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崩溃辨析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按照崇祯及兵部要求进行的汰兵，整治防务等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一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另有一些大臣以及民间人士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
但到了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之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1）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事乃明季辽东战事中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和所牵连到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是非曲折，不可谓不大、不多。譬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明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等。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颇有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乃至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谢老道：“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就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及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着，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了，如在其《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到：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从樊树志先生指阎崇年是自“崇敬与偏爱”这个立场上出发而发言这点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应该是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与台湾李光涛先生一样，都是感情用事所致，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是“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另外，樊树志先生在文中还说：“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以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去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2）？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在著作中力求告诉读者的那些，是否便是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3）事实上，我们所常引用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句（4），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即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真相”。
确实，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籍着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这是我们思想的亲历史。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克氏所说的“凭证”，然后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得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5），此后的路，便是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公元1621）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明方人心大振。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对后金后方掣肘的一支军事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镇江之役，发生于明军辽东大败、辽阳失陷之后，这不啻于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明廷相当部分人为之雀跃欢呼。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为人騃（音皑，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对此意外之胜，自然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急忙上奏，并以此为己功。
但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却对此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他认为毛文龙这次擅自行动，导致后金对海上防线加强了守备，以至他原来准备在广宁集中重兵守卫，以朝鲜、天津、登莱等水师伺机从背后攻击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时由于这次行动，辽东四卫百姓也受到了后金军的残酷报复，几乎被屠杀殆尽。对此情形，他这样说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熊廷弼“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
此役功过，仁智各见，与此节要讨论的问题没太大关系，只因事关毛文龙东江崛起之源，所以于此略述。需要提一笔的是，后来因为王化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终于又导致了明军的广宁大败。此役中，“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但由于“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三万明军一朝崩溃，丧师失地退回关内而无能为力。可到了最后，在魏忠贤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广宁之败而被问罪、斩首，且死后还要传首九边用脑袋去游行以警示边军将士的，竟然却是只率领五千人的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拥兵十三万最后溃逃的王化贞。对此结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祯朝时为其翻案的奏折中这样说道：“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6）
至于说到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则必须要承认毛文龙对清军，也就是当时的后金军是有一定牵制作用的。他的攻击手段通常是偷袭和闪击，且屡屡得手，虽然斩获不是太大，时常伤亡相当还无法守住夺取的陆上据点，不过他一直坚持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这个战术，也足以让后金大为恼火。因为清军既无法一举消灭毛文龙，又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他的兵力虽然不能做主力进攻使用，但可配合锦州一线主力明军的攻势去威胁后金侧翼，尤其如果能联络当时的明属国朝鲜一起发动攻击的话，威胁会立刻增大。因此毛文龙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在背上长了一个疔疮，虽然眼前没什么大问题，但它有可能溃烂发作成为一个更大的毒疮，甚至引发其它更大的疾患，让人很不舒服。
然而，是否籍此就可说“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呢？余以为此说不妥。这里需要澄清的有三个问题，既杀毛文龙有没有错、之后的“己巳之变”是不是毛文龙被杀之直接或者必然后果、东江防线的崩溃是否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导致的。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论著集刊》一书中，曾提到了关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证据，那就是《满洲老档秘录》，后来也叫《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等等。
要说“斩帅”公案，则先要把此件档案的来历说清楚，盖因其中有太多关碍。
《满文老档》之来历
《满文老档》是清廷入关前，以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公元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除卷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部分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共三十七大册。此档案乃是世之孤本，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堪称国之重宝，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另有三册老满文木牌，合计四十大册，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内容浩瀚，除按年代记载清廷军政大事外，还涉及到当时满族社会组织、典章、制度、与各方的交涉和对内事务处理，乃至民俗、风物、天文地理等等。其文字朴素少修饰，记事翔实，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明清史和《清实录》所不载、或记载不详、或后来遭修饰甚至改写过的，近年来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推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鲜史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满族生产和科技力落后，因此《满文老档》所用纸张均为从明辽东地方衙门得到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各册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于盛京（今沈阳市）崇谟阁。清廷入关后，与其它档案一起存放于北京内阁大库。
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最初的满文是无圈点的，谓之老满文，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的新满文。到了乾隆年间，因为能认老满文的人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录了此档的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共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而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等处。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也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这件档案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和各方的协助下，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名为《满文老档》，于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套为研究之用。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条件，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之前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以前的版本而言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本子。遗憾的是，此版本只有汉译本，没有原文影印比照。
