对后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深表悲痛，并对新汗继位表示衷心的祝贺。

袁崇焕此举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要跟后金议和。因为他的“筑高墙，用大炮”战略跟后金没什么仗好打，关宁军永远不可能主动去打后金，后金不来打他们就行了。所以他觉得议和对明朝来说是一件很占便宜的事儿。

皇太极当然领会到了袁崇焕的好意，对议和表示出了高度的热情。双方很快就通过秘密信件你来我往，开始讨论议和的可能性。

皇太极一边跟袁崇焕议和，一边准备着手对付毛文龙。他登基以后三个月，刚刚处理好内部事务，就在天启七年的正月初八，派二贝勒阿敏，贝勒岳托、阿济格，总兵李永芳等人带领数万大军，去打毛文龙。

对此，《满文老档》里面说的很明白：“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先是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征伐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

在发兵的当天，皇太极给袁崇焕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明朝一次性给后金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棉布一千万匹作为议和的馈赠。和议达成以后，后金每年给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明朝则回赠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十万匹、棉布三十万匹。

皇太极提的这个条件并不苛刻，而且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可以给袁崇焕希望，即议和是可以达成的。而皇太极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议和来拖住袁崇焕，在后金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不会出兵。

袁崇焕收到皇太极的信之后，非常高兴，不过作为进士出身的明朝文官，他指出皇太极的书信中有很多不符合两国书信规范的地方，一再要求对方进行修改。只有皇太极把格式改好了，他才可能向皇帝汇报。

皇太极当然乐得这样跟他打太极，不慌不忙地反复修改，耽误时间。袁崇焕又讨价还价，想把议和的钱压低一点。皇太极慷慨地说，行行行，看你这么有诚意，我给你打五折——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绸缎五十万匹、棉布五百万匹就可以。然后我每年再多送你十二张狐狸皮，你看咋样？这可是最低价，不能再低了，再低我就来打你了。

就在双方兴致勃勃的讨论文书格式和议和金额之际，圣旨到了。

天启皇帝已经知道了后金大军进攻毛文龙，要求袁崇焕马上发兵攻击后金。

袁崇焕选择了抗旨。他回复皇帝说：现在无虚可捣，听说后金派了十万重兵攻打朝鲜，但还有十万重兵防守。如果孤军深入，敌人势必以逸待劳。而且蒙古的林丹汗也蠢蠢欲动，如果我直接去朝鲜打，那么蒙古人还可能会派轻骑兵突袭关宁。所以目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趁后金攻打毛文龙，抓紧完成锦州、大凌河、右屯的修筑。等后金那边打完，我这里三大城堡修筑完成，就可以固若金汤了。

袁崇焕的回复里面说林丹汗可能威胁宁远，说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简直就是聋子和瞎子。林丹汗是后金的死敌，蒙古各个部落跟后金打仗，背后都是林丹汗在支持。林丹汗从王化贞镇守广宁的时候开始，就想跟明朝合作对抗后金。王化贞坚信自己可以调动四十万大军灭亡后金，就是林丹汗跟他吹的。虽然每次跟王化贞相约共同发兵打后金，林丹汗都当了缩头乌龟，但要说明朝去打后金的时候他在背后捣乱，那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林丹汗得知后金打朝鲜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带兵出发，去打那几个投降后金的部落去了。至于袁崇焕说后金有二十万大军，更是不着调。作为一方督抚，袁崇焕除了修城就啥都不知道，实在是白痴的可以。

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急得双脚跳，连连催促进兵。袁崇焕不得已，才让赵率教带了九千人去增援，但就在三岔河西岸转悠，没有跟后金军队接触，实际上也就没有发挥任何牵制作用。

与此同时，毛文龙那边情况日渐危急。朝鲜一直就对毛文龙很不爽，因为毛文龙占着他们大片肥沃的土地接济辽民屯垦，还每年索要十万石的粮食。由于毛文龙在这里，后金经常威胁让他们交出毛文龙，否则就要带兵攻打。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毛文龙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后金大兵压境，朝鲜方面马上就同意给后金当向导，带着他们去打毛文龙。

在朝鲜官员的带领下，主帅阿敏只用一天时间就从鸭绿江杀到了云从岛。这让毛文龙措手不及，沿途来不及撤退的小股队伍被后金消灭。云从岛就在皮岛旁边，也就是兵科给事中薛国观所说的那个距离后金有两千多里的岛屿——其实距离大陆只有1.6公里（三华里）。

当时也是冬天，正月十五日，大海结冰。后金也就跟当年进攻觉华岛一样，准备踏冰渡海。

毛文龙率领部队堵住云从岛的关口，用火器坚守。金兵从鸭绿江一路狂奔到了云从，人疲马困也在情理之中。当天夜晚，毛文龙派一千多人发动夜袭，打死后金数百人，但是自己也损失了几百人。这是通过敢死队似的袭击，首先来震慑后金的士气，为之后的大规模会战打好基础。