这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毛文龙的投敌书信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满洲老档秘录》，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金梁先生为清末进士，在翻译过程中过于重雅训，因此虽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当部分译文已与原文文字有些差异，其中甚至有抄录《东华录》的现象，是以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孟森先生即使在查阅了原始档册之后，再谈毛文龙投降后金事时，也只能提出了一些猜测，譬如说其“词气据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来推倒档案所载之事。
那么，这个档案里有些什么和毛文龙之死有关的记载呢？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档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内，有两册档案的名称都是《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里面是毛文龙和在皮岛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二人给皇太极的信，同时档案其它函、册内亦散落有多处毛文龙与后金相关的事迹记载。
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册书信档中，有六封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信，其余为王子登的，还有一封是没有落名款的写给皇太极之书信，虽然内容也是讨论投降后金事，但因其落款不明，历来对作者、书信正文是否有错讹，甚至是否有他人信件的一部分误入此信等等，争论颇多，容后文详细叙说。这些信的归档时间为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正月至四月。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这些信内所谈，大致是三件要事：议和、遣返双方收罗的降人及被捕人员、归降后金。
议和一事，并无什么可议之处。
关于遣返降人和被捕人员一事，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原明将刘兴祚（爱塔），在投降后金之后又叛归皮岛事，皇太极强烈要求遣返此人。同时，他还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送回前去皮岛谈判，但被来皮岛办公的明户部官员捕获，并送往北京的后金官员阔科（汉文档册称“可可”，其他亦有史料称为“科廓”，为方便起见，今从两地之《满文老档》文，统一称为“阔科”）等人。
毛文龙归降后金，乃是这些书信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在信内毛文龙不但明确表示了他愿意归降后金，还主动提出与皇太极里应外合，合力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地，并开出了具体的归降条件。
其它的问题，也许还都能以时局为由做一番分辩，惟独归降一事，却实在有些辩无可辩，至多只能予以猜测。但猜测始终是猜测，只要无法提出确凿的反证来推倒这些信件的内容，即使如孟森先生，也无法证明毛文龙并无归降后金的意思，亦不能推翻信中他主动邀约后金里应外合夺取明山海关、登、莱等地的叛明谋划，只能予以猜测。
我们先来看看信内皇太极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并送回被捕的后金官员一事。
根据明方的记载，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闰四月辛酉，毛文龙曾向北京报称曰：
长山岛逃回胡四等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等语。（7）
此处记载的“大清皇帝”云云，显系作者为避讳而为之，盖因后金一直到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才改国号为清，此刻必不得云“大清皇帝”。但这里毛文龙说皇太极指责其“又将我人解京”，却可与清《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书信、毛文龙自己所写的塘报互相印证，证实了此前确有后金官员被解押到北京。在《明清史料丛刊初编》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众文书中的第一封，是现存的唯一一封皇太极给毛文龙的回书，其中也明确谈及了与毛文龙议和与阔科出使皮岛未归事：
前者将军差官执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罢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竞不发回原人，一似势力所得，复另差人持书，又是别话，何也？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等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势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皇太极这封书的回信时间，为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另据朝鲜方面的《承政院日记》记载，此年皮岛都司苏万良曾于九月持毛文龙书前往后金处，十月中持皇太极回信返回，因此可知这毛文龙与皇太极在崇祯元年九、十月间，尚在书信来往谈和。
然则其中原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毛文龙主动把前来联络的后金使者抓起来押送北京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于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8），并一直在此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信，信中关于此事的本末还比较详细。书中云：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满洲人）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道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笔者注：原文为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泻矣。……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9）
而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中，谈及阔科前来联络一事时，先是这样说的：
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全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惟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复。（10）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毛文龙又道：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1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毛文龙首次明确谈到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一里应外合的叛明大计。
此后的信中，毛文龙一直坚持阔科等人“误入户部粮船”的说法，又申辩道，自己若是诱骗，又何苦去骗擒这四五人：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12）
按：台湾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毛文龙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满文批注，可知收信时间为崇祯二年三月一日。
据此可知，毛文龙至迟自崇祯元年三月起，到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还在继续与皇太极商谈“共图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这一起兵叛明，夺取明朝关隘和城池的谋划了。这同时也印证了前文王子登书信中所说的“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一语为真。
合谋夺取山海、登莱，正是毛文龙“欲与汗共图”之“大事”。
毛文龙于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焕诱杀，距其写此封书信的时间仅三月余。
关于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是有所出入的。而这位阔科的被捕，又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归降之事的进程。
按王子登的说法，是阔科等人在来皮岛途中滥杀无辜，以至上岛后被随后到来的幸存者擒获、指控，而毛文龙不予理睬且释放阔科，试图不了了之，于是幸存者又去了正好前来岛上送钱粮的黄户部处报告，终于导致阔科被擒，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龙杀人灭口。但阔科被押送到北京后，却泄露了毛文龙与后金议和一事，导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
这里先插一句，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当是王子登的夸张之语。虽然毛帅在其信中已然透露了此刻两家所谈之事：如何里应外合联手攻取北京的前、后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但此刻的明廷，还不知道毛文龙的谋叛之行已到如此深度。
而毛文龙的说法则没王子登那么戏剧化，相对要朴实些。他没有说及阔科等人滥杀无辜事，不过经过也颇曲折。依毛文龙前一封信所说，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使者阔科和翻译马通事等五人至镇江，于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岛，当时户部官员正好来岛解送钱粮，此事引起了户部官属下人的怀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龙遣旧人三名，带礼物两驮，打算渡海自镇江前往沈阳皇太极处。但此消息被户部官员的下属探知，而毛文龙随即又听说山东和登州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和道官也前来皮岛，毛文龙遂“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明军官员未接纳下属之报告，以为谎言，毛文龙就此过关。毛文龙告诉皇太极这些具体过程，一则当为邀功，二则是为取信，三则大约想表明自己此举所承担的风险之大。
然而，随后而来的情况却大出双方意料之外。毛文龙在后一封信中说阔科等五人并未安全返回沈阳，而是在为户部官员所擒，还连带毛派去沈阳的三人都一起被抓了起来，被直接送往北京。这些，户部官员根本就没知会毛文龙：“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两人叙述的最大差异，是在于王子登说阔科之被抓，乃因阔科等人被途中滥杀无辜之幸存者在岛上撞见，因此事发，此事发生在皮岛，毛文龙不但知道，而且还动手杀了翻译官马通事灭口。
而按照毛文龙前后两封信的说法，户部抓人非但他并不知情，还把他派去沈阳回礼的三个部下也一起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进京。
又，查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六月，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受命负责东江粮饷事宜，而自毛文龙元年塘报中可知黄中色于已四月四日抵达皮岛，崇祯二年四月奏报中，亦有再提到“饷臣黄中色”云云（13），此即王子登所说之“黄户部”及毛文龙所说之“户部粮船”往来皮岛之事，在这一点上，两人说法是一致的。另外，毛文龙自己具奏之四月二十八日起的东江塘报，以及朝鲜方面的记载都表明，阔科等人至少是先后两次来皮岛，一次是三月十三前后，一次是四月。
王子登和毛文龙信中所叙事端不一，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王子登信与毛文龙信系出不同人之手，当非一人伪造。因倘若是同一人伪造，则必事事无不互相印证，以实其言。无论是谁作伪书，毛文龙是真降还是假降，都断无在信中自相矛盾、使人疑惑之理，况且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而事后皇太极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反应和疑惑态度，也说明了此事干系之重大，儿戏不得。另外，王子登信内自夸邀功之意，溢于言表，如“毛文龙乃一品大人，至贵重也。惟信副将（王子登自称）之言，始行此事”（14）等等，亦颇符合日本神田先生考据中谓其为居中联络者的心态。
二，证明了王、毛两人的信件内容，在作书时互相之间并不知晓，乃是分别写给皇太极的，否则，关于此事的内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
同时依这许多信内所提及的，可知往来信使是双方人员都有：信件时而由皮岛王、毛各自的家人、亲信送去后金；时而由来岛的后金使者带回去，且使者常需面传应对皇太极、王子登、毛文龙三家分别嘱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总兵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等等类似言语甚多（15），如此，则皇太极见信后必然会要使者与毛文龙等面商事体，且使者往往在皮岛一住便是十数二十日，又观诸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可知双方使者往来颇为繁多，如毛文龙书信是王子登或其他人所作之伪书，这等事情却又如何瞒得过就在岛上的毛文龙？且做伪只能瞒得一面，无法两面欺瞒，更不可能三面欺瞒，尤其是如果瞒不过毛文龙，则其伪当时可知。
因此所谓的“伪书”问题，只看书信中叮嘱之内容，以及皮岛与沈阳双方使者此等来往情形、方式和频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东北、亚洲史大家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举集了大量的明、后金和朝鲜三方史料，尤其是记载极其详细，至于使者来往日期和人数、言谈举止都历历在册的《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不但据此考据出王子登入皮岛的确切时间，还详细论证了王子登在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认为，正是这个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归降谈判的中间人角色。
只是因《满文老档》之刊行，此后论毛文龙者十之八、九必提此书信，所以“伪书”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尘嚣日上。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仅仅是纯粹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猜想。所以，毛文龙的这些书信，目前依然还是一件无法推倒的、他与后金实施归降和起兵叛明谈判的直接证据，是个铁证。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文老档》之外，尚有五件毛文龙与皇太极书的汉文原档也侥幸留存了下来，现存于台湾史语所。今谨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于此，其中除略有残缺及因翻译导致与《满文老档》有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其内容与《满文老档》中所载毛文龙与汗书之一基本一致，可供互相印证。而此信中抬头的格式，也颇能说明问题。
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
现在我们再来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如果以毛文龙的说法，这位让双方纠缠不休的皇太极使者阔科，又到底是怎么被那位管粮饷的黄户部黄中色擒获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黄中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在袁崇焕出镇辽东前，朝中不少大臣对毛文龙谎报冒领等事项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祯也对其所报有疑。在平台召对袁崇焕命其督师辽东后，恰好毛文龙又献俘北京，所以崇祯特地招兵部尚书等人前来问对道：“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当时在场的诸大臣中，就有“黄户部中色、王兵备廷式（笔者注：式应为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云。’”黄中色此处的表现，已可说明其态度之一二。而当时的大明属国朝鲜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君臣曾大为担忧，商议道：“毛帅若不得如前冒饷，则其势不得不责办于我，前头必有难处之患矣。”（16）
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可以瞒得了北京，但在朝鲜、皮岛和辽东地方，是不太容易隐瞒的，盖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鲜过境者。而这位饷臣黄中色频繁来往于北京、山东、皮岛等地，加上皮岛将领也不是全都愿意和后金来往的，所以黄中色如果获悉有后金使者往来于皮岛，也并不奇怪。就是当时的明朝藩属朝鲜，亦有官员打算向黄中色报告的。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就飞报朝鲜国王曰：
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17）。
此刻的黄中色已经于四月四日抵达皮岛，而毛文龙塘报说他于十二日点兵开始配合黄中色落实核查兵数事宜，显然，毛文龙是借此调动兵马之机将阔科等人护送出了皮岛。且此朝鲜方面的记载又证明了他在此年四月二十八日给北京的塘报中撒了谎，因为他并没有留下阔科只派马通事回去，而是将全部使者都送了回去。
毛文龙这样做的原因，与后金方面来往固然此其一，但黄中色的双重身份也是导致他赶紧送阔科等人离岛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朝鲜和蒙古的部分部落，为明朝的左右手，对后金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所以和朝鲜的关系，是明朝外交上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毛文龙所部，屡屡在朝鲜境内威胁地方官员，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不是和后金军入侵那样大规模地进行，但数十数百人的毛军掳掠奸淫甚至欺压朝鲜地方政府，在朝鲜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据《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毛文龙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带家丁三十余人仗剑直闯朝鲜王宫厥门，“拔剑突入，几至接战”，根本不把朝鲜国王放在眼里。
事实上毛帅此等跋扈于辽东和朝鲜的情形，在天启年间的京官姜曰广等二人出使朝鲜时就已有所知，并且当时就接有岛中之人关于毛帅反叛的密告，因此这位黄户部黄中色到皮岛，并不仅仅只是来打理粮饷的，他同时还负有“纠察军务”的使命，如下文中将会提到的袁崇焕所言，他还兼有监军之职责。
对“纠察军务”这个使命，黄中色看起来很在意，而且也是在切实进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人尚算廉洁，也比较尽忠职守（18）。他本人和其下属，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朝鲜官员问起皮岛部队有否骚扰朝鲜，这个举动，是符合当时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时，黄中色和毛文龙无论在政治和利益关系上，都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不属于毛文龙的北京关系网内，而且在纠察毛文龙虚报军兵数目、冒领军饷一事中，还有这位黄中色的一份，毛文龙自己所上的塘报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1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去看毛文龙的书信，再联系朝鲜官员密告有胡差来往皮岛之事，那么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就会发现阔科之被擒获似不仅为误入粮船那么简单了，也并非是户部官员黄中色多管闲事，竟似已带上了一点身负“纠察军务”之责的黄中色在设计抓捕后金使者的色彩：
“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谎言”、“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
——以毛信此处所言，黄中色和他的下属在发现岛上的可疑行迹后，大约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弹压，已发信要山东明军开始加强巡逻，同时招山东明军上岛，而后因为没有“确信”，所以无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龙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不容易抓到人（20），于是先撤回山东明军，同时声称自己的粮船要开回铁山去，实则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在毛文龙皮岛军营的辕门外被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阔科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另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首次提到后金来人谈判是四月二十八日，而且只说了三月十一日的阔科与马秀才，对此前所有来往一概不提，此后更是再无提及与后金来往谈判事，这显然是有意欺瞒北京朝廷及辽东、登莱军事主管机构。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此开始的时间线索及此一时期涉及的各方人物。
首先是毛帅于四月二十八日塘报中首次称三月十三，后金派马秀才及可可，也就是阔科等五人前来和谈，其派马秀才回去诓骗后金“大海”者前来，留阔科等人在营；
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报朝鲜国王曰，有“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可知所来后金使者全部回去了，未有留皮岛者，毛帅塘报撒了谎；
朝鲜《乱中杂录》载，五月“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可知阔科一行于五月初四日复回皮岛；
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塘报说三月十三日来的后金使者共六人（与四月塘报所说共五人明显不符），其中马秀才因民愤太大，才出营门就被岛民群殴至死，所以只有四名后金使者送京。但其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
五月初七日，毛文龙两封塘报同时发送，与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饷司黄中色分别打起了官司，谓杨国栋污蔑自己“叛逆”云云，并指责杨国栋靠通内监升官，乃魏忠贤余孽；谓黄中色核查兵数不实，昧良心甚矣等等。
就这个时间线索而言，王子登此前的陈述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
因为王子登说“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被其途中滥杀之逃难辽民幸存者发现，即后金使者于五月初四到皮岛，次日也就是五日事发，然后马秀才等被黄中色抓获。而毛文龙随即于六日具奏了有关马秀才被杀之塘报，七日对黄中色和登莱总兵杨国栋写塘报发难。
单从时间上看，王此说就完全符合朝鲜及毛帅两方记载，其可靠性显然高了很多。
联系毛帅与后金书信中说的黄户部及山东明军已对其起疑，频频于海上巡查并有上岛盘查之事，而我们又知道朝鲜方面有将后金使者来岛之事密告黄中色，而抓捕使者后仅一天，毛帅又对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黄中色双双发难，据此几端而言，这起事件上毛帅之说最不可信，其真相当或是如王子登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偶发事件，或是因黄中色等人闻知后金有人前来皮岛的消息而设计了抓捕行动。而从毛帅随即于七日就同时对黄、杨二人以塘报发难来看，显然黄中色在皮岛期间是大大得罪了他的，这很难不叫人把这两事联系在一起看待。