十六日，后金向云从岛发起猛攻。毛文龙以少打多，占据有利地形，利用火器据守，最终顶住了后金的进攻。从十五日开始后金攻云从，到十九日攻云从不克，退回宜川下营，前后持续了四天。

云从之战，后金兵力占优。大海已经结冰，毛文龙无法从海上得到粮饷武器的支援，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袁崇焕又拒绝救援。如果后金愿意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再来几次强攻的话，毛文龙恐怕很难守住云从岛。

但是毛文龙赶上了个好运气，就是后金军队内部出了问题。

这次后金的统帅是二贝勒阿敏。他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而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儿子。舒尔哈齐反叛努尔哈赤失败后，努尔哈赤把他囚禁至死，却继续重用阿敏。阿敏并未因此原谅努尔哈赤，也不服刚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

皇太极给阿敏的任务是消灭毛文龙，而不是重点进攻朝鲜。但他却存了一个心思，想完全攻下并占领朝鲜，然后脱离皇太极独立，在朝鲜称王。

所以，阿敏并不想在毛文龙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在云从岛跟毛文龙打了两仗没有占到便宜之后，就借口损失惨重，不再发动强攻，而是掉头直奔朝鲜首都王京去了。朝鲜国王一看，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到海上避难去了，一面与后金紧急讲和，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带路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阿敏的心思连皇太极都没有察觉，毛文龙当然就更不知道。毛文龙所知道的就是，朝鲜人给后金当向导过来打他。那么，现在朝鲜有难，救还是不救？

天启皇帝收到毛文龙的奏章，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

丽人（指朝鲜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③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大海解冻，魏忠贤紧急协调的三十艘运粮和八艘武器装备船到达东江，东江军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补给。河水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随后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毛文龙自率兵与后金主力大战，歼敌六七千人。④

在这种情况下，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跟朝鲜签署了一个条件十分宽松的和平条约，带兵回国。朝鲜既不用割地也不用赔款，不过承诺以后不给毛文龙提供粮食和屯田的土地。这种承诺双方都知道是虚的，朝鲜根本不可能遵守，后金也没有什么措施保障条约执行，不过面子上好看些。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天启年间的抗金援朝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是中国历史上三次付出巨大牺牲，帮助朝鲜抵御外敌入侵并取得成功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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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

②《明熹宗实录》卷76。

③《三朝辽事实录》卷17。

④“御史安伸奏：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贼于银杏江矣。”（《明熹宗实录》卷83）；“两王次千家庄，使人约文龙亲决胜负。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文龙亦中三矢。”（《忠义录》卷7《毛将军文龙传》）；“登莱巡抚孙国祯题：……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至阵亡官一百二十六员，如毛有松等……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贾永德等，亦均当录后优恤。”（《三朝辽事实录》卷17）。

第九章 亡国之祸

四、空饷黑幕：辽东军饷与关宁军数量之谜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就召见了袁崇焕，当着满桂的面问他：那个箭伤是怎么回事？然后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一仗没打就让金兵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对这三个问题都无法回答。

箭伤满桂的事情，应该是误伤。这是关宁军训练水平太低造成的——远远地看见有金兵就瞎放箭，没想到射中了正在与金兵激战的满桂。这个事情袁崇焕可能都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

杀毛文龙的原因之前已经上疏解释过了，现在皇帝再翻出来问，显然是不再接受之前的解释了。他也无法回答。

一仗没打就让金兵打到北京城下，是因为关宁军没有野战能力，只能凭坚城固守。想不到金兵竟然不攻城，绕道直接打到北京来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袁崇焕无能，也没法辩解。

崇祯见袁崇焕久久不说话，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下令锦衣卫将其逮捕下狱审问，并把各地援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满桂。

关宁军的二把手祖大寿眼见着袁崇焕被逮捕，出城以后立刻就带着关宁军往宁远走。《明史》里面说他“毁山海关出”，连宁远都没有停留，直奔锦州而去。这种做法已经跟叛变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说明，关宁军将领也跟袁崇焕一样，目无法纪到了何等地步！国家的首都正在被敌国大军围攻，军事将领竟然带着部队从首都城下逃走。不管是为袁崇焕鸣不平，还是害怕自己受到牵连，都不能成为理由。这种做法也同样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关宁军临阵脱逃，朝野震动。崇祯只能下旨去请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劝他回来，又请关宁军的创建者孙承宗出面写信给祖大寿，保证绝不追究责任，求爷爷拜奶奶一样的，才把祖大寿和他的关宁军请回来。

从北京到锦州，再从锦州回来，虽然是骑兵，怎么也要十多天。这十多天北京城下没有关宁军，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回来了之后，也没跟后金开打。后金见北京城防坚固，无机可乘，就在华北地区到处攻城略地，“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京畿地区的人民惨遭杀戮。金兵在抢夺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之后，从容北上，再从喜峰口出塞。

这个过程中明朝最大的不幸，是满桂将军在与后金作战的过程中，因为被关宁军射中的伤口迸裂，落马而死。自从辽东陷落以来，在实际战斗中能带兵与后金野战而不至于吃大亏的将领，只有毛文龙和满桂二人。现在这两个人都死在了袁崇焕手下，后金的那些贝勒将军们再无对手。