同时在户部官员或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也无法再继续回护阔科等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先动手杀了会满、汉语言的马通事灭口。盖因《熹宗实录》有登莱巡抚武之望一疏内曾道：
窃以为诸夷言语不通，生死出入一凭之通官之口，而通官转换支吾，若此则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辩，若不别觅通事，细加研审，则诸夷至死盖不知其所以然矣。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
因此毛文龙只要杀了马通事，朝中和登莱一时是不容易找到翻译的，且即使有了翻译，以阔科的职位和受信任程度，他会否将皇太极派其来做何营生全盘托出更是不可知之数。因此毛文龙大有时间和余地从中周旋。
尤其是毛帅塘报中叙说的马秀才之死的过程，太过匪夷所思：“其马秀才，……岛中人民见者，靡不切齿，甫就缚出辕门，而众已寸脔其肉矣。”堂堂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总镇之辕门，百姓居然能乱刀杀死毛军官兵押送下的马秀才，若非毛帅想杀人灭口而使之，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
另外，也只有这样，在后金使者身上才会没发现毛文龙之回书，若是与毛文龙所说那样其使者是在回程中被抓，且毛之护送人员一起被抓，那么必然会发现毛文龙之回书，此事绝无可能不了了之，必然会在中朝掀起轩然大波。
只是这么一来，毛文龙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就很大了，皇太极知道后也肯定会因此指责他没有保护好后金使者。为了推卸责任，毛文龙在述说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中，肯定会做手脚、打埋伏，故而毛文龙信中所言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远比王子登的来得大。且只单是从马通事确实在皮岛所杀，而他却刻意隐瞒这一事来看，毛文龙所阐述的事情过程就是不尽不实的。因此，从各方的厉害关系以及毛文龙塘报中透露的马通事确实为毛文龙所杀这些资料上来看，王子登信中所阐述的过程，显然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比毛文龙所说的更可信些。
且先不论王、毛二人所书之过程到底孰是孰非，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阔科并非为毛文龙主动擒献，而是因为阔科等人被来皮岛的黄户部等明方官、军发现，才导致了其被抓，最终被押送上京。而毛文龙此刻和皇太极所谈之事，也已经不是议和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进行到了约定如何里应外合夺取北京的前后两大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的程度，这两事可自毛、王两人以及皇太极的三方信件里得到确实的印证，当确凿无疑。
阔科等人被解送到北京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私下来往之事自然是瞒不住了。不过从当时各方记载来看，阔科并没有如毛文龙信中所说那样出卖毛文龙，也没什么迹象表明北京朝廷确切知道了他们谈判的具体内容，明廷当时只知道此人是来议和的，因此毛文龙反迹应该尚未明确。而其时镇守辽东地方的大员们，也时有遇到后金派使者前来谈判之事，因此仅仅发现后金使者，还算不得是什么天大的事。
而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却告诉皇太极说，明廷已经知道他们谈判内容，故而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掩盖云云，这就是在推卸责任以及表自己功劳了。实际上，明廷那时应该只知道阔科是来议和的使者。
到此处为止，哪怕先不谈毛文龙试图勾连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的行径，其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毛文龙长期交通敌国，却刻意隐瞒不上奏朝廷至少一年之久，且其汉文信件中表露出的信息，来往可追叙到奴儿哈赤时期，这和袁崇焕等人在与后金谈判时，事先和过程中都会将谈判情况随时上报朝廷的举动完全不同，两者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这确实是可以坐其私通外番之罪的。且由于毛文龙此等刻意隐瞒的行为，也一定会让人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上一个问号，即使是为毛文龙鸣不平的朱溶，在其所撰的《表忠录》内，也不能回避有“可可（即阔科）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这一事，所以后来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上书请罪时，崇祯覆旨曰毛文龙“通夷有迹”等（21），绝不是在庇护和偏袒袁崇焕。
毛文龙的这六封书信连续起来看，可知前几封是谈判议和，尚算不得什么，但自第五封起，毛文龙却已明确说了要率部登陆投降后金，并企图和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二府，这便是要反明了。即使以最好的情形打算，也是毛文龙已经决定叛明并联合后金对明发起攻击，但由于阔科之被抓，导致皇太极认为毛文龙在算计自己，故而疑心大起，因此对毛文龙的归降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其证明归降的诚意，是以毛文龙归降进度暂时放缓。然则以书信内容而论，毛文龙此刻叛还是要叛的，无非有些细节尚待商定而已。这也是我在前文中对阔科事件详加叙述之故，实因此事关系重大，乃毛文龙归降计划之所以没有马上实施的重要原因。
先，毛文龙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讲和”云云显为饰词。皇太极和毛文龙此刻所讨论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议和，而是在谈如何归降后金事，双方已然进入研究“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这哪里是在“讲和”，分明就是叛明。
若说这话仅仅是毛文龙虚言自夸，然则其目的何在？仅仅只是没有任何目的地为夸耀而夸耀，则断无此理。向来夸耀的目的，或要取信于对方，或为自重身价，无不外是想以此获取更大的利益。倘若全是虚言，届时实施不了又如何取信，如何自重身价？既全无好处，作此虚言何为耶。
其后，毛文龙一面解释阔科之事，一面和皇太极就归还刘兴祚等人事讨价还价道：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三百人……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我前曾致书云之，以后不可差大人来，南人及南官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这封书中，毛文龙已经很明确地准备拿自后金反正的刘兴祚兄弟做交易了，惟一怕的是这样一来隐瞒不住皮岛军民：“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是以诉说如此为“欲速则不达”，又道如果归降成功，连自己都是要去到后金处，因此希望皇太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再说：“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
同时他又再次提醒皇太极，皮岛有明中央政府派来的“南人及南官”在，以后不要派身份太高的金人做使者前来，此无非是怕阔科事件重演的意思，退而言之，万一事泄，他杀几个汉降人和蒙古人也无妨，其后果远不如丧送后金的满族人严重。又按：当时后金额真之职有四，固山额真即后来的议政大臣，之下为梅勒额真、扎兰额真、牛录额真，故毛文龙有此说。
另外，这封信在《满文老档》中，后半截系为他人信件误入，据台湾李光涛先生《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一书载，台湾幸还尚藏有毛文龙之原件，今抄录如下以做比照：
都督毛文龙再拜：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巳今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孥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日远之大妙。渺想此事，屡做屡败，非我与你德不深、诚不至之谓也，实我与你缘薄分浅，无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不佞正嗟叹间，忽解到不言菟牛禄真夷一名，名十头库。口称：“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孥他来了。”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你漫说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真无妄，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实心孥着这个大事与你往来，为着何意？还是哄你城池来不成？还是哄你王子来不成？把可可事且当做我哄的罢么，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设如斯而不揣摸，我终不能剖白矣。傥若翻然惺悟，顿改昔非，莫若汗王与四大王，对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汉人来，验我真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复来，外一不测差错，你又道我是个谎了。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刘得库口内是实。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何如？差去十头库，还叫同我的人回来说话。
……（所送礼物名称及数量略去）
都督毛文龙再拜。
按李光涛先生书载，此信之首尾，于文龙二字上均钤有朱文平辽大将军私印一方，与本书前文所示之另一毛文龙信汉文原件一般无二，可确信无疑。此即所谓的《满文老档》第七封“失名与汗书”本来面目。至于其后误入的他人信件，以其中涉及事迹以及“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等语，以余计之，其极可能为刘爱塔，也就是刘兴祚在跟随袁崇焕、掌控皮岛期间对后金所施之诈降计书信。
其实说至此，有毛文龙亲盖大印之数封汉文书信原件及满文老档中之相应的转译信件比照，“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等叛明之语历历在目，毛文龙与皇太极商讨其率部归降后金事已成辩无可辩之铁案，于此一节上当无需再多言。故袁崇焕斩帅的是与非，也就没太大可议之处了。而本章内所余多之讨论，其实皆为愚沉溺于旁枝末节之推敲恶习耳。
词气口吻和建州风情
早年的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提及过这些书信。在谈到毛文龙书信时，孟森先生曾道，毛文龙“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然则，毛信固然有“词气倨傲”之观，但毕竟这只仅仅是个猜测，我们无法仅据感觉其“词气倨傲”，便可以在没有其他任何实证或旁证的情况下，一举否定毛文龙书信中这许多往复来去的归降谈判和里应外合的叛明谋划。
同时对孟森先生所指之语气问题，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此刻的后金，在明方看来依然只是明朝之一部而已，并不是一个可以与大明平起平坐谈判的对等国家，了不起是个地方割据势力。而且此刻后金的势力也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庞大。
其时后金的可战之兵，即使满打满算倾巢而出，亦不过十余万而已，且粮草器械时时匮乏，而来自蒙古和朝鲜的左右夹击也还未完全消除，处境并不是非常好。就是皇太极本人，也曾为了议和成功，一度被迫自己削去帝号，降而称汗，并弃用自制玉玺，转而向大明朝请印（24）。
再就是当时后金的经济和生产力等，还不如朝鲜之富足与发达，而观诸毛文龙与朝鲜李朝国王之间的往来，口吻亦是十分之倨傲，与此几封书信一般，相差无几。当时毛帅帐下可战之兵两三万，东江一镇辖辽民及其他各部落之民十数万，毛部的水师、火器操炮技术又向为后金所缺，且皇太极也并不知道毛文龙归降的真实动机和背景等等。
因此说到底，此刻的皇太极和后金，在中原人士看来最多只是一部势力强大割据一方的“外藩蛮夷”而已，虽然毛文龙身居前线深知后金八旗军之战力，但他毕竟还是官居一品的大明朝一方总镇，其信中“词气倨傲”又多半是为漫天要价打底，实在并不为过，他若十分地卑躬谦词，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还可与此参照的，便是后来投降的刘兴治兄弟与皇太极的许多往来书信，即使刘兴治兄弟已然称臣，其口吻也照样与毛帅此刻一般无二，就是涉及如部下偷挖人参、私自贸易等小事，双方之论辩，一来一往亦是极其直白，其间并无任何虚饰套话。又皇太极与诸蒙古部落的书信来往之口吻，也都少有虚套相当直白，与此间所举来往书信口吻相仿，是以此应为当时建州礼仪陋而未全之故，或可云其为不求缛节、朝气蓬勃之风气。