这次后金入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从头到尾关宁军都只有9000兵马入关。根据袁崇焕之前上报的材料，关宁军有12万多人。但后金都打到北京城下了，竟然只出现了9000人，还有10万多干人什么去了？就在辽西走廊呆着看热闹？

有人猜测袁崇焕是骑兵先行，想在北京城下拖住金兵，等着步兵赶来大军合围。但是步兵还没有到，袁崇焕就被捕下狱了。

这个猜测不靠谱。因为袁崇焕是十月二十九日接到金兵入塞的战报，然后于十二月一日被捕下狱的，中间隔了31天。从宁远到北京城路程大约800里，而且沿途基本都是大路，步兵一天走80里平路肯定没问题，10天就可以赶到。万历四十八年，四川石柱司总兵秦良玉带兵从今天重庆石柱县出发前往北京，路程大约3500里，十月初二出发，十二月十八日抵京，总共走了76天。按照这个速度，从宁远到北京最多也就19天。但从重庆到北京，中间要翻越很多大山大河，而宁远到北京都是大平路。所以无论怎么算，15天赶到是必须的。而实际情况是30天了都还没见踪影，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部队赶来增援。

皇太极亲自带主力部队绕道千里、虚国远征。如果关宁军真的有12万人的话，不管是带9000还是两万人马入卫京师，剩下10人从宁远、锦州出发去攻打沈阳，绝对是收复辽东的好时机。但他们也没有这么干。

从各方面史料来看，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关宁军将领们吃空饷情况严重，上报了12万多人，实际上只有六、七万人。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下台以后，魏忠贤的亲信高第当辽东经略后不久，就上报朝廷，说原来孙承宗声称关宁军超过11万人，现在核查只有59000人，差了一半。

孙承宗对此的回应是：你说只有59000人，那你以后就按照59000人领饷吧。

没过多久，一大群“愤怒的士兵”就去把高第的经略衙门给包围了，找他发工资。高第很快就表示服软，上疏承认错误。如果真的按照59000人领取粮饷，估计马上就会发生军队哗变了。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庞大，从内阁辅臣孙承宗，到负责管理发放粮饷的户部等中央机构，再到关宁军各级将领，都从中有利益，一旦认真查起来，恐怕难免地动山摇。

高第的上疏，应该是在魏忠贤指使下干的。这是魏忠贤想要在军队中整肃贪腐行为的信号。当时王化贞为了逃过丢掉广宁的罪责，已经背叛东林党，向魏忠贤提供了不少东林党贪污军饷的证据。高第上疏以后，紧跟着就有好多所谓的“阉党”轮流上疏，要求清查关宁军的粮饷花费情况。但这一阵浪潮最后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应该还是天启皇帝保了孙承宗一把。

大规模侵吞军饷在明朝末年是普遍现象。比如，根据户部《度支奏议》，在宁远军粮中核查出来的，就有宁远委官闫栋在崇祯元年、二年、三年共侵吞米豆4万多石（600多万斤）；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侵吞米豆2万多石；崇祯五年又查出来董懋夔、叶有光等侵吞米豆8000多石，等等。

再比如，毛文龙死后，朝廷继续给皮岛发军饷，根据《度支奏议》：“（崇祯）三年分岛粮饷十五万余，实收不过八万，侵没几半，法纪何存？”——军饷送到皮岛之前就被侵吞了一半，这还不算到了之后被将领们再侵吞的部分。在当时，军饷一到，立即全部进入官员手中，士兵分文未得的情况也很正常①。所以毛文龙不断向皇帝举报军饷被贪污，情况应该属实。文官们要对毛文龙下杀手，这也是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关宁军从上到下都在贪污军饷②，所以空额问题尤其严重。关宁军吃空饷的比例，除了高第的奏议外，还有一条证据——崇祯四年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堡，崇祯皇帝命令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吴襄（吴三桂的父亲）出兵救援。吴襄对皇帝说“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比后金男丁都多，也可以打一仗的。吴襄又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这段对话里面，吴襄给出的比例是：关宁军按照8万人拿军饷，实际只有3万多人，而能带出去打仗的只有3000人。能战斗的士兵占领饷的比例不到1／20！

此外，明末名臣、《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在做官的时候，曾经核查过通州、昌平等地的军队，也给过一个数据：登记在册的军队数量是10600人，但实际只有7616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应该有一些是地方军官临时拉来应付徐光启检查的），能够拿得动武器上阵杀敌的大约2000人，真正可以训练成精锐的不过一两百人③。

孙承宗时期，关宁军空额占了大约一半，而吴襄时期则占了2／3；袁崇焕时期，按照12万人拿军饷，还能有9000人入卫京师，如果加上赵率教全军覆没的4000人，好歹出现了13000人，占了1／10，比吴襄的1／20高了一倍。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吃空饷方面，跟吴襄比起来还算是良心。