故而孟森先生认为毛帅书信有“词气倨傲”之观，并因此得出其“非有意于归降”的猜测，是过多着眼于中原的传统礼仪以及清廷入关后才形成的那一大套烦琐礼仪制度了，不免忽略了当时辽东建州一带风情以及早期八旗礼仪制度，还远未有后世之严密，是以余以为仅“词气倨傲”，绝难为毛帅不降之凭。
再者，毛帅语句之倨傲，非独对后金汗王有之，即使对大明天子，也是一般的责问口气，《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五月辛未条下有其所上疏曰：
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己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着。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奈地隔天廖，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二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其权益，而皇上知之否？
书谓其“语多桀骜”，若仅以此断论，则余似也可谓毛帅“词气倨傲，绝似反叛之口吻”了。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论者提出，这是否有可能是毛文龙的诈降之计。当然，此种想法做为假设，倒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若这真是毛文龙在实施诈降诱骗皇太极，则实为奇功异谋，不可谓之不美。只是这条计策如没有明军主力的配合，是绝无成功可能的，且兹事体大，若不向朝廷及皇帝请示汇报后实施，毫无疑问会被认为谋叛之举，毛文龙身居一品大员又焉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因此毛文龙绝没有不向上司及朝廷报告的道理。
退一步看，即使他与新来的顶头上司袁崇焕有旧仇隙，或者怕袁专功，那也没有不向兵部乃至上奏崇祯之理。而此等需要多方部署和配合的大规模行动，即便辽东明军主力出战，也还需要看带兵的主帅是谁、出动的是什么部队。如是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当可有部分胜机，但此为野地浪战，向为八旗军之所长，即使是诱伏成功，也不得说有八、九成把握。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而毛文龙于事先和事后，又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息和计划，上报北京朝廷以及宁远、锦州诸镇官员，安得云其为诈降乎？
再退一步看，倘若皇太极真的出兵呢？如只是出兵宁锦、山海关，那也还罢了，盖因与皮岛无涉。可如果他先出兵来收取皮岛，则毛文龙又该如何处置？以他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根本不可能出岛对抗八旗主力。即如丁卯之役，阿敏只率部分八旗军出征朝鲜和皮岛，就使毛文龙所部驻守的铁山被破，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义州明军一万、朝鲜军二万尽灭，毛帅当时也就只是、只能、只敢隔海观望，滞于皮岛不出而已。所以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他唯一能做的依然还是在岛上观望，任其蹂躏地方，此等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于己无一点好处，因此这是无法简单地以诈降、虚言一类的假设来解释的。而且这些所谓诈降之类的假设，始终也只是个假设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所谓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也无法仅仅以这样的假设，就去推倒毛文龙自己所写的这些书信内容，并为毛文龙的所言所行做辩护。
综观毛文龙、王子登二人与皇太极的这十余封往来书信，其过程就是先议和，后打算归降并与后金里应外合反攻明朝之关城，关键在于因皇太极使者阔科的意外被捕，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生，因此大大阻碍了毛文龙的归降速度，甚至差点使此计划夭折。但是，此系皇太极单方面对毛文龙的归降诚意疑惑不定，而非毛文龙没有归降之心。毛帅主动邀约后金大军里应外合夺取大明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等处之言行，充分说明了他的归降后金反叛明朝的意向和行动是主动的，积极的。
因此，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起的影响。也许会有人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起事件对毛文龙归降的前后谈判，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责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25）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这一面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为因阔科事件而一直疑其心罢了。
所以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实在很难说是否会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盖其归降之意，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不杀毛文龙，光凭这些书信中所谈之谋——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及登莱二府以及率军登陆投诚后金，亦无人可保毛文龙以后是否就不反了，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若不然的话，只怕东江一镇可能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
另外，由于皮岛和后金两方来往均需自朝鲜过境，而朝鲜更需要负责双方使者的起居饮食，因此对双方交往之情形可说相当清楚。在毛文龙死后，《李朝仁祖实录》说朝鲜方面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此举，“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地方对毛文龙以及“斩帅”事态度之一。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余以为袁崇焕“斩帅”斩得并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等，亦是偏激过责之论。此外，樊树志先生在其前后数部论及袁、毛公案的著作中，始终对《满文老档》中这些对毛文龙案至关重要的书信不提一字，此举亦显然有失公允。
二，斩帅是非和“尚方剑”
但是，袁崇焕“斩帅”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那是否就可以说袁崇焕在此事上的处置上就无可指责呢？
显然不可以。
毛文龙死得不冤，但不一定非要当场诛杀不可，而且就动用尚方宝剑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一事而言，袁崇焕这样处置的合法性，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上，也绝非是无可指责的。
督师公忠体国，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自无待言，然性格过于刚直，甚至可以说偏激，以至处事全无转圜余地，容易激变，却是其个性上的一大缺陷。谢国桢谢老指袁崇焕斩毛文龙是“纯由私人挟嫌”固然不对，但其中确实也有袁崇焕个人性格原因在内，此亦无须为先贤讳
对袁崇焕身上的这个缺陷，明末辽东防线和关宁铁骑的奠基人孙承宗，曾一度大为恼火，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孙承宗孙阁老，文武全才武功赫赫，论胆略、学识、才干，于明季实不作第二人想。他经营辽东时，只论拔撰和收归帐下的文臣武将，便皆为当时上上之选。大帅良将如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满桂、马世龙等，谋士干吏则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俱可称一方雄才。他的军事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军事史和兵器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他，主持编写了《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开肇了明朝军队系统研究火器使用理论的基础，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辽东部队进而条例化、系统化、规模化地运用火器，最终在袁崇焕手上成就了明季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孙阁老以大学士巡边，以为王在晋不足付以封疆事，遂自请督师辽东，时以袁崇焕有担当而倚为左右手。
然而崇焕上任伊始，就显露了他性格中“果于用法”的一面：
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1）
关于此事来去，孙阁老幕僚、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则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此处“兵几变”一语，可见袁督师当时核虚伍斩其人后果之不测。与此相对应的是，孙阁老在天启二年巡边回来后，在评说关外诸将吏时就这样点评袁崇焕道：
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3）
“英发有担当，取其志”而“尚欲炼其气”以致大用，这就是孙阁老对袁督师的点评和期许。作为袁崇焕的直接提拔者和顶头上司，孙承宗对袁崇焕的这一观感，应该说是极中肯的。
督师“果于用法”，而容人不及阁老，亦是当时将帅对其之时评。后来抚定皮岛军哗的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多有论者对此人误解颇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为督师下狱被杀而公开抱屈者，也是袁督师入卫京师时的军中将领之一，然其亦道：
公（孙承宗）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4）。
应该说这些评介，都是相当公允的。
至于毛文龙者，固然桀骜不逊不受节制，其行亦足可论死，但也不是非要当场斩杀不可。
首先，袁督师以寥寥无几之护卫赴岛擒杀毛文龙，而毛帅之群下不敢动，由此可知若督师擒之而去，则其部下更当投鼠忌器，短期内当不至有什么失控之举，因此未必定要当场斩杀毛帅。也就是说，当时缺乏杀毛文龙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擒之乃至“请”之离岛亦可。
其次是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且谋叛，乃是因为看了后金的皇家秘档才知道的，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通敌证据确凿。但在当时情形下，督师即使自降人（譬如刘兴祚）处得到毛文龙暗通后金之消息，也不能算证据确凿，更无法籍此为凭而定毛帅叛逆之死罪，所以在他用来斩帅的“十二罪”里，通敌这一项就说得比较含糊，并没有十分明确。在此等情形下，督师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以急迫性和必要性而言，固然无需如此，在通敌一项的证据上，也确实稍嫌不足，故而督师如此处置确实有所失措。但如果看他为监军时“核虚伍，立斩一校”而“果于用法”的作风，则可以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三，在杀与不杀之间，未必没有可以权衡的利弊。
毛文龙官居一品兵镇海外，虽然按大明律，在“八议”之“议贵”、“议功”之列，通常情况下，有死罪也可免之，要动他需要“实封奏闻请旨”才能判罪。然据《明史》之《刑法志》记载，成化年间有上命道：
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
如此说来，则袁崇焕“斩帅”所用之“十二罪”，于“无赦”的十大恶内，至少符合两条：率军劫掠山东之行、“牧马登州取南京”之语，属十恶之“内乱”及“大不敬”之列；至于“不道”一条则亦毋庸多说，随便都可以抓出几个事例来，如《崇祯长编》中云其：“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等等，而这些问题，每一条均可自朝鲜以及明、清两方等处找到相当多的记载。所以曾有人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有违“八议”之例，这点是肯定谈不上的。以《明史》所载之无赦十恶罪名来看，督师以十二罪杀之，不能算违“八议”之例，因此就此条论，说督师不得。