把吃空饷的数据扣掉，袁崇焕时期关宁军留在辽西走廊的真实数量应该也还有五六万人。

当然这个兵力数也不少了。但是为了执行孙承宗的堡垒政策，袁崇焕从山海关到锦州，修筑了前屯、中前所、松山、杏山、小凌河堡、大凌河堡、右屯等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堡垒，每个驻扎个两三千人，再加上宁远、锦州、山海关各一万多，几万人就没了。

这种分兵驻守的堡垒政策，把数万兵力彻底分散，守卫的时候每一处都处于劣势，进攻的时候又难以抽调机动兵力，真打起仗来，守也守不住、攻也攻不出去。所以袁崇焕带9000入关，应该已经是当时他能抽调的最大兵力数了。

按照这种方法养兵打仗，明朝不灭亡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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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4-116页。

②在侵吞辽东军饷方面，孙承宗和袁崇焕应该都是有份的。孙承宗一直没被查处过，作为东林大佬，《明史》里面当然大力为他粉饰。但是在《明史·马世龙传》里面还是透出了些蛛丝马迹。《马世龙传》里面这样说：

“当是时，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岁费军储数百万。诸有求于承宗者，率因世龙，不得则大恚。而世龙貌伟，中实怯，忌承宗者多击世龙以撼之。承宗抗辩于朝曰：‘人谓其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帝以承宗故，不问。”

马世龙是孙承宗的铁杆亲信，孙承宗甚至为他向天启皇帝请求尚方宝剑。马世龙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尚方宝剑的武将，毛文龙只能排第二。马世龙被大量弹劾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孙承宗坚决力保马世龙，称“敢以百口保其必无”，把话说死了，查都不让查。天启皇帝给孙承宗面子，也就没有追究，但这里面应该是有问题的。领导自己不亲自收钱，让秘书亲信来干这种脏活，是常见手法。

至于袁崇焕，地方官的抄家报告上说，自从他被逮捕下狱之后，他的弟弟袁崇煜就“罄家而西，绝迹莞邑”——带着全部家产跑路了，只留下房屋等不动产。所以钱财没有抄到多少，但是抄出来了一个东西——盐本。这个东西只有官方认定盐商家里才有。明末盐商没有不是巨富的。在明末经营盐业就跟今天开银行一样，需要的钱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有钱政府也不一定让你开，必须既有钱又有足够的关系才行。袁崇焕出身并不富有，家里成年男子只有弟弟袁崇煜和侄儿袁兆基，袁崇煜负责管家。从袁崇焕中进士到下狱不过十年，家里就就成为盐商，财富积累速度显然不正常。

③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489。

五、千古奇冤：袁崇焕杀毛事件再分析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吃空饷的将领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毛文龙。

在毛文龙生前，文官们不停地控告他冒领军饷，声称毛文龙只有两三万的军队，却谎报有15万军队，所以毛文龙冒饷。

这个逻辑完全不对。朝廷给东江镇的军饷一直都是20万两左右，跟毛文龙说他有多少军队无关。按照关宁军的待遇，士兵每个月平均1.8两银子的工资，每年每人就是20多两。即使按照文官们多次考察认证的最低数量，毛文龙只有2.8万士兵，那也应该每个月发大约5万两银子，每年的军饷就是60万两。

但实际发给毛文龙的，只有1／3，相当于大约一万人的军饷。

毛文龙有没有冒饷，显然应该以他实际领到手的为准，而不是他向朝廷申请的为准。朝廷每年就给他发了1万人的工资，不要说毛文龙声称有15万兵马，哪怕他声称自己有100万、1000万兵马呢，也不能算冒饷吧？只有关宁军这种，声称有十几万，也实际按照十几万人来领工资，而实际只有六七万人，才能叫冒饷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应该是，那些从辽东逃难过来的、愿意上阵去跟金兵打仗的男丁数量有15～20万左右，毛文龙按照这个数量来申请军饷，有这个数量的军队，他就自信能够收复辽东。这也就是崇祯皇帝说的“荷锄是民，受甲即兵”的数量。而由于粮饷有限，勉强装备起来能够打仗的应该有五六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分散驻守在很多地方。驻扎在皮岛、铁山、云从这几个大本营的军队应该是三万多人。

朝廷先后三次派文官来核查军队数量，第一次核查结论是6万，第二次是3.6万，第三次是2.8万，标准越来越严、人数越压缩越少，为的就是不给毛文龙增加粮饷。

但不管核查出来是多少，每年朝廷都是发的20万两银子左右，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毛文龙每年要养活五六万士兵，负责金州、旅顺、皮岛、宽奠的几千里战线，还要接济几十万逃过来的辽东难民，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难民需要依靠屯田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毛文龙又让朝鲜半自愿半被迫地每年支援10万石粮食，还有就是招揽商船通过皮岛来跟朝鲜做贸易，然后运点东北特产人参、貂皮之类的出去卖。

总的来说，东江镇的收支必然是极为紧张的。除了养活这么多人，还要购买马匹、火药、铁器、皮革、枪支、大炮、箭杆、翎毛等等。因为打仗需要大量的消耗军事物资。战死了的士兵，需要抚恤；立下了功劳，需要奖赏，这些全都需要钱。朝廷给的银子连花销都不够，更别说发工资。

关宁军号称十多万人，实际只有六七万，从来不出去打仗，每年光银子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东江镇也有五六万军队，经常出去打仗，每年银子却只能从朝廷领到20多万两银子，可以想象有多么拮据。但宁远那边四个月不发工资，就发生士兵哗变；毛文龙这边被袁崇焕搞物资禁运，断粮八个月，也没有发生哗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几万人的军队，全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资，还要让他们时常深入后金腹地，与金兵厮杀。怎么样才能做得到？

这些人杀金兵杀起来都不手软，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享乐腐化，却让士兵们没工资没饭吃，他们早就造反把他杀了。拿着毛文龙的人头去投奔后金，保管吃穿不愁，何须等袁崇焕来杀？

但东江在毛文龙治下，八年之间，就靠着朝廷那相当于关宁军一万人标准的粮饷，硬是撑了下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士兵哗变。

唯一的可能，就是毛文龙坚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之前，对于文官们弹劾某些太监、武将的贪污情形，我一般都会说，估计多少是有一些，但程度没有文官们说得那么夸张。但对于文官们对毛文龙所谓“冒饷”的弹劾，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完全不存在、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毛文龙自己没问题，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地多次向皇帝举报负责给他运钱运粮的登莱巡抚方面克扣粮饷。他不断地向朝廷抱怨，东江这边多么艰苦、多么艰苦，请朝廷多给钱、多给钱。就是在为东江的士兵们讨一个公道：同样都是大明朝的兵，为什么关宁军可以躲在城里领着大粮大饷却不跟后金打一仗，而东江兵孤悬海岛，远离故土，舍生忘死的与后金交战，人均领到的粮饷却只有关宁军的1／3甚至1／5甚至更少？难道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

在文官们看来，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只有文官带的兵才能算是大明的嫡系部队，武将带的兵就是野孩子，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嚷嚷吃不饱，还敢说我们克扣，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幸好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还支持毛文龙。文官们于是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这都是毛文龙加入了“阉党”，阿附魏忠贤的结果。

但遍览毛文龙给朝廷写的所有奏疏，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魏忠贤，好像权倾天下的魏公公根本不存在一样。包括抗击后金入侵的那一仗，魏忠贤可是紧急给东江调集了粮草和银两支持的。登莱巡抚的报告里面，都特意说了：“皆赖厂臣（指东厂太监魏忠贤），沉谋秘算，授计行间”，皇上还批复“说的是”。这显然是拍魏忠贤马匹的最佳时机，但毛文龙的战报里面还是没有提到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以后，也没有说魏忠贤坏话，依旧当他没有存在过。

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前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的时候，毛文龙要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多有联系很正常。但是等广宁失陷，王化贞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以后，毛文龙竟然还不断地提到王化贞，每年都会。

天启五年九月初四日具奏：“辽东抚院王化贞，牌委臣以二百之众，从东渡江。”

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上年六月间，臣曾具疏请内臣一员，并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

天启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臣于天启元年，奉广宁巡抚王化贞令，率一百九十七人抵镇江。”

天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臣以偏裨，受旧抚王化贞之遣。”

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臣于天启元年奉抚臣王化贞令，诣攻镇江。”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臣初以都阃，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名，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节选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每次简述自己创建东江镇的事，都会说是王化贞把我派过来的。照理说，老领导提拔了你，你当然应该报效知遇之恩；但是如果老领导因为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罪名进去了，在政治上完蛋了，就应该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官场生存的基本法则。但王化贞都判死刑了，毛文龙依然在公开上疏中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了。

毛文龙生于“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温柔之乡，却喜好兵法，孤身北上到东北参军，很有一番“投笔从戎”的理想。但官职太小，干不成事。眼看着辽东沦陷，自己却无能为力，壮志难酬。是王化贞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两百人去突袭镇江，使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官居一品，天下闻名，不负平生之志。对王化贞，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所以在奏章中不断地提到王化贞，就是不停地提醒朝廷：王化贞是有功劳的，我的东江镇就是他支持开创的。希望能够救王化贞一命。

天启六年，文官们建议派一个文臣去东江节制毛文龙。毛文龙干脆就直接提议：“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这就是摆明了请求朝廷把王化贞从监狱里放出来将功赎罪，为此不惜把王化贞请到东江来管着自己。

毛文龙最后一次提到王化贞是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十八日的塘报。在这份塘报后面，有一条后人的批注：

死矣，毛文龙！还撇不下王化贞吗？其笃于感恩图报若此！

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厚道了。他是孙承宗提拔上来的，但是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被免职之后不久，他就在一封奏疏中说：