只是毛文龙虽然有可杀之罪，但如果将其押回宁远，置于督师和宁锦镇之监督下或移镇锦州，挟文龙以令皮岛，就当时情形而言，应当胜于就地格杀。无论如何，毛文龙在开镇皮岛的前期，对明朝是有相当贡献的，其个人也有相当的能力，对皮岛和辽东半岛的相当部分部队和百姓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即使如后来的辽东一流战将祖大寿、赵率教等，其时不说官职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到他们担纲辽东战局时，他们在辽东的影响力，只怕也只是与毛文龙相当而已。而在当时的皮岛等地论，更可说显然有所不如，毛文龙是那里当然的领袖人物。因此如果挟文龙而令皮岛，无论接下去要进行移镇还是整编，对皮岛以后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需要顾虑毛文龙在京师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旦真掀起一场风波，是很容易导致反噬的。所以有可能在督师看来，既然其已经成了辽东整体战略部署的拦路虎，又有反叛之迹，而捉拿之后更有反噬的可能，还不如杀之一了百了。这，很有可能是督师斩帅时不能说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毛文龙抓回来之后能处置成什么样是一回事情，可以不可以抓回来处置，则又是一回事情。而且不论抓回来处置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只凭袁崇焕当时有能力有可能将毛文龙带回宁远或者京师问罪，就可以说他当场“斩帅”这一举动，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有所不足的，严格地说，还是不合法的。
樊树志先生曾在其讲座《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袁崇焕得到皇帝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的意思就是可以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就是凡是在你管辖的领域里面，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袁崇焕就是利用他这个特权先斩后奏，处决了毛文龙。
樊树志先生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
袁崇焕虽然拥有尚方宝剑，但这尚方宝剑的特权却并不是“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的，譬如斩杀毛文龙，就超出了尚方宝剑的权限，这就是我说袁崇焕“斩帅”不合法的原因所在——有关崇祯朝尚方宝剑的权限，就我知道，还未有人专门梳理过的，因此我做了些小小考据，当是首次清晰崇祯朝早中期尚方宝剑的应用范畴。
“斩帅”一事，首先并不十分符合在启动尚方宝剑时需不得不尔方才先斩后奏的状况；其次是即使有尚方宝剑，对毛文龙这样的一品总兵，袁崇焕不可以不上奏就便宜诛杀。
据《明史•杨嗣昌传》云：“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我们可知如拥有尚方宝剑就能“便宜诛赏”官员，但这“诛赏”的范围却是有限制的，因接下去在其传中又道：“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
明朝总兵官，无品级无定员，大小差异极大，其最高者为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通常或挂将军印或以公、侯、伯、五军都督任之，其等级甚高，如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的毛文龙，后来的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祖大寿，平贼将军左良玉等人就均是这一级别的总兵。在其下，又有镇一路的分守总兵、守一城一堡的守备总兵及与主将同守一城的协守总兵等等。由于这里提到的总兵与巡抚并列，且其后又有“监司、副将以下……”一句，则可知应是指与一方巡抚相仿之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或挂将军印的总兵。
除杨嗣昌传外，在《明史•杨镐传》中，则又一次明确地说到了尚方剑的具体用途：“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这和之前《明史•杨嗣昌传》中“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完全吻合。
由此可见，这剑是斩不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员的，只能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吏不经奏报就地撤职，但却可以斩杀巡抚和镇守总兵以下的监司、副将等官吏。
所以从律法角度看，袁崇焕即使手中有尚方宝剑，当场诛杀挂将军印镇守总兵的毛文龙，这也是属于非法擅杀，即便杀得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除非他持有崇祯特许的诏命。
综上所述，毛文龙就是有可杀、该杀之罪，袁崇焕斩毛文龙这一举动，既缺乏当场格杀的必要性，也不合乎当时法度，是以无论从后果还是法律程序上来看，这都可以说是欠考虑和不甚周全的，并非完全无可指责。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各种外部因素外，亦源自于袁崇焕激烈而“果于用法”的个人性格，因此若论及袁崇焕日后身死的悲剧，不得不说这其中肯定是有着袁崇焕个人缺陷原因在内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祯的性格缺陷以及党争等等各种外部因素。
我想，此事件发生后，即使崇祯在事后站在了袁崇焕一面，但他当时心中对袁崇焕“未杀不以请”这种不经上奏就违律擅杀一品大员的行为是否有微词，只怕真是未知之数。这也许就为袁崇焕日后之死，埋下了一个致命的祸胎。
三，归降之由
那么，身为一品大员的毛文龙为什么会有勾连后金之心呢？如果只仅仅是与袁崇焕个人有矛盾，显然还并不足以让他有叛明之心。因此，必须深入探究毛文龙归降后金的的动机和利益何在，才能理清楚这桩公案，而不是只注目于他骄纵难制等等表面现象。
事实上，毛文龙是有着强烈的个人原因和动机促使其归降后金的。
关于辽东地方对后金的战事，崇祯和相当部分大臣开始就达成了一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想全局部署辽东战局，就必须要把拥兵自重骄纵难制的毛文龙，自皮岛移镇出来，将他置于辽东战区最高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不再让他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
袁崇焕自孙阁老高阳先生经略辽东时起，就在辽东战守，对辽东各地的地理、将领、军力、民情都相当熟悉，此刻督师辽东，对移镇方案的支持自然更无须说。
其实北京朝廷想将皮岛移镇至宁锦的意向，早在天启年间就有了，不过被毛文龙以各种手段阻止或拖延，又勾结魏忠贤，最后终于不行。当时为了达到不移镇的目的，毛文龙曾对朝鲜“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拦阻赵佑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之后又再威胁朝鲜为他张本，要朝鲜国王“上本请留”（1），最后甚至私杀前来商讨移镇的赵佑，才终于把这事给拖了下来——天启时山海关旗鼓赵佑，为移镇事奉命前往皮岛，结果为毛文龙拦之于石城岛，而后不知所终。而朝鲜仁宗实录四年八月辛亥载有朝鲜官吏报告说“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七年七月丁亥，朝鲜右参赞张经世则道：“毛鹘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
到了崇祯元年，毛文龙又挟军重演故伎，但这次却是声称索饷直接发兵了。他拥兵压至山东登州境内惊扰地方劫掠，以至当地人民作鸟兽散，为当地总兵杨国栋弹劾。且对登抚声称自己取山东登州、南京易如反掌，以此证明虽然其所部兵乱山东，但并无叛心只为要饷。不过此事名为要饷，实则乃为威胁北京朝廷之举，盖因只是要饷要粮，只需少量官吏和运队前去交涉，断无大军渡海发至登州之理。这也是袁崇焕日后斩他时罪状之一的来由：“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毛文龙发兵内地州府索饷之威胁行径，亦是崇祯甫一登基就和朝中部分大臣达成共识、决定要毛文龙移镇的原因之一。自其开镇皮岛以来，到此时确实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而崇祯不得不出此方针，以避免日后酿成大祸。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登基后，朝鲜使臣奏闻使权怗在给朝鲜国王关于崇祯钦定逆案及施政方略等事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崇祯已打算要毛文龙移镇：“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钜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2）
针对丰城侯李承祚的奏章，崇祯这“浮谈市德”的四字评判，基本显露了他对皮岛移镇的态度。而移镇之议如果真的成为定局，毛文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皮岛的问题实在太多，一旦被归于辽东督师的直接指挥下，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只是毛文龙虽然不接受移镇，但皮岛的诸多将领，却对移镇不都是不支持的，而且即使有相当部分将领不明确表示支持，可也不等于是反对的。譬如毛文龙的副手陈继盛，就对毛文龙恣意妄为就不甚满意，而对毛文龙抢掠朝鲜地方等不利明朝和皮岛之行为，更是相当反对，但其一直以来为毛文龙所压制，所以也是无可奈何。他对移镇之议，态度就很暧昧，其言辞之间尤其值得玩味。
崇祯元年，毛文龙曾劫得朝鲜国的数十船米，陈继盛当时曾阻止道：“久住丽地，既有相资之道，又有同舟之势，岂可行此无名之举，以失丽民之心乎？”毛文龙找借口道：“既与多官议定，似难更改。”此事一直闹到朝鲜国王出面求情，而毛文龙又惧怕此事被北京知道，双方方才议定留下四船米与皮岛，其余的则放还朝鲜。当时毛文龙又威胁朝鲜大臣金起宗道：“贵国移咨请罪将官，甚可骇也。……似闻国王将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云，而语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慌忙以“此言从何出乎”等语辩白，方才了事。随后金起宗和朝鲜管饷使二人前去拜访陈继盛，当说到米船之事时，陈继盛道：“岛中议论，朝更夕变，俺虽极力周旋，言不见施，反见惭恧。四月间当有结局。”金起宗问道：“所谓结局者，指何事耶？”陈继盛道：“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3）
这位陈继盛的身份，相当特殊。他不但是毛文龙的副手，还是其岳父，因此所言自当不虚，再结合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所发之奏报文书来看，可知崇祯确实自登基时起就有了移镇之意。
袁崇焕在督师辽东后，开始加紧实施移镇计划，以图全局部署辽东战事。这应该说是上秉帝意，下顺时局，也十分符合袁崇焕自己的意图的举措，而于此亦能略可说明崇祯一见袁崇焕而亲信之，绝非仅因其胆壮而已，必然还有对时局见解也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气相通成分在内。
但这对毛文龙来说，却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局面。如袁崇焕所说，毛文龙是不会愿意有人插足皮岛事务的，其“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等等作为不一而足。按例，大将在外，当以道臣监军，然而毛文龙不但拒绝接受，甚至侵凌抚臣，以杜绝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指挥部对他皮岛这个独立王国的影响，而明廷因考虑到“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最后被迫不得不以饷臣监军而向其妥协：“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
毛帅所做的这一切，最后甚至逼得督师袁崇焕把脑筋动到了改变朝鲜进贡航道的这条路上，想借此打破毛文龙对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最高指挥部的封锁。袁崇焕启奏崇祯帝，要求把朝鲜贡船的终点自山东改到宁远，此举得到了一直要求毛文龙移镇的崇祯帝之大力支持，当即下令改变朝鲜贡船的终点站，袁崇焕因此极为感激崇祯，他在上奏谢恩时道：“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4）
而崇祯帝对毛文龙此等屡屡抗命、拒不移镇的举动，自然也是十分恼怒的。在后来发给兵部的上谕中，他就斥责毛文龙“屡奉移镇明旨，肆慢罔闻”（5），即是明确了毛文龙此前屡次抗旨不遵试图独大皮岛的行为，这也与陈继盛所说“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之情况符合若契。