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卷15）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在跟高第争论，反对放弃锦州。他说：如果按照胆小怕事的逃将、懦将们的做法，把锦州一带当成巡逻之地而不加以防守，那么就好像柳河之败一样，打赢了就说是我们主动出击，打输了就说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天下人可欺，你自己的内心是说不过去的！

袁崇焕这里主动揭孙承宗的伤疤，狠狠地打了孙承宗的脸。其实你说要守卫锦州就守卫锦州嘛，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非扯上“柳河之败”来作对比呢？这可是孙承宗最丢人的一件事啊！又说什么“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孙承宗柳河之败以后，就向皇帝报告说这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以掩饰自己的惨败，被大家揭穿了的。如果孙承宗的谎言没有被揭穿，你站出来揭穿，那是坚持真理、勇于直言。但它已经被揭穿，孙承宗都下台了，袁崇焕还要旧事重提，如此讽刺贬损孙承宗，那就很不厚道。当时孙承宗已经失势，魏忠贤正准备清算关宁军吃空饷的问题。袁崇焕这么干，有落井下石，跟孙承宗划清界限的嫌疑。

划清界限以后，袁崇焕就开始不停地拍魏忠贤马屁，只要能跟魏忠贤扯上关系的地方，奏疏里面都要大谈厂臣的功劳。比如在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奏章中写道：“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

当然，拍马屁的顶峰还是申请在宁远给魏忠贤建生祠。

建生祠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明朝应该是一个常见的风俗。李贽在云南任知府，当地人民就给他建过生祠；打击李贽的冯应京在湖广据说做官做得也很得民心，也有人给他建生祠。所以有些官员用建生祠的做法来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天启皇帝也很支持，还每次都给生祠亲笔题词。第一个生祠，天启皇帝题词为“普仁”；袁崇焕建的生祠，天启皇帝的题词为“元功”。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说：“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是不对的。毛文龙就没有给魏忠贤建生祠，不仅没有被罢官，魏忠贤还要给他增加军饷。所谓“立刻就会罢官”云云，过分夸张，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在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督抚当中，袁崇焕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全国各地先后总共给魏忠贤建了四十多个生祠，在《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中都有记载。按申请建设的时间顺序排名，袁崇焕排第九，很靠前的。看起来不像是害怕被罢官的被动之举，而是反应比较迅速的积极主动之举。

而且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时间也选的很好：天启七年四月。正好是后金入侵朝鲜，毛文龙在率军与金兵血战，而袁崇焕拒绝救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还忙里偷闲给魏忠贤建生祠。

不过魏忠贤对这些东西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崇焕再怎么拍马屁、建生祠，朝鲜之战、宁晋之战打完，发现袁崇焕总是拒绝援助友军，金兵一来就龟缩在城里啥也不管，立刻就把他撤职了。而毛文龙完全不理会魏忠贤，魏忠贤却让天启皇帝把东江镇的军饷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毛文龙是大将风范，魏忠贤是政治家风范，两人之间才是真正的国士之交。

以袁崇焕的认识水平，他当然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在他看来，老子拍马屁、建生祠，魏忠贤都不理我，还撤我的职，你毛文龙竟然还被增加军饷，肯定是比我干得还厉害，偷偷摸摸地给魏忠贤当干儿子、送钱行贿、修庙建祠了。所以他杀毛文龙的时候，还给毛文龙列了一个罪名：攀附阉党、结交近侍。

这条罪名不仅没有丝毫证据，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罪名。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已经下旨，打击阉党到此为止，此后不再追究攀附魏忠贤之罪，“纵有遗漏，亦赦不问①”——即使有没发现的、遗漏的人和事，也一律不再追责。但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还是打着这个旗号把毛文龙杀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袁崇焕说毛文龙与皇太极议和，大逆不道。其实毛文龙跟皇太极通信都是上报朝廷了的，为的就是骗几个人过来杀掉，皇太极派去皮岛的四个使者就被毛文龙抓了送到北京杀了。而袁崇焕当了督师以后跟皇太极议和，双方互派使者你来我往都好几趟了，白喇嘛到宁远一住就两三个月，崇祯皇帝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概括起来说，就是：

一个按照十几万人领军饷，实际只养了六七万人，打仗只有一万多人的官员，以冒领军饷的罪名，把一个按照一万人领军饷，实际养了五六万人，接济安顿百万辽民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给魏忠贤拍马屁、建生祠的官员，以攀附阉党的罪名，把一个从来没说过魏忠贤一句好话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跟后金秘密议和的官员，以勾结后金的罪名，把一个将后金议和使者绑送北京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把大量粮食和布帛卖给敌国同盟的官员，以非法贸易的罪名，把派人到敌人地盘去挖人参、捕貂皮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缩在城里从来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官员，以畏缩不前，数年无功的罪名，把无年无月不与金兵交战，获得的敌人首级仅经过文官集团查验过的就有二千八百多的将领给杀了②；

一个敢瞒着皇帝与敌国议和，瞒着皇帝送粮食给敌对联盟，敢在战时抗旨拒不救援友军的官员，以不服朝廷节制的罪名，把一个持有皇帝尚方宝剑的将领给杀了。

翻开中国的历史，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的事，厚颜无耻到袁崇焕这种程度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好，跟秦桧谋害岳飞，史弥远截杀韩侂胄不同，这一次，袁崇焕没有能够逃脱惩罚。

皇太极亲率大军打到北京，大获全胜，威望提高，也可以开始整顿内部问题了。在退出长城的时候，留下二贝勒阿敏带着五千兵马守卫喜峰口旁边的遵化等四座小城。这明显是在坑阿敏。五千人留在长城以里，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皇太极实际上给了阿敏两个选项：要么战死或者被俘，要么承担失守城池的责任。

崇祯派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等各路援军，去收复遵化。阿敏得知明朝十多万大军朝着遵化城开过来，就把城池焚毁一空，带着五千兵马和财物退出了长城。皇太极抓住机会，把阿敏抓起来论罪，又在岳托等人的指证下，把他当年去打毛文龙结果改打朝鲜，而且打算在朝鲜称王的事情翻出来算总账。廷议的结果，判处阿敏死刑。皇太极宣布宽大处理，改为终身软禁，消除了阿敏这个最大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这次收复遵化，明军其实根本没有跟后金交锋。不过也算是孙承宗和祖大寿立下了功劳，崇祯非常高兴。孙承宗和祖大寿于是趁机上疏为袁崇焕说情。崇祯见了，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觉得关宁军还是能打仗的。而且经过调查，满桂被箭伤的事情至少应该不是袁崇焕故意的。于是，崇祯在孙承宗、祖大寿的求情奏章上批复说：“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攫用。”③这就是要放袁崇焕一马了。

但是真正“鞠问明白”之后，崇祯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

袁崇焕私自与皇太极互相遣使议和的事情被揭露了出来。袁崇焕上疏说杀毛文龙跟钱龙锡协商过，但钱龙锡给皇帝的解释是，这不过是礼节性的闲聊，最后告别的时候提过一句担心毛文龙不受节制。但调查显示，在这种过程中，袁崇焕跟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长期秘密通信，反复协商密谋，岂止是提过一句那么简单？

崇祯皇帝愤怒了：边臣与敌国元首谋款议和，使者往来如梭，辅臣与边臣协商斩帅，信件传递不绝，他竟一无所知；杀毛文龙哪里是什么逼不得已，完全是精心谋划！他下明旨禁止资粮于蒙古，袁崇焕竟然阴奉阳违。

说什么“五年平辽”，结果一年时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说什么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结果给后金带路攻打喜峰口的就是喀喇沁部；

说什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结果后金未损一兵一卒就越过了蓟州防线，以至京城被围、生灵涂炭。

这样的罪行要是不杀，天下再无可杀之罪！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审问，在取得了袁崇焕等人的口供以及各种往来书信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最终给袁崇焕定罪：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④

上面的这些罪行，全都证据确凿。叛国、射伤满桂等证据不足的罪名，都没有写进去。至于《明史》里面编造的太监告密之类的故事，更是全无影子。这是一个严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最后，袁崇焕被判处凌迟处死。

京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居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亲人在这一次战火中惨遭后金屠杀或是被掳掠出塞，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袁崇焕可谓恨之入骨。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之时，刽子手们一钱银子卖袁崇焕一块肉，很快就被围观者一抢而光，当场生吃，嘴角流血犹然唾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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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谈迁：《国榷》，5473～5476页。

②其中天启三年的时候袁崇焕本人就奉孙承宗的命令去亲自查验过一次，查验的结果是“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有关毛文龙与后金作战的更多事迹，可参考杜车别《明冤》一书。

③参见谈迁：《国榷》，卷90。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下），第718页。

④参见《藏钞本崇祯长编》卷37；谈迁：《国榷》，卷90。

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博导评价此书：本书作者通过他独特的思考，带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明朝，乃至重新考察整个中国的历史。作者的一些结论极具颠覆性，足以令人振聋发聩，但细细读来又觉其无不有理有据，顺理成章。阅读此书，必将大大拓展我们思考的疆界，增长我们的智慧。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许苏民教授评价此书：李晓鹏博士此书，乃是当今学界百不一见之好书。读之，直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也！故此书之学术价值，可与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史学经典相媲美。纵有瑕疵，亦是瑕不掩瑜。以上评论，乃是我的真情实感，无半句溢美之言。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梅毅老师评价此书：这本书重新描绘了一个充满苦难和辉煌的中华帝国，讲述了明朝从繁荣到灭亡的悲壮历史，揭露了明朝灭亡后，投降满清的文人士大夫篡改历史，大力抹黑明朝英雄人物的历史真相。这本书对历史人物之解读，往往惊人。初读令人无法接受，细想之后又觉言之有据，合情合理，历史本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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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最后讲个笑话，就是看到答案里面有些人说三顺王投清，是因为袁崇焕被杀而不是因为毛被杀，其实这种观点古人早就发明了。东林党人杨士聪编写的《玉堂荟记》就把孔有德说成是袁崇焕的超级粉丝，他叛乱的原因是感愤于袁崇焕被“冤杀”，他说：“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孔有德之乱，得非伤辽人之心而然欤？”，后来史学泰斗金庸大师也引用了杨士聪的言论。