除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的情况外，崇祯要毛文龙移镇的部分原因，或者说毛文龙不愿意移镇的部分原因，也由陈继盛在之后说了出来。
当金起宗继续追问他“老爷有何失，致有科参乎”时，他这样答道：
当初军兵闻奏之数，验其实额，则未满十分之一，而浪费钱粮，终归虚套。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余将官，则待之太薄。客商买卖之际，掊克入己，彼此商贾，并皆称冤。（6）
身为皮岛毛帅的副手兼岳父，陈继盛自然是最清楚皮岛到底有多少兵员、到底有些什么违法犯罪之举的人之一。
毛文龙一直以来动辄自称有兵“数十万”、“二十余万”，并以此数上报朝廷，大肆索要粮饷（7），这在天启年间就已屡屡遭到大臣们的参奏。
明廷首次核定皮岛人员，是在天启六年。当时兵科给事中王梦尹与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出使朝鲜，同时奉别旨查核毛文龙所部状况。二人在朝鲜得知毛文龙以武力威胁朝鲜，要朝鲜为其张本外，又曾以帮朝鲜国王讨得明朝封典为名，勒索朝鲜方面银两四十万及粮草若干等项劣迹，遂决定于归途经过皮岛时点阅检视其兵员以及粮饷情况。
当时毛文龙座下的都司杨祖宁在得知道此消息后，不屑地道：“阅不成。”问其何以阅不成，答曰：“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一个帐下都司就敢于如此赤裸裸的威胁，皮岛将兵之骄横，于此可稍见一斑。事实上，姜、王二使在皮岛期间，又接到了皮岛士人从这位都司杨祖宁嘴里听到的另外一则消息，那就是毛文龙准备反叛：
丁未，时毛镇中有士人倪汝听者，密告于姜王两诏使，极言毛将与虏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状。……辛亥，倪汝听密揭略曰：毛帅巳于本月初三日，约大小将领，束牲载书，盟天誓地，共发大乱。听有一帅兄扬祖宁，见任都司，与听莫逆交也，听婉转委曲，探讨谋叛的确消息，祖宁即沥肝膈以告听曰：谋叛无他，首因丽人进贡，谮疏毛帅，毛帅怒之。兼以武抚与毛帅仇，毛帅恶之，又各处上疏不止，毛帅益大不快。遂使诸将挑兵，先杀附近丽人，探其马匹弓矢器械，储粮畜锐，直造王京，厮杀一场，令其降服，然后整顿诸备，攻取山东，到一处，收一处，大事可图也。（8）
杨祖宁此刻所谓的反叛，当是为毛帅指使而刻意为之，以此要挟、威胁朝鲜及两位使者之言，目的大约一是要朝鲜帮自己说话少说对皮岛不利之语，二则是阻挠移镇，三就是要两位使者大人核查人头时识相点、老实点了，不识相的话你就回不去。
可惜，朝鲜或许怕毛帅，但姜、王两人却并不为毛文龙所胁，坚持照实检点，最终的结果是“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9）。
毛文龙所说之“数十万”、“二十余万”兵马，果然如陈继盛所说的那样，“终归虚套”。要说皮岛有多少人，似当如黄中色所核定，理该不多于六万，因皮岛不过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已，哪怕都住上人能多少？不过如果加上沿路到旅顺、宁远觉华岛的石城、双鹿等等这一系列小岛屿的话，那十几万居民也许是有的，因为当时有相当部分辽民和蒙古、朝鲜人为避战火而住在这一系列岛屿上。但要注意的是战斗人员绝不等同于居民，也并不等于完全接受皮岛之统辖，因此姜、王两位大臣才有“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一说，这二人在这一点上，既没有徇私，也没有恶意缩水和毛帅过不去，可说极是公正。
其中，姜曰广此人又素有“忠诚正直”之名，虽毛帅及部下不逊，在回到北京后，他在奏章中说的依然极为公允，甚至可说是在大力褒扬毛文龙的：
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10）
褒扬归褒扬，他的话还是说明了皮岛的真实情况的。皮岛之兵，“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所以只能做偏锋，用来搞诸如“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之类的行动。以此而言，“能用者只二三万”确实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与后来山东登莱道王廷试所阅称的二万八千人（11），以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队被整编为四协共二万八千人的数据（12），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出入，且和陈继盛所说岛上实额“未满十分之一”之言亦大致对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姜曰广虽然肯定了毛文龙部队可以“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但他在皮岛阅视部队后还曾经说过：“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13）。这说明他认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并不是很大，显然无法对后金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起牵制作用。这位行事持正又亲临皮岛检察的当时人所说的判语，不但明确了当时皮岛的兵力状况，也为我们判断毛文龙在当时明清辽东战局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
皮岛长期以来有着如此之大的粮饷出入，而崇祯帝新登帝位便着意于精兵减饷，一再要求兵部和各地都严查冒饷之事，又十分注意辽东战事，马上起用了被魏忠贤闲置的袁崇焕复镇辽东，在此局面下，如果东江真的移镇成功，一旦袁崇焕或其余朝中大臣又继续参奏东江的话，则毛文龙冒饷冒功等事必然事发。而此刻毛文龙又已置于宁锦之地，不复当初拥兵海外、朝廷投鼠忌器的局面，一旦真要对他进行处置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文龙畏惧之心油然而生，是故绝不愿移镇宁锦。
另外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之塘报中，毛帅虽然几乎封封不忘索饷，但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却各有一封相当之长的算帐塘报，乃是与登抚及户部打官司的，其中说朝廷发放的饷银与东江实际发放数之间的巨大差额，是被他手下几名不法分子给贪污了，但其口径显然前后不一。
如天启六年八月初九塘报说其麾下毛应时、吴宗武等三人，于天启三年出任差官，先时对商票每百两扣二十，后来干脆加三加四扣之；但到了崇祯元年正月十九的塘报，此数字则一变为加二加三扣之，其间之差异有一二成之多。同时在崇祯元年三月廿六日与旧登抚武之望的打官司塘报中，可知他那三个手下早被武之望扣押登州，他当时从武之望手中索之不得，于是此际改而指控武之望包庇罪犯不放三人出海，三人等等罪行，可到了十月的塘报毛帅却又说“见今三犯监禁登府，专候勘问查理”云云。
此旧登抚武之望，为明著名学者唐顺之弟子，于天启四年出任登莱巡抚，五年末因与毛帅不和，为安抚毛帅，朝廷将其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崇祯二年卒于号称“第一军门”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武之望的生平口碑极好，其著名的就是不结党、为人刚正，因此得罪的人不少，且在为官之外此人还是有明一代之名医，声名卓著，其著作《济阴纲目》迄今依然是中医妇科的重要典籍，有关其人身行，康熙本《临潼县志》载曰：
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从学于荆川先生之门，得姚江正派。万历戊子省试第一人，遂成进士。宰霍丘、江都，皆有能名。擢吏部，寻主文选直，忤当路，有山涛之风焉。……生平正色，立朝不为朋党，遇事独断，曾不依违两可；至居乡则恂恂，未尝以才能势位加人也。所著有《扣缶编》、《举业卮言》、《鸡肋编》、《吐质编》、《医帜》、《疹科》、《济阴纲目》行于世。
而问题在于毛帅和武抚的官司重点，恰恰就是天启四年、五年在武之望任登抚期间，发现了皮岛所谓被三名毛军差官贪污了的四十四万两饷银差额。
依毛帅元年算帐塘报中所言，到崇祯元年，这起毛帅自己算出的差数就达四十四万两之巨的东江冒饷、贪污官司还远远没有结案，四十四万两依然不知下落。而崇祯一登基就全面启动汰兵减饷计划，对这一数额巨大的贪污饷银官司显然不可能不彻查到底，而这两事恰恰又是毛文龙最无法接受的。因为即便如他所说，所有贪污克扣都是他手下三人所为，问题在于这三人并非同一批官员，而是前后两次派去登莱处理饷银事务的。照毛帅说乃是前一次去的毛、吴二人教坏了后派去的韩文翼。然而，按毛帅说法皮岛缺饷一直严重，这四十四万两乃是户部已批准拨下来的折色银，当是重中之重，何以号称部下快饿死的毛帅居然数年不觉，在天启三、四、五年这段时间内迟迟不能发现，不抓毛、吴、韩，要到武之望发现此事扣押三人并上报北京后，至天启六年武之望离任，毛帅却开始把责任全归于武之望之包庇？
再者此等官司，自应付有司审理，而毛帅一面声称说那些银子朝廷只向这三人身上追索就可，此事与他全无关系；一面却又再三再四地强要将此三人带回皮岛去审理对质，其用心已昭然可揭矣。
那么，毛文龙的东江塘报中所开列的朝廷发放军饷清单又对不对呢？
可以说完全不对，因为他的清单和兵部所实际发放的清单对不上号。对此，《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九月甲戍条下，有载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自朝鲜及皮岛归来所上疏中曰：
历年所发，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则臣部之为实解，而不为文龙之所实收，可知宜行文登津山东布政司及总兵毛文龙，各查实解实收兑支数目，尽数报部。已完者方准开销，未完者作速补给，庶钱粮俱有著落，不至臣部已存乎见多，而文龙犹存乎见少也。
姜、王二人身在北京，兵部、户部也在北京，此等样事一查底档便知真假，甚至都无需隔日，是以文龙揭中之数有问题当无疑矣。
“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多寡互异，其收数不及臣部发数之半，且错综莫能吻合”，只这一句话，就可知只要一旦真的彻查皮岛粮饷问题，必然是个死局。盖皮岛帐目上的收数还不及北京部发数之半，其差额已远不是毛文龙自己说的那四十四万两所能解决的。
这些袁崇焕知道，其实朝廷也知道，所以为安抚尾大不掉之毛帅，只能不以道臣监军而改由饷司如黄中色等兼任；历任登抚也知道，所以几乎历任登抚均无法与皮岛搞好关系；毛文龙自然是最清楚这一点的，但崇祯上台后与袁崇焕的一系列行动，让他明白了此次北京方面对移镇的决心，知道这回不移镇几乎是不可能了。因此他的叛明行为，有着相当充足的主观和客观理由。
而毛文龙与后金方面的一系列归降谈判，又表明了他心里的盘算就是要叛明，若其真无不臣之心，毛帅何敢有纵兵登莱及放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这种狂悖言行，这已明确表明他哪怕是反出明朝也不会自皮岛移镇大陆的。看其纵兵登莱的时间，又在与他和皇太极书信谈及归降的时间后，而其纵兵登莱的理由则更是滑稽：被风吹过去的——“漂风”。这些，很难让人不得不有所怀疑。
再就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书信中频频谈及并被其做为筹码的刘兴祚兄弟问题，也是他不愿意移镇的理由之一。刘氏兄弟归明，人数众多，且为当时归降之后金将领中官职最高者，甚至辽东和朝鲜民间都有传说努儿哈赤甚爱之，曾要将其孙之乳母女嫁与他。而刘兴祚之主动归降意向和行动，乃早已有之，先后经手者有登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等，袁崇焕亦有接触，而毛文龙却向朝廷声称其兄弟是自己从阵上招降得来，不但将袁、沈等人之作为全吞为一己之功，连刘兴祚兄弟毁家诈死、主动反正之功，都被贪墨成了毛帅临阵招降之功劳。
只可惜刘兴祚脱逃时，其弟刘兴基乃是逃往与他早有联络的袁崇焕处，且刘兴祚到皮岛后发现毛文龙讹称其是阵上招降而来一事，又秘密派人前往袁崇焕处揭发此事，因此此事一旦发作起来也非同小可，是以后来袁崇焕斩帅的十二罪之一，正是此事。因此毛帅自己也很清楚，此事轻则让他回西湖边在荐桥重开测字摊，重则进监狱或者掉脑袋，这是一颗毛帅自己一手制造却再也无法控制、足以终结其仕途的大炸弹。
自天启年间就开始了的移镇之议，到了崇祯手上几成定局，而皮岛存在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说之前屡抗明旨拒不移镇这些，只是冒饷贪污、冒功等等问题，就足以逼得毛文龙不得不早做打算。
投靠后金、遥领封号自成一国，显然是他的如意算盘。如他与皇太极的信内所说那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同时后金要给他足够高的待遇——“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显然，他最理想的打算是利用明、后金、朝鲜三方势力互相掣肘，自己居间取利，拥兵独大于海外，试图和朝鲜一样成为附庸一国。不过后来皮岛势力的结局证明，这一谋划其实是后金和明两方都绝不会接受的，也都不会允许其势力以这样的形态而存在；
如若独立不成，则他只能依附后金，在后金听调不听宣，合力抗明夺取明廷之山海关及登莱等处后，“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等而下之的，当然也是皇太极方面最希望看见的局面——毛文龙率部登陆彻底投降后金，也就是他信中说的“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乖乖依附后金。