这个杨士聪是个古代的大善人，非常有良知的人呢，就和楼里几位谈论良知的人差不多。他曾说：“毛文龙之死，何所关成败之数”，认为毛是个既无能又无耻的跳梁小丑，而袁崇焕则是“广渠门一战人心始定”的超级大英雄。这个古代袁粉杨士聪是皇太子朱慈琅的老师，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杨士聪命妻妾自尽，并杀死六岁的亲生女儿“以报先帝”，然后投靠了李自成，当上了大顺政权的兵政府少堂（国防部副部长）。清军南下后，杨士聪又很快降清，“入国朝，官至谕德”。

杨士聪不光黑毛粉袁，他还造了很多其他的著名的谣，比如崇祯内库藏银3700万两的谣就是他最早开始造的，他还说王承恩不是自杀，而是勾结李自成被发现后赐死的。

民间传说有人给杨士聪送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联是孝弟忠信礼义廉，你们说这幅对联写得吼不吼呀？

杨士聪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缺，因为是屁股决定立场，站在文人士大夫的立场（或者是自诩的），毛贼文龙当然是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比如楼下那个阿唐，又贴毛的所谓“通敌书信”这些被批烂的文字，还非要说毛没有报告朝廷，毛都把皇太极的使者抓了送京城了，仅现残存史料有记录的，就有四次奏报与后金的往来，明确说明自己的意图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甚至“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以明心迹，并且，毛在这批奏章中还说了一句话“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遭致主和派的忌恨，最终被杀。

甚至袁所谓毛文龙的十二大罪，其中一条就是“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易如反掌等语”，注意这个“尔奏有”，就是说毛贼竟然在奏折当中公开了他和后金夹攻明朝的叛乱计划，这“尔奏有”三字可是袁自己说的，难道非要视而不见吗？

总之呢，毛将后金书信奏明朝廷，说明他嚣张至极，公然叛国，当斩；毛不将后金书信奏明朝廷，就说明他暗通敌人，准备叛国，亦当斩。毛首先必须是军阀、土匪、汉奸，这是维护士大夫精英史观的核心。

一个与后金往来书信，已经通敌叛国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文人士大夫说杀就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古人早就发出过疑问，问这是为什么？恭顺侯吴惟英（勋臣，非文官）在《东江客问》里就说：“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以小人度君子，何患无辞。”

甚至这个阿唐还把吹捧对岸“院士”李光涛的文章也贴出来了，李光涛1948年写的《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本来就是为了配合所谓的“戡乱战争”，用此毛影射彼毛的政治文章，居然也能当得起“贵在求真”的考语，反正是只要能用来黑毛，什么人都是好的。

再比如他下面引用的毛九华参劾毛文龙率兵入侵山东的奏章。这个毛九华自己就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汉奸。他是东林党人，嘉靖朝首辅毛纪之后，清军南下后投清为江宁巡按，成为洪承畴的得力助手，曾在南京城外屠村8座，死后入祀乡贤祠。

“宁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壒、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自后安堵。”——江宁巡按毛九华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再比如山东总兵杨国栋，上书参劾毛文龙之十大罪，袁崇焕斩毛的十二大罪也是在此基础上补充的。杨国栋是什么人呢，他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忠贤传谕兵部骤推国栋为总兵”，他和毛文龙交恶缘于辽东难民的安置问题。杨国栋为了给魏忠贤修建生祠和送礼，向辽东难民大量摊派勒索，富人勒索千金，穷人也要18两，导致辽东难民无以为生，双方多次上疏互参。《明史稿·魏忠贤传》特别提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勿绝”，而刘若愚写的《酌中志》当中，除了特别指出杨国栋、梁柱朝二人送礼最多外，另外开了一份送礼不多的军官名单，包括满桂、马世龙等当时主要将领基本在列，就是没有毛文龙的名字（《酌中志》是东林党授意的魏忠贤罪行集），最后唯一被扣上“勾结魏忠贤”罪名杀掉的也是毛文龙。

总之，为了维护士大夫史观，阿猫阿狗都赶着上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念一首古人的诗：

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

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

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

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

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

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

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

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

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

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

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

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

其实和毛文龙立过什么功劳，或者是否有反叛的企图都没什么关系。关键点在于，毛文龙是正儿八经的一品官员，被授予尚方宝剑。这么一个封疆大吏，被矫诏杀了，朝廷对这件事情要么公开宣布毛文龙的罪状补足程序，给袁督师兜底；要么就得治袁督师矫诏之罪。然而朝廷两面都没有做，直到袁督师牛皮吹破，才秋后算总账。那么中央的权威何在？大萌最后的垮掉，其实就是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的总结过，袁督师杀毛文龙是这一系列诡异操作的一部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