但无论最后事态发展成怎么样，毛文龙的这些谋划，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叛明，而后归降或者依附于后金，以达到拥兵独大于海外的目的。
（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明史》卷三百二十，外国一朝鲜；《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六月兵科抄出袁督师斩毛帅题本：“臣自到任后，即收拾关宁兵马，未顾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望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于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
曾见有人将此题本中“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两句，句读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云云，致使文意大变，竟为崇焕派张继善禁他人不得入毛帅军中。本句上下连贯，前有“于是乎……以监之”，始有后句“又……以窘之”，句式一以贯之，断为“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用词不当、文法不通且不论，按张继善为毛文龙帐下游击，镇江堡起事以千总之职跟随毛帅，其时尚在皮岛军中，毛帅塘报中明言派其前去旅顺驻扎，又安能为崇焕所遣而横绝旅顺禁他人入毛帅军乎！而崇焕为应对此举，遂于后请改贡道至宁远，正是借此为间，打破毛帅旅顺之封。其无知而妄，莫此为甚。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中朝改定我国贡路由觉华岛，从经略袁崇焕议也。”
四，斩帅与“已己之变”及东江崩溃
“斩帅”之后，袁崇焕将东江部队整编为四协，其中三部是由毛帅旧部带领，即其岳父副总兵陈继盛、其义子毛承祚，自后金归来不久之刘兴祚，另一人为袁带来之徐敷奏，其中陈、刘二人乃皮岛将官所推。平心而论，此四人中只有徐敷奏算是袁的嫡系，刘最多只能算是亲袁的中立派。
袁崇焕此举虽有安抚皮岛军心之意，但也可表明袁崇焕斩帅实为毛文龙一人，不是针对东江镇。且从其后他对皮岛部队的安置及使用看，如崇祯二年夏的招刘兴祚做东江安排等，也说明他斩帅的目的就是要将东江置于辽东最高指挥当局直接控制之下，是用而不是撤，而他之前一再要求毛文龙及与公开表示的，也正是移镇，不是撤镇。
其实朝中一直有“用岛”和“撤海”两派，袁崇焕显然是用岛派，当然前提是东江镇要能“用”，一个不听指挥无法调用的东江镇，显然是无法将其置于辽东整盘军事计划内的。事实上，一支耗资巨大而又无法指挥的部队，对崇祯来说也是没有存在价值不会被允许的，这也是崇祯之前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移镇，并给予袁崇焕诸多方便和权利的原因之一。
然袁崇焕死后，袁崇焕案中的“杀袁”派大将、兵部尚书梁廷栋，随即以东江不见牵制之功，否定了用岛，正式决定撤海。
说到东江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有部分学者是以为很大的。如前所举之樊树志先生，甚至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那么“己巳之变”是否就是袁崇焕斩帅的直接后果呢？
余以为非也。其“己巳之变”，和斩帅基本没有关系。
其一，盖因“己巳之变”之变前，后金倾巢而出攻击锦、宁非一次两次，尤其是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战，奴尔哈赤亲临城下，全不以东江为意。若东江一镇仅仅更换一名主帅就能使后金军无后顾之忧而大举南下，则其前何以能大举攻锦、宁？且袁崇焕于宁远战役起始尚希望于东江牵制之功，是以于疏奏内不无溢美毛帅之词，然东江卒无响应，袁崇焕对毛帅失望颇多，其对毛帅领导下的东江牵制之用有所怀疑也正是自此而起。而天启帝亦于此年二月指责毛文龙曰：“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1）。
其二，崇祯二年之“己巳之变”，实因后金于“丁卯之役”解除了东面朝鲜之威胁，其后又绥服了漠南蒙古，解除了来自西面之威胁，并打通了从蒙古入侵明朝的新途径，局面已非之前入关仅有山海关一条路了。且至此时，明、蒙古、朝鲜对其的三面夹击之态势已经基本破除，经济封锁也不再成立，其生存空间大为提高，经济和兵力一举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己巳之变”中大批成建制的蒙古兵马之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己巳之变”和东江主帅之变更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后金从来都很清楚山海关防线极难攻破，宁远大战就是一例。要破山海，先要破宁远，而要破宁远，必先破锦州，面对关外大批辽东明军精锐，后金很清楚这绝非是短期内就可以做到的战略目标。因此其一直在寻求自蒙古过境进攻明朝腹地的新入关途径，这是自天启中就已有的传言，不是什么秘密，如毛帅在天启时期的塘报内就频频提及。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蒙古并不为后金所服，且其中还有相当部分部落是亲明势力及后金世仇，如察哈尔之林丹汗所部等，和朝鲜一起对后金构成了夹击之势，双方不开战就已经不错了，遑论要自其地过境侵明了。
皇太极登基后，先于明天启七年发动“丁卯之役”，以武力逼迫朝鲜李朝，使之签定了江华和平壤两份盟约，一举解除了朝鲜之威胁。此一役中，毛文龙损兵折将，陆上所部全为后金摧毁，其本人与岛军更是龟缩于诸岛毫无作为。
皇太极随后又于明崇祯元年，又发动了远征漠南蒙古之役，其于二月亲征率军攻打敖木轮之察哈尔多罗特部，此一首战告捷，杀台吉古鲁、获一万一千二百人。
九月，皇太极再次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此次他以盟主之身份，遣使传谕“蒙古科尔沁国诸贝勒、喀喇沁部落塔布囊等，敖汉、奈曼及喀尔喀部落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2）。随即蒙古之敖汉部济发琐诺木杜稜，奈曼部达尔汉巴图鲁衮出斯，喀尔喀部诸贝勒，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喀喇沁部汗喇恩喀布、布颜阿海之子台吉毕喇什、万旦卫征、塔布囊马济、贝勒耿格尔及塔布囊，喀喇沁部首领苏布地杜稜等，俱率兵来会。
九月下旬，皇太极率领下的满蒙联军大败察哈尔林丹汗等部，一直追杀其败兵至兴安岭，十月中旬，皇太极率大军凯旋沈阳。
此次漠南蒙古之战，正式确立了后金之盟主地位，成功地使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明确了臣属关系，“令悉遵我朝制度”（3）。
正是因为后金于天启七年逼和朝鲜、于崇祯元年绥服了漠南蒙古大部，基本解除了来自东西两面的侧翼威胁，并顺利打通了除山海关以外进逼北京和内地的第二条路线，因此才会于崇祯二年末发动了自蒙古过境的“己巳之变”。大批满蒙联军绕开了后金此前屡屡碰壁的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自蒙古直扑蓟镇之喜峰口一线，破关而入进逼北京。自此后，后金屡经此路线破关而入为祸内地，此途径成为了宁远、山海关防线未破前的清军入关之一贯路线。
至于东江，在毛文龙死后兵力依然，而且继任的四协将之一、也是东江实际领导者的刘兴祚，其威胁对后金来说，更是远大于毛文龙。
刘兴祚，辽东人，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因小罪降后金，更名刘爱塔。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刘兴祚被奴儿哈赤任命为位于辽东半岛西半边的金、复、盖、海四州之南四卫总管。皇太极时期后金征朝鲜的丁卯之役中，他是后金的最高谈判代表，出使朝鲜王京与朝鲜国王直接进行了盟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可见其在后金地位之高。
由这样一个曾在后金为官为军数十年，极其熟悉后金地理、风俗、语言及军政内情的前后金高级将领来负责东江军事，显然远比毛文龙的威胁要大得多。但后金却并不以此为意，依然发动了“己巳之变”，足见东江镇在后金诸人心中没有多大分量。事实上，东江最大的作用乃是靖卫朝鲜，使朝鲜不倒向后金一方，同时做为跳板，方便明朝山东登莱明军能联合朝鲜一起对后金发起军事行动，而朝鲜一旦与后金媾和，则后金东面的威胁基本已告解除，东江最多只能起到骚扰作用，无多大实际意义，如姜氏所言：“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
此点也能证明“己巳之变”与毛文龙之被杀、东江军事长官之更替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有刘兴祚这种极具威胁的人物放存在于对其后方有很大威胁的军事据点里，后金焉能无动于衷，正是因为后金知东江之威胁有限，才敢放心南下。而其之前频频全力犯锦宁防线时东江之无所为、不能为，亦足证此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斩帅和关东江崩溃及毛氏部将降清之间的关系，此一问题的事迹是比较清楚的，其完全和斩帅无关，反而是因为袁崇焕之死，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东江崩溃和部分原皮岛将领归降后金，其间并无多少可以讨论的，因此只简单叙述其经过于后，聊备读者参考。
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招刘兴祚致锦州面授机宜，此期间以刘兴祚弟刘兴治暂统西协事。十月，袁崇焕命刘兴祚回皮岛整军并委其总管岛民，但由于风浪过大，刘兴祚及其弟兴贤滞留于宁远。十一月，袁崇焕率军回援京师，刘兴祚因手下无兵遂未随行。
十二月初，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孙阁老出镇山海关，此刻刘兴祚手下有宁前道孙元化所拨兵八百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兴祚倚仗自己熟识后金军事及语言，率部假扮后金军突袭青山营后金军，大获全胜，斩获颇多。皇太极得知此为刘兴祚所为后，大怒，特地调集大军连夜追击，最后刘兴祚为其追及，刘兴祚战死，其弟刘兴贤被俘。
袁崇焕死后，兵部尚书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四月，以皮岛不能体现其牵制之力，决定撤岛，准备将东江兵马安插到锦宁一线，关外精锐则撤回至山海关一线，并派副总兵茅元仪前去执行。
但由于茅元仪以扣押军饷为手段进行移军，导致了东江部分士兵军哗，随即陈继盛又误信传言，以为刘兴祚未死因而对刘氏兄弟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同时刘兴祚死后朝廷又迟迟未予以应有的恩恤，这一系列问题致使暂统西协的刘兴治激愤之下，于四月十二日率七百余人哗变，斩杀了陈继盛和钦差刘应鹤等百余名官兵。
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当时北京对皮岛的控制鞭长莫及，又担心激变之下其反攻登莱及山海关而成为敌对方，因此不但不予处分，反而将刘兴治升为副总兵以示安抚，同时调遣素为刘兴治等人所惮的宁前道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以对其进行压制。
而刘兴治也明白他如继续留明形势不会太妙，遂于崇祯三年七月与皇太极达成盟约，自称属国归附后金，但同时对北京却依然谎称与后金交战斩获多少云云，继续保持其明朝将领身份，这样做一则可以继续获取军资粮饷，二则不至于引来来登莱和宁远明军的攻击，试图在后金和明朝的夹缝中生存。
崇祯四年三月，皮岛因与刘兴治关系密切的后金归降人员与当地汉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兼之原本岛中各系将领之间的权利之争也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剧烈冲突，引发了岛中大规模武装内讧，而原来一直被压制的明军将领沈世魁等人与刘氏兄弟中亲明的如刘兴基等，乘机斩杀了刘兴治一派势力，并将其几人首级送北京，皮岛又复归明军直接控制之下。
经过这一变故，兵部尚书梁廷栋为形势所迫又改变了主意，准备用岛，但旋即去职。此时后金已获知皮岛内讧之消息，调集部队企图乘机攻占皮岛，但在新任总兵黄龙及张焘、沈世魁等所率的岛军和新调来的登莱明军水师，尤其是孙元化麾下葡萄牙教官公沙的西劳率领之西洋炮兵的反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离去。此战震动一时，时人谓之“麻线馆大捷”。
其后，隶属孙元化麾下的原皮岛将领耿仲明，先因其在黄龙军中之弟耿仲裕索饷哗变被黄龙所杀，而黄龙上疏请问罪耿仲明，同时又因孙元化遣其与孔有德等北上抗后金军时粮饷不继，因此怨愤，最后举兵叛变，在山东等地与明军周旋一年多后不敌，遂浮舟出海归降后金。此举最严重的后果是因此让后金得以建立水师，并获得了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的大炮制造和操作技术，使后金有了水师及生产和建立炮兵的能力。
此后自崇祯六年起，后金在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降将的辅助下，经过五年多的反复拉锯，终于逐步瓦解和占领了原东江镇的大部分岛屿，明朝遂不复再置大帅，东江镇于崇祯十一年沈志祥降清后，彻底崩溃。
（也是多年前出版的书稿中一篇旧文，大概是七八年之前写的？因前阵看见有关袁崇焕之事的争论，于是就贴一下。）